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节令是一种命令

夏初，买菜。老人对我说，买我的吧。看他的菜摊，好似堆积着银粉色的乒乓球。我说，这么小啊，还青，远没有冬天时我吃的西红柿好。

老人不悦地说，冬天的西红柿算什么西红柿！吃它们哪里是吃菜，分明是吃药。老人接着说，那是温室里煨出来的，先用炉火烤，再用药熏，让它们变得不合规矩的胖大，用保青剂或保红剂，让它们比画的还好看。人里面有汉奸，西红柿里头也有奸细呢。冬天的西红柿就是这种假货。

我惭愧了。多年以来，被蔬菜中的骗局所蒙蔽。那吃什么菜好呢？我虚心讨教。老人的生意很清淡，乐得教我，说道：记着，永远吃正当节令的菜。萝卜下来就吃萝卜，白菜下来就吃白菜。节令节令，节气就是令啊！人不能贪心，你用了种种的计策，在冬天里，抢先吃了只有夏天才长的菜，夏天到了，怎么办呢？再吃冬天的菜吗？颠了个儿，你费尽心机，不是整个瞎忙活吗？

我买了老人的西红柿，()慢慢地向家中走。他的西红柿虽是露地长的，质量还有推敲的必要，但他的话透着一种晚风的霜凉，久久伴着我。

人生也是有节气的啊！

春天就做春天的事情，去播种；秋天就做秋天的事情，去收获。夏天游水，冬天堆雪。

少年需率真。过于老成，好比施用了植物催熟剂，早早定了型，抢先上市，或许能卖个好价钱，但植株不会高大，叶片不会密匝，从根本上说，该归入早夭的一列。老年太轻狂，好似理智的幼稚症，让人疑心脑海的某一部分让岁月的虫蛀了，连缀不起精彩的长卷，包裹不住漫长的人生。

年轻年老都是生命的流程，不必厚此薄彼，显出对某道工序的青睐或是鄙弃，那是对造物的大不敬，是一种浅薄而愚蠢的势利。

毕淑敏：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她是我的音乐老师，那时很年轻，梳着长长的大辫子，有两个很深的酒窝，笑起来十分清丽。当然，她生气的时候酒窝隐没，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很是严厉。那时我大约十一岁，个子长得很高，是大队委员。

学校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声小合唱，音乐老师亲任指挥。我很荣幸被选中。有一天练歌的时候，长辫子音乐老师，突然把指挥棒一丢，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侧着耳朵，走到队伍里，歪着脖子听我们唱歌。大家一看老师这么重视，唱得就格外起劲。

长辫子老师铁青着脸转了一圈儿，最后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下来。她叉着腰，一字一顿地说，毕淑敏，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调儿，不知是谁。现在总算找出来了，原来就是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在，我把你除名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里，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刚才老师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还以为她欣赏我的歌喉，唱得分外起劲，不想却被抓了个“现行”。我灰溜溜地挪出队伍，羞愧难当地走出教室。

三天后，我正在操场上练球，小合唱队的一个女生气喘吁吁跑来说，毕淑敏，原来你在这里！音乐老师到处找你呢！

从操场到音乐教室那几分钟路程，我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憧憬。走到音乐教室，长辫子老师不耐烦地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就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我听出话中的谴责之意，不由自主地就弓了身子塌了腰。从此，这个姿势贯穿了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

老师的怒气显然还没发泄完，她说，你个子这么高，唱歌的时候得站在队列中间，你跑调走了，我还得让另外一个男生也下去，队列才平衡。小合唱本来就没有几个人，队伍一下子短了半截，这还怎么唱？现找这么高个子的女生，合上大家的节奏，哪那么容易？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

长辫子老师站起来，脸绷得好似新纳好的鞋底。她说，毕淑敏，你听好，你人可以回到队伍里，但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干张嘴，绝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说完，她还害怕我领会不到位，伸出细长的食指，笔直地挡在我的嘴唇间。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长辫子老师的禁令，让我做一个只张嘴不出声的木头人。我的泪水憋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流出来。我没有勇气对辫子老师说，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队。在无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队伍之中，从此随着器乐的节奏，口形翕动，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励志文章  ）长辫子老师还是不放心，只要一听到不和谐音，锥子般的目光第一个就刺到我身上……

小合唱在“红五月”歌咏比赛中拿了很好的名次，只是我从此遗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毕业的时候，音乐考试是每个学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音乐老师已经换人，并不知道这段往事，很是奇怪。我含着泪说，老师，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来。

后来，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口试的时候，又有一条考唱歌。我非常决绝地对主考官说，我不会唱歌。

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长辫子老师那竖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锁住了我的咽喉。禁令铺张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时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缩。我不但再也没有唱过歌，就连当众演讲和出席会议做必要的发言，我也是能躲就躲，找出种种理由推脱搪塞。有时在会场上，眼看要轮到自己发言了，我会找借口上洗手间溜出去。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倨傲和轻慢，甚至是失礼，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内心深处不可言喻的恐惧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谁是你的重要他人”这个游戏时，写下了一系列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后，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长辫子音乐老师那有着美丽的酒窝却像铁板一样森严的面孔，一阵战栗滚过心头。于是我知道了，她是我的“重要他人”。虽然我已忘却了她的名字，虽然今天的我以一个成人的智力，已能明白她当时的用意和苦衷，但我无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烙红的伤痕直到数十年后依然冒着焦糊的青烟。

我们的某些性格和反应模式，由于这些“重要他人”的影响，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时你还小，你受了伤，那不是你的错。但你的伤口至今还在流血，你却要自己想法包扎。如果它还像下水道的出口一样嗖嗖地冒着污浊的气味，还对你的今天、明天继续发挥着强烈的影响，那是因为你仍在听之任之。童年的记忆无法改写，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却可以循着“重要他人”这条缆绳重新梳理，重新审视我们的规则和模式。如果它是合理的，就把它变成金色的风帆，成为理智的一部分；如果它是晦暗的荆棘，就用成年人有力的双手把它粉碎。

当我把这一切想清楚之后，好像有热风从脚底升起，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长久以来禁锢在我咽喉处的冰霜噼噼啪啪地裂开了。一个轻松畅快的我，从符咒之下解放了出来。从那一天开始，我可以唱歌了，也可以面对众人讲话而不胆战心惊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宽恕了我的长辫子老师，并把这段经历讲给其他老师听，希望他们谨慎小心地面对孩子稚弱的心灵。童年时被烙下的负面情感，是难以简单地用时间的橡皮轻易擦去的。

毕淑敏：让我们倾听

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书写作业，其中有一篇是研究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落草就能听见动静，想不倾听都做不到。

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没有我们的学识高，我们就会虚与委蛇地听；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就会不客气地打断；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就会明显地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挖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地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

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以说凤毛麟角。不信？咱们来做一个试验。

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她说：“我现在对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

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要拣一件撕肝裂胆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

好了，你说吧……

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襟怀，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

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是我们不曾学会倾听。

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令人愉快的活动。

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伴着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

我猜，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给他的孤独以抚慰，给他的无望以曙光。

这就是倾听的魔力。

倾听的重要性我以为必须提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活在世上，说和听是两件要务。说，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就是接收他人描述的内心想法，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听和说像是鲲鹏的两只翅膀，必须协调展开，才能直上九万里。

现代生活飞速地发展，人的一辈子，再不是蜷缩在一个小村或小镇，而是纵横驰骋漂洋过海。所接触的人，不再是几十、几百，很可能成千上万。要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让别人听懂你的话，让你听懂别人的话，并且在两颗头脑之间产生碰撞，这就变成了心灵的艺术。

毕淑敏：斜视

没考上大学，我上了一所自费的医科学校。开学不久，我就厌倦了。我是因为喜欢白色才学医的，但医学知识十分枯燥。拿了父母的血汗钱来读书，心里总有沉重的负疚感，加上走读路途遥远，每天萎靡不振的。

“今天我们来讲眼睛……”新来的教授在讲台上说。

这很像是文学讲座的开头。但身穿雪白工作服的教授随即拿出一只茶杯大的牛眼睛，解剖给我们看，郑重地说：“这是我托人一大早从南郊买到的。你们将来做医生，一要有人道之心，二不可纸上谈兵。”随手尽情展示那个血淋淋的球体，好像那是个成熟的红苹果。

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医院里着名的医生。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但教授演示到我跟前时，我故意眯起眼睛。我没法容忍心灵的窗口被糟蹋成这副模样。从栅栏似的睫毛缝里，我看到教授质地优良的西服袖口沾了一滴牛血，他的头发像南海观音的拂尘一般雪白。

下了课，我急急忙忙往家赶。换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丛飘拂的白发。是眼科教授！我本该马上过去打招呼的，但我内心是个孤独羞涩的女孩。我想只上过一次课的教授不一定认识我，还是回避一下吧。

没想到教授乘车的路线和我一样。只是他家距离公共汽车站很远，要绕过我家住的机关大院。

教授离开了讲台，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头。他疲惫地倚着椅子扶手，再没有课堂上的潇洒。我心想他干脆变得更老些，就会有人给他让座了。又恨自己不是膀大腰圆，没法给老师抢个座。

终于有一天，我在下车的时候对教授说：“您从我们院子走吧，要近不少路呢。”

教授果然不认识我，说：“哦，你是我的病人吗？”

我说：“您刚给我们讲过课。”

教授抱歉地笑笑：“学生和病人太多了，记不清了。”

“那个院子有人看门。让随便走吗？倒真是节约不少时间呢。”教授看着大门，思忖着说。

“卖鸡蛋的、收缝纫机的小贩，都所向无敌。您跟着我走吧。我们院里还有一座绿色的花园。”我拉着教授。

“绿色对眼睛最好了。”教授说着跟我走进大院。

一个织毛衣的老女人在看守着大门。我和教授谈论着花草经过她身边。我突然像被黄蜂蜇了一下——那个老女人乜斜着眼在剜我们。

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每天斜着眼睛观察别人，就是她最大的乐趣。

从此，我和教授常常经过花园。

一天，妈妈对我说：“听说你天天跟一个老头子成双成对地出入？”

我说：“他是教授！出了我们大院的后门就是他的家。那是顺路。”

妈妈说：“听说你们在花园谈到很晚？”

“我们看一会儿绿色。最多就是一套眼睛保健操的工夫……”我气愤地分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教授。

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妈妈相信你，可别人有闲话。”我大叫：“什么别人！不就是那个斜眼的老女人吗！我但愿她的眼睛瞎掉！”

不管怎么说，妈妈不让我再与教授同行。怎么对教授讲呢？我只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那个老女人，眼斜心不正，简直是个克格勃！”我义愤填膺。

教授注视着我，遗憾地说：“我怎么没有早注意到有这样一双眼睛？”他忧郁地不再说什么。

下课以后，我撒腿就跑，竭力避开教授。不巧，车很长时间才来一趟，像拦洪坝，把大家蓄到一处。走到大院门口，教授赶到我面前，说：“我今天还要从这里走。”

知识分子的牛脾气犯了。可我有什么权力阻止教授的行动路线？“您要走就走吧。”我只有加快脚步，与教授分开走。我已看见那个老女人缠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毛线球，阴险地注视着我们。

“我需要你同我一起走。”教授很恳切很坚决地说。作为学生，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同教授走进大院。我感到不是有一双而是有几双眼睛乜斜着我们。斜眼一定是种烈性传染病。

“你明确给我指一指具体是哪个人。”教授很执着地要求。

我吓了一跳，后悔不该把底兜给教授。现在教授要打抱不平。

“算了！算了！您老人家别生气，今后不理她就是了！”我忙着劝阻。

“这种事，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放过去了呢？”教授坚定不移。

我无计可施。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斜眼的女人，得罪了我的教授？况且我从心里讨嫌这种人。我伸长手指着说：“就是那个缠黑线团的女人。”

教授点点头，大踏步地走过去。“请问，是您经常看到我和我的学生经过这里吗？”教授很客气地发问，眼睛却激光般锐利地扫描着老女人的脸。

在老女人的生涯里，大概很少有人光明正大地来叫阵。她乜斜的眼光抖动着：“其实我……我……也没说什么……”

教授又跨前一步，几乎凑近老女人的鼻梁。女人手中的毛线球滚落到地上。

文质彬彬的教授难道要武斗吗？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听见教授一字一顿地说：“你有病。”

在北京话里，“有病”是个专用词语，特指有精神病。

“你才有病呢！”那老女人突然猖狂起来。饶舌人被抓住的伎俩就是先装死，后反扑。

“是啊，我是有病，心脏和关节都不好。”教授完全听不出人家的恶毒，温和地说，“不过我的病正在治疗，你有病自己却不知道。你的眼睛染有很严重的疾患，不抓紧治疗，不但斜视越来越严重，而且会失明。”

“啊！”老女人哭丧着脸，有病的斜眼珠快掉到眼眶外面了。

“你可不能红嘴白牙地咒人！”老女人还半信半疑。

教授拿出烫金的证件，说：“我()每周一在眼科医院出专家门诊。你可以来找我，我再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治疗。”

我比老女人更吃惊地望着教授。还是老女人见多识广，她忙不迭地对教授说：“谢谢！谢谢！”

“谢我的学生吧。是她最先发现你的眼睛有病。她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教授平静地说，他的白发在微风中拂尘般飘荡。

从乜斜的眼珠笔直地掉下一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