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白面孔

恐怖压到剧团的头上，陈成的白面孔在月光下更白了。这种白色使人感到事件的严重。落过秋雨的街道，脚在街石上发着“巴巴”的声音，李，郎华，我们四个人走过很长的一条街。李说：“徐志，我们那天去试演，他不是没有到吗？被捕一个礼拜了！我们还不知道……”

“不要说。在街上不要说。”我撞动她的肩头。

鬼祟的样子，郎华和陈成一队，我和李一队。假如有人走在后面，还不等那人注意我，我就先注意他，好象人人都知道我们这回事。街灯也变了颜色，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街灯，只是紧张地走着。

李和陈成是来给我们报信，听说剧团人老柏已经三天不敢回家，有密探等在他的门口，他在准备逃跑。

我们去找胖朋友，胖朋友又有什么办法？他说：“×××科里面的事情非常秘密，我不知道这事，我还没有听说。”他在屋里转着弯子。

回到家锁了门，又在收拾书箱，明知道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但本能的要收拾。后来，也把那一些册子从过道拿到后面柈子房去。看到册子并不喜欢，反而感到累赘了！

老秦的面孔也白起来，那是在街上第二天遇见他。我们没说什么，因为郎华早已通知他这事件。

没有什么办法，逃，没有路费，逃又逃到什么地方去？不安定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从前是闹饿，刚能弄得饭吃，又闹着恐怖。好象从来未遇过的恶的传闻和事实，都在这时来到：日本宪兵队前夜捉去了谁，昨夜捉去了谁……听说昨天被捉去的人与剧团又有关系……

耳孔里塞满了这一些，()走在街上也是非常不安。在中央大街的中段，竟有这样突然的事情——郎华被一个很瘦的高个子在肩上拍了一下，就带着他走了！转弯走向横街去，郎华也一声不响地就跟他走，也好象莫名其妙地脱开我就跟他去……起先我的视线被电影院门前的人们遮断，但我并不怎样心跳，那人和郎华很密切的样子，肩贴着肩，踱过来，但一点感情也没有，又踱过去……这次走了许多工夫就没再转回来。我想这是用的什么计策吧？把他弄上圈套。

结果不是要捉他，那是他的一个熟人，多么可笑的熟人呀！太突然了！神经衰弱的人会吓出神经病来。“唉呀危险，你们剧团里人捕去了两个了……在街上他竟弄出这样一个奇特的样子来，他不断地说：“你们应该预备预备。”

“我预备什么？怕也不成，遇上算。”郎华的肩连摇也不摇地说。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极多，做编辑的朋友陵也跑掉了。汪林喝过酒的白面孔也出现在院心。她说她醉了一夜，她说陵前夜怎样送她到家门，怎样要去了她一把削瓜皮的小刀……她一面说着，一面幻想，脸也是白的。好象不好的事情都一起发生，朋友们变了样。汪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变了样。

只失掉了剧员徐志，剧团的事就在恐怖中不再提起了。

（此篇作为“随笔三篇”之三首刊于1936年6月《中学生》第66号）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一）

刚刚看完的一本《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朱元璋》。这本书从朱元璋儿时开始，细致描述了明朝开国皇帝的人生起伏和心路历程。开始几页你也许会感觉书中对朱元璋的描述完全是出于作者臆测，没关系，很快作者就罗列出了大量的史料和古文以证明他的描写完全是元末农民的生存常态，让你不得不信服。整本书中穿插大量的古文和史料用以佐证，将一个鲜活的朱元璋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明白了，在那个时势造英雄的年代，朱元璋之所以能够一步步走上皇位，以及登基之后的执政理念，都是与他的经历息息相关的。通过这本书，能够让我们对于朱元璋有一个比价全面的认识，对于明朝，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对于我们的民族，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反省。

下面摘录书中非常有意思的几段和大家分享：

中国文化的贫穷基因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总结的贫困文化的特征我国从古代直到解放前都具备。如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等。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虽然是自学成才，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朴茂雄强，颇有可观之处，请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的三年流浪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依碧，听猿啼月夜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若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二强。

但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因为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以的智慧都用在了“捉摸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是讲如何与人相处。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的发达，中国人防范人和算计人的能力特别发达。马克思说，中国人“在一切世界事务中远胜于其他亚洲人”。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总结出这样多、这样深刻的绕弯弯的生存智慧：“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达练即文章”；“为人且学乌龟法，当缩头时便缩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吃小亏占大便宜”；“内要伶俐，外要痴呆，聪明逞尽，惹祸招灾”……

那些智谋大师历来都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科学家却不为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许多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大的面积。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勾心斗角，善于破坏规则。而战场上正需要的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的去利用对方的弱点，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阴谋、欺骗对手，创造性的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借刀杀人、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

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关于明初移民的记载和传说，却一律充满了悲苦和辛酸。民间传说，当时为防止人们半路逃归，每登记一人，在脚小趾上划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为小趾重甲；长绳捆绑，押解上路。由此人们都养成了背手习惯。连小便都要报告长官，由军人解开手，才能行事，所以华北各地，都把上厕所叫做解手。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二）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这本书讲述的是大明朝七个着名人物，朱元璋、海瑞、魏忠贤等七位人物，这些都是对大明朝的兴衰起了重要作用的人。

朱元璋、海瑞他们都有值得别人学习的优点，以及那些不可弥补的缺点，但是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都有过人之处以及独特的地方。朱元璋一个坐在龙椅的农民，他用农民的精明、周密、愚昧打造了自认为固若金汤的监狱帝国。这个监狱不但关住了老百姓，也关住了官僚，甚至还关住他的直系子孙。更为严重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头脑似乎还没有从他缔造的精神监狱中完全解脱出来。环境能够影响人也能改变人，在为拿到江山之前朱元璋从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变成了一个冷血的流氓在其中他很善于结交人，并且利用人，他利用人很有技术含量，他让别人能够甘心诚服于他，并甘心为他做事！可以说他这是一种能力，这也是能够夺取天下的绝大部分原因，当然他取得的一个天下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机遇，一个让他翻身的机遇。其实，机遇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但能力是可以靠自己培养或创造的。

朱棣一个篡位者，他精通权力，他把权力玩弄于鼓掌，同时进行血腥的屠杀，不管是自己亲人，熟话说血浓于水，但在他那里就不曾出现过，能够手刃兄弟，我都不理解这该是怎样一个冷血的人，或许他的心是石头做的，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折手段的人。我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挣扎以及痛苦，所以不要试图去做亏心事，也不要为了某个目的去做事，这样会使你觉得没了目标，丧失人性。

郑成功这个异国出生的海盗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烧着明亮的“少年性”，史称郑成功“果敢刚毅，传之自母”。郑成功的这位日本母亲，有胆有识，性情刚烈。母爱是伟大的，而我们也会不忽视母亲的遗传对郑成功有多大的影响。优越的家境、天赋的杰出才华和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培养了郑成功强烈的自信心、优越感和贵族气。

这本书七位人物的成功以及失败都是受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所以环境对人特别重要。我们生活中学习中接触到的人也会影响我们，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这本书中的几位人物的事例就无疑证明了这点。

这本书中虽然讲述了七个人物，但我比较欣赏着三位人物，是他们都有犯错的经历，但是他们身上却有着那些闪闪发光的品质。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三）

看惯了教条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写的书，再看这本书，让人觉得很轻松。嬉笑怒骂之间就已洞悉社会历史。这种新的历史解读方式读起来让人觉得酣畅淋漓，过后依然意尽。

真实不可获知，只能靠近。历来研究历史的人都逃不出这个局限。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是恒久不便的道理。

张宏杰是个借古喻今的高手，本来已经过去了五六百年的历史人物，在他的解读下，成了我们破解当下社会的一把钥匙。理解了这点，也就不会仅仅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朱元璋

这位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作者用了最多的笔墨。在其中和毛……的比较最有意义。他们俩都出身农民，深知下层人民的疾苦和需要。都身经百战， 都深信武力至上的原则。深知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打败了比他们更有文化修养的文人政权。统一了中国。但内心残留的农民意识，却使他们治理国家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他们是权力，政治上的强人，却是社会认知上的庸人。这才会使他们“乌托邦”式的理想都归于破灭。

朱棣

特殊的环境造就特殊的人，本身才能出众却不是他当太子。历史的规律就是强者生存，在生死的抉择面前，他成了一个篡位者。考验之后给他了一个发挥才能的平台。

他是个比他父亲更高明的统治高手。几乎明朝所有的大事都是在他手里完成，东征西战扩充疆土、修筑长城、派郑和七次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伟大的事业和非凡的举动接二连三，让人民应接不暇、不知所终。看到结果则目瞪口呆，这些行动一个接一个，不给人民任何的机会喘气的机会去反对他们。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不停的重复。我们今天也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神六发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08奥运等等大事一个接着一个。

海瑞

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安慰符。

与其说他是一个偏执症者，不如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生在中国既是他之哀，又是他之幸。哀的是这样一个国家注定他将一事无成，幸的是千百年来只有他一个海瑞让人民记住。他心似明月，只可惜地下一片墨汁。

张献忠

在读到张献忠这个人时，()我感到空前的压抑和绝望。当中国人最残忍的一面在这个人身上展现出来时，我感到万分的惊谔，惊谔过后归于沉思，想到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历史。我惊恐于过去，更惊恐于未来。

像西方那样建立起对生命的尊重看来还遥遥无期。

萧红：无题

早晨一起来我就晓得我是住在湖边上了。

我对于这在雨天里的湖的感觉，虽然生疏，但并不象南方的朋友们到了北方，对于北方的风沙的迷漫，空气的干燥，大地的旷荡所起的那么不可动摇的厌恶和恐惧。由之于厌恶和恐惧，他们对于北方反而讴歌起来了。

沙土迷了他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们说：“伟大的风沙啊！”黄河地带的土层遮漫了他们的视野的时候，他们说那是无边的使他们不能相信那也是大地。迎着风走去，大风塞住他们的呼吸的时候，他们说：“这……这……这……”他们说不出来了，北方对于他们的讴歌也伟大到不能够容许了。

但，风一停住，他们的眼睛能够睁开的时候，他们仍旧是看，而嘴也就仍旧是说。

有一次我忽然感到是被侮辱着了，那位一路上对大风讴歌的朋友，一边擦着被风沙伤痛了的眼睛一边问着我：

“你们家乡那边就终年这样？”

“那里！那里！我们那边冬天是白雪，夏天是云、雨、蓝天和绿树……只是春天有几次大风，因为大风是季节的症候，所以人们也爱它。”是往山西去的路上，我就指着火车外边所有的黄土层：“在我们家乡那边都是平原，夏天是青的，冬天是白的，春天大地被太阳蒸发着，好象冒烟一样从冬天活过来了，而秋天收割。”

而我看他似乎不很注意听的样子。

“东北还有不被采伐的煤矿，还有大森林……所以日本人……”

“唔！唔！”他完全没有注意听，他的拜佩完全是对着风沙和黄土。

我想这对于北方的讴歌就象对于原始的大兽的讴歌一样。

在西安和八路军残废兵是同院住着，所以朝夕所看到的都是他们。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残废的女兵，我就向别人问：“也是战斗员吗？”

那回答我的人也非常含混，他说也许是战斗员，也许是女救护员，也说不定。

等我再看那腋下支着两根木棍，同时摆荡着一只空裤管的女人的时候，但是看不见了，她被一堵墙遮没住，留给我的只是那两根使她每走一步，那两肩不得安宁的新从木匠手里制作出来的白白木棍。

我面向着日本帝国主义，我要讴歌了！就象南方的朋友们去到了北方，对于那终年走在风沙里的瘦驴子，由于同情而要讴歌她了。

但这只是一刻的心情，对于野蛮的东西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憎恶在我是会破坏了我的艺术的心意的。

那女兵将来也要作母亲的，孩子若问她：“妈妈为什么你少了一条腿呢？”

妈妈回答是日本帝国主义给切断的。

作为一个母亲，当孩子指问到她的残缺点的时候，无管这残缺是光荣过，还是耻辱过，对于作母亲的都一齐会成为灼伤的。

被合理所影响的事物，人们认为是没有力量的（弱的）或者也就被说成生命力已经被损害了的（所谓生命力不强的）比方屠介涅夫在作家里面，人们一提到他：好是好的，但，但……但怎么样呢？我就看到过很多对屠介涅夫摇头的人，这摇头是为什么呢？不能无所因。久了，同时也因为我对摇头的人过于琢磨的缘故，默默之中感到了，并且在我的灵感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无恐惧起来，我就替摇头者们嚷着说：“他的生命力不强！”

屠介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和他走同一道路的，还有法国的罗曼罗兰。

别的作家们他们则不同，他们暴乱、邪狂、破碎，他们是先从本能出发（或者一切从本能出发）而后走到灵魂。有慢慢走到灵魂的，也有永久走不到灵魂的，那永久走不到灵魂的，他就永久站在他的本能上喊着：“我的生命力强啊！我的生命力强啊！”

但不要听错了，这可并不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惋惜，一方面是在骄傲着生命力弱的，另一面是在招呼那些尚在向灵魂出发的在半途上感到吃力，正停在树下冒汗的朋友们。

听他这一招呼，可见生命力强的也是孤独的。于是我这佩服之感也就不完整了。

偏偏给我看到的生命()力顶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人家都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是兽类，是爬虫类，是没有血液的东西。完全荒毛的呀！

所以这南方上的风景，看起来是比北方的风沙愉快的。

同时那位南方的朋友对于北方的讴歌，我也并不是讽刺他。去把捉完全隔离的东西，不管谁，大概都被吓住的。我对于南方的鉴赏，因为我已经住了几年的缘故，初来到南方也是不可能。

1938.5.15

（署名萧红，刊于1938年5月16日武汉《七月》第2集第12期）

萧红：借

“女子中学”的门前，那是三年前在里边读书的学校。和三年前一样，楼窗，窗前的树；短板墙，墙外的马路，每块石砖我踏过它。墙里墙外的每棵树，尚存着我温馨的记忆；附近的家屋，唤起我往日的情绪。

我记不了这一切啊！管它是温馨的，是痛苦的，我忘不了这一切啊！我在那楼上，正是我有着青春的时候。

现在已经黄昏了，是冬的黄昏。我踏上水门汀的阶石，轻轻地迈着步子。三年前，曾按过的门铃又按在我的手中。出来开门的那个校役，他还认识我。楼梯上下跑走的那一些同学，却咬着耳说：“这是找谁的？”

一切全不生疏，事务牌，信箱，电话室，就是挂衣架子，三年也没有搬动，仍是摆在传达室的门外。

我不能立刻上楼，这对于我是一种侮辱似的。旧同学虽有，怕是教室已经改换了；宿舍，我不知道在楼上还是在楼下。“梁先生——国文梁先生在校吗？”我对校役说。

“在校是在校的，正开教务会议。”

“什么时候开完？”

“那怕到七点钟吧！”

墙上的钟还不到五点，等也是无望，我走出校门来了！这一刻，我完全没有来时的感觉，什么街石，什么树，这对我发生什么关系？

“吟——在这里。”郎华在很远的路灯下打着招呼。

“回去吧！走吧！”我走到他身边，再不说别的。

顺着那条斜坡的直道，走得很远的我才告诉他：

“梁先生开教务会议，开到七点，我们等得了吗？”

“那么你能走吗？肚子还疼不疼？”

“不疼，不疼。”

圆月从东边一小片林梢透过来，暗红色的圆月，很大很混浊的样子，好象老人昏花的眼睛，垂到天边去。脚下的雪不住在滑着，响着，走了许多时候，一个行人没有遇见，来到火车站了！大时钟在暗红色的空中发着光，火车的汽笛震鸣着冰寒的空气，电车、汽车、马车、人力车，车站前忙着这一切。

顺着电车道走，电车响着铃子从我们身边一辆一辆地过去。没有借到钱，电车就上不去。走吧，挨着走，肚痛我也不能说。走在桥上，大概是东行的火车，冒着烟从桥下经过，震得人会耳鸣起来，索链一般的爬向市街去。

从岗上望下来，最远处，商店的红绿电灯不住地闪烁；在夜里的人家，好象在烟里一般；若没有灯光从窗子流出来，那么所有的楼房就该变成幽寂的、没有钟声的大教堂了！站在岗上望下去，“许公路”的电灯，好象扯在太阳下的长串的黄色铜铃，越远，那些铜铃越增加着密度，渐渐数不过来了！

挨着走，昏昏茫茫地走，什么夜，什么市街，全是阴沟，我们滚在沟中。携着手吧！相牵着走吧！天气那样冷，道路那样滑，我时时要滑倒的样子，脚下不稳起来，不自主起来，在一家电影院门前，我终于跌倒了，坐在冰上，因为道上无处不是冰。膝盖的关节()一定受了伤害，他虽拉着我，走起来也十分困难。

“肚子跌痛了没有？你实在不能走了吧？”

到家把剩下来的一点米煮成稀饭，没有盐，没有油，没有菜，暖一暖肚子算了。吃饭，肚子仍不能暖，饼干盒子盛了热水，盒子漏了。郎华又拿一个空玻璃瓶要盛热水给我暖肚子，瓶底炸掉下来，满地流着水。他拿起没有底的瓶子当号筒来吹。在那呜呜的响声里边，我躺到冰冷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