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商界大佬高考经历

其实，成功并不在于一次机会，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和新东方的俞敏洪都曾经历过两次落榜，但他们都靠不变的信念及不懈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中国企业家网6月9日消息，高考在即，很多考生在给自己鼓劲，父母也告诉他们绝不能输。其实，成功并不在于这一次机会，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和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都曾经历过两次落榜。马云第一次高考时的数学成绩是1分，俞敏洪第一次高考时的英语成绩是33分。他们都来自教育条件并不好的地区，他们都历经人生的坎坷，但他们都靠不变的信念及不懈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高考只是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门槛，迈过去之前，不妨让心灵先休息一下，放下压力，也许会考得更好。

马云大学圆梦之旅可以说“由生到死，再由死到生”，但终究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否极泰来”。

由于连续两次高考失利，马云无法说服父母让他继续复读，只得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就在第三次高考前三天，一直失望于马云数学成绩的余老师对马云说了一句话：“马云，你的数学一塌糊涂，如果你能考及格，我的‘余’字倒着写。”

在高考数学的那天早上，马云一直在背10个基本的数学公式。考试时，马云就用这10个公式一个一个套。从考场出来，马云和同学对数学题的答案后，很自信地说：“这次肯定能及格了！”成绩单出来后，他的数学考了79分(当时数学满分120分).

我考大学时的理想是上北大，但最后只上了杭州师范大学外语系，离本科差5分，但本科没招满人，就幸运地上了本科。而且考了3年。第一年高考数学考了1分，第二年19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只要不放弃终归可以成功。

还有中国人干什么事情，总是抱太大的希望，我想对参加高考的学生说，我们不要对大学抱太大期望，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需要什么，别人能够给我什么。不要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个期待上，实现不了这个期待就抱怨它。

俞敏洪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成绩不好，高考考了三年，他从来没着急过，因为急也没有用，只能慢慢来，最后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俞敏洪一直强调要过有意义的人生。（励志电影  ）“一辈子能不能走出精彩，大学为你奠定了基础，但不能决定你的一生。”

6月5日，俞敏洪在杭州进行公益演讲，他说，成就感不是从上学到高考十八年，就为这一件事。

人一辈子的幸福来自什么？来自成就感！

人一辈子的幸福来自什么？来自成就感！家长为孩子找了工作买了房子，选了媳妇，给了金钱，但为什么孩子还是不幸福？因为你剥夺了孩子通过自己奋斗获得成就感的权利！成就感来自日常每天！来自读一本好书为家人做一顿好饭。乐观和成就感来自每天.

未来我们95%孩子都会成为与社会相处的人，所以靠情商成功的人远远高于靠智商成功的人。靠智商成功的人，就是在一个领域达到了顶级状态的人。当年他从北大辞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知道自己成不了这种人，他是第二种：靠情商成功的人。

中学时，周鸿祎学习还行，但真要高考，“也犯嘀咕”。他靠着参加各种物理竞赛得奖，躲过高考一劫，被保送去西安念大学。

“我从小惧怕考试，高考前获得一个机会一不小心就混到大学了，后来上研究生也没有参加考试(只加试了英语就差点累吐了)。不过，我还是非常遗憾没有参加过高考，毕竟，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在我的记忆里，总也找不到高中和大学的分水岭，这样挺不好的，似乎人如果不参加高考，就可能谈不上成熟。所以，我想对那些对高考感到紧张的人说，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经历，这是人一生中回忆的资本，能参加高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每个商界大佬都有一个不愿提及的兄弟

在商业世界，大多数合作关系的破裂都发生在公司飞黄腾达之前。

一向跟比尔·盖茨关系还不错的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最近出了一本很有料的回忆录：《谋士：微软联合创始人回忆录》（ideaman）。在这本书中，艾伦对老友比尔·盖茨大发牢骚，认为比尔·盖茨曾经密谋在他得癌症时掠夺他的股份，并不遗余力地把盖茨描绘成一个脾气超坏、满身铜臭、自我感觉良好的野心家。这引得《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名利场》等大牌媒体，纷纷开始热烈地八卦起这对如同离婚夫妻般的前合作伙伴。

其实，纵观微软、苹果、facebook你就会发现，在商业世界，这种类似于由初次婚姻不幸而引发的纠缠不清、刻骨铭心的关系，绝对不是偶然一例，大多数关系的破裂都发生在公司真正飞黄腾达之前。

微软：隐藏在和谐表面下的内部征战

根据《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谋士：微软联合创始人回忆录》一书中，收录有1982年艾伦与盖茨一次最激烈的对话：“这真是不可思议！这一架总算暴露出你的真面目！我从此就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充斥着前半本书的爆料，总算是给了许多微软原教旨主义者修正微软历史，和两位大佬关系史的大好机会：长久以来，他们不是被视为对方的兴奋剂，就是密友。但认识他俩的朋友看过这本书后都说，本回忆录确实划出了一道大口子。在本书的致谢单上，艾伦还感谢了包括盖茨在内的17人，为他提供了“全面而富有逻辑的帮助。”

在这本爆料书出版之前，盖茨与艾伦的关系一直是被公认的好，就算58岁的艾伦早已经离开微软。艾伦离开是在1982年，他患上了癌症。但是，在本书中艾伦却说，他离开是因为他对盖茨的行为越来越不满，因为在艾伦越发低调的同时，盖茨却越发朝一个强势的工头转型。

比尔·盖茨一直试图降低艾伦在微软的股份，也是因为与他们相熟的人都认为艾伦并不在工作状态，也并没有对公司全身心奉献。这是原因之一，而盖茨在他们的首张合作协议中也写道，如果他认为两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就可以购买艾伦的股份。

艾伦将这份协议写进书中，但并没有写出盖茨插入的这一条款。微软的成长也吸引了更多像盖茨一样，一条心只管建设微软的人加入。他们愿意日夜工作，睡在办公室里。而艾伦却在此时厌倦了这种生活，拖了团队的后腿。在书中，艾伦说与盖茨的斗争让他付出了代价。“我低沉的士气影响了对工作的热情，这也恰好能促成比尔的下一次攻击。”他写道。

艾伦这份毫不遮掩的“盖茨报告”，确实在微软的“早期校友”中掀起了一些风浪。那些跟这两位大佬都认识的人，已经开始私下里怀疑艾伦对于某些事情表述的准确性。举个例子，一些熟人们就曾证明艾伦并没有出席某场会议，但艾伦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当时在场。另外艾伦说他当年去加州帕罗奥图市挖了一个电脑奇才，后来此人成为微软最重要的程序员之一。但是熟人揭晓，这个电脑奇才其实是盖茨三顾茅庐挖来的。

在这本自传中，艾伦还认为自己点亮了诸多微软重要创意的火花，并在一些案例中扳倒了盖茨。而充斥全书的怨恨基调，也是艾伦因为没有在微软得到自己应得的赞誉与回报。然而，曾和艾伦并肩作战的同事们却持相反看法。“我很惊讶艾伦先生不满于他在微软的所得。”曾在1981年加入微软并在那里工作了20年的卡尔·斯托克说，“我们全都把保罗当朋友，并且认同他为微软做出的贡献，但毋庸置疑的是，对微软的成功影响更大的绝对是比尔，而并非保罗。”

离开微软后，艾伦基本上是在靠着微软带给他的巨大财富过活。他的大部分商业投资不是失败，就是勉强糊口。认识艾伦的人都觉得，比起经营一个软件公司，他还拥有更广阔的志向。曾在上世纪70年代与盖茨和艾伦共事过的大卫·邦内尔看来，相比盖茨，艾伦对音乐和文化更有热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他感兴趣的是整个世界，而比尔则是一根筋型的。”

苹果：形同陌路的两个史蒂夫

1977年的乔布斯和沃兹尼克

曾是《时代》周刊记者的迈克尔·莫里茨，为乔布斯写了一本传记：《重返小王国：乔布斯如何改变世界》。在这本书中，他如此描绘了两个史蒂夫的初次会面：“史蒂夫·乔布斯第一次见到史蒂夫·沃兹尼克和他的电脑时很受震撼，自认为沃兹尼克是他见过的第一个比自己还懂电子学的人。”

但这也仅仅只是初次会面所产生的共鸣。事实上，沃兹尼克是个极客，只对技术感兴趣。而乔布斯却是个“杂家”：“他花了大量时间涉猎文学和艺术，喜爱文学和经典影片，学过莎士比亚作品，把英语老师奉为偶像，为《红气球》之类的电影深深感动。”“他跟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标新立异的小组，叫"巴克鱼苗俱乐部"，意思拆开是一句下流话。（  ）他们把厕所的马桶漆成金黄色，把它用水泥糊在花盆上，他们把一辆大众甲壳虫汽车吊起来，推上学校自助咖啡馆的屋顶。”沃兹尼克从不吸毒，是同学印象中的好好先生。但乔布斯却在父亲送他的红色菲亚特双门小汽车里吸大麻和哈希什。

事实上，沃兹尼克以及他的家人，都不怎么相信乔布斯：“他是个邋里邋遢的家伙，赤脚走路，头发总是黏糊糊的。”而在沃兹尼克的父亲杰里·沃兹尼克眼中，乔布斯是“觉得自己理当一上来就占据高位，不肯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从基础做起”的那种人。

沃兹尼克也并非对苹果一直忠心耿耿。在乔布斯四处游说忙于拉投资找人才的时候，沃兹尼克却在考虑是不是接受惠普的邀请。这时候，乔布斯又一次利用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和死缠烂打的口才：他动员沃兹尼克所有的朋友来当说客，又在沃兹尼克的父母面前“痛哭流涕”让他们帮忙把自己的儿子留下。

然而，当苹果最终“杀出一条血路”，有了比原来的办公室大15倍的办公楼后，苹果二代的幕后功臣沃兹尼克就开始耍起大牌了。在苹果的编程员迪克·休斯顿眼中，沃兹尼克“失去了挑战。人们不再对他说，他做的东西是狗屎。他获得了电脑奇才的地位。日子久了，他自己也相信了。他心里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可是他喜欢这个角色。所以如果有人拿他说事，他就很容易发作”。

从1983年开始，沃兹尼克就与苹果产品的研发没什么关系了。1987年，沃兹尼克不再是苹果的全职员工，但依然是苹果的一分子，依然领着苹果公司的薪酬。他与乔布斯也依然保持联系，并成为了苹果的狂热粉丝。2007年6月29日iphone发售时，沃兹尼克就在凌晨4点跑到自己家附近的专卖店去排队。ipad发售后，他也在第一时间预购了3台：“一台送朋友，两台给自己，其中一台3gs，另一台是wifi。”沃兹尼克还解决了iphone电池待机时间短的问题：“同时用两台iphone！一台用来讲电话，一台用来查信息！”最后还不忘告诉记者：“你没办法相信，这样用起来是多么顺手！”

今年4月，老沃兹尼克参加了“全球存储网络”会议，谈到了平板电脑对计算机产业的影响：“它是可以与电视机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相媲美的，它是"普通人"的新pc。”而当被问起与乔布斯的关系时，沃兹尼克回答：“我们之间从未不和，我们只是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观点而已。”这也印证了两人共同的朋友对两个史蒂夫的评价：乔布斯有兴趣管理公司，沃兹尼克仍然只是一名工程师。

facebook：大家只好法庭见

2010年的夏天过后，马克·扎克伯格这个名字就变得像facebook一样有名了。虽然在facebook上线之初，扎克伯格就已经在网页的最下方打上了“马克·扎克伯格制作”的logo，但并非所有使用facebook的人都真的非常关心这个网站究竟是谁建的。然而，畅销书作家本·麦兹里克给了facebook一个更好的解释：“facebook：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虽然性、金钱、天才和背叛仅仅只是出版社打上的广告语，但在这整本书中，这四个词可谓连贯始终，缺一不可。

而后，颇受广大反叛青年欢迎的大卫·芬奇看上了这个故事，将其改编成为电影，取名《社交网络》。书与电影均为了更受欢迎，捏造了很多虚构情节。但是，在整个facebook的发展史上，文艺作品倒是没有偏离真实：扎克伯格的哈佛校友、facebook的首任cfo爱德华多·萨维林确实为facebook的上线提供了第一笔资金支持，爱德华多也确实从未认为自己能够像扎克伯格那样为了facebook放弃学业。真实的情况是，在扎克伯格如电影中所演一样，在哈佛宿舍里埋头写代码只想让facebook尽快上线的时候，爱德华多已经投身金融行业，在雷曼兄弟公司赚到高额薪水。爱德华多也一直想用引入广告的方式来为facebook赚钱，这与扎克伯格对于facebook的信念背道而驰。2007年，扎克伯格亲手将爱德华多的名字从公司文件里，“创始人”的一栏中抹去。

“爱德华多想在网站中引入广告，扎克伯格反对，他说那样的facebook就不酷了。”“当你不再适合公司的发展，就必须离开，这就是硅谷的残酷之处。”这就是facebook的早期员工对爱德华多的印象。现实中的爱德华多，显然不像电影中冒着大雨往返纽约与加利福尼亚两地、却在严重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好朋友一脚踢掉的角色：现实中的他更像一个商人，一个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老手，一个对facebook三心二意的投资人。

跟保罗与盖茨、沃兹尼克与乔布斯不同的是，爱德华多与扎克伯格这两位合作伙伴最终将对方请上了法庭。而不同于畅销书和电影中的描述，滚石杂志给出的说法是，先起诉的一方并非爱德华多，而是扎克伯格。扎克伯格起诉爱德华多冻结了当初他所设立的银行账户，让facebook无法再向前发展。而爱德华多则反诉扎克伯格，认为自己之所以冻结账户，是因为扎克伯格从未返还两万美元的原始资金。在这场明明白白的兄弟反目之后，扎克伯格才进行了电影中驱逐爱德华多的那个步骤。

尽管爱德华多顺利从哈佛毕业，并通过漫长的官司赢回了5%的facebook股权，也将自己的名字重新打在了facebook网站的发行人一栏上，但是，他与扎克伯格不可能再是当年的好哥们了。

《社交网络》上映前扎克伯格就宣称，自己绝不会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在电影上映没多久，他就买票冲进了电影院。他并没有评价影片中的前女友，因为在facebook创立初期他就是个有女友的人了，这位华裔女友至今仍跟他住在公司附近的出租房里带着扎克伯格的120亿身家。

由此看来，也许扎克伯格并不是个混蛋，他只是和乔布斯、盖茨一样，太过执着地爱着他们亲手缔造的虚拟王国，仅此而已。

大佬们的高考故事

文/阿忆

他们现在都是叱咤风云的大佬级人物，但曾几何时，他们也经历过高考的洗礼，留下过一个个难忘的故事。

数学成绩就1分的马云

1982年，18岁的马云迎来了生命里的第一次高考。不过马云并没因数学不好而退缩，反而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因为在他的报考志愿表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

当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也算创造了个小奇迹，他的数学成绩是1分。

心灰意冷的马云和他一个表弟一起去宾馆应聘服务生，结果因为长得有点儿歪瓜裂枣的意思，愣是让老板给拒绝了。没办法，他通过找关系，才做了一份给出版社送书的活儿。也许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是这时候路遥的《人生》改变了马云的想法，马云开始了艰苦的复读，并在19岁那年，再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不过他的数学成绩嘛……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的数学成绩实现了同比1800%的迅猛增长——19分！

接着，马云又开始了一边打工一边复习的日子。就这样，到了马云20岁那年，他毅然参加了第三次高考。在马云高考的前一天，有一位姓余的老师对马云说，就你这个数学成绩，能考及格了我就把姓儿倒过来写。无论这老师是什么心态，马云是被刺激得够呛，他想出了一个绝招。

在考数学之前，马云背下了10个基本数学公式，考试开始以后就一个一个往公式里套。用这种独门绝技，马云这次数学的考试成绩还真就及格了——79分。

虽然马云这回数学成绩大幅提高，不过他总分数比本科线还是差5分。唉，也行啊，马云心想，有所大学上就不错了，管他是本科还是专科，也算圆了自己的一份坚持。就当马云准备进杭州师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当年杭州师范英语系由于刚升到本科，以至于报考的学生竟然不够招生数。于是校领导做了一个令马云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决定，那就是让几个英语成绩好的专科生直升本科。于是，英语成绩很牛的马云光荣地以本科生的身份踏进了杭州师范。

高考状元史玉柱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

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就这样，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他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4年。

英语从33分到95分的俞敏洪

1977年，因为一些不可抗原因，家在农村的俞敏洪高一下半学期才进入高中。上高中以后，俞敏洪功课明显跟不上，但高考就要来临了。复习了10个月左右，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当时的录取分数其实很低，他报考的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分数线是38分，俞敏洪的英语却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不理想。

高考失利之后，俞敏洪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他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俞敏洪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后来去大队初中当了代课老师。1979年俞敏洪再度参加高考，他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

一天，俞敏洪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告诉俞敏洪，江阴县教育局准备办个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俞敏洪的母亲到城里找到几个亲戚打听，证实了这个消息，就让俞敏洪去报名。俞敏洪和20多个男孩一起住在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大房间里。老师指定俞敏洪当副班长，这对俞敏洪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既然是副班长，学习就要认真，俞敏洪带领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

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被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俞敏洪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考好。但是，俞敏洪确实只需要40分钟。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95分，总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

受姐姐影响的戏曲少年李彦宏

生于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并不觉得自己小时候有多么大的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的孩子一样，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的，但都不过是在“随大流”罢了。李彦宏的父母在晋东化工厂工作，家境很普通，李彦宏有3个姐姐1个妹妹，他的腼腆温和或许与姐姐们的宠爱有关。

父亲常常带李彦宏去看戏曲电影，为此他还一度迷上了戏曲。他的舞台很小，只是家里的那张床。他常常把床单围在腰里做战裙，拿一根棍子当枪耍，一个人不断亮相。山西阳泉晋剧团招收学员时，他去了，剧院老师从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种灵气，决定录取他。

但李彦宏对戏曲的兴趣很快就淡了。李彦宏的大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年就考上了大学，引得四邻艳羡。相比于学戏，上学因为正统而更具有吸引力。

19岁时，李彦宏夺得了山西阳泉市的高考状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高中时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问地喜爱计算机，但是第一志愿却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如今看来，李彦宏当时的决定高瞻远瞩，令人敬佩。

商界大佬的真实面目

文/胡佳恒

商界大佬从来不乏励志故事傍身，但那些你可能早已腻歪的戏剧化桥段，才不是这个群体的真实面目。职场鸡汤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味麻醉剂，他们最接近内心的想法，永远只会在以下三个场合才会披露出来，那就是：

开会，开会，开会。

不过，在近距离观察他们如何在开会时手舞足蹈之前，先暂时忘掉那些畅销书以及教科书上的开会议事原则吧，这套紧密的舶来标准，大部分时候在他们那里无效，少部分时候被用来证明下属这样做是无效的。

他们在开会时，狷狂、谦卑、偏执、无力、冗长而匆匆忙忙，偶尔还会被下属认为是专业主义的撒旦。但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中国式的和个人式的理由。事实上，如果他们的会不这么开，他们在中国商界的地位，很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样子。这才是为什么，我们提醒你一定要看清他们开会时一举一动的原因。

黄光裕习惯晚上开会，他的工作常态是中午上班，天亮下班，公司的会议与汇报都围绕着这个周期转。有的员工汇报，得等他一夜，第二天上班还得打卡。

媒体报道说，“黄光裕太狂躁了，开会时甚至有人吓得腿发抖”，“有时我们在会议室开会，黄光裕就用摄像头听和看着我们开。所以，我们开会时压力特别大”。

马云也是一个喜欢连夜开会的人。刚创业时，马云有了什么点子，一通电话，十分钟后就在家开会。在马云夫人的回忆文章中，她要半夜下厨做夜宵，他们的儿子也成了连夜开会的“牺牲品”。那时，马云家里一挤就是三十多号人开会，满屋子烟雾缭绕像个毒气室，儿子被关在房里不能出来。

“吃饭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吃工作餐，这样一来，儿子就长得越来越像他爸爸，瘦骨嶙峋，像根火柴棍支起一个大脑袋。”

也因为疏于沟通，马云的儿子后来染上网瘾，马云夫人不得不辞职回家全职照顾。这就是马云坚持不投资网游的个人化原因。不过往回追溯，如果没有连夜开会，可能这场着名的家庭挫折就不会发生。

从《毛泽东选集》中寻找企业管理方法的柳传志，其治下的联想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逢100——200多人的大型活动，必定开场全场唱《联想之歌》，结束齐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这项规则在2004年被打破。当年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开会时就多了一些外国面孔，“老外唱得怪怪的”，柳传志说。

同时被打破的开会规矩是迟到罚站。柳传志说：“静默地看他站一分钟，有点儿像默哀一样，其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第一次罚站的这个人，订了这个制度，被罚的这个人是我的一个老领导，是原来计算所科技处的一个老处长，他撞到枪口上了，所以罚他站的时候，你想他站了一身汗，我在这儿坐着一身汗，后来我跟他说：“老吴今天晚上我到你们家去，给你站一分钟，你非得在这儿站一分钟不可……”柳传志也被罚过，一次是因为被关在电梯里，那时没有手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认罚。2004年以后，这项开会制度也取消了。

而公认脾气不好的任正非，开会之前反倒会调节一下气氛：鼓动大家讲笑话。多家媒体引述华为前工程师李剑波回忆，每次高层开会，任正非都会在开会之前说，今天谁先讲一个笑话？

暴风骤雨还有后面。

一开会，许多你想不到的事就来了。

比如，俞敏洪口才好，但新东方高层一开会，很多时候都说不上话。新东方高层开会大家各持己见，甚至拿“骂”他来取得统一意见时，俞敏洪都不怕，但一面对老太太也就是俞敏洪的母亲，他就束手无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俞敏洪的母亲在新东方身居高位。

媒体报道说，老太太的口才比俞敏洪好上100倍，内容从拿执照到办餐饮店，地点从新东方的传达室到俞敏洪的办公室，对象从ceo王强到各级员工，最后总结：“你们就知道在上面瞎折腾，搞什么股份制，一套一套大道理我不懂，但下面的事情关心过没有？你们根本不懂管理！”

要是被俞敏洪逼急了，老太太一句话砸过来：“我现在不是你俞敏洪的母亲，我是新东方的母亲！”要是俞敏洪还敢说话，老太太就会喊出来：“老虎（俞敏洪的小名），你不要我，我自己住老年公寓去，反正你不要我了！”

俞敏洪只好乖乖不出声了。

再比如，陌陌科技ceo唐岩根本不关心开会的事。在网易工作时，每次开会别人做几十页ppt汇报，他用四个字概括：粉饰太平。他从网易总编辑的位置离开，也有这样的考虑。唐岩理解的总编生活就是：“中午上班，秘书把房间打开，茶泡上，开启空调，然后就是盖章。开会有什么意思？”

他顶多就是开会时打开投影仪大声提意见：“这儿照片太多了，不行。”

这种“开会无用派”的成员还包括史玉柱。媒体披露他基本只跟研发团队开会，而且他希望研发部门对他的依赖再降低一些。

至于雷军，更是直接说：“从不开会决策。”他的理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迭代是以星期来计算的，速度和节奏完全不一样。别说开会，连决策都不发邮件，都在手机上解决。在创业初期，他们也开会，雷军主要说的三句话是“这个点很好”、“速度碉堡了”、“后盖太有金属感了”。

一个颇为戏剧性的细节是，有一次小米公司搬家，雷军不知道搬家之后的地址，还会专门打电话去问，这就更别谈去公司开会了。

相对来说，这些互联网新贵们，正在改变中国商界的开会风气。传统行业事实存在着偏执决策，黄光裕就可以因为下属开会的一个不同意见，把人赶出会场，但在互联网企业，任何人都可以打断李彦宏的讲话，李彦宏也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听取介绍，实在忍不住了才会发问。

不过这些商业新生代也有自己的会议规则：某次例会，主讲人讲完后大家都在鼓掌，但李彦宏说了一句，“没有结论”。他讨论什么都需要你有结论，而不只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