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女孩的独白：上大学有什么用？

我还小的时候，村里人便叫我大学生，因为他们觉得爱看书的孩子一定能考上大学。在他们眼中，中国只有两所大学，一个叫清华，一个叫北大。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胳膊底下夹本书在山坡上放牛的画面，被村人津津乐道，广为传颂，并以此为蓝本教育自己家孩子，我还没考便已经享受足了考上的荣光。

坏事是几年后，我虽然考上了大学，然而不是清华，也不是北大，甚至不是重点。这件事情辜负了我们全村人的期望，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只有两所大学，一个叫清华，一个叫北大，其他的，考上跟没考上一样。

第一次高考落榜的时候，我撕了书，要外出打工。那时候我们村有姑娘外出打工的人家都富裕了起来，纷纷盖起了楼房，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个姑娘在念书，也只有我家好几口人还挤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衣服都是捡别人剩的穿。

我不甘心，更不忍心。我妈也没苦口婆心地劝我，只是淡淡地说，你看她们打工回来的时候光鲜，看不到人在外面受了多少辛苦，她们没有文化，做的都是流水线的活，年纪轻轻，眼睛都要熬瞎。女孩子青春就这么几年，等年纪大了回来找个人嫁了，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你想一辈子就这样的话你就去，我不拦你。

我知道什么叫做一辈子就这样了，幼年最好的一个朋友，格外好看的姑娘。我们一起上学放学，约好要考同一所大学。她成绩好，也愿意读书，然而拗不过父母，最终辍学。几年后我回老家，她已嫁作人妇，麻将桌上袒胸露乳地给孩子喂奶，粗着嗓门跟周围的男人调笑。她已经不是我记忆中温柔细致的姑娘了，而是这村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农妇。那天我们目光相接，彼此的眼神里都有了尴尬的意味，她冲我笑笑，拽了拽衣服，便接着回头摸牌了。

我去复读了，因为不甘心。不甘心一辈子窝在一个村庄，被时间遗忘。这世上村庄之外有城镇，山川之外有河流。我想去看看外面的河流与城镇，大地与人群，我想决定自己的步调和速度。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我自己来选择的，而不是被迫谋生。

然后，我到了北方。

2009年9月我拖着行李来到鞍山，一梦四年。

10月我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兼职，图书馆门口贴的招聘启事，我看了就电话过去，对方说，不好意思已经找到人了。挂了电话，我不甘心，给她发了条短信，姐姐，不是要干涉你的决定，可是，万一，万一有意外的话，请一定考虑我。后来我真的得到了这份工作，给一个小姑娘当英语老师，做了四年。

回想起那四年，参加学生会参加社团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比赛，找到更多的兼职，生活被满满的填充起来，像一株刚被移栽的植物，努力把每一个根都深深扎入泥土里，带着不顾一切的偏执和勇气，想要赶快凭着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慢慢的，可以站起来，可以站稳，可以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很好的成绩，可以交到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可以在经历一场失败的感情后，遇见张先生。

我的四年大学，真的，挺精彩的。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即使在别人眼中那些都不算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用力活过。每一件事情都深深地镌刻在生命里，被立字成碑，成为足以温暖一生的荣耀。

故事讲到这里，你以为接下来就是屌丝逆袭的热血励志么？

对不起，要让你失望了。

2013年的6月我拖着行李箱来到大连，住在5平米的隔间，在一个坑爹的早教公司实习，做市场做策划做活动做翻译，做傻瓜女老板一时兴起就要做的傻瓜文案，每天无偿加班到夜里9点半，两个月后我离开，到泰德做前台。

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中，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长相难以服众。好在泰德的前台并不是培养花瓶，要做很多行政事务，并且有很多转岗机会。我跟自己说，那就沉下心来从琐碎的事情做起，从添茶倒水分发快递开始。

想到这里我觉得挺讽刺的，08年我不愿意复读的时候，我妈跟我商量想把我安排进邮政工作，我当时心比天高跟她说，我才不要天天分发报纸信件一个月就挣那么点钱呢。我没想到六年后这句话一语成箴，有大半年的时间，我每天大部分工作就是分发报纸和信件，并且一个月就赚那么点钱，勉强糊口。

人生啊，有时候挺奇怪的，你以为你张牙舞爪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世界就会给你让路，可是命运只需轻蔑地一笑，一个巴掌便能把你扇的满地打滚，世界观重塑。

2014年的6月，距离毕业整整一年。在泰德正式工作9个月，跟形形色色的人接触。大学没有教过我，要怎样和领导相处，和同事相处，也没教过我，做一件工作的时候，除了任务本身，还应该考虑什么。我有的时候想的太多，有时候却想的不够，我总是没办法去精准地把握其中的度。我好像重新变回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脱口而出的每一句都是错，于是我只好选择沉默。

大学毕业我并没有选择跟英语相关的专业，四年的积累慢慢开始变得恍惚，而我不确定自己是要重新捡起来，还是就这样算了吧。牵念太多，羁绊太多，琐屑太多，好多时候眼睁睁地看着时间流逝在毫无意义的琐碎里，却无能为力。

我忽然质疑起一切工作的价值，似乎做什么事情都是在浪费。我原以为自己可以把时间提炼成一只精纯的钟，可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里面杂质太多。也许真的是这样，没什么可以完美，何况是生活。书本似乎教给了我一切，可我似乎什么都没学会。

我搬到了离公司近一点的海事大学，每个月要留出一半的工资来付房租。也有零零碎碎的稿费进来，可是不多。梦想变成遥不可及的东西，怎么多赚点外快提前攒出下个季度的房租，才是实际要解决的问题。

原本以为一个月2000的工资已经算低了，可是走出门发现原来1500的也比比皆是。这个世界忽然到处都是大学生，梦想开始和大学生一样廉价到不值一提。我并没有凭借着专业找到一份高大上的工作，而是成为了这世间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白领。有时候我会想起自己曾经的不甘心，有时我忽然会想起天南海北的大家，我想问一句，你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么？可是，才刚毕业，就觉得厌倦了，以后漫长的人生，要怎么过呢？

所以，到这里，你觉得这是一片唠叨满怀感概大学无用的吐槽文么？

对不起，你又要失望了。

更多的时候我一边跟自己说，别着急，慢慢来，一边思考着出路。不管工资多低，每个月我都坚持买书，坚持写文，保持思考，时不时提醒自己清醒，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被看似安逸的生活麻木掉神经，不要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也许我现在还没有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但起码有能力避开我不想过的日子。

时至今日我都感谢四年象牙塔的生活，功利一点的说法是，大学四年让我以最小的成本完成了生命各个维度的尝试，四年兼职，我给自己赚到了绝大部分的生活费，甚至能够小有余力地买一些稍微贵点衣服，能去一些稍微好点的地方吃饭，能不委屈别人也不委屈自己地维持一个正常社交，三年活动，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对梦想的单纯坚守，让我觉得人活着还是挺有意思，更重要的是，大学让我认识了张先生，成就了我一生的好运气。

也许如果我当初不读大学，选择跟同村的姑娘一起出去打工，也许现在的我有着不一样的人生，也许我已经嫁给了邻村的小学同学，有了一个能打酱油了的熊孩子；也许我能比现在赚得多点，已经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钱，给家里换来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院子里还养了一群猪；也许我能离家近些，这样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就能第一时间回去照顾她，而不是只能在电话里叮嘱她吃药打针；也许有太多的也许，每一个偏差都走向了无数的可能，而太多的假设与可能，都不足以清晰地勾勒出另一个版本的人生。

人生的选择太多了，每做完一个都觉得失去了太多，只是这其中的利弊，又怎么能在做选择前，就分斤拨两地计算清楚呢？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可是这世上又哪有稳赚不赔的人生呢？

大学只是你众多选择中的一个，它决定不了任何人的人生。不是你上了大学或者大学上了你，四年下来你就会有什么质的改变。可它在你最为莽撞也最为勇敢的青春岁月里，为你打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在这里，你不用过早地背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也不用过早地学会成年人的计算算计，它让你站在世界的边缘，纵情体会着年轻，知识，勇敢，努力，朋友，这些带来的美好。

让你真正踏入人生漫无涯际的孤独与荒凉后，能凭借当初的记忆为自己点一盏灯。

因为你知道那些美好你再也遇不到了，所以你才能擦擦眼泪，狠下心来，整好铠甲，磨好兵刃。

准备开始进入到成人世界里的厮杀。

独白（一）

天很阴，会有雨吗？

没有风，雨也就无踪。原来雨是和希望无关的，尽管我其实是渴望一场淋漓尽致的雨的，可是雨却无视我的心情吧？

某友说她由基层调入集团机关，按说升了职、加了薪、工作也轻松许多，心情一定不错。可她却说，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圈外人，始终无法融入“机关”这个圈子。尽管她工作踏实认真，不计较个人得失；尽管她性情温和淡然，不争名争宠……我一时无语，我理解她的感受，但是无法给她更多有用的帮助。

生活中的许多选择，其实永远是有得必有失的，任何“得”都有些许“失”为代价。不是吗？

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双面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熟悉的灵魂和一个陌生的灵魂在相伴而行。熟悉的灵魂令我轻松惬意，陌生的灵魂却令我感觉恐惧。是的，感觉恐惧！会有一些时候，两个灵魂在心之隅激烈争吵，难分伯仲。或者这就是累的原因？

感觉自己挺傻的，真傻？装傻？更多的是难得糊涂吧。糊涂的人累吗？

累的时候渴望自己是一帘风。其实，更希望自己是一粒尘埃，随风飘摇，感受悲喜岁月的人情冷暖，然后，在风中渐行渐远。

独白（二）

我小时候在同龄的孩子们中间，胆子差不多是最小的，周围的孩子们都会爬很高很高的树，我站在地上，迎着阳光眯着眼，看着他们嘻嘻哈哈爬上树杈上，坐在那一片树叶里玩闹，心里却莫名的羡慕。那时我们村子里还有很多枣树，每年八月，人们都会打各家树上的枣子。我家有两棵。记得每年打枣的时候都是我爸爬上枣树去，手里拿一根长长的杆子，我和我妈、弟弟便在下面准备捡打下来的枣子。看着爸的身影，在那么高的地方，随着树身在半空中摇晃，不禁让人担心，生怕他会掉下来，只是，这种情况到现在都没发生，我爸也不会再去爬那树。后来大些后，我也壮着胆子爬上了家里的枣树，第一次爬上去的时候感觉自己在空中一样，心里不由得随着树身在风中的晃动而胆颤，耳边的风也变得格外大声，彷佛自己哪只手或者脚一松懈便会整个人摔下去，然后扭头迎着风，慢慢闭上眼，体会这惊心动魄的时刻。再后来，就很少爬树，因为我们长大了。

我外婆家曾养过一只鸡，公鸡，打鸣儿的那种。我上小学那会儿，课间经常往外婆家跑，生活一直很太平，直到有一天我外婆养了那只鸡。它每天都威风凛凛的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红红的鸡冠子在阳光下格外鲜艳，我每次出去前都会拨开门帘偷偷看它，它有时候会注意到我，便伸着脖子，脖子上的毛也都立了起来，用那一只鸡眼恶狠狠的盯着我。我便往回退，一直退回到屋里。()屋里它是不敢进来的，因为它怕外婆。我每次出去就像是一次突击，看好了线路，哪一步没跑好的话就会被公鸡赶上。有一次我躲在屋子里，想出去，我外婆在外面笑着对我说，别怕，你胆子大些它就不敢惹你了。我在屋里做了一段时间心理斗争后，终于冲了出去，拿着一根棍子向着它！它也伸长了脖子冲我不停的“咯咯……咯咯……”叫着，身子也不停的晃动着，彷佛一位矫健的拳击手，我记忆中的画面就定格到这里。那次的战斗我终归忘记了自己有没有赢，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鸡见了我，我不再跑了。

大学的时候，我很少看战争片和恐怖片，因为对于过于血腥惊悚的镜头，我心里有着一股莫名的恐惧，或者是惧怕。直到毕业工作后，经人推荐看了《血钻》和《黑鹰坠落》，才慢慢敢于看一些这类的电影。对于战争片，那些恐惧来自于对生灵的摧残，我不忍看。待我想明白后发现，对于这世界上的丑恶与杀戮，自己也必须挺起身子面对，面对人性的另一面。至于恐怖片，虽然对流于感官刺激的诸如《电锯惊魂》之类的影片仍无好感，但侧重心理惊悚的影片引起了我的兴趣。《闪灵》里那淋漓尽致的人性大战，让人惊心动魄。看这类影片，也让我知道了史蒂芬？金，一位美国畅销书作家。《闪灵》便是他的着作改编而成。

“我学生时代接受了国家正规的九年义务教育，之后考上了县里的一中，之后高考第一年不尽人意，复读一年后考到南昌的一所专科学校，学影视多媒体，之所以选它，是觉得它离画画最近。”

“王说，她看到一句笑话，便想到了我，我问是什么，她说，初恋没了，初吻还在。我当时听了笑得不行。我知道她是想让我开心，我也没有伤感什么，我依然在期待着，直到期待不动为止。”

一个农村大学生创业失败的故事

编者按：一个农村大学生毕业4年间的经历。怀着创业梦的他在最初的职业历练上显得有些操之过急，进而又过于自卑。此文作为有志创业的朋友们的警醒吧！

今年是我毕业的第四年。从小的时候，自己就梦想着创业。这不仅仅是因为钱，而更多的是因为信念．一个出生在农村底层看过太多不公平的事而决意要改变命运的人的信念。

从大学毕业后，在生活中碰到了种种的困难，有时候没有别人的帮助不能生存，从内心的深处真的感觉自己很没有用。但想想中国，博士有时候都没有饭吃，何况一个普通的大专生，我学的是中文，但我根本就没有想着教书。虽然教书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工作，但自己希望的人生是自由而变动的。虽然不希望自己总是变动的一无所有，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了电子商务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发展方向，于是我坚决地走入了这一行。

刚开始的时候是做网络招聘，做了三个月，成绩算是比较好的，很多同事也比较看好我。但我不得不承认，后来我的心态变了，认为这里工资太低，当时是只有底薪600元，其它没有。这在一个农村人眼里，包括自己的父母这是不可以理解的，读书都已经花了很多钱，怎么还是这样的工资？比个没读书的人都不行，于是我的心态变了，认为这里确实钱太少。

心态的改变让我再次做了一次选择，选择了做网络推广和网站建设，又做了三个月，成绩也是不错的，在新人里面至少是第一名，然而因为很多客户的劝说，说做网站已经过时了，再加上自己在这三个月中确实非常的努力，然而得到的仅仅是刚好有饭吃，因为贫穷，我也失去了在这个公司认识的女朋友。

带着无比的伤痛和无奈，默默地踏上了那个想回又怕回的家。这个家，有过自己熟悉的童年，有过天真的嬉戏，有过打柴的艰辛，有过说不尽的感觉，而最让人感到害怕的是世人挑剔的双眼。是的，无论你曾经有多少辉煌，当已经是物是人非的时候，你的精神就会被无情的践踏，你的尊严就无足轻重。（创业  ）这里也有父母殷切却也无情的怨恨。过了短短的几天，我又踏上了一条未知的路。

徘徊在东莞的街头，虽然是春意盎然，但我和我的朋友还是不得不在晚上受到寒气的侵袭．因为我们没有被子．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口袋里父母给的800元已经差不多啦。就在这个非常紧急的时刻，我到了另外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是我现在写文章给它的公司．在这个公司，我又仅仅呆了五个月。

这五个月有了一点积蓄，但应该说，自己瘦了几斤。看到自己整天地忙碌，我内心的深处是不平静的，难道我就是这样的生活吗？叛逆和逃里的念头又在心里生了根，我告诉自己又要离开啦。其实到现在，造成自己所有的失败和痛苦的根源在于自己脆弱的承受能力，对困难对精神的承受能力，我再次离开啦。

大学教师黄灯与她的农村亲人

文/朱诗琦

黄灯以揭示农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节期间，她所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爆舆论。那篇文章以农村儿媳的视角，近乎惨烈地呈现了一个农村家庭严酷的生存境况。

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感到为难，乡村虽负载着旧日的美好回忆，现实的重重困境却令人生畏。黄灯也常觉无能为力。

在新书《大地上的亲人》里，黄灯写了三个村庄里的亲人的经历，大抵是他们如何远离传统的乡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谋求生存的故事。写书有明确的诉求，黄灯说：“我要以亲人的个案告诉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的情理困境——但知识界也让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识分子应是关切社会、有所担当的群体，但她发觉自己身处一个封闭的圈子，“大部分人为了个人的一些东西奋斗。”

去年春节，黄灯回农村老家时，三个堂弟凑过来，说：“灯哥，你把姐夫家的事写出来了，那我们的事你也可以写写。”

当地方言中没有“姐姐”的称谓，“灯哥”即是灯姐。堂弟们乐意提供自己在广州打工的经历，因为文字在亲人眼里很神圣。

另一位表弟的状况则让黄灯有些拿不准。他吸过毒，坐过几次牢，好不容易跟家里人修复好关系。她试探地问：“把你吸毒的经历写进去，没关系吗？”

“写也没关系。”表弟信任她，坦然讲出当年为赚取毒资而抢包的种种细节，甚至拿出好些从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件。

在新书《大地上的亲人》里，黄灯写了三个村庄里的亲人的经历：她作为外省女子嫁入的湖北村庄丰三村、她出生的湖南村庄凤形村，以及外公外婆生活的隘口村。他们共同的身份是农民。农村留不住人，这些亲人的经历，大抵是他们如何远离传统的乡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谋求生存的故事。写书有明确的诉求，黄灯说：“我要以亲人的个案告诉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她正是以揭示农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节期间，黄灯所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爆舆论。那篇文章以农村儿媳的视角，近乎惨烈地呈现了一个农村家庭严酷的生存境况：姐夫因工程欠款而破产，哥嫂打工十多年的报酬也因此无法收回，婆婆去世，妹妹出家，丈夫虽然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作为大学教师的他却无力解决亲人的苦难。

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感到为难，乡村虽负载着旧日的美好回忆，现实的重重困境却令人生畏。黄灯也常觉无能为力。她在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任教，说话时还带着汨罗农村老家的乡音。“他们过得太艰难了，”黄灯为这种无声的悲剧感到不平，“去世以后就像一阵风一样，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踪迹。”

困惑

1999年，黄灯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那年全国研究生录取人数不到8万，而她报考的中文系仅21个名额。学校里弥漫着精英意识，也有些远离现实的轻松。她印象很深，同窗们成天谈论出国、考gre或者男朋友。

知识界让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识分子应是关切社会、有所担当的群体，但她发觉自己身处一个封闭的圈子，“大部分人为了个人的一些东西奋斗。”

那一年是黄灯思考的起点。她后来对农民亲人的关切、底层立场的坚定，源于对知识界的失望。“我一直觉得学术应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读书并不完全是为了改变命运。”黄灯说，如果是为了好的出路，她不会继续读博，而是在硕士毕业时工作。

2012年，已为大学教师的黄灯在文学刊物《天涯》上发表了《知识界的底线何在》一文，批判知识分子丧失学术的良知，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索，而热衷于交易和利益，为拿课题、发论文卖力奔走。其结果是，知识生产成了概念的空转，与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不再发生联系。

她知道另一种生活。与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同，1995年，黄灯从湖南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岳阳一家苎麻纺织印染厂工作。

工厂的生活让她见识了人生的残酷一面。1997年，国企改革，要求干部到基层当工人，她从机关文秘调到车间做挡车工。在短纺车间，她学会了梳棉和并条两个工种，每天8个小时工作，三班倒。车间的师傅很同情她，近视眼本不适合在一线做工人，她操作的梳棉机曾经吞掉一个女孩子的手。在工人们看来，在国企上班意味着一辈子衣食无忧，工资不高福利不少。但变故接着发生，1998年，受香港金融危机影响，工厂效益变差，连体力活也没得做。

下岗那一年，黄灯24岁。她切身体验了什么叫作“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什么叫作“改革阵痛”。那意味着每个月不到80元的工资，一个大学毕业生突然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也意味着同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养不起家了。她耳闻目睹了国企改制下的种种惨剧，她要再一次靠考学改变命运。

一年后她如愿读研。进入学院系统后，黄灯发觉，过去的生活都消失了。轻松体面的校园生活常让她有不真实感，上一刻还灰头土脸地在工厂，为总也弄不好的滚轴而苦恼，转眼她已经坐在图书馆，读书、写作、听音乐，那些不堪的过往似乎从未发生。

“那些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孩子，他们就是天真很多。”  黄灯说。那时，她在校园里显得愤世嫉俗，看不惯有学生为了奖学金评比而背后告密，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学术。讨论课上，她常常选择启蒙话题，“理论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词。”她不能接受大学同学的自命不凡，“好像其他人的生活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导师曾数次提醒：你的心境不够平和。

黄灯没有告诉导师她的下岗经历，除了舍友，同学也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那时，她觉得这种经历上不得台面。读研前她的学历是大专自考本科，这也让她在那些本部研究生的优越感中选择沉默。

虚伪的东西

2002年中秋节傍晚，堂弟黄职培敲开了黄灯宿舍的门。他拎来一盒精装月饼和一箱国产牛奶，要看看这位数年未见的姐姐。

“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堂弟放下礼物，没有接受与黄灯一起去食堂吃晚饭的邀请便匆匆赶回工地。

黄灯在中山大学读博士。而堂弟初中未毕业便南下广州打工，离乡时不满14岁。姐弟俩虽有血缘关系，人生际遇却大相径庭。异乡重逢，黄灯看到，眼前的堂弟“尽管有一张年轻的脸孔，终究难掩农民阶层的气质”。

早年在武汉读书时，黄灯就知道湖南老家有好些亲人在广州打工。她还听说，他们当中有人赌博，甚至吸毒，听起来就像“另一个世界的人”，这些人不能惹。

“有些吸毒的人知道你住哪，可能会为了毒资找你。即便亲戚不来，他的朋友也可能来找我。”黄灯说起她那时的心思。弟弟过节时主动来访，让她忽然羞愧，好像身上虚伪的东西被揭开了。

堂弟的来访成为她重建与亲人联系的起点，也是新书写作的起点。她很震撼，这个印象中一直很可怜、没得到什么爱的弟弟，“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依然保存了悲悯和爱的能力”。在书的序言中，她自我反思道：“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进而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图景中，悄然放弃了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

每逢传统节日，黄灯跟着堂弟，一次次穿过城中村的街道，见识了什么叫作“一线天”、“握手楼”、“蜗居”，见识了什么叫暗的生活。而在这些地方，黄灯通常是礼遇的对象，接受同乡们腊鱼腊肉的招待，去“改善生活”。她觉得自己有义务走进这个群体，看看他们怎么生活。

一位亲戚住在两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用5瓦的灯泡，很得意：“用这种灯，电表根本不会转。”她奉行“赚不到钱就尽量不花钱”的生存原则，在阴暗、逼仄的出租屋里一住十几年，一心为了凑齐给孩子读书的学费。而堂弟，在母亲早逝、父亲不顾家的家庭长大，初中没毕业就到了广州，靠打零工混饭吃，15岁时因没办暂住证还被关过收容所。

她有一个表弟，有段时间经常吸毒。他父亲主动举报，因为被公安局抓走还可以保住一条命。家里人见他屡教不改，说“不戒毒就拿瓶农药算了”。但他也有豪爽、富人情味的一面。黄灯在老家休产假那年，表弟送来三百元，他每月靠给人打工挣八百，那三百块皱巴巴的，五十块、十块、五块凑在一起。

2006年，博士毕业后，黄灯访谈了一批在广州、东莞打工的亲人，打算写一本书作为记录。他们将家乡的人际模式复制到了南方，在异乡讲着家乡土话、吃着过年带来的腊味、打着家乡的麻将和扑克、开着家乡的玩笑，这些都让黄灯感到亲切。但另一方面，打工的艰难和无奈又刺痛了作为旁观者的黄灯。她说，那时她看待广州的“脏乱差”问题都有了新的视角，一想到自己的亲人也是其中一份子，那些腌臜似乎也变得可以容忍。

黄灯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2003年，她尝试写一本书，发现大学读书的日子几乎是空白，太轻了，反倒是工厂生活的经验不断涌入，“让我明白了什么样的生活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

在2003年，她确立了自己的底层立场，以及对学院派的反思。下岗经历不再让她羞愧，她主动去接近打工的亲人们。“所有的转变都涉及到我对精英的认识。”黄灯说，“以前对精英有价值观上的认同，现在他没有精神上的高贵性，更多是利益的追逐。既然这个群体的神圣感消失了，那我也可以坦然面对我自己了。”

亲人

新书完稿后，黄灯的丈夫杨胜刚看了后两章，内容是妻子家的两个村庄，而第一章里写的自家亲戚，杨胜刚却跳了过去，他甚至没怎么看“乡村图景”一文。

“不想看。”少言寡语的杨胜刚简短解释道，他不愿意回顾家里的痛苦。作为家中惟一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杨胜刚却不能改变农村亲人在底层挣扎的命运。他热爱文学，与黄灯是同样的专业。教书这份职业给了他不少乐趣，但他毕竟是举家族之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母亲在世时常常念叨，要是他做大官就好了。黄灯说，丈夫觉得喜欢文学是对家庭的犯罪。

“很多人没走出来，我觉得我丈夫都有一点天然的自卑感。”黄灯说。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在城市与农村两个身份之间纠结。这种纠结弥漫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黄灯在书中写道：“他（丈夫）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

2004年，因为一篇《今夜我回到工厂》，黄灯与同在中山大学读博的杨胜刚相识。黄灯在文章里叙述了几位国营工厂师傅下岗后的艰难处境。杨胜刚被其中的真实性打动，“从没见身边的人写过这些。”他给黄灯写邮件，讲起农民的苦难：“极度的贫困使他们只能紧贴着地面卑微地生活。”

2005年，黄灯第一次去杨家，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房子建起来十多年，但二楼根本没装修，裸露的钢筋和预制板让她想起小时候见到的穷人家。“十几年前，男方是博士，就是比较精英的人才，不会把经济状况作为考量条件，那时房价也便宜，没有‘凤凰男’这种说法。”黄灯说。她从小对物质的贫乏没有什么感知，2007年两人结婚，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她才体会到丈夫当年邮件中所说的农民的苦难。

在丈夫杨胜刚的家族，由于家中境况稍好的妹妹出家、四姐夫破产，无人分担重任，杨胜刚和黄灯夫妇成了惟一的资源索取对象。黄灯曾跟老公抱怨，大哥、大嫂太不努力，“我娘家亲戚也在广州打工，每个月也可以挣两三千。”但她了解之后就释然了，哥哥待在农村几乎没法挣钱，棉花一块多一斤，菜籽油十几块一斤，而外出打工十多年，薪水却因工程款拖欠而收不回来。他们每年两万元左右的资助，是大哥一家的活命钱。

“很多农村家庭兄妹中只有一个考出来，大部分都比较弱，说实话大部分人都会帮。”黄灯说，她能理解这种关系，因为父母一直在帮助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员。

“这种关系不对等，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付出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你付出了，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回报他们当年的付出，比如当年没让我老公辍学。”她说。她只希望亲戚能体谅自家难处，有时候也会想丈夫为什么没学理工科。

哥哥嫂子有时会对她说，“你孩子小，我们家没帮你们带过孩子”，或者“你们在城里买房，也没钱付首付”。黄灯觉得他们是明白人，并不认为别人的周济理所当然。春节回乡，哥哥、嫂子早早等在村口，接他们回家，那个时候，黄灯说，天然的亲情还是会给你安慰。亲人之间要讲情感，而不要那么讲道理，这是父母那边的大家庭教会她的东西。

黄灯初到广州的那段时间，曾刻意回避农村亲戚，担心自己成为他们索取的对象。博士毕业后，受够了搬家的折腾，黄灯决定在广州买房，首付二十多万，她手头只有五千块。

她向身边的同事朋友借钱，结果却让她失望。有朋友很爽快，但也有关系很好的朋友，表现得十分警惕，找借口拒绝，“恰好这段时间没钱。”“像我这种人，一般是觉得别人会借，我才会开口。”黄灯说。

倒是农村亲戚们二话不说地帮了忙。在广州打工的亲人借了钱，甚至丈夫家那位有六个孩子的大姐，也借给他们一万块。大家庭的互助力量很大，聚少成多，加之同学、老师的帮助，凑齐了首付。这件事让她知道了“朋友还是和亲人不一样”。

学者梁鸿有本《中国在梁庄》，写的是农村现状。黄灯觉得梁鸿比她冷静，梁鸿有一个村庄的意象，而在她这里，核心是人。她从亲人的角度切入农村困境，挑选了老中青不同时代的亲人的经历，以反映转型期的中国农民的遭遇。“我的亲人是最普通的亲人，他们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他们的命运也是最普通的农民的命运。”黄灯说，她相信这种最普通的东西会有代表性。

在黄灯的童年记忆里，乡村是美好的，然而，对身为留守儿童的侄子侄女而言，他们回忆自己的童年会是什么感觉呢？他们没有写作能力去表达自己的痛苦，但黄灯有。（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