赵丽宏：新的高度，属于中国

引子

那根黑白相间的横杆，又一次缓缓上升了；那根长达四米的横杆，被搁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升起横杆的那两双手，在微微地颤抖……2.37米！跳高电子计数器的屏幕上，显示出一个闪闪发亮的数字。巨大的北京工人体育场沸腾了，千万双眼睛，紧张地盯着那根高高地架在空中的横杆，盯着那个准备冲向横杆的年轻人。郑凤荣、倪志钦，这两位曾经打破世界纪录的跳高老运动员，也坐在人头济济的看台上睁大了眼睛……年轻人啊，你，真是那个要把人梦想了多少年的愿望变成现实的人吗？你，真是那个将以凌空一跃而震惊世界的人吗？

你还那么年轻啊！

2.37米！是的，这是一个人类至今未能逾越过的高度。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数以万计的跳高运动员来说，这是一座未曾有人登临的珠穆朗玛，是一个充满着诱惑却又冷酷无情的高度，多少次雄心勃勃的冲刺，都随着横杆轻轻的抖动、坠落而成为泡影，多少双蓝色的、黄色的、棕色的眼睛，仰望这个高度，一次又一次闪烁出畏惧和沮丧的寒光……2.37米！是的，他，年仅20岁的中国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准备向这个举世瞩目的高度冲击了。他稳稳地站在离跳高架二十米远的地方，沉着地用手捋着披到额头上的柔软的头发，仿佛要理一理决战前千头万绪的思路，要放松一下高度紧张的神经，要捋去所有的怯懦和不安，要聚拢起一切意志和力量……横杆，像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迎接他跃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

哦，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让这个紧张的场面暂且“定格”吧。在朱建华冷静地捋着头发的当儿，让我们喘一口气，细细打量他一番。

他，并没有一般运动员的那种慓悍粗扩，粗粗一看，似乎还有几分书生的文弱和秀气，然而，那1.93米的个头，那硕长灵巧的四肢，那瘦而精干的躯体，那浑身散溢着的虎虎生气和不可抑制的热情，令人信服地告诉你：是他，没错！就是那个不断创造着奇迹的“飞人”！

他确实是世界跳高史上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内行的人们也许都知道，跳高运动员想提高一厘米成绩，其难度实在不亚于登一座巨峰。从1962年，苏联运动员布鲁梅尔创造2.26米的世界纪录；到1980年，民主德国选手韦西格跳过2.36米，漫长的20年，世界跳高纪录只增长了10厘米，平均每两年才提高1厘米。而朱建华，从1973年开始跳高，训练不到十年，成绩竟提高了1.23米，平均每年提高10厘米多！

此刻，面对着架在空中的那根超过了世界纪录的横杆，朱建华显得那么沉着，那么冷静，真有一种“大将风度”。是的，他虽然刚满20岁，在运动场上，却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骁将了。如果回顾一下他所经历过的拼搏，你就不再会惊讶，你将会明白，他的这种“大将风度”是如何形成的。

好，让我们把日历往回翻三年，翻回到1980年6月，让我们随着一群群肤色不同的观众，再一次走进墨西哥城的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吧！这里，正在举行“圣地亚哥·中泽”国际田径运动会，绿茵场上强手云集，龙争虎斗。初出茅庐的朱建华，刚刚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以2.19米的成绩赢得了跳高金牌，也风尘仆仆地赶来参战了。他的脚上还带着伤，裹着绑带。可谁也不把这位17岁的中国中学生放在眼里，尤其是夺标呼声最高的苏联运动员穆拉多夫，根本不把朱建华当一回事。

比赛开始后，人们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穆拉多夫从1.95米起跳，朱建华却从2.04米起跳，横杆每次升高，朱建华总是轻松地一跃而过。最后，只剩下穆拉多夫和朱建华两个人了。2.15米，穆拉多夫跳了三次才过去；2.17米，他跳了两次：朱建华都是一跃而过。2.19米，两个人都是一次过杆。横杆升到2.21米，对朱建华来说，这是一个从未跳过的新高度。穆拉多夫第一次试跳，身体擦到了横杆，但横杆只是轻轻抖了一下，没有掉下来。朱建华跳了两次，失败了；第三次，他咬了咬牙，奋力跳了过去。横杆又上升了二厘米；2.23米，比朱建华刚刚在意大利跳出的最好成绩高出四厘米！横杆，似乎偏袒着穆拉多夫，他第一次试跳时，脚又碰到了横杆，结果依然像前一次那样，横杆只是在空中微微抖动着，却不肯掉下来。朱建华又连着把横杆碰下来两次，穆拉多夫微笑了，他昂着头，在场子里蹓跶起来，嘴里还轻轻吹着口哨。他似乎确信，金牌一定是属于他的了。也许这样蹓跶、吹口哨，还不足以表现他的乐观，他索性坐下来，解开了鞋带……朱建华的目光和他相遇时，只感到那一对棕色的眼睛里，似乎射过来两束寒光。他激动了！周围的喧嚣和狂呼，一下子从耳畔消失，他只听见自己的心在猛烈地擂着胸膛，擂得他全身热血沸腾。

一定要跳过去！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17岁，在有些人的眼里，还是一个毛孩子哪！

可朱建华那稚气未脱的脸上，却早已消失了孩子的天真和稚憨，那紧锁的眉峰，那炯炯的眼神，那抿得紧紧的嘴唇，都显示着男子汉的刚毅，显示着中国青年一代的尊严。这时候，朱建华觉得，他不是代表一个人在和对手较量，而是代表着中华民族，代表着祖国！第三次试跳，他风掣电驰般地冲向高高的横杆，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丝畏惧——踏跳、腾空、过杆！成功得干净利落！

好样的，中国小伙子！墨西哥的观众和中国田径队的伙伴们拼命地为朱建华鼓掌，欢呼喝彩的声浪几乎要淹没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这一下，穆拉多夫的潇洒和悠闲顷刻溜得无影无踪，他紧张了，他慌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比他年轻的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小伙子，竟能征服2.23米。鹿死谁手，现在难讲了。

横杆升到2.25米，穆拉多夫第一次试跳失败，横杆不再偏袒他了，从架子上弹下来，飞得远远的。朱建华却仿佛跳神了，第一跳便高高地越过了横杆。穆拉多夫那双棕色的眼睛里，悄悄地弥漫起失望的云雾，他再也发挥不出来，后两次试跳，也都把横杆碰出老远……庄严的中国国歌响起来了，朱建华胸前挂着金牌，微笑着站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下，又一次体会到了胜利者的欢欣，体会到了为祖国争光的幸福。穆拉多夫折服了，主动过来拉住朱建华的手，发出了由衷的祝贺和赞叹。他怎么也无法想象，这位默默无闻的中国小运动员，怎么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成绩提高了整整六厘米。这实在是奇迹：……这场比赛，也许只是朱建华跳高生涯中的一支普通的插曲。他已经在经常不断的拼搏中练出来了，无论比赛如何激烈，无论对手如何高强，他不会紧张，也不会慌乱。他胸怀着崇高的目标，冷静沉着地注视着上升的横杆。横杆，像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迎接他跃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1973年“六一”儿童节，朱建华只能跳过1.10米；1981年，在18岁生日过后不久，他便在日本的一次国际田径赛上飞跃过2.30米，从此跻身于世界优秀跳高选手的行列；到1982年1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亚运会上，他以轻松优美的凌空一跃，越过了2.33米的横杆，轰动了亚洲，惊动了世界，成为这一年世界上跳得最高的人。

草窝啊，草窝，中国的鹰是从这里起飞的！

朱建华，你可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吗？

知道，朱建华当然知道！每次向新的高度冲击时，他总是能感觉到无数灼热的注视，这种注视，使得他浑身火燎一般。这个震惊世界体坛的年轻的中国之鹰，他知道，祖国在身后注视着他，他知道，在不可计数的眼睛里，有几双深情而又热切的眼睛，正在一片温暖的幽暗里执着闪烁着……那是在上海，在一条狭窄嘈杂的小街上，在他的那个十六平方米的家里面，在他睡觉的那个小阁楼下，父亲、母亲、哥哥和三个姐姐，一定正挤在一起，在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前面守着，等候着他的消息……是的，这真是一个又小又挤的“草窝”。然而，我们的中国之鹰，我们的世界冠军，就是从这里飞出来的。1973年的一个春夜，当上海南市区业余体校的跳高教练胡鸿飞走上这条小街，侧着魁梧的身体挤进这间小屋时，瘦骨棱棱的朱建华正蜷曲着又细又长的腿，腼腆地坐在角落里。胡鸿飞就是在这里看中他的。

跳高！这孩子能行么！朱建华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里没有人是搞体育的，父亲倒是个体育爱好者，是个球迷，他赞成让儿子去锻炼锻炼，可母亲却不放心。

朱建华从小体弱多病，是医院的老病号，人长得挺高，就是细脚伶仃的，同学们叫他“羊脚骨”，叫他“绿豆芽”。他喜欢打乒乓，从来没有跳过高，家里子女多，经济困难，长到十岁，他还没有穿过一双真正的球鞋呢！选他当跳高运动员，能行么？胡教练却似乎胸有成竹，朱建华修长的身材和那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他知道，这是块跳高的好材料。然而谁能预料孩子长大后怎么样呢，当胡鸿飞坐在这间窄小的屋子里，仔细观察过朱建华的一家子之后，他就放心了。

朱建华父亲是个身高1.85米的大个子；哥哥有1.83米；第二个姐姐，竟也有1.75米。

朱建华和这两个高个兄妹的脸型都像父亲。人的体质是可以改变的，而人的遗传因素难以改变，胡鸿飞深信，这孩子一定能长得高高的，成为一个出色的跳高运动员。

朱建华跟着胡鸿飞，离开他的“草窝”，走进了南市区业余体校。训练的地方也不大，一间破旧的屋子，只有八十多平方米，屋里没有一副标准的跳高架，也没有一块标准的海绵垫子，连一根测量高度的尺也是用一些废木片拼接起来的。唉，又是一个“草窝”！然而放开喉咙在这里喊一声，回声倒是挺大的，而且还能嗡嗡地回荡好一会儿。听，训练开始之前，胡教练大声地说话了：“不要看这里地方小，只要胸怀大志，刻苦训练，这里一样能出跳高健将！你们敢下这个决心吗？——将来有一天，像倪志钦一样，打破世界纪录，为中国人争光！”教练的声音久久地在屋里回荡，在朱建华的心里回荡，怎么也不会消失了……朱建华的跳高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他穿上新的球鞋，连鞋带还不会系呢。

胡教练走过来，教会了他第一个动作——把两根长长的鞋带，系成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朱建华听人说过，日本有个排球教练，叫大松博文，可厉害了，非得把运动员们练得死去活来不可，运动员叫他“魔鬼大松”，胡教练会不会像“魔鬼大松”呢？

胡鸿飞是一个严格的教练，和小运动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表情总是严肃的，他的眼睛可厉害了，谁不用心，谁偷懒，谁畏畏缩缩，他目光一扫就知道了。朱建华开始有点怕他，一开始训练，他就不再怕了。胡鸿飞起初只是让朱建华看大同学们的训练，让他在一边玩耍，并且常常带他去看跳高比赛，提高他的兴趣。有人建议，用负重训练把朱建华的“羊脚骨”压粗，胡鸿飞断然拒绝了。一个瘦弱的孩子，怎么能承受得了在铃的重压呢！他的训练方法与众不同，“花样经”可多了，一会儿跑，一会儿跳，跑里面有发令跑、行进间跑、弯道跑、计时跑；跳里面又有纵跳、单足跳、蛙跳、助跑跳，还有跳橡皮筋、跳竹竿、跳凳子、跳台阶、跳跳箱……真是常练常新，翻不尽的花样。

有时练累了，还做游戏呢，大家一起“夺堡垒”，训练的劳累，会在轻松的笑声里悄然消散……胡鸿飞和“魔鬼大松”完全是两码事！

如果母亲知道教练都像“魔鬼大松”的话，她大概怎么也不肯让儿子当运动员了。可她还是放心不下。一天，瞒着家人，她偷偷地到业余体校去看儿子训练。体校门关着，她只能站在篱笆外透过缝隙朝里看。朱建华正好在练习过杆动作，看着儿子一次又一次从高处跌落在地，母亲心疼了。朱建华回到家里，母亲一把将他搂在怀里，含着眼泪说：“你今天跌痛了吧？以后不要再去了！”朱建华笑起来：

“今天我哪里跌过跤，运动员嘛，不运动还行！”当朱建华参加小学生运动会，捧回来一张花花绿绿的奖状时，全家人都乐坏了。当他们明白，这个曾经那么瘦弱的小弟弟，真是一个有希望的跳高运动员时，父母兄妹围在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且作出一条不成文的“决议”：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让他吃好，休息好，学习好。全家人节衣缩食，给朱建华买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在“草窝”里，朱建华迅速成长起来。四五年以后，那个瘦弱多病的“羊脚骨”

不见了。一个身体结实、动作矫健的高个子运动员，出现在运动场上，凡是有跳高比赛，他总是能甩下所有和他年龄相仿的对手，用超群出众的腾跃，夺得亮晃晃的奖杯。上海冠军！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朱建华的名字，像一颗耀眼的星星，升起在中国的体坛。当然，这也是“草窝”的光荣，朱建华的一家人，都成了跳高迷：朱建华在上海比赛时，家里人总要赶到运动场去看；朱建华离家外出比赛时，全家人的心都被他带走了……草窝里飞出了展翅高飞的雄鹰，雄鹰是不会忘记他的草窝的！

真的，对这个虽然小却充满温情的家，对南市区业余体校那个简陋的训练房，朱建华的感情是太深了。从外地、从国外比赛回来，他依然住在这个家里。回家后，他总要抢着做一点家务：洗碗，倒垃圾，早晨为父母买早点……晚上，他依然攀着木梯爬到小阁楼上睡觉。对了，我们来看看他的小阁楼吧，阁楼长二米，宽不到一米，搭在一条兼做厨房的走廊上面，煤球炉子里飘起的油烟，常常透过板缝钻进来。

阁楼上，连一张最小的单人床也放不下，只能搁一块用无数小木条钉成的铺板。小时候，他和哥哥一起挤在阁楼上睡觉，平躺着并排睡不行，只能侧着身子睡。现在，哥哥结婚了，朱建华把照顾给他的一间宿舍让给了哥哥，小阁楼属于他一个人了。

现在人实在太长，晚上睡觉时，头和脚总是磕磕碰碰的，他不得不蜷起腿睡。邻居们有时会笑着打趣：“噢，世界冠军困小阁楼啰！世界冠军困小阁楼啰！”朱建华不说什么，只是笑笑。他是在这里长大的，他还是他。既然有许许多多人还挤在阁楼上，世界冠军睡睡阁楼，大概也不能算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他依然深深地留恋着那个简陋的训练房，他还是常常跟着胡鸿飞到那里去训练。

朱建华觉得，无论条件多么好的训练场，都无法和那里比，因为，那斑斑驳驳的墙上，那布满裂缝的地上，印着他和教练的身影和脚印，洒满了他们的汗水，那潮湿的空间里，回荡着他的最初的誓言……横杆下，两颗心，在同一个节奏中有力地搏动……胡鸿飞教练，此刻，你在想什么呢？在朱建华跃跃欲试的姿态中，在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神里，你，看到成功的信息了么？不，胡鸿飞是冷静的，冷静得就像一尊雕橡。他永远不会想入非非，永远不会用波动的情绪影响朱建华。在千千万万观众那一片乌黑的头发中，五十八岁的胡鸿飞那一头积雪似的白发是引人注目的。朱建华是看着自己教练的头发一点一点白起来的……也许，世界上很少有一帆风顺的成功者。曲折和艰难，使懦弱的人变得坚强起来，使幼稚的灵魂变得深沉起来。1981年8月，朱建华去罗马尼亚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本来说好了的，胡鸿飞将一起去，可是，临出发的时候，代表团的名单里没有胡鸿飞的名字。对于朱建华来说，这真是一场不走运的比赛。在众多强手的角逐中，他和美国的一名运动员一起，淘汰了许多对手，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地拼过了2.25米。跳2.28米时，朱建华受伤了；左脚肿得老大，痛得无法着地。美国选手也未能越过这个高度。照新规则，两个人必须重新决赛，朱建华只得弃权。明明他跳得最好，却只得了个银牌。朱建华看着又红又肿的脚，只觉得一肚子窝囊。胡鸿飞常常对他说：跳高运动员的脚最容易受伤，又最怕受伤，一些最优秀的运动员，往往在伤后一蹶不振，葬送了美好前程。平日训练时，胡鸿飞非常注意保护朱建华的脚，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决不轻易剧烈运运……可自己，偏偏在胡教练不在的时候受伤了！

回国后，朱建华听到一个消息：他要换教练了。也许，在有的人眼里，指导了他整整八年的胡鸿飞，不过是一个区业余体校的教师，一个半路出家的业余教练。

而朱建华，已经是举世闻名的跳高名将，两人之间，似乎“门不当户不对”了。一向沉默寡言的朱建华发起急来：“不行，我没有胡指导不行，他最熟悉我，最了解我！”朱建华在北京，胡鸿飞在上海，两人无法见面，朱建华便一封接着一封给胡鸿飞写信：亲爱的胡指导，您一定不能丢下我不管！我的成绩和进步，都凝结着您的心血。请继续指导我吧，我等着您把新的训练计划寄来……真是祸不单行，胡鸿习也病了，他的心脏病复发，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谁也不知道他将在病床上躺多久……朱建华埋头给胡鸿飞写信时，往事一幕一幕在眼前浮动，许多小事情，当时平平淡淡地过去了，这时回想起来，却感到意味深长……那一次，朱建华参加一个田径赛。比赛开始后，他觉得很兴奋，别人比赛时，他就自己在一边练弹跳，一下，蹦得老高，再一下，又蹦得老高，蹦了一下又一下，他越蹦越来劲。胡鸿飞像往常一样，坐在看台上密切注意着朱建华的一举一动。朱建华在场子里起劲地蹦跶，他在看台上默默地数：五下，十下，二十下……胡鸿飞的眉心锁起来了。比赛结束后，胡鸿飞找到朱建华，满脸严峻，明明赛得还可以，这是为什么呢？朱建华正纳闷着，胡鸿飞发问了：“你知道，刚才你在场子里蹦了几下吗？”几下？不知道。“三十六下！”胡鸿飞的口气很重，“还没有过横杆，你就这样白白耗费了这么多精力，这样还能坚持到最后冲刺？一个最优秀的运动员，必须懂得积聚力量，懂得保存实力，要稳重、沉着，让所有的信心和力量都到横杆下爆发出来！”

拿到亮晶晶的奖牌和鲜艳的花束之后，朱建华总是马上想到要献给教练。胡鸿飞总是不动声色，他的严肃深沉的目光，分明在说：怎么，得意了？到头了？不要笑得太早，离开世界纪录还有距离呢！一次训练结束后，胡鸿飞手里拿着一把鎯关，一杆尺，还有一根跳高横杆，把朱建华叫住了：“来，我们做一件事情。”两人走到训练房的墙边，用尺在墙上量出了2.36米的高度，然后爬在凳上钉了两枚钉子，横杆便搁在世界纪录的高度上了，“记住，这才是你的目标！每天看到它，每天想到它——韦西格能跳过去，你也能跳过去，而且要超过他！”

这一切，朱建华怎么可能淡忘呢！有人说，胡鸿飞的训练方法是不正规的“野路子”，只要能够出成绩，“野路子”有什么不好呢！胡鸿飞搞了这许多年跳高教练，并不是“碰额角头”才碰到了我朱建华，多少人在他的指导下跳出成绩来了——施晓梅，60年代的跳高名将，中国第一个越过1.80米大关的女跳高运动员，不就是他选拔培养的吗！吴明新，韩健伟，这些十几岁就跳过二米多的优秀选手，不也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吗！怎样才叫有本事的教练？这就是有本事的教练！你们到胡指导家里看看去，体育理论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那可不是摆着做做样子的，都是他自己掏腰包买来研究的。他决不是一个盲目蛮干的教练，他尊重科学。所有被人们承认了的科学方法，开始不都是“野路子”吗！朱建华从心底里喜欢胡鸿飞的训练方法，在教练的指导下，他跑，他跳，他背负着杠铃蹦跶、下蹲……所有这一切，他从来没有感到厌倦，感到枯燥，所有形形色色的训练，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提高成绩！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吗？实践已经有力的证明：胡鸿飞的“以速度为中心突破，求得力量和技术的平衡”的训练方针，是行之有效的！

一回到上海，朱建华就赶到医院里去看胡鸿飞了。那是198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胡鸿飞消瘦的脸上，神色优郁，头发仿佛白了许多，他担心着朱建华的脚，担心着他的未来，朱建华也忧心忡忡，他为教练的心脏担心，也为自己的前途忧虑，他伯胡鸿飞真的再也不能带他训练。

“脚上的伤怎么样？”胡鸿飞开口就问。

“好了，没事了。我天天踢足球呢！”

“踢足球！？”胡鸿飞猛地从病床上坐了起来，“还没有恢复训练吗？”

“胡指导，我恐怕不行了，现在连二米也跳不过。”

胡鸿飞眉头一皱，从床上跳下来，三下两下脱去病号服，换上便衣，拉起朱建华就往外走。

哪里去？——训练！

你的心脏行么？——没问题！

一老一少，悄悄地溜出医院，坐两站电车、就到了南市区业余体校，到了那个哺育出雄鹰的“草窝”。

好，一切从头开始，跌倒了，站起来，让横杆再一厘米一厘米升上去！

师徒之间，订出了新的训练计划。胡鸿飞，成了病房里最不遵守制度的病人。

每星期三和星期天下午，他便从医院里溜出来，朱建华在“草窝”里等着……高高的横杆下，两颗心在同一个节奏中有力地搏动……两个月后，胡鸿飞出院了。他终于名正言顺地又成了朱建华的教练。

教练回来了，可朱建华还是心急如焚。半年前，他还能轻松地越过2.30米，可现在，他真的连2米也跳不过。看到横杆高高地拦在那里，他心里竟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害怕，怕跳不过去，丢脸。胡鸿飞却沉得住气，他知道，朱建华受伤之后，有一个恢复过程，首先得让他把信心鼓起来。于是，胡鸿飞一边抓紧对朱建华进行身体素质锻炼，一边千方百计刺激他的信心。一次，上海一所大学开运动会，邀请朱建华作跳高表演，胡鸿飞带着他去了。2米，朱建华跳过去了！胡鸿飞亲手把横杆升高二厘米，嘴里却报2.05米，朱建华又跳过去了，胡鸿飞再把横杆升到2.04米，并宣布这是2.10米，朱建华又一跃而过。这样一来，朱建华的信心逐渐又树了起来。

四月份，田径队进行春季测验，那天下着大雨，朱建华冒雨跳过了2.18米。胡鸿飞笑了：“小朱，不必担忧了，下雨天能跳到这样，还怕什么！”

朱建华终于彻底恢复过来了。他觉得，随着成绩一分一分地提高，教练的头发越来越白了。教练啊，请您放心，我会争气的，我决不会让你的头发白白地染上霜雪！

韦西格：你等着瞧，我要超过你的！

唉，韦西格，此刻，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呢？如果你在这里，朱建华一定要和你真刀实枪地较量一番的。来，让那根铁面无私的横杆一截一截地往上升，两个人轮流跳，看看到底谁先把它碰下来？看看到底谁是世界上跳得最高的人？看看到底谁能创造出新的世界纪录来？唉，韦西格，你真应该到这里来的。

朱建华没有见过韦西格，然而对这个名字，他是太熟悉了！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上，这位民主德国的青年厨师出人意料地跳过了2.36米，把由联邦德国默根堡创造的世界纪录提高了一厘米。在世界跳高之王的宝座上，他已经坐了快三年了。这三年里，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其他人，谁也没有再能够跳过这个高度，韦西格的这把交椅，似乎还是稳稳当当的哩。

2.36米，朱建华每天都想着要超过这个高度。一走进训练房，墙上那根标志着2.36米的横杆，就像箭一般射进他的眼帘，只要稍稍凝视一会儿，他的血就会沸腾起来，眼睛里就会闪出灼灼的光芒。他看见韦西格了——这个身高二米多的小伙子，就站在那根黑白相间的横杆前，快活地笑着，两只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就像报纸上登的那张照片一样。他的笑眯了的眼睛流露出自得的神情，好像在说：你？你也想跳这么高？

在这种时候，朱建华别无他想，只感到整个身心都被烈火燃烧着，他只想憋足气力跳、跳，把那个属于别人的高度甩到自己的身子底下。哦，韦西格：你等着瞧，我要超过你的！是的，我的目标决不仅仅是2.36米，而是要超过你，超过你！

今天，是他第四次向韦西格挑战了——在1982年一年中，他已经三次向2.37米的高度冲击。

第一次是1982年6月20日，在北京全国田径冠军赛上，他飞身一跃跳过2.31米，把自己创造的亚洲纪录提高了一厘米，然后便勇敢地向2.37米冲击。三次试跳，横杆都被碰下来了，首次冲击世界纪录，尽管失败了，朱建华却并不灰心——来日方长，还有再显身手的时候！

42天以后，在上海的“金雀杯”田径对抗赛中，他飞越过2.32米，再次刷新亚洲纪录。横杆，又一次升到2.37米。三次试跳的情况和前一回差不多，还是未能成功。这一天，奖杯、鲜花、掌声和欢呼当然还是属于朱建华的，然而他实在不满足。

他怎么也忘不了，这天刚刚走进体育场，一群青年工人就把他团团围住了：“朱建华，我们今天是请了假，专门来看你跳高的！”“我们刚刚下了夜班，听说你在这里跳高，不想睡觉啦！朱健华，今天看你的了！”“朱建华，敢不敢冲世界纪录？”

“为我们中国人争一口气啊！”……他怎么能忘得了那一双双充满期冀的眼睛，怎么能忘得了那一片真诚而又热切的叮嘱和鼓励！

12月1日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尼赫鲁体育场，朱建华的跳高形成了运动会的高潮。

他甩下所有的对手，以锐不可挡的气势，跳过了2.33米。亚洲的跳高，又有了新的纪录！尼赫鲁体育场为之欢腾。这位看似稚气未脱的中国小伙子，竟然在半年之内三次刷新亚洲纪录，这实在不可思议，了不起！热情的印度观众和各种各样不同肤色的外国人一起拍着巴掌，有节奏地欢呼：“朱建华！中国！”“ok，china！”兴奋的朱建华眼睛红了，放开嘶哑的嗓门大声向裁判员喊着：“2.37米！”韦西格，又一次面临着年轻的中国对手强有力的挑战了。横杆刚刚升到2.37米，裁判员示意朱建华准备起跳时，场上突然发生了一阵骚动，万头攒动的看台上喊声四起，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空荡荡的跑道上。朱建华回看去，也不由一愣，跑道上，出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镜头：一位运动员用一条腿，独自在那里一跳一跳地行进，这是一位日本的十项全能运动员，在比赛中伤了一条腿，他正在用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完成他的最后一项比赛——一千五百米跑，这样的运动员，理所当然地会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人们纷纷为他呐喊加油。场子里的骚动还未平息，一分半钟电子计时器已经开动了，不能再有任何分心和迟疑。朱建华深深地吸一口气，飞一般奔向横杆——起跳！他高高地弹起来，弹得那么高，身体过横杆时，还腾空好大一段。看台上的观众欢呼起来。然而，他刚刚跌落在海绵垫子上，头上的那根横杆，也慢慢地跟着飘了下来，就像用高速摄影机拍下的慢镜头，场子里的裁判、运动员，看台上的观众，全部傻眼了，明明跳过去了。怎么回事？朱建华猛地拍了一下大腿，唉，是那该死的脚后跟，只是轻轻地在横杆上擦了一下：轻得连他自己都没有任何感觉。

横朽却毫不客气地跟着下来了，第二次、第三次试跳，精力已经大不如前，没能再跳过去。

也许，运动员出成绩，有时真要讲那么一点儿运气，除了个人的竞技状态，还得加上天时、地利、人和，哪怕是一星点儿细微的干扰，也可能使唾手可得的成功变成泡影，在通向2.37米的道路上，仿佛总有谁在冥冥之中阻碍着朱建华，在尼赫鲁体育场，如果没有那个受伤的日本运动员出现在跑道上，如果朱建华的脚后跟再抬高0.1厘米……2.37米的横杆，也许就不会被碰下来……胡鸿飞教练可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他从来不抱什么侥幸心理，靠侥幸成功，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他相信实力，相信技术。朱建华的每一次新的冲刺，他都睁圆了眼睛观察得一清二楚，当人们疯狂地欢呼，当人们惋惜地叹息，他，却总是沉默着，并且不时用笔在随身带着的那个小本上记下一点什么，朱建华技术上任何一点小小的漏洞，情绪上任何一点细微的波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在新德里那次破世界纪录的冲刺，确实已经成功在望了，胡鸿飞和所有的目击者一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朱建华身体腾起的高度，比2.37米的横杆高出好几厘米！比赛结束后，他像以往一样，细致而又严肃地指出了朱建华技术中不足，详尽地制订出新的训练计划，马上开始了更高标准的训练。朱建华知道，在大洋彼岸，他的对手并没有躺在冠军的宝座上睡大觉，韦西格，决不会只是在戈尔德伯格的餐馆里舞着菜勺，嚼着他的“韦西格牛排”，他也在拼命地练，他也在想着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在美国，在苏联，在西德，还有几个闻名世界的“飞人”在盯着他。

是的，还是胡鸿飞的那句老话：“还不到笑的时候！”韦西格，你等着……他果断地举起手臂，大声喊道：2.34米不要了，跳2.37米！

朱建华，你记得吗，去年评选最佳运动员时，你曾经收到过这样一张选票，十个空格内，只填了一个名字：朱建华，其余的空白，被一个粗重的数字填满了：2.

37米！此刻，这张选票的作者，大概也挤在看台上望着你呢！你的信心如何！

几个赛事己毕的运动员挤在看台下面，紧张得捏紧了拳头。朱建华，昨天傍晚你对我们讲的那些话，该不会是夸口吧？……24小时之前，北京工人体育场也是这么宁静。初夏的微风，掠过绿茵茵的草坪，又轻轻地在空无一人的梯形看台上缓缓游荡，仿佛正在悄悄地传播着第五届全运会田径预赛的消息，朱建华和他的几个队友从宿舍里走出来，说说笑笑地沿着高高的铁栏围墙散步。大赛之前，必须丢掉一切包袱，必须轻轻松松，让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都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样，比赛时才能聚精会神，作一阵轰轰烈烈的爆发。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胡鸿飞教练深知这个道理。朱建华在静悄悄的体育场边沿慢慢地走着，显得悠闲自在。血红的夕阳，把铁栏杆的影子投在水泥路上，一格一格长长的影子，从墙脚一直伸展到很远的地方。朱建华一边走，一边回想着胡鸿飞刚刚给他看的一份国际田径情况：美国优秀的黑人跳高选手卡特，已经在向2.40米冲刺了，而且差一点成功！是啊，不仅仅是一个韦西格啊……“哎，小朱，这栏杆的高度，明天你能跳过去么？”一个队员开玩笑地问了一句。

朱建华抬头看看，栏杆不过2.20米左右，他笑了：“轻松，没问题。”

“那么，这水泥柱呢？”栏杆的中间，每隔一段就有一根方水泥柱，高出铁栏杆好大一截。

朱建华站定不走了。水泥柱，大概快接近2.40米，是超过世界纪录的高度了！

哎，这高高的柱子，怎么像一个人呢，他高傲地站在那里，两手合抱在胸前，背脊斜靠在栏杆上，挑战似地逼视着朱建华。噢，是韦西格？是卡特？……朱建华激动起来：“这柱子，我一定也能跳过去！”

真的，朱建华并不是吹牛，他觉得浑身轻松，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感觉良好，想高高地跳起来的欲望，时时刻刻在他的心里冲动。他抬起头，看了看逐渐暗下来的天空，他担心明天会下雨，如果下雨，那就糟了。不久前那次不顺利的南京国际田径邀请赛，他还记忆犹新呢。那次比赛时，他的身体和技术素质处于极佳状态，胡鸿飞和他对创造新成绩充满了信心。谁知比赛那天竟下起雨来，运动员一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谁也无法出成绩，朱建华只跳过2.26米，错过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6月11日，多云，是比赛的好天气！跳高比赛是下午三点半开始的。在十几名跳高选手中，朱建华显得特别沉着冷静。当横杆升到2.00米、2.04米时，别的运动员都上场了，只有他，依然静静地坐在一边。2.08米，他一跃而过，轻松得像越过一道门槛。2.12米，他又轻而易举地过去了，2.16米，他免跳，2.20米，他又是一跃而过。2.22米，他再免跳。他知道，跳第六次至第八次时，是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他要抓住最好的时机冲击新的高度。到2.26米时，裁判员换了一根新的横杆，没有谁能越过这个高度了，只有朱建华，还是轻轻地凌空一跃，过去了。

横杆升到2.34米，这将是新的亚洲纪录，朱建华还没有征服过这个高度。然而他充满了信心，他并没有感到横杆高不可攀，比起昨天见到的那个水泥柱，还差那么一截呢。他轻轻跳了几下，闪电般扑向跳高架，哒哒哒哒……起跳！腾空！顺利过杆。身体高出横杆很大一截！可是，当他倒地之后，横杆却慢悠悠地飘落下来，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这情形，几乎和半年前在新德里冲2.37米的情景一模一样，还是脚跟轻轻擦了一下！

朱建华呼地从海绵垫子上一跃而起，用手掌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哎，怎么这样不争气！场子里，惋惜的叹息声像烟雾一般四处弥漫着……朱建华抬起头来，朝议论纷纷的看台上望了一眼。他看见胡鸿飞了，教练稳稳地坐在那里，脸上毫无沮丧的神情，甚至有那么一点儿微笑。朱建华又振奋了，他懂得胡鸿飞的心思，赛前，胡鸿飞曾经提醒过他：跳2.34米时万一出现类似情况，就说明有实力，不能错失时机，必须鼓足勇气再冲！昨天傍晚，在水泥柱前产生的幻觉，仿佛又突然出现在眼前：韦西格、卡特，正高傲地瞧着他……朱建华热血沸腾了。他大步走到裁判面前，果断地举起手臂，大声喊道：2.34米不要了，跳2.37米！

不是尾声

现在，我们让那个“定格”了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再动起来吧……一分钟电子计时器开动了。万籁俱寂，整个世界仿佛暂时沉默了，人们只能听见自己加快了频律的心跳……朱建华昂起头颅，双目炯炯地向那根高高的横杆投去庄严而又轻蔑的一瞥，他要冲了！

北京工人体育场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当朱建华踏了几个碎步，旋风般冲向横杆时，整个空间只有他的脚步声在响着——“哒哒哒哒……”像惊心动魄的鼓点，震撼着这个暂时沉默的世界，激动着无数忐忑不安的灵魂。在2.37米的横杆下，他奋然起跳了，跳得那么高，仿佛要离开大地，窜入云空……朱建华跳过去了，横杆依然架在空中，纹丝未动！

1983年6月11日十八点零五分，中国人创造了新的跳高世界纪录！

北京工人体育场地震了！观众们发狂似地从看台上跳下来，欢呼着向朱建华拥来。“朱建华，英雄啊！”“中国万岁！”……人们忘情地呼喊着，晶莹的泪花在无数双眼睛里滚动着。八十高龄的总裁判夏翔老泪纵横，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倪志钦、郑凤荣像年轻人一样叫()喊着，拼命拍着手，视线也变得一片模糊……朱建华被欢乐的人群高高地抛起来，抛起来……他的脚刚刚着地，便不顾一切地冲向看台，和泣不成声的胡鸿飞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是的，2.37米，这是当今跳高的世界之巅，是跳高运动员的珠穆朗玛。这新的高度，属于中国！

然而，世界永远在运动。科学家们说，珠穆朗玛，每年都在向上升着。跳高世界纪录，也会往上升的。朱建华的目光，已经离开2.37米，向更高的方向看去。他还年轻，他决不会在攀登道上滞留。有许多重要的世界大赛在等待着他。他的掷地有声的誓言，正随着电波传遍世界：

……跳过2.37米，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将从零开始，争取早日跳过2.40米！

1983年6月22日于上海

福耀玻璃曹德旺：他让中国人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玻璃

文/林巧燕

人们常说，在中国有三位老企业家一定要尊重，一位是华为集团的任正非，一位是哇哈哈集团的宗庆后，还有一位就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曹德旺。

没有在深夜痛苦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1946年，曹德旺出生在上海。

曹德旺的父亲曾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可惜因时局动荡，举家迁移回祖籍福建福清，他们的全部家产却随着一艘游轮一起沉入了大海。

多亏母亲变卖了嫁妆，让他们可以在老家盖一栋小二楼，可是家中的光景依旧不好，常常是两顿清粥，汤水多于米粒。

家贫让曹德旺9岁才入学，却不得已14岁就辍学了，那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要赚钱，赚很多的钱。

22岁成家后，曹德旺终于有出去闯一番的资格了。靠着倒卖白木耳的差价，曹德旺赚了3000块，尝到甜头的他又再一次带着乡亲们的白木耳去江西，结果这一次却被民兵查了，货被缴了不说，还差点被安个“投机倒把”的罪名。

曹德旺没有赚到钱还赔得一无所有，他说那一次他几乎把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但是他也明白了，欠了乡亲们一屁股债，他连哭的本钱都没有了，只能打起精神。

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回到村子，曹德旺挨家挨户上门解释，并且承诺，“短了的钱我一定一份不少地还上”。还好，乡亲们都愿意等。

那时候全国上下组织兴修水利，不得已，曹德旺只好去水库，在工地拉车子，运一次要走十多公里，一天拉三个来回，工钱只有三块。

一次，工地发生大火，把工地上的车子烧坏了，工人们都围着营教导员要赔偿，只有曹德旺自己申请修车，他是工地上最后一个拿到赔偿的，营教导员赏识他，把剩下的赔款还有一些粮票和布票都给了他，变现后足足有一千多块。

更奇迹的是，在营教导员的帮助上，曹德旺原本被民兵收缴的白木耳，以收购价卖给了政府，有了这一笔钱，曹德旺很快就还清了乡亲们的欠款，他说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修完水库后，曹德旺决定去农场做一位果苗技术员，期间，他碰上了一个同乡人，那个同乡人向他讨一口井水喝，他知道暑天口渴如果猛喝生水，一定生病，就把自己的一大茶杯凉茶拿出来请他喝。

后来曹德旺才知道他是另一家农场的场长王以晃，感念曹德旺的一口凉茶的恩情，他请曹德旺到他的农场当销售员，卖树苗。

不到一年，曹德旺就摸清了销售的门道。他回村和村民商定，卖一颗树苗，他提20%，村民拿80%，这样整个村子的树苗都是他在卖。

到1975年，靠着买卖树苗曹德旺足足赚了6万元，他说，当时有这么多钱也不敢露富，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铺了厚厚一叠！

次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曹德旺回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这样才有了后来的福耀玻璃厂。

中国人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一块玻璃

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曹德旺凭借多年的销售经验，认为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

他向镇里承诺，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剩下的，他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

政府同意了，就这样，曹德旺没掏一分钱承包了玻璃厂，一年内，他就把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净利20多万。

1984年，曹德旺到武夷山游玩，顺手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当他扛着拐杖准备坐进雇来的车时，司机大声呵斥他，“小心一点，这玻璃好几千块呢，碰坏了你赔得起吗”？

曹德旺当时就觉得这样的玻璃一百块就够了，回乡后到几个汽车修理厂一转，发现正如司机所言，汽车玻璃就是几千块一张，他算了一下，若让他来做，成本不超过两百。

同时，曹德旺还发现，汽车玻璃如此暴利全因为被日本、欧美垄断，中国竟连一个像样的汽车玻璃品牌都没有。

所以曹德旺觉得，中国人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一块玻璃，他一定要做出来。

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是在印钞票

1986年，曹德旺40岁，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研究，自己生产，他要做属于中国人的汽车玻璃。

当时，曹德旺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成熟的技术和人才，他满世界找，听说上海的一家玻璃厂有一套旧的汽车玻璃设备图纸，曹德旺不惜花2万的重金买下整套图纸。接着他又带队到当时玻璃制造设备最先进的芬兰考察，买回来一套国内还没有的先进设备。

经过多次的调试，终于生产出合格的玻璃，成本200元，售价2000元，比市面上的汽车玻璃便宜太多，但对于曹德旺来说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

最开始，根本没有人认曹德旺的玻璃，他就从维修市场入手，因为价格便宜，质量又好，口碑一下子就起来了，1986那一年曹德旺赚了70万元，到1987年就赚了500万元。

有人说，曹德旺简直就是在印钞票。

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事情

1987年，曹德旺成立了福耀玻璃厂。

福耀不断改进，不断引进新的技术，成本从200元又降到了了50元，售价也一降再降，但曹德旺说那也仍旧暴利。

如今，福耀已经成为世界上各大汽车厂的首选供应商。

在中国，每三辆汽车中就有两辆使用福耀玻璃；在全世界，福耀的市场份额占到了20%。福耀的玻璃不仅在国内站稳脚跟，更是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也正因为有了福耀，曹德旺说他才能有更多的正心、善心和怜悯心去做更多的慈善，时至今日，曹德旺用在慈善上的资金已达80多亿元。

曹德旺说，创办福耀是他这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事情。（文章来源： 南财专访）

梦想的高度

文/高林瑜

一位心理学家说过：“当一个人真正准备好要迎接一个事物的时候，这个事物就会露脸了。”这就是一种召唤，一种心灵的到达，这更是让人向这个事物尽力靠近的一种谁也无法遏止的力量。

国内知名企业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被医生诊断，如果病情再延续，他的下肢不久可能瘫痪。在养病期间，一天，他突然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念头——要去登珠穆朗玛峰。

于是他走过大雨与泥泞，三天后真的到了珠峰脚下。望着白皑皑的雪峰，他想：我必须要有一些专业的训练才行啊。那一日，他正好碰到了中国登山队的教练，便请求他的指导。教练欣然答应并引导他训练。他的梦想之旅竟这样开始了。不久他登上了玉珠峰，接着又登上10座雪山，其中包括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雪山和北美洲的最高峰麦金利雪山。过后，他便跟着国家登山队真正登珠峰了。途中，他两次遇到缺氧，胸闷得像要爆炸，但他执着一念，在陡坡和雪窝里拼命地往上爬啊爬。而要登顶，必过一段绝壁。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决绝的生死体验。然而面对绝壁，他很沉着，他一点一点以惊人的毅力越过了这个生死之门。最终站在劲风中，用双手展开了五星红旗，就像擎着一团火焰，站在了世界之脊上。

我想，当他真正决定要登珠峰的那一刻，珠峰已经在他的脚下了。有时一个人心灵的高度，就是他梦想的高度。那时他50岁，他用一次壮举，告诉我们：“人生的梦想是可以从五六十岁开始的。”

无独有偶，下面这个逐梦女孩的故事，同样使人的心为之撼动。

她，早年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17岁，初中没上完就退了学在小吃摊给人洗碗。每天看着成群的孩子背着画板从她面前走过，她很羡慕。一天，在小摊上坐着的艺校校长说他的学校要一个清洁工，她便说她想去试试。校长答应了。过后她便在艺校当起了清洁妹。等学生走了，她便捡地上的废画纸，用橡皮擦干净，在寝室里偷偷画画。一画就是一年多。一个偶然的机会，校长在她的寝室里发现了很厚的一叠画稿，一问才知是她画的。他觉得不错，就拿去让专业老师点评一二。答复是笔法大胆独特，但没有绘画专业训练。于是她不要学校的工资，只要求学校让她干完活能听老师上课。校方答应了。于是她一天8小时工作，5小时睡觉，11小时画画。2010年10月她瞒着母亲参加了美术高考，竟通过了四川美院的专业考试，但因文化课只有初中水平，没考上。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补习高中课程，考更好的美院。她每天学习到深夜两三点，就这样，在2011年2月26日这一天，她终以556分的高分，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录取。这是成千上万的美术考生的梦想，而且难度只能用“百里挑一”来形容啊。而这清华之梦，竟让一个清洁妹变成了现实。她，叫邓轩，22岁。

不论是王石，还是邓轩，他们的梦想虽不同，但是他们追逐梦想的那份执着与坚持，那份超人的毅力，那一路跋涉的淋漓之苦，是绝对一样的。他们用惊人的意志，坚韧的双脚和双手，给我们创造了两个十分惊人的壮举：一个写在雪峰之巅，一个画在雪白的纸上。

在现实中，有很多像他们一样执着前行的人。他们曾经都有过或远或近、或大或小的梦想，然而真正实现的并不多。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喧哗或风暴，往往会把这些脆弱的梦一个一个吹熄。而这两个追梦者，却如此撼人心魄，如此决绝，最终站在了自己梦想的高处。

一个人绝不能轻视自己的梦想，梦想是我们生命的拐杖。不论前方的路有多远，山有多高，只要你坚强，梦想总会引领你，走到它本应有的高度，因为梦想永远是我们生命的高度，也是我们心灵的高度。

赵丽宏：有一个中国音乐家

他的手，最后在空中有力地劈了一下，歌声倏然消失了。曾经被优美深情的歌声激动过的空间沉寂了片刻，马上便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是献给歌手们的，也是献给他的——是他，用那双神奇的指挥家的手，从容不迫、优雅潇洒地牵引出了激情洋溢的歌声。歌声陶醉了无数热爱音乐的心灵……然而他什么也听不见了！歌声、掌声、喝彩声，他都听不见了。他的耳畔一片寂静。只有一颗颗亮晶晶的汗珠，在他的布满皱纹的黝黑的脸上滚动，两点莹莹的泪光，在他的眼眶里闪烁……是的，那双对他来说像生命一样重要的耳朵，那双音乐家的耳朵，在指挥合唱的中途突然失聪了！他站在指挥台上，面对着近百人的大型合唱团，队员们也在向他鼓掌，他听不见，但他在微笑。这种情况出现过几次，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每次总是如有雷电击穿耳膜，然后便是一片死寂，只看见歌手们的嘴在跟着他的手势一张一翁，一张一翕……这时候，歌的旋律便从他心中升起，在全身的每一根血管中奔流回旋，并且作用于那双刚劲而又灵巧的手，化成一个又一个连续不断的动作。

指挥没有中断，歌声没有中断，音乐会没有中断……他不是贝多芬，但贝多芬失聪后指挥乐队的感觉和心情，他却一次又一次亲身体验了……他慢慢地走下指挥台，步履蹒跚，艰难地向后台走去。他的耳畔一片寂静。

有人在台下高声喊他的名字：

“杨鸿年！”

“杨鸿年！”

“再来一个，杨鸿年！”

他又从后台走出来了，依然步履蹒跚，脚跛得厉害。那位年轻秀丽的女报幕员从后台赶上来，扶着他走向台中央，再次登上那小岛般的指挥台。他站在小岛上，周围是掌声和欢呼声组合成的滚滚浪潮……好，再一次举起手来——听不见声音又何妨，只要心儿还会歌唱！

在优美的歌声里，我要告诉你关于他的故事——他，着名的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杨鸿年。这是一个中国音乐家的故事，也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也许，这故事中并没有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告诉你……音乐会上，出现了一只破口琴……一只破口琴，被一双瘦小的少年人的手紧握着，从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装口袋里拿了出来。口琴的外壳早已失去了程亮的光彩，斑驳的“克罗米”下露出了暗黄的铜色，两头的螺丝也已经丢失，只是用两根细铜丝扎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一天，在南京的女钢琴家包恩珠的客厅里，一场家庭音乐会己接近尾声，聚集在这里的是一群喜欢音乐的富家子弟。刚才，有人用小提琴拉舒曼的小夜曲，有人用钢琴弹李斯特的《爱之梦》，还有一把闪闪发光的小号，结结巴巴吹了一段爵士乐……在这个家庭音乐会上，他是个最不起眼的人物。他像一只胆怯的小鹿，缩在客厅的角落里，不安而又陶醉地注视着，倾听着。也许是因为衣着寒伦的缘故，几位西装革履的青年不时投给他几道轻蔑和疑惑的眼光：这小叫化子似的家伙，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他是被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邀请来的，这同学的母亲，就是音乐会的东道主包恩珠。包恩珠是中央大学音乐系的钢琴教师，这位带有欧洲血统的基督教徒，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从事她心爱的音乐事业，孩子们却都不愿意。她组织家庭音乐会，就是想引起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

“杨鸿年，你吹一段口琴吧。”

“吹呀，你不是还在联欢会上得过奖吗！”

坐在他身边的几个同学起劲地怂恿他，他从口袋里拿出那只可怜的破口琴，却有些不知所措了。他觉得，那些拿着小提琴、抚摸着小号的年轻人，那些用手指轻轻地在五线谱上弹着的先生们，那些心不在焉地低声交谈着的女士们，眼睛里都流露出异样的眼光，他是熟悉这种眼光的……“不要紧张，你吹吧。”

坐在钢琴前的包恩珠开口了，她亲切地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他是敏感的，他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善意，然而这只是一个善良的优越者对一个弱者的同情……吹吧！他咬了咬牙，慢慢地举起了破口琴……琴声响起来了，客厅里开始还有人窃窃私语，很快就安静下来，只剩下那只破口琴的声音，在人们头顶悠悠地飘荡。破口琴的音色当然并不悦耳，有几个音还不那么准，但他却用熟练的吹奏技术，吹出了美妙的音乐。这是一首这个客厅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曲子，一首带着浓浓的江南风味的田歌，纯朴、古老、单纯而又抒情，它像一阵清新的风，从遥远的地方吹了进来……他吃力地吹着，腮帮随着运气一鼓一瘪，样子实在不算雅观，然而再也没有谁用轻蔑的表情看他了。在这个客厅里，最有权威的毕竟是音乐而不是其他。从那只破口琴中飘飞出来的旋律，使这群爱好音乐的年轻人陶醉了。

他自己也陶醉在这琴声中，他说不上自己吹奏的曲子叫什么名字，这曲中的旋律，一半是他听来的，一半是他即兴创造的，他喜欢这样由着自己的想象吹，他觉得这样吹能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亲切而又凄婉的旋律，常常会把他拉回到辛酸的童年……童年，他就朦朦胧胧地做过音乐家的梦了！1934年，他出生在一个带有黎族血统的农民家庭里，在战乱的年头，他们一家从广西迁居到江苏六合。烽火硝烟，饥饿寒冷，始终伴随着他的童年。小时候，他常常扒着稻草织成的站笼，饿得哇哇直哭。母亲不得不一边缫丝，一边现编些小调抚慰饥肠百结的儿子。真是怪事，一听到母亲唱歌，儿子就停止了啼哭，泪迹未干的小眼睛瞪得大大的，出神地盯着母亲。

他刚懂事，就不得不提着个竹篮帮家里去挖野菜。母亲发现，这孩子手脚实在不利索，别家孩子挖了满满一大篮野菜回家，而他却常常只挖到小半篮。母亲责问他，他总是呐呐地答不出话。终于有几个小伙伴向他母亲告密了：“你家鸿年呀，在田头发愣哩！”是的，他是在田头发愣，因为，水田里有人在唱歌。这是那些插秧的农民们，苦中作乐，唱着当地特有的一种优美的田歌，一人唱，众人和，歌声传得很远。

他深深地被那活泼动人的歌声迷住了……随便什么歌，只要听过一二遍，他就能准确无误地记下来。

几年后，他们举家迁到了南京。生活变得更艰难了，他的祖母、姐姐、弟弟、妹妹，先后连病带饿地死去。在邮局工作的父亲深感愧对自己的孩子，终于咬紧牙关，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份学费，把他送进了一所小学，但书费却再也交不起了。

他的课本有一大半是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在废报纸上，然后装订起来的。小学没毕业，家中就再无法供他继续上学了。但他却靠自学考上了中学，还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中学里的同学大多是一些衣着光鲜的富家子弟，尽管学习成绩过人，他还是受到了一些师生的歧视。他最喜欢上音乐课，然而音乐教师却不喜欢他。一次上音乐课，他被音乐教师叫起来做视唱练习。他几乎没有看谱，就把那段曲子唱了出来，他知道自己唱得很准，半个音符也不会错。

“嗯。”音乐教师点了点头，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你知道，你的声音像什么呢？”

他惘然了，只能摇头。

音乐教师突然拉下脸，大声说道：“你这算唱歌吗？这是敲破竹子的声音，是卖晚报的吆喝！音乐的神圣之门，这辈子是不会为你敞开的！”

教室里顿时爆发出一片哄笑……

他只感到浑身像在被火烧，热辣辣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他真想放开嗓门冲着音乐教师大吼：“你等着！我就要敲开音乐的大门！你等着！”

一个穷孩子想搞音乐，简直是异想天开。他的嗓子不行，当歌唱家不可能。他羡慕那些有钱的同学，家里都有钢琴、有提琴，可他们却不喜欢音乐。他只能在梦中想象，那黑白相间的琴键按下去会是什么感觉。一次，一个同学送给他一只破旧的日本蝴蝶牌口琴，这使他如获至宝，不管怎么样，他总算有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乐器了！可那只破口琴已经坏得无法再吹，这不要紧，他自己能修。经过一番整修，他居然能用这破口琴吹出动听的歌曲了。破口琴成了他的宝贝，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拿出来吹几段，吹他在江南听来的田歌，吹他学过的歌曲，也吹他即兴编的曲子。

一次，中学里举行学生音乐比赛。主持人当然是那位留分头、戴金丝眼镜的音乐教师。他握着他的破口琴上台了，他用憋在心头的气，吹奏了聂耳的《毕业歌》，一只破口琴，竟轰动了全场，所有人都被他吹出的慷慨激奋的旋律激动了。那天，最热烈的掌声是属于他的。

此刻，在包恩珠的客厅里，在一群风度翩翩的音乐爱好者中，他又一次吹起了他的破口琴……有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地注视着他。这是包恩珠，从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再不是先前那种同情，而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一个孩子，用一把破旧的口琴，吹出了如此美妙动情的音乐，而且是纯粹的中国音乐，这需要何等的天分啊！

在她的儿子们和其他常来这个客厅的青年人中间，她还从未有过这种发现。

音乐会结束后，她把他留了下来。

“孩子，你愿意跟我学钢琴吗？”她让他在钢琴前坐下来，亲切地问。

他抬起头，不解地望着她，眼睛里一片迷惘。

“假如愿意，你到我家里来吧，我教你。”

什么？这是真的？他不知所措地绞弄着鹑衣百结的襟角，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包恩珠微笑着，又重复了一遍：“来吧，孩子，每星期我给你上一次课，在那半天里，这钢琴是属于你的。”

他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不住地点头，大颗大颗的泪珠，在他那面有菜色的瘦削的脸颊上滚动。好一会儿，他才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两个字：“老师……”

就这样，他用一把破口琴，用一颗热爱音乐的纯真的心，轻轻地叩响了音乐之神的大门。

每个星期天下午，他总是准时来到包老师的家，端端正正坐到钢琴前，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尽情地展开他的想象和憧憬。包老师发现，这孩子确实有音乐家的素质，他不仅聪敏机灵，能很快领会老师的意图，体会音乐的内涵，善于把自己丰富的情感自然地融汇在乐曲中，而且有一双极灵的音乐家的耳朵，只经过不多几次训练，他就能准确地辨听出各种不同的“绝对音高”，甚至能一下子同时辨清复杂的和声中的许多个音阶。然而，一星期练半天琴，实在是太少了，他回家做了一个木板键盘，每天除了完成作业，帮母亲捡煤渣，他就在这不出声的“钢琴”上练指法、触键。学校里有一架钢琴，夜深人静以后，他偷愉越墙溜进了学校，再爬窗跳迸音乐教室，然后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借着窗外路灯的微光，忘情地伏在钢琴上练起来……他真是入了迷。只要有接触音乐的机会，他决不放过。他每星期到教堂去，但他不是去做礼拜，他只是为了听唱诗班的圣叹合唱；他还去美国新闻署每周举办一次的音乐茶座，那儿播放爵士乐，也播放古曲音乐，从斯瓦卡里、巴赫，直到格什文、勋伯格……他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了。

有一次，包老师带他去听一场音乐会。那是一个很有规模的交响乐团，指挥是一位外国人。这场音乐会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指挥。他从心底里佩服那指挥：一根小小的指挥棒，竟能魔术般地调遣一个庞大的乐队。惊雷、海涛、婉转的鸟鸣、潺潺的溪流、悠扬的牧歌，仿佛都是由它牵引着流淌迸发出来的……“老师，我想当指挥，行吗？”音乐会散场后，他突然问包老师。

包老师凝视着她的这位瘦小的学生，只是微笑，不回答。

“我要当一个指挥。”他自言自语着，眼睛里闪烁着倔强的光芒。

一个十六岁的小指挥，面对着几十个人的合唱团……他16岁，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稚气，然而他真的走上了指挥台。他的面前，是刚刚成立的南京广播合唱团。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他的当指挥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1948年，人民革命的滚滚浪潮，席卷着整个中国。

一天，在上学的路上，他遇上了一队正在进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的学生。

开始，他只是站在路边看，突然游行队伍中有人叫他的名字：“杨鸿年，快来吧！”

他一看，原来是一个他所尊敬的高中同学。他毫不犹豫地奔进游行队伍，成了这浩浩巨流中的一滴水。军警的马队来了，水龙、棍棒、马蹄，在学生的队伍中呼啸飞舞，马路上洒下了学生们的青春热血……队伍被冲散了，他和那个高中同学躲进了一个偏僻的小巷。分手时，那同学对他说：“你不是喜欢音乐吗，今天晚上，你来参加中央大学的营火晚会吧。你会听到一些新鲜的歌。”

篝火，熊熊地燃烧。这是南京一些进步学生的秘密集会。在火光中，他听到了一支支全新的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学生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延安颂》，唱《国际歌》……有一个女学生，用清脆甜润的嗓门，唱了一首名叫《别处哪儿有》的歌，那清新活泼的旋律，把他带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欢乐的境界。他兴奋得满脸通红，他觉得自己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也放开嗓子唱着，让自己的歌声汇入那滚滚洪流……唱着这些歌，14岁的他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他被学校赶出来了。他的姐姐要投奔解放区，他多么想一起去啊。可姐姐嫌他太小，说什么也不肯带着他。怕他缠住不放，姐姐是悄悄离家出走的，南京再也无法待下去，他告别父母，告别包老师，只身一人流浪到上海，以同等学历考上了沪江大学进修生。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失群的大雁，孤独极了。

离开家庭和亲人，他能忍受，离开音乐，他怎么也受不了，整天整天，总是失魂落魄一般。距学校不远，是一些富豪的人家。那里有钢琴，到那里去走走吧，隔墙听听琴声，也是一种安慰。可没多久，他被弹钢琴的主人发现了，那人连踢带骂将他赶跑……以后，他再也不愿走近这条路。经过这里，便绕道而行。

然而弹钢琴的欲望却是无法驱除的，这欲望像火一样燎烤着他。终于有了办法——凭着心灵手巧，他很快学会了修钢琴。于是，在上海的一些学校和有钢琴的人家，便常常有一个瘦小的少年人登门修琴。他和其他修琴师傅不同，手脚利索，校音速度极快，而索取的报酬甚低，整治完毕后，试弹的时间却特别长。他的娴熟的指法和在琴声中怡然陶醉的神情，常常使钢琴的主人们暗暗吃惊：这修琴的小师傅，居然还很有些音乐细胞！

他的顽强好学的精神，感动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负责乐务的一位老先生，老先生把他带到乐团的排练场，免费让他观看排练。他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位第一小提琴手站起来，拍着手让大家安静，然后举起弓，轻轻地擦动d弦和a弦，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竖琴、长笛、黑管、巴松……全体乐器紧随着响了，整个大厅漾开一片柔和的声音，像一大群人同声发出优雅的叹息……当然，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乐队的指挥。指挥来了，他走到乐队前面，举起了小小的指挥棒……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比较详细地了解乐队指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发现，同一首乐曲，在不同指挥的处理下，可以演奏出风格、特点不同的音乐来，这取决于指挥本人对作品的理解和艺术修养。在那位老先生的帮助下，他查对了乐队各类乐器的分谱。原来，每个指挥在排练过程中，都要根据自己对乐曲的解释，对各种乐器的演奏法提出不同的相应要求。他真想登上指挥台试一试……南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他又赶回到南京，新的生活，向他展开了热情的怀抱。南京成立了第一个合唱团——南京广播合唱团，合唱团没有指挥，经过包恩珠和其他了解他的人推荐，这个16岁的少年人，走上了指挥台！

当他刚刚出现在几十位歌手面前时，大家都有些疑惑：这个小家伙，竟要指挥我们这些成年人？他行吗？他站在指挥台上，几十双惊奇的眼睛从上到下地打量他，当目光落在他脚上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抑制不住的轻轻的笑声——这位小指挥，脚上穿的竟是两只不同的破皮鞋，一只黑，一只黄，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不过大家很快就对他刮目相看了，他的音乐素养，他的激情洋溢的指挥，使他赢得了这群成年歌手的尊敬。崭新的生活为他铺展开灿烂的前景，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每天，除了去合唱团指挥排练，他还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派出所帮助工作。派出所里有一位名叫王基库的年轻军代表，比他大不了几岁。在解放南京的战役中，王基庠是第一批冲进总统府的战士。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军代表，竟也是一位痴心的音乐爱好者，两个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不久，王基庠要随部队进军大西南了，临别时，两个人依依不舍。王基庠从背包里拿出一包东西，郑重地送到他手中：“这是在解放南京时，我从一个国民党将军家中找到的一本乐谱，因为喜欢音乐，我违反纪律，偷偷地藏下来了。我藏着也没有什么用处，留给你作个纪念吧。”

乐谱的扉页上，密密麻麻地题了许多字：

“……我也曾经梦想当个音乐家，革命和战争使我作了身不由己的选择，但我仍然会一辈子热爱音乐！……我羡慕你，你赶上了好时代……人民的音乐，已在渐渐长大。未来是属于你的！为了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你要发奋，你要努力，决不能半途而废！但愿在若干年后，我还能以听众的身份出现在你指挥的音乐会上。预祝你成功！”

挥挥手，大声地喊一声“再见”，他们笑着分手了。但，年轻的军代表却再也没有回来——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烈士留下的那本乐谱和那段题词，成了他最珍贵的纪念品。这纪念品，将代表着一颗晶莹透明的心，代表着一双衷心期望着他的眼睛，终身伴随着他。

一个高尚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他把纸在桌子上铺开，端端正正地写上了一行字：

“申请减薪报告”。

这是1956年底，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进修教师宿舍里他很郑重很诚恳地伏案写着这份申请报告。也许，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数以亿计的申请报告中，这是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一份。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心，在字里行间跳动……1951年，他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成了新中国最早的音乐系大学生之一。

离开南京时，包恩珠赶来送他。这位把他引上音乐之路的善良的女钢琴家，眼里含着欣慰的泪水，她无法为自己的学生办到的事情，在新社会中办到了！

在大学里，他学习的刻苦和生活的简朴是出了名的。星期天，其他同学有的回家，有的去看电影逛公园，而他却把自己关进了琴房。几个馒头、一瓶开水，就是一天的食粮。他在琴房里练琴、作曲、分析作品，从清早一直到深夜……才就学两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了。那一年他才19岁。也就在十九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以顽强的毅力，向音乐的几乎所有领域奋进着。当然，他还是念念不忘钻研他的指挥。1955年，组织上让他到上海乐团向民主德国指挥专家希兹曼学习指挥。

希兹曼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指挥家，他严谨，也有些矜持。当这位20岁刚刚出头的中国青年出现在他面前时，希兹曼用挑剔的眼光打量着他：黑黑瘦瘦的脸，乱蓬蓬的头发，皱巴巴的衣服，实在没有多少艺术家的气质。可一开始授课，希兹曼那蓝色的眼睛里便闪出了惊喜的光芒。没想到，这位看上去像农民似的中国青年，还真是块指挥的好材料，无论什么复杂的问题，他总是一点即明。他对那些西方古典乐曲独到的理解和处理，使希兹曼又惊讶又钦佩。骄傲的日耳曼音乐家放下架子，毫不保留地指导着这位聪明好学的中国青年。

1956年，作为北京艺术师院的筹备委员，他来到了首都。新中国培养的音乐家，理所当然地挑起了事业的重任。他担任了北京艺术师院作曲理论系的领导工作。那一年评定工资的时候，鉴于他的工作能力，他的工资比同时工作的同事们高了一级。

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为什么我要比别人多拿一点报酬呢？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呢！——他惶惑不安了。在发工资前，他找到了院领导，主动要求降一级工资，当拿着和同事们相同的工资，他才心安理得了。年底，组织上决定让他带薪学习，去上海音乐学院再深造两年，那里，有苏联音乐家阿尔扎玛诺夫等外国专家在讲学。

他要到上海带薪学习的事情让母亲知道了，母亲非常惊奇：“读书还要拿工资？

这样的好事情可没听说过！鸿年啊，共产党对你恩重如山，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呀！”

母亲的心思和儿子想到一起了，他也正为这事情在烦恼呢。听母亲这么一说，他马上向组织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在两年学习期间不拿工资，申请助学金。

报告摊在领导的桌子上。对这位青年人的请求，大家都很感动。这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是新中国青年的胸怀。但事情有点难办——带薪学习的不止他一个人，如果他不拿薪水，其他人怎么办？结果，他的申请被婉言否定了。

他锲而不舍。他羞于“不劳而获”。既然不拿薪水不行，再降几级工资总可以吧？他又一次把纸在桌子上铺开，写了一份新的减薪申请。他激动地写着：

“……党和政府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把我从一个穷孩子培养成人民的音乐工作者，再带薪学习，我实在于心不安。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应当为国家分担困难。在学习期间，我并不需要花费多少钱，只要有基本的生活费用就足够了。恳请领导再将我的工资降低几级……”

他那高尚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再拒绝他，会使一颗纯真的心陷于深深的苦恼和不安之中。组织上终于批准了他的申请，又降了他一级工资。

他这才稍稍安心了。也许，在许多人的眼里，他的这种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可他的动机是简而又简、纯而又纯的，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捞什么资本，一句话，只是为了对得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

其实，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这两年中，他也并非“不劳而获”，除了作为一个进修生学习作曲理论和指挥，他还兼课，给大学生们上外国音乐史和西欧音乐欣赏课。

1958年，进修结业了，他又回到了北京艺术师院。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乐队和合唱团，他无法从事他心爱的指挥专业，他毫无怨言地一头扑进了音乐教学之中。

只要能力中国的音乐事业出力，干什么他都甘心，他愿意把自己的才华和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深知，新中国的音乐要发展，只有一个两个音乐家是不行的，得有成千上万个才行！

他感到前景一片光明……

雪坡，雪坡，走不到头的雪坡……

他在大雪纷飞的山中吃力地走着。这里没有动人的音乐，没有可供他指挥的乐队，只有呼啸的寒风和漫天飘舞的雪花。他的脚印，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画出一条歪歪曲曲的痕迹。他惘然地在雪中走着，那随狂风飞旋舞动的雪花，仿佛化成了无数问号，在他眼前，在他周围，在他心里旋转、旋转……第一个问号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似乎就在从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回来不久。那时，他只知道拼着命工作，除了辅导学生们合唱之外，他还教作曲、钢琴、和声、配器、曲式与作品分析……前前后后，他一共兼教十几门课！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个博学多专、尽心尽力的好教师。然而他隐隐约约地发现，常常有一些不友好的目光从周围向他射来——怀疑、戒备、警惕……他说不清楚，反正有些异样。需要他开新课时，一些领导会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打着哈哈招呼他：“哈，年轻的老教师”，“嚯，后生可畏”，“嘿嘿，能者多劳嘛”……可平时碰到他时，他们却会像不认识他一样，擦身而过，还板着脸不说一句话。

这是为了什么？他的心头出现了问号，然而他无法找到答案。

也许是自己神经过敏吧？

不，不是。他很快否定了自己的假设，他发现，敌视的目光越来越明显。不久，就不断有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向他袭来：什么“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啦，什么“文艺思想有问题”啦，什么“党内的一杆白旗”啦……党内的白旗？我是白旗？难道我做了什么背叛党的事情？难道拼命工作错了？……他实在想不通。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像五线谱上那些跳跃的音符，在他的心中翻腾，然而这些音符无法组成和谐的乐曲……课还得要上，新课还得要他开。系里新开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主讲又轮到了他，他还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下来。当时，这门课非常缺乏肖友梅、黄自等二三十年代专业作曲家的作品音响资料，可这些作曲家的创作和风格，是必须要让学生了解的。他千方百计搜寻乐谱资料，并三顾茅庐，请来了曾与黄自等人共过事的着名歌唱家应尚能老先生，和他一起合作给学生上课，他在讲台上讲，应老先生在一边坐着，当讲到具体的声乐作品时，就请应先生唱，他自己弹钢琴伴奏，一边还录音。

这样上课他很辛苦，但课上得生动形象，非同一般，而且还为学校积累了近现代音乐史的音响资料。学生们都拍手叫好，使人纳闷的是，这居然也招来了麻烦，校园里风言风语四起，说这是“党内右倾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相互勾结，毒害学生”……正式的惩罚，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1960年深秋，他被学校以“劳动锻炼”的名义下放到北京市郊一个山区畜牧场养猪。生活艰苦、劳动繁重，他可以忍受，假如可以避开那些无法解释的仇视的目光，可以听不到那些使人寒心的冷言冷语，即便在饥寒中生活，他也愿意。可情况并不是这样，到了畜牧场，那里的管理员也是板着脸用白眼看他：“你到这里是改造思想来的，不要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他愕然，只能埋头干活，再也不说一句话。在这里，猪的地位比喂猪的知识分子高，管理员规定：猪吃白薯，“劳动锻炼”的知识分子一律吃白薯茎和白薯叶子！

吃着白薯茎和白薯叶子，干着累人的活儿，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事业，没有忘记一个人民音乐家的责任。只要有空，他就伏在一盏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作曲，写音乐论文，读音乐理论着作……像每一个从不怀疑我们党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这些不公平的批判和遭遇，他不止一次严厉地解剖过自己。他深信自己是犯了错误，但错在哪里呢？向党进攻的右倾分子？他把党看作比自己的母亲更神圣，更伟大，他出版发表的一百二十多首歌曲和许多钢琴、手风琴曲，每一曲创作中都倾注了他对党的赤诚的情感。1957年“反右”时，并没有谁批判他右倾呀！白专？的确，他被许多人称为“全才”、“能者”，一个人开十几门课，还翻译了斯克利波科夫的《德彪西的和声语言》、楚克尔曼的《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和声表现手法》，并写了五十万字的《二部歌曲写作》和《我国专业创作中对近代和声手法的运用》、《我国微调式的和声问题》、《奏鸣曲式的引子与尾声——论奏鸣曲式的历史发展之一》等学术论文。但这是为了丰富中国的音乐事业，是为了教学，为了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不清楚自己究竟错在何处。

这年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刚过，天上就飘下了鹅毛大雪。山里的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二十几度。一天傍晚，管理员突然把他叫进猪棚里。只见一头老母猪躺在地上哼哼，也许是受冻后病倒了。管理员毫无表情地开口了：“交给你一个任务：

立即下山一趟，请兽医来给母猪看病。”

下山一趟，来回有几十里山路啊！但管理员的命令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冒着漫天飞雪，他咬着牙下山了。大雪早已覆盖了下山的路，四望皆白，他踉踉跄跄，一脚高一脚低地慢慢往下走。哦，雪坡，雪坡，走不到头的雪坡……突然，脚下踩了个空，他的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从陡峭的雪坡上骨碌骨碌地向下滚去……天旋地转，眩目的雪光中飞迸着金星……他的肢体在嶙峋的山石上猛烈地碰撞着，滚到山脚下时，人早已昏死过去……雪，依然在纷纷扬扬地飘，他的身体渐渐被雪花覆盖了。他静静地躺在雪地里，死神，就在他的身边徘徊……还好，天黑前有一个从山脚下经过的农民发现了他，推着小车把他送进了医院。虽然大难不死，但他的身上留下了不会消失的伤痕——脚再也不听使唤，腰也坏了……他的手中多了一件永久的纪念物——一根拐棍。

伤好后不久，他被调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一如既往，他又拼命干起来。然而那种深深地折磨着他的痛苦并没有消失，不信任的眼光，在新的环境中还是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他觉得自己仍然在那个危机四伏的雪坡上艰难地走着，冷冰冰的雪雾把周围的世界罩得严严实实。何时才能走完这漫长而又可怕的雪坡呢……“牛棚”里的雷声和雷声中的《指挥法》

一片震耳欲聋的雷声把他包围起来。雷声持续着，越来越响，越来越粗暴。这可怕的声音，像千万根钢针不断刺着他的耳膜。他无法避开这可怕的声音……这是疯狂的1966年，一夜之间，他便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了。

他的写得满满的二百余本笔记，全被造反的好汉们搜走了。二百余本笔记中，有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写的中外音乐作品欣赏分析，一共不下一千万字！二十余年的心血，在一片烈焰中化成了灰，化成了烟……他不断地被拉去批斗，罪名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洋奴诺夫斯基”、“漏网大右派”……怎么又成了“漏网大右派”？他心乱如麻，迷惘不解。

军宣队来了。戴着红领章，佩着红帽徽的解放军，当然应该和那些喜欢穿军装的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不一样了！对解放军，他心怀着多么亲切的感情啊，他又想起了王基庠，那位年轻的军代表……他相信，军宣队一定会为他澄清一切的！想不到，他的境遇反而更差了。军宣队没有给他带来希望，和众多的“牛鬼蛇神”们一起，他被押送到天津郊区一个部队农场隔离起来。

这是一间幽暗的小屋，他整天被关在这里。门外有一个红卫兵昼夜看守——这红卫兵，还是他的学生呢。这下巴尖尖的学生，以前给他的印象不错，沉默寡言，学习很刻苦，似乎还有些腼腆，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杨老师。”……可此刻，这腼腆的学生已经变成另外一个陌生人，整天板着脸，只是用粗声粗气的“喂”称呼他。

每天深夜12点，这红卫兵便推开门大喝一声：“喂，出来，跟我走！”这是审讯他的时间。

在“牛棚”的一间审讯室里，一群红卫兵团团围着他，读语录，拍桌子，打他几下也是家常便饭。红卫兵们七嘴八舌地喊着：“老实交代你的反党罪行！”“快坦白吧，我们有确凿证据！”确凿证据是什么呢？你们告诉我吧，我实在不知道！

——他无言以对，只是用求助的眼光看在一边站着的军宣队员。军宣队员冷冷地盯着他，一声不吭。

鉴于他的“不老实”，深夜审讯也就每天进行。一天，正审讯到一半，他的胃痛发作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沁出来，他紧捂住胃部痛得说不出话……“别想用病来耍赖，我会扎针！”看守他的尖下巴红卫兵变魔术似地拿出一根五六寸长的经针，三捻两捻，就把针扎进了他的胃部。剧痛暂时和缓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不说！好，把经针留在他的胃里，不要拔出来！”

“对，让他清醒清醒！”

“记住，这叫做‘留针’，是为了治你的反动毛病！”

红卫兵们乱哄哄地叫起来。尖下巴眨巴着眼睛，没有说话。

针刺在胃部，时间一长，引起了阵阵痉挛，而且越来越强烈，每呼吸一下，就带来一阵钻心的痛楚。他想把针拔出来，可手刚一动，就被按住了。周围是幸灾乐祸的笑容，是慢吞吞的吆喝：“只准老实坦白，不许乱说乱动！”可他能坦白什么呢？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抠出来，让这些失去了理智的青年人看看……一天深夜，他又被带迸了那间审讯室。今天，这里人特别多，二十几个红卫兵，清一色的绿军装。一进屋，他们就发出了最后通牒：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再不坦白，你会一辈子后悔！”

他已经被问得麻木了，依然像往日一样疲惫地摇着头。

“你到底坦白不坦白？”

“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可以坦白……”

他的话音刚落，只见一个红卫兵用指挥大合唱的动作夸张地挥了一下手，二十几个人便呼地拥上来把他团团围在中间。有人用绳子缚住了他的手。只见那些兴奋的面孔一张张凑近了他，一双双手各自捂住了耳朵。只留下他一双耳朵对着二十几张热烘烘的嘴。啊，他们又要玩什么新花样？……没等他反应过来，一片震耳欲聋的狂喊，便像惊雷一样炸响了。二十几个红卫兵，一起放开喉咙声嘶力竭地对着他的耳朵大叫：

“杨鸿年必须老实交代！”

“打倒杨鸿年！”

“杨鸿年不坦白就叫他灭亡！”

开始一刹那，他还能忍受，他还能在刺耳的狂喊中作闪电般的思索：哦，这些对着他的耳朵狂喊的嘴，这些唇上刚刚长出柔软的胡须的年轻的嘴，本来应该是在钢琴的伴奏下优美地唱歌的……很快，耳膜就痛得受不了了。二十个人分成两批轮流对他大喊……那巨大的声浪犹如万雷击顶，整个脑袋仿佛要被炸裂开来。啊，这是要他耳聋呀！这是要夺去他那最宝贵的音乐家的听力呀！他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喊，然而无法挣脱，他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天旋地转、天旋地转……耳畔的雷声在持续，在爆炸。他感到自己敏感而又脆弱的耳膜被炸裂了，裂成许许多多小碎片，在天旋地转的空间飞舞……终于，所有的声音都从耳畔消失，只有那一片军装的草绿色，只有那一张张不断翁动的嘴，依然缠绕着他，包围着他，只有刺入脑髓的剧痛，只有死一般的寂静……他完全聋了，聋了整整一个月！（一个月后，总算逐渐恢复了听力，可是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以后只要过分劳累，耳朵就会突然失聪！）“牛棚”的灯光通宵不灭。这灯光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怕他自杀，二是好让他晚上也能写交代。

他怎么会自杀呢！他要活着，为了他所热爱的音乐，他必须活下去！而且，他不愿苟活，即便身陷绝境，他也不愿无所事事地活着！

要写交代，当然得供给他纸和笔。好，写吧！每天深夜，当看守他的那尖下巴红卫兵走开了，他就伏在床上不停地写，不过不是写交代，而是写他早就酝酿着写的一本书《指挥法》。纸张不多，字必须写得越小越好。他几乎将眼睛贴近纸面，密密麻麻写下一行行蚁头般的小字。为了节省篇幅，他还发明了很多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简写代号……一天深夜，他正埋头写着，背后突然伸出一双手，猛地将一大摞稿纸抢了过去。

回头一看，是那个尖下巴红卫兵！他的“地下活动”，终于被发现了。完了，把稿子抢回来，绝无可能。他转过身去，面壁而坐，他不想看见那张失去理智的可恨而又可怜的脸。

“写什么？”尖下已红卫兵一边翻动着稿纸，一边厉声斥问。

“《指挥法》。”他平静地回答。

“写这个干吗？”尖下巴的口气依然咄咄逼人。

写这个干吗，这还用问吗！他倏地转过身来，对手捧稿纸的审问者大声喊道：

“写这个作教材，给你们用！”他只觉得浑身的血热腾腾地直往脑门上冲，刚恢复听力的耳膜一阵阵刺痛，他豁出去了。“你们是国家培养的音乐人才，难道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离开学校？你们甘心，我不甘心！我不愿意违背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我不愿意放弃一个人民教师的责任！我不愿意让后人指着我们的背脊骂：瞧，他们培养了一群什么也不懂的废料！……”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悲哀，滔滔不绝地从他的沉默己久的心中喷出来。讲完之后，他又转过脸去，再也不吭一声。

尖下巴却再也不说话了，只是呆呆地站在他身后，像一尊凝固了的雕像。

过了很久，他感到有一只颤抖的手攀上了他的肩头。回过头，他看到一双泪光莹莹的眼睛。尖下巴红卫兵满脸羞愧地低着头，把一叠抚平了的稿子放到了他的身边。

“杨……老师。”

一声轻轻的、羞怯的呼唤，在寂静的“牛棚”里幽幽地响起。哦，这一声“老师”的称呼，是他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美妙动人的音乐！这个曾经变了形的腼腆的学生，又像从前一样站在他的面前了。

这痛苦中欢乐的插曲啊，这迷惘中希望的火星！这使他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真、善、美的力量。

一个中国音乐家的中国心

做一个中国音乐家真难啊！他想忘记一切个人的委屈和烦恼，忘记周围的喧嚣，让身心沉浸在他所热爱的事业中，可是不行，那些没有答案的问号，依然苦苦地折磨着他……由于他“拒不认罪”，在一次批斗会中，他被人按着脑袋站在台上，军宣队终于当众抛出了“材料”：

“杨鸿年的右倾反党，铁证俱在，他是无法抵赖的！他的档案上白纸黑字记载得清清楚楚：1956年至1957年间，经群众的要求，削减了他的工资！问题不是很明白吗？假如不是有右派言行，群众为什么要求削减他的工资？同志们，罪证如山啊！……”

天啊！这就是怀疑我歧视我批我斗我的原因？这就是折磨了我十几年的原因？

这就是我的罪证？——他猛一下挣脱了强迫他低头弯腰的手，昂起脑袋，睁大眼睛，他想放声大喊，却什么也喊不出口，只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沿着瘦削的脸颊滚下来……一个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怕的误会！也许，这是一位不负责任的干部，在填写他的档案时，漫不经心或者别有用心地将“自愿要求”改成了“群众要求”，两字之差，结果有天壤之别。一个高尚的要求，竟然成了一口黑锅，无形地在他头上压了十几年！

做一个音乐家难，做一个正直的人也难啊！

他出了“牛棚”。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马可同志闻信赶来看他了。这位饱经风霜、并且已经身患绝症的老革命音乐家，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他在“牛棚”中写成的《指挥法》，禁不住老泪纵横“为了我们中国有你这样的音乐家，走，我们喝一杯去！”马可硬拉着他来到“莫斯科餐厅”。两位音乐家面对面坐着，举起斟得满满的酒杯，却喝不下一口。

“这几年，有的人忙于闹事，有的人心灰意懒，有的人忙于玩，有的人生了几个孩子。而你，你啊……”马可深情地凝视着这位坚忍刚强、不屈不挠的后辈，欣慰地微笑了。这些日子，马可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人世，但他依然固执地要求工作。他为被破坏被耽搁的音乐事业心焦。现在，他觉得心里放宽了一些——中国的音乐事业前景还是光明的，因为，还有杨鸿年这样的音乐家。

“来，我敬你一杯！”马可颤颤巍巍地举起了酒杯。

“我也敬您一杯，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来，干杯，愿恶梦早日过去，愿我们的事业早日兴旺起来！”

干杯，为了这个崇高的愿望干杯吧！

落实政策了。军宣队只是向他道了歉。工资本是他当年自愿要求削减的，当然谈不上补发；谁也没有给他戴过帽子，自然也就无所谓平反昭雪。于是，许多人对他多年受折磨的原因归结了一个字：傻！

傻？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从没有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后悔过，一个人民的音乐家，应该是胸襟宽阔的，就像一条奔流的江河，即便有险峰挡道，也不能停滞不前，应该不停地流，应该唱着歌浩浩荡荡地流，在险恶的山中冲出通向大海的峡谷……他从作曲系调到了指挥系，他又从事自己最热爱的工作了，他又站到了指挥台上。

指挥的艺术生命依附于乐队或合唱队，没有队伍，再好的指挥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需要训练队伍，也需要锻炼提高自己。历尽劫难之后的音乐学院，决不是一天两大能恢复过来的。他要做的工作大多了。只要是对事业对工作有利的，他什么都愿意干。拄着拐杖，他到处奔波着，少年宫的合唱队、部队文工团、工人业余合唱队，他都去指导训练。工作着，追求着，创造着，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他是一个记忆力极强的敏感的人，那恶梦一般的往事，决不可能从心头一下子抹去。有一次，他指挥一个合唱团下部队演出。演出完了，主人招待他们吃夜宵。

指挥理所当然地坐在主宾席上，穿着白衬衣的主人们捋起袖口，热情地向他敬酒、夹菜。他不善干应付这种场面，一不小心，一只筷子掉在地上了，他弯下腰去捡，筷子没有发现，却看见了桌子底下那一片草绿色的军裤！他只觉得耳畔轰地一下，眼前一片昏眩。草绿色，草绿色，裹着震耳欲聋的雷声，又把他包围起来——他想起在“牛棚”里那个可怕的夜晚，想起那群穿着草绿色军装向他狂喊的年轻人。他的耳朵一下子又失去了声音……看到他从主宾席上倏地站起身，手捂着耳朵，脸色苍白地奔出餐厅，在座的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医生以为他病了，急忙跟出去。月光下，只见他双手蒙着脸独自站着，肩膀在轻轻地颤动……这，当然只是偶然的刹那间的情景。他知道，沉湎在痛苦的回忆中，只会使自己消沉，使自己失去激情，他决不想在回忆中打发日子。然而，展开在他面前的道路，依然不是阳光普照的坦荡大道。他走得很吃力。

1976年秋天，他和钢琴系教授朱工一、管弦系教授司徒华城带着一批学生去云南实习。说起来真是可怜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学校竟然没有一点可供实习用的经费！到昆明后，一下火车，他就开门见山，把他们的窘境告诉了前来迎接他们的云南省文化局干部。

“哦，还有这种事情？”省文化局的干部惊讶了。惊讶之后，脸上又露出为难之色：“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

省文化局研究之后，总算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实习费用可以由云南省包下来，但有条件：他们的工作得由省里安排。说得明确一些就是：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实习经费！根据“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经济分配原则，这完全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两天后，他们奉命先去红河地区，司徒华城办一个小提琴学习班，朱工一弹伴奏，他呢？重操三十年前的旧业，替地区文化单位修钢琴。操着扳手和钳子，他从早到晚在琴房里忙碌。事情有些滑稽。其实，即使没有什么附加条件，他也会很乐意地为他们修的。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复苏的音乐事业中的小小螺丝钉吧。这和他三十年前在旧上海修钢琴，性质是大不一样了。他兴致勃勃地干着，嘴里还轻轻地哼着他新编的合唱练习曲……十几天后，省文化局又把他们召回昆明。依然不得清闲，他的任务是：每天上午给学生讲和声、作曲；下午指导省歌舞团排练；晚上教指挥；而备课，只能在半夜以后了……就按这样的生活律动，几年来，他又去过拉萨、成都、重庆、南京、呼和浩特……自筹经费的事情，当然不会再发生了，可他还是爱去那些比较偏僻、音乐水平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地区。在中国，需要音乐工作者做的工作大多了！他烙守这样一个信条：没有低能的乐队，只有低能的指挥。只要花工夫，一定可以在全国各地训练出许多高水平的乐队和合唱队。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王作和训练之中，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暇顾及。几年来，云游八方，他先后指挥训练过的专业和业余的音乐团体多达二十余个，其中有中央乐团合唱队、中央民族歌舞团合唱队、东方歌舞团合唱队，也有西藏、四川、云南、内蒙和许多地方和部队的乐团和合唱队。他可以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这些音乐团体的情况，但假如你问他各地的风景名胜，他就傻眼了。说出来简直叫人惊讶——在昆明他没有去游滇池；在拉萨，他没有去参观布达拉宫；在成都，他没有上峨眉，没有去乐山，就连杜甫草堂、武侯祠也没有去看一看……其实他并不是那种兴味索然的人，他何尝不想游山玩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美丽宁静的大自然中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然而时间对于他实在太珍贵了！他要讲课，要训练乐队，还要继续写他的着作。就在这紧张忙碌的几牢中，他先后出版了《二部歌曲写作基础》、《乐队训练学》，后者作为我国第一本关于乐队训练的专着，不仅受到国内音乐界的重视，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远销国外；另一本着作《合唱训练法》也已经完稿；他还撰写了《和声基础》、《配器基础》等教材，发表了《管弦乐队演奏中的vibrato处理问题》等十余篇学术论文；此外，还有翻译、歌曲创作……工作和创作把他的生活挤得满满的，他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呢？在拉萨，他曾想好要去参观那神往已久的布达拉宫，但到那里后，训练、讲课、演出，几乎没有一分钟的空闲。当地的同志几次邀他去，他总是说：“不忙，过一天有空了再去。”直到临上飞机，他也没有抽出空来！

当飞机呼啸着窜入碧蓝的晴空，当雄伟的布达拉宫在他的视野中变成了小小的一点，他有点遗憾，也有点感慨：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可以得到的东西在不经意中错过了，也许正是因为付出了这种代价，自己追求的目标才可能逐渐由远而近……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广袤、富饶而又贫穷的土地上，他以惊人的毅力攀登着艺术的高峰。他坚信：外国音乐家能够攀上的高峰，中国音乐家也能攀上去！

他指挥一个台唱团，和胡晓平比肩而立……

1982年隆冬。上海音乐厅里回荡着前所未有的掌声和欢呼。这掌声和欢呼是献给歌坛新星胡晓平的。这位不久前在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中赢得最高荣誉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刚以她优美舒展、纯净无暇的歌喉，唱完了歌剧《绣花女》里那段着名咏叹调《人们叫我咪咪》，此刻正在台前向狂热的观众鞠躬谢幕，一次，又一次。二道幕后面，上海乐团的合唱队员们，已由后台鱼贯而入，拾级登上了锃亮的梯形合唱台。胡晓平的独唱之后就是他们的合唱节目。这场音乐会是由他们的合唱与胡晓平的独唱组成的。

人头拥挤的后台顿时变得空旷了。只有他一个人，拄着拐杖倚在一根柱子上，厚重的帷幕遮住了舞台上亮如白昼的灯光，只吝啬地在他面前曳留出一条窄窄的晃眼的光带，他将沿着它走上舞台这也许是一次失策。一个是刚蜚声海内外的歌唱家，她的歌喉与声誉犹如东方的明星灿然夺目；另一个是虽有三十余年历史，却从来没有被人特别重视过的合唱团体。他们的共台演出将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抑或是瑕瑜互见、妍媸对照？听众们总是迷信明星的。台下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紧接在胡晓平之后登台的合唱团捏着一把汗。

把拐杖放在地上，他慢慢地走到舞台中央，登上了那黑色的指挥台。

歌声，在他的指挥下响起来了。人们马上发现，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上海合唱团，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没有花哨的色彩，没有任何噱头，只有歌声——男声、女声、高音、低音，在他那有力的双手指挥下，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千变万化地飘扬、回旋……歌声，忽而像奔腾呼啸的瀑布，忽而像潺湲清澈的溪流，忽而像在密林中迂回荡漾的微风……他指挥着合唱团唱欢乐的《祝酒歌》，唱30年代的中国歌曲《海韵》、《本事》，唱外国古典歌曲，还有一些器乐曲，竟也在他的指挥下变成了奇妙的合唱，其中有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有施特劳斯的《拨弦波尔卡》……凄凉的《海韵》，把听众们带到了一片暴风雨中的海滩，一个绝望的白衣少女在那里徘徊……纯朴的《本事》，使听众们走进恬静的田野，悠扬的牧笛在浓浓的树荫下飘荡……《二泉映月》，没有歌词，只有一片优美伤感的叹息，在月光下袅袅地回旋……《拨弦波尔卡》，分明有许多欢乐的琴弦在和谐地颤动。歌喉怎么会变成琴弦的呢……他优美潇洒地挥动着手，陶醉在歌声中。他已进入一种别人无法想象的境界，他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有歌声，在他的心里回响，在他的手中流淌……是的，他以毕生的探索和追求，终于进入了艺术的自由王国。他决不是那种闭门造车、固步自封的人，他不断地用可以找到的一切艺术营养丰富充实着自己。对当今世界的指挥大师们和国内指挥家们的风格和技巧特点，他都仔细研究分析过，能为我所用，他就虚心学习。卡拉扬的高屋建瓴、博大严谨；小泽征尔的热情奔放、洒脱精致；皮里松的准确沉着、直率洗炼；李德伦对音乐富有俯视感的全局控制；黄贻钧对各种乐器演奏法精深的了解；严良坤大可走马、小难插针的风格……这一切，他都钦佩，都喜欢，都借鉴，都不断地汲取消化为自己的东西。他的指挥艺术，尤其是合唱指挥艺术，逐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1980年，中央乐团准备参加菲律宾合唱节，请他去进行训练指导。整整三个月，他和合唱队的歌唱家在一起，对演唱的每一个曲目，他都作了别具匠心的处理。合唱队彩排时，队员们在他的指挥下唱着，唱着，都暗暗惊异：这歌声，怎么比从前所有的时候都和谐丰富、优美深情。好一个高明的指挥啊！彩排结束后，全体队员情不自禁地拼命鼓起掌来。有一个队员站起未，大声地喊道：“就现在的心情，我真想喊一声：杨鸿年万岁！可如今不兴喊万岁了，让我们喊一声千岁吧！”

“杨鸿年千岁！”“杨鸿年千岁！”

中央乐团的排练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不久，他又来到北京战友文工团。战友文工团的合唱队经他作短期训练后举行了一次合唱汇报演出，演出一下子轰动了北京乐坛，一些有影响的音乐评论家赞叹道：这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没听到过的最好的合唱”！

一次，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给学生们上合唱课时，从美国回来探亲的着名指挥家李惟宁专门赶来听课。课上到一半，李惟宁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拍着手连声叫好。

这位走遍了全世界的指挥家感慨他说：“想不到，国内竟有这样的人才！这是真正的专家，在美国，在全世界都少见这样出色的合唱指挥……”

听着这些热情的赞誉，他只是淡淡一笑。是的，他的心中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中国人的自豪感：中国的合唱，是可以走上世界乐坛的！

此刻，上海合唱团的歌手们在他的指挥下忘情地唱着。他们觉得，站在前面的这位貌不惊人的指挥，舞动的双手上仿佛有两根无形的线，源源不断地把他们心灵深处的感情牵了出来……他刚刚踏进上海乐团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不认识他：这个拄着拐棍的人是谁？

什么？是请来的客席指挥？杨鸿年，这个名字并不熟悉呀！上海合唱团是我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合唱团体之一，三十多年来，曾请过不少有名的外国指挥家来作过指挥，团员们眼界高得很。

负责接待的同志把他带到乐团大院侧厢的一间堆资料的小楼里：“旅馆实在紧张，请将就一下住这里吧，实在对不起。”

他以爽朗的笑声作答：“好，非常好，住这里方便！”真的，他一点儿没有因此而产生什么不愉快的感觉。走下小楼，往左走不多几步路就是排练厅，他可以省却很多花费在路上的工夫。

第一天训练，队员们便被他的魅力征服了。在一阵试唱之后，他微笑着，准确精到地谈了他对这个合唱团的看法：长处、弱点、需要克服的问题……然后是全新的“药方”——些全新的练习曲，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低音，都能在其中得到有效的“治疗”。原来，在到上海之前，他已经精心地对上海合唱团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新的练习曲，全部是他预先创作的。队员们心悦诚服，恭恭敬敬地称他“老师”了。训练一段之后，合唱团的素质大有提高。团员们评价说：杨鸿年一点不比小泽证尔和皮里松差，外国指挥家做到的，他都做到了，外国指挥家做不到的，他也在做。他不仅仅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提高我们整个团的艺术素质啊！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艺术素养，常常使团员们吃惊。为了丰富合唱的曲目和风格，他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把《拨弦波尔卡》改成合唱，这主意使很多人诧异：这曲子能唱吗？可一时又找不到曲谱，于是人们以为这事便算了。没想到，第二天训练时，他突然拿出一份刚刚谱就的乐谱来：“《拨弦波尔卡》，我已改编好了。找不到原谱，只能凭记忆啰！”试唱结果，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更叫人折服的是，经过核对原谱，他的改编曲竟然没有记错一个音符！

团员们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每天开始练唱之前，总有人搬一把高高的椅子放在指挥台上。他的腿脚不好，大家都要求他坐着讲，坐着指挥。对他的住所，也有不满的议论了：“这么好的指挥，怎么让他住这种地方！”

“哦，对不起，实在委屈您了！”一天，负责接待的同志走进了他住的拥挤简陋的小楼，脸上露出由衷的歉意：“我们已在宾馆为您订了房间，请收拾一下，马上就搬。”

小楼里又响起他爽朗的笑声：“不必啦，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呢！”直到演出，他始终没有离开那栋小楼。

这场演出之前，他有点激动，这是对中国合唱艺术的一次考验啊！他问团员们：

“和胡晓平同台演出()，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有你站在前面指挥，我们信心十足！”

乐团离音乐厅挺远，团里要用小轿车送他，他拒绝了，他执意要和团员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团员们拗不过他，只能用自行车把他推到汽车站。一位青年歌手半开玩笑地说：“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借一辆平板三轮车送您去音乐厅了。”他快活地笑起来……这次演出的结果，我们已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前向读者描绘了。上海合唱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以及他所指挥的合唱团，毫无逊色、毫无愧色地和独唱明星胡晓平并肩而立，淹没在听众们热情的欢呼声中……因为兴奋，他的双耳又一次在指挥过程中突然失聪了。他暂时还听不见人们献给他的欢呼。但，在他的心灵深处，袅袅不绝地回响着一支深情的歌，这支歌是不会消失的！

1984年3月于广东从化温泉梅村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