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读书心得一《读懂中国经济》读后感

文/李睿

读书是我们获取知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通过阅读好书，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通过大量的阅读，也可以使在我们大脑里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在2019年里，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每读完一本书，都通过写读后感的方式分享我自己的心得，我也希望，用输出倒逼输入，提高我阅读的效果。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书籍是我2019年读完的第一本书，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在2017年写的《读懂中国经济》。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使我对我国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的逻辑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我国经济今后该如何发展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本书针对克里格曼教授提出的疑问: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因为这些国家的gdp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典型观点，它忽视了东亚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蔡昉教授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总结出我国经济发展经历的重要阶段——刘易斯发展阶段（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在这个阶段，劳动力相对过剩，一直在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人口结构适宜经济发展。正是因为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没有发生边际报酬递减，我国发展了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有了我国近40年的高速发展。

在分析了我国经历的刘易斯发展阶段后，蔡昉教授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在2004年左右普工的工资大幅度上涨，继而到2011年左右，劳动力人口出现净减少，得出了我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开始了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增长手段的索洛增长。在分析中，他区分了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决定因素，提出我们应该从供给侧发力，而不是在需求侧进行刺激。

在之后，蔡昉教授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仍然有很多潜能和短板。户籍城镇化率明显偏低，社保不健全，全国性的统一劳动力市场还不健全，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企业间、在东中西部还可以进一步优化配置，雁阵模型可以有国内版，还需要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劳动参与率等。通过以上措施，可以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这本书无遗是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从刘易斯发展阶段到新古典发展阶段的历程，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逻辑，坚定发展信心很有帮助。

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读书心得。美好的生活从阅读开始，希望我们一起，在2019年有更大的收获。

经济解释读后感（一）

在《经济解释》幽默诙谐且充满睿智的文字的感召下，我一口气通读了一遍，仍觉意犹未尽，便十分想将其推荐给更多的同学，正谓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又不免犹豫，因为《经济解释》这本书就如同张五常先生本人一样充满了争议。正如张先生自己在文中写到的一样，“《经济解释》这本书不是课本，选修经济的学生可以读，也应该读，但因为我往往不依常规，学生考试时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也许，张先生在这里是高估了他的读者，认为他的读者应该已掌握了传统的经济理论，现在已不需要他像经济学课堂上的老夫子一样重复罗嗦地灌输所谓的经典理论，而他所要做的就是要从一个全新角度去阐释最为简单的经济学道理。

《经济解释》这本书确实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课本，而对它的准确定义按我个人的理解，它应该是本经济学的散文集。既然是经济学的散文集，那么它应兼有散文的基本特征与经济学的灵魂主线，即所谓的“形散而神不散”。“形散”只是“散”在其形式上，而“神不散”是不散在其经济学的脉络上，是不散经济学的灵魂思想上，即我们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稀缺、竞争、效用（在《经济解释》中张先生使用了“功用”这一翻译）以及需求定律和交易理论等。

实际上张先生也正是按着这样的经济学脉络来为他的读者讲授他所理解的经济学。当然我不敢苟同他所有的观点，也许这也正合乎张先生的处事原则，因为在他的《经济解释》之中也同样充满了对权威观点的怀疑。这正如他在“经济解释之三”中所明确指出那样，“世上没有不可替代的理论”。然而，我对张先生的学识之渊博，行文之流畅，观点之新颖也确实是十分钦佩。因而，我认为《经济解释》的确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虽然《经济解释》是本经济学的散文集，但张先生开篇仍不忘按传统的模式那样，首先介绍“方法论”，所以张先生把《经济解释》的第一章便定为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一章在《经济解释》的全书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章中张先生则更像一位哲学家，现在他正努力向他的读者传授着他的经济哲学。而这种经济哲学正体现了张先生科学的精神，这种科学的精神与态度则正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问题时所必不可少的。

在“科学的方法”这一章一开始，张先生就给我们介绍了两种极端理论，一为特殊理论；一为套套逻辑。所谓特殊理论，即是特殊到只能解释一个现象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不具一般解释力。所谓套套逻辑，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例如说 “四足动物有四只脚”便是一个套套逻辑。这两种理论实际是无用的，我们应尽量避免走入这两种极端。但有时对特殊理论而言总要比完全没有理论好。正如r.kessel 所说，“没有任何理论在手，什么辩论也胜不了”。而对套套逻辑而言，我们有时对其加以一定的约束条件，它还是可以对我们大为有用的。张先生在这所举的例子是货币理论，他认为“币量理论被高手搞得千变万化，异彩纷呈，但归根究底，还是源于一个套套逻辑的概念。”张先生是十分强调理论的解释作用的，他甚至认为“解释力重于斟酌对错”，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具有解释力作用的理论将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张先生更认同“可能被事实推翻的重要性”，因为，他认为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这样的理论是不可以被事实验证。

由此可见，张先生确是一个对待学问是十分严谨且极具科学精神的人，但《经济解释》中的解释之五——“套套逻辑外的不错理论”中的一些内容却又无法让我们认同这一点。在文中，张先生在对马克思的评价时带有极强的个人偏见，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竟一时让张先生放弃了他一贯所坚持的科学严谨的态度。例如张先生认为“最有名的模糊不清的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从来没有人试用事实加以验证。”张先生在此的论证是毫无逻辑可言的，我们怎能说一个暂未被事实证实理论就是模糊不清的和毫无意义的呢？倘若我们用张先生自己的观点来反驳他则可说，事实推翻了他的理论，因为事实却是任何理论从它的诞生到它得到事实的验证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谁能准确的说出这个过程是一天，是一年，还是一百年，更或是一千年呢？而张先生现在只不过等了一百多年，他就不愿再等下去了。其实在当根本的意识形态不同时，即使《资本论》是刚才发表的张先生同样也是会这么说的。另外当张先生谈到剩余价值时，他这样说道，“[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说是租值，一些说是利息，一些说是利润，另有一些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说来说去都不清楚。”真没想到，像张先生这样的大师竟也会像一个小孩一样为了一块糖果就同大人们撒起娇来了。他幼稚得竟然忘了一个最根本的道理，那就是，在冬天我们穿棉袄，在夏天我们穿汗衫，可无论我们穿什么都不会改变我们是同一个人的本质。

不过，如果我们避开张先生的个人偏见，“科学的方法”这一章对指导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正如张先生在文中指出的一样，“本书是为中国人而写的，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始终是一个感性重于理性的民族，他们似乎更容易成为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就连张先生自己在谈论马克思时也不免感情用事。现在看来也许只有当感性与理性兼有才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而科学的精神对我们这样一个更注重感性的民族而言又是何等的重要。

如果要谈西方的经济学，那我们不得不从“自私说起”。当然，现代西方经济学已开始了对人们“无私行为”和“利他行为”的研究，这是后话，而且张先生也并不太认同。他更相信交易的作用，按张先生的说法交易是可以做到互利的，这样更符合“自私前提”。而这里的“自私前提”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定之一，即“理性的经济人”假定。“自私”在这里只不过是通俗的说法，也许是为了便于理解，张先生在文中一直沿用“自私”的说法，而未用“理性的经济人”的提法。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张先生仍然坚持认为“自私”是人类的本质，也许哲学家们并不太认同这样的观点，但传统的经济学离开了“自私”前提的确是寸不难行的。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经济学应该避开哲学上人类本质的讨论，而使用“理性的经济人”的假定较为合理。

“ 缺乏”引起了竞争，张先生认为“‘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来看，是难以成立的。”我也很同意这样的观点，没有竞争这个社会也就没有进步，但竞争不应当是无序的、恶性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张先生认为“产权制度（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就是竞争的游戏规则”。在这点上，我也十分赞同界定清晰的产权制度是有利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发展的。产权理论并不应仅局限于市场，有时它的某些观点当被引入到政治领域后，同样会产生某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这还有待于实践。

至于需求定律，谁都知道这是经济学中最为核心的灵魂思想，倘若离开了它，我们的经济学似乎也就不存在了。()在认识需求定律时，我们必须区分需求量的变动和需求的变动这两个概念。需求量是个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它是由价格量的变动所引起的。而需求的变动是在价格不变时，由其它因素的变动所引起的需求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整个需求曲线的变动。张先生也不惜花了一节的篇幅来向我们区别这两个概念，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而经济学历史上着名的“吉芬反论”似乎又同我们的需求定律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张先生为说明这个问题，主要引用了m.friedman 的观点。按friedman 的观点，“要是我们以社会整体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来看世界，吉芬反论不能成立。”但friedman的观点并非完美，张先生的解决方案是就是“逻辑上，只要有竞争（而在社会中竞争无处不在），吉芬物品不可能存在。”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还是很有道理的，吉芬物品的存在应当是有条件的，但当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时，很难会有违反需求定律的吉芬物品存在。

张五常先生虽名为“五常”，但他的手脚似乎从不会被类似于像“三纲五常”一样所谓的经典传统的东西所束缚。倘若你要把《经济解释》这本书当作一本教科书来读那肯定会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因为它那任意驰骋的思想和散文似的体裁就已决定《经济解释》这本书应该定位为一本课外读物，而不是传统说教性质的教科书。《经济解释》成功地避开了枯燥无味的教科书模式，它举例甚多且始终围绕着生活，因为张先生更强调的是经济理论的解释作用而并非所谓的特殊理论或套套逻辑。而当《经济解释》带着我们在经济学的大草原上任意驰骋时，我们好像并没有什么杂乱无章的感觉，贯穿始终的仍就是经济学的灵魂思想。张五常先生的自信是无人可比的，也许正是这样他才敢无所畏惧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抛下了一连串的争议给他的读者。

我想《经济解释》这本书至少向我们说明了两个基本问题，即经济理论的解释性问题和争议性问题。也许张先生也正是想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说明来激发我们对经济学的兴趣，因为正是经济理论的解释性才让我们有了自己的思考空间，也正是经济理论的争议性才让我们有了对权威指手画脚的勇气。这两点对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当我读完《经济解释》这本书并体会到这两点后，也确实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经济解释读后感（二）

凯恩斯与弗里德曼是上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领域最有影响的两个经济学家。不过两人的主张基本相反：前者认为应该采取政府干预，调解经济波动幅度；后者认为政府还是应该回归到规则守护者的立场。此外，前者还提出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和流动性偏好，后者则认为消费倾向取决于永久收入，这与之后的“预期”的概念不谋而合。

当然他们最重要的分歧在于主张政府干预还是主张市场自由，两人都有实践的追随者，罗斯福跟随着凯恩斯，撒切尔和里根跟随着弗里德曼。如果说凯恩斯仅仅是代表政府干预，那么他在滞胀时期就遇到了巨大的挫折，甚至可以说是失败，货币主义随之兴起；如果说弗里德曼仅仅代表货币主义，那么现实的世界也并未完全接纳这一主张，因为随着新的金融工具乃至各种虚拟货币的运用，货币数量指标的稳定性大大降低，新凯恩斯主义又随之兴起。即便是说弗里德曼代表着自由主义，按照传统的自由主义定义，我们可以看看现实世界，保守主义正在逐步兴起。

不过如果说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实用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有条件的自由主义、有限的自由主义、约束条件下的自由主义，我以为他还是取得了胜利。首先来简单分析一下，产品可以分为公共产品或称共用品、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一般认为政府应该负责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私人可以参与以上所有产品，政府负责参与制定和管理公共规则，私人依据规则进行经济活动，私人、私人组织、市场也可以指定和管理部分公共规则。总而言之，最后的结果是有序运转的系统，公共守护的部分归政府，其它的部分归市场。

弗里德曼的最终理想是自由市场，不过由于条件所限，只能实施有限的自由主义，在市场化、竞争不完全的领域实施市场化、自由化，比如他所主张的教育券制度，在教育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提交了教育的效益；他所主张的单一所得税率制度——俄罗斯正在实施——可以大大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降低政府最终是纳税人的负担，提高社会资本运转效率。当然，一切规则的使用都要因时因地制宜，正如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所以央行行长表示不能仅仅以通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

当然，最终的理想竞技状态是否就是自由市场，我还不能确定。

江村经济读后感（一）

《江村经济》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一本书，是根据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过程，本书说明的是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尽管这是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但是反映的却是中国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一系列由社会变迁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知道今天都还没有确定的有效的方针对其进行解决。

农村劳动力过剩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在当时只是处于萌芽的趋势，但，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这也正好说明了费教授的先见之明。

在本书中的第十章有关农业提到：“前两年村里有两台抽水泵……然而这种机器尚未被普遍的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注意了，这这两台抽水泵在村里已经存在了两年，根据当地的地域宽广来说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推广的了，但是它偏偏就是没有被普遍的采用，而其根本原因也已经明确了。也就是说在当时来说，当地的农民们就一家就已经害怕劳动力过剩了，相当于吃闲饭吧，害怕失业。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村民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在本书当中曾不止一次的提到可以说是强调每个家庭都不敢要过多的孩子，怕养不起，就算养大了也还是个问题，因为财产的再分配问题，也即是人均占地量又将减少。

造成劳动力过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增长量过快，二是农业机械化。

人口增长虽然在当地来说是受到压制，但是人口还是得增长的，人均占地量也是快速的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得到很大的改善。然而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又来了更大的挑战，农业机械化接着来了，如果机械化得到普遍的应用的话，那又将有大批的农民沦为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提高，即使农业人口不再增加，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也将迅速增长。尽管当时人们没有普遍的采用机械化，但是这是一个趋势来的，这是历史的潮流，是社会的进步，谁也挡不住的。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可以看得到的，从七八十年代农业机械化在全国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所以说这是一个趋势，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改变这个趋势也不是去阻止它，我们要从机械化的应用之仲找到自己的出路才行的，但是村民们不知道改怎样的去找啊，叫他们去城里打工争得过受过高等教育的吗？不行，这就导致了劳动力过剩的必然的产生。

农田中的劳动力剩余，如果没有其他吸收劳动力就业的渠道，农村中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就会多起来。比如聚众赌博、酗酒、各种迷信、热衷于红白喜丧事、滋事生非、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等等乡村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农村基层政府管理社会的工作量日益加大，成本越来越高。一个国家，如果大量的劳动者有工作可干，大家都忙忙碌碌，一天八小时工作，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折腾别的事情；而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劳动力没有事情可干，就会闲而生非，无端生出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来。所以，劳动力过剩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急待解决的。

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过程是不可抗拒的，其进程必然要有很多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出来，正确的战略选择是要加速这种现代化过程，使农业产业劳动生率提高，能支付农业产业分工所发生的交易费用，而与农业关联的产业得到足够的支付后，也能正常地分工发展，从农业种养业中吸收过剩出来的劳动力就业。专业化和规模经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和产业分化则会大量地增加就业。当然啦，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全部由农村内部产业的分工和分化吸收就业。一是农村的一些产业要向城镇集中，二是相当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要向城镇转移。这样，农村的农业就可以家庭农场式经营，农业的现代化也就为期不远了。

但这不是个顺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艰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个问题来的，这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是不怎么公平的，跟人家竞争的起点就不一样了，成功的可能不大。我认为这个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有国家这个强力的后盾无论是什么问题解决起来都不难。这就要看国家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实施的了，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算有多好的政策实施起来也是有点难度的。

我想单靠现在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是难以解决农业的现代化问题的，它达不到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所以说用农业机械化在这里难以得到发展。

农村劳动力过剩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家应该要出台什么有效点的方案来解决了吧，希望不要让我们人民等太久了。

这就是我从《江村经济》里看到的令我思考的问题。

江村经济读后感（二）

初读江村经济，首感便是被费先生的社会责任感所打动，在新婚妻子逝世，自己身患疾病的时候，费先生居然能够一刻不停地进行社会调查，为百姓生活奔波，这不禁令笔者钦佩万分。着名的功能主义学家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那费先生是怎样展示这个伟大的国家呢？

首先，笔者认为这本书有两个主要方面，一部分是向我们介绍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经济、社交等形态，另一部分就是通过之前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江村经济，我们在读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它的副标题“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而且包括农村人的行为和心理。

关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该书中显现出来的就是农村社会的“人情性”，最明显的是在蚕丝业改革中，具有威望者担任改革首脑，而且改革中，改革者努力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保证每户的心理平衡、人际平衡，有一句话或许最能体现这种理念——“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另外，农民生活中，礼仪的开支占了很大的比重。在乡邻生活中，一家有事，四邻免费支援劳力；在经济困难的时候，组成互助的首要对象是亲戚，亲戚们也是自感责无旁贷；在从事同样工作的渔民中，他们之间有相互接待的成规；在养羊的时候，羊多的人可以把自己的羊的饲养权交给穷人，而报酬多数是采取送礼，而非金钱……在农村，没钱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情关系。

关于小媳妇制度，体现的是重男轻女的思想，本质上是因经济落后而出现的思想。一个姑娘可在未婚前为家里养蚕缫丝赚钱，结婚可以省去200元左右的婚礼费用，婚后可以减少婆媳矛盾，但是，人们仍然排斥这种做法，原因就是这样会缩小亲属组织，导致一个家庭在村里各个方面的孤立无援，尤其是经济危机之下的借贷。这也体现了乡村社会人情的价值所在。

关于航船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讲，航船因为掌握了城乡交流的渠道而得以生存下来，给笔者的启示就是，农村的发展，一定要与城市结合。笔者做如下解释：因为有交通工具上的便利加上职业性，航船主与城镇的商户建立了坚实的利益关系，他们赚取了生活费用；他们免费为村民提供服务，获取了村民的信任，他们获取了不可取代的优势；当蚕丝业改革时，他们因为捎带货物的不可取代性而获取了补偿；当经济危机时，他们因为与商户坚实的利益关系得以成为借贷的中介，获取生存。假如每户农民都能与城镇直接经常联系，恐怕航船主的生存不会那么容易了。

接下来，回归本书的重中之重，那就是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费老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农村企业组织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总结江村人发展经济的困境，有如下几点：一、信贷系统不完善；二、市场知识缺乏；三、剩余劳力无法转化，女性人口外流；四、传统观念的羁绊。那么，按照费老发展工业的提议，针对江村存在的缺陷，联系现在三农问题，笔者认为现在农村的发展需要的是：一、一个懂得市场经济、商业运作、乡村人情、任劳任怨的领导人，这样才能在控制住民心的前提下好好运作农村经济；二、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投资，给予银行借贷系统充足的资金支持农村建设；三、在国家控制下的典当业的发展，可以弥补经济危机之下银行投资的空白；四、知识下乡、科技下乡是必不可少的，建立一个覆盖农村的科技知识系统；五、因地制宜建立乡村企业，()吸收农村的劳动力，将剩余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六、继续宣传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思想。

当然，中国的农民问题几千年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笔者所提出的只是基于现实的浅见而已。费老将农民的土地问题的解决打开了一个缺口，给了笔者这样的启示：本着共同富裕的原则，城市在农村的发展中也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城市的纳税人，要对农民土地上的产出物给予一定的补贴，这种补贴可以是提高物价，也可以是增加税收反哺农民。

关于该书的方法论的收获：首先，费老以动态的方式完成对中国农村状况转变的研究，从未开化传统状态到接受世界工业的萌芽。马林诺夫斯基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社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因此，这部书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学界都具有标志性影响。其次，采用田野工作的方法，深入农村社区，向西方社会展现一个生动详实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图景，把中国的问题与世界背景相结合。再次，采取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导。第十二章《蚕丝业》是最佳典范。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如亲戚关系等。

最后，借用费老的话，我们要“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笔者相信，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江村经济读后感（三）

《江村经济》这本书是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同时也是费老的第一本书和成名之作，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着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后者将此书誉为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

因为从小生活在城市，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村，所以一直到现在对于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想象中以及平时在高铁上所看见的窗外的风景，其他的便很模糊了，但是这本书把农村的样貌向我娓娓道来。正如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引用的一句e·丹尼森·罗斯爵士看完本书的话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江村经济》就是这么一本书，“随着本书的描述，读者本身将自然地被带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于了解这个村庄。他将欣赏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它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而且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能够给读者以无限的使命感。

虽然费孝通先生只对研究对象——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做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但本书无愧于老马的盛誉，它开创了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一个先河，并通过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这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着原创性的意义。

同时，《江村经济》中从微观到宏观，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以及深入社区，完全参与的参与观察法等调查研究方法也十分值得我们学习。而且，《江村经济》中费老独到视角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在目前来说还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制度政策可能会出现滞后现象，这就需要不断地完善社会制度，当然在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仔细研究学习《江村经济》这样的社会调查研究巨着，从中学习大师们的思维方式及独到的视角。作为国家的栋梁，我们任重而道远。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一）

早前对林毅夫教授“中国还能高速发展二十年”、“中国经济需靠投资驱动而非消费”的观点有所耳闻，昨晚有幸到建南大礼堂听他亲自讲述，发觉他真实的见解并没有网络上流传的那般突兀。在此简单予以归纳，并加上自己的观点，欢迎批评补充。

昨晚的讲座是围绕上面所说的第一个观点展开的，应该说“中国还能高速发展二十年”的说法有些太过精简，让读者不禁产生中国经济在现行轨道、现有约束条件下就能持续高速发展二十年的错觉，而他实际上的观点是“中国具备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的潜力”，论据很简单：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度量仅是美国的21%，生产水平上十分落后，后发优势明显，这个观点我想对中国未来再悲观的学者也不会反对，美国领跑世界经济近百年仍在增长，总不能说连小康都没奔上的中国已经气数全尽，连发展的潜力都没了。在这里也可以发现，林教授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的观点讲的是仅从目前发展水平考量，比及其他任何约束条件的“有没有潜力高速增长”，而非其他许多学者讨论的在现有约束下“会不会高速增长”，而这讨论的问题根本不同，但在论点快速流传的过程中，“有没有潜力”和“会不会”一律被简单的“能不能”取代，造成客体完全不同的两个观点被拉到一起火拼起来。

中国有没有潜力容易说通，但大家更关心的事将现实因素综合在内，中国的潜力会不会被有效地激发出来，很可惜，林毅夫教授从头至尾都没有落到这一层面，作为一个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经济学者，未能从政府信号或动向考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变动的可能，以及这对发挥中国潜力的影响，或者他心知肚明却避而不谈，我只能说真的很可惜。

除了“中国经济具备继续发展二十年”这一中心论点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支持论点，林毅夫教授的个人立场在这里有鲜明的体现。

在讲座的引言部分，林毅夫教授提到了工业革命带来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他对当时欧洲的另一重大变革绝口不提：资本主义革命，新的制度让旧制度下受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应运而来的法制与民主让工业化进程步上稳定的轨道，如此关键的一环被林教授完全略过。不仅如此，整场讲座林教授对“资本主义”四个字讳莫如深，非讲不可时就用“非社会主义”笼统代替，这说法一出口，相信在场包括我在内的听众都觉出一丝怪异。

接下来说明中国经济有潜力的部分，林教授采用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经济起飞阶段的数据作为辅证，但一如既往地，他忽略了出人均收入数字之外其他现实因素，这难免使得他的论证略显单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四个经济体的基本地理条件和中国相去甚远，基本上不属一类。尤其是新加坡，如果硬要选一个弹丸之地作为中国经济的参照，香港似乎更胜一筹。至于另外三个国家/地区，均在经济起飞初期获得美国的强劲助推，这与中国的情况又完全不同；其次，在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他们的经济都比较平稳快速地完成转型，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凤毛麟角，对中国来讲绝非易事；再次，林教授一贯忽略的，它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刀阔斧地改造上层结构，建成亚洲、乃至世界第一流的民主社会和法治社会，这为经济成长保驾护航的作用不言而喻，从这点上看，中国着实还任重道远，不可轻易乐观。基于此，尽管数字凿凿，但作为辅证其功不大。

在谈到中国未来一节，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像西方国家一样完善的市场机制，改变计划指令遗留下来的资源配置扭曲（行政垄断、政府补贴等），解决官员普遍的寻租腐化，他同时指出为保持国家稳定，计划扭曲不宜骤然取消，要根据国情与时俱进，但消除扭曲的步伐该迈多大，作为参照的国情又有哪些指标可供参考，林毅夫教授并未给出答案，但以他对双轨制的再三强调来看，他认可的改进步伐应较我个人偏爱的一些经济学者的观点为小。

话外一提，近期有正对民营快递加费、广药与加多宝之争、腾讯微信被迫收费风波都清楚地显示国企+政府指令干预市场正常运行的阴影挥之不去，民营资本力量无法充分调动，所以要真的做到深入市场化改革并不仅事关扩大市场准入，更重要的是调整政府在市场经济内的职能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讲座的靠后部分，林教授引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建设目标位中国未来勾画了一幅美好蓝图，虽然那些目标现在还远未实现，将来也未必会实现，邻座的伙计说要达成2020年人均收入对2010年翻一番这种事只能靠统计局大显神通了，但它确实听着心潮澎湃。澎湃归澎湃，就好比五年规划，这种东西是计划体制的遗留，应该摒弃的。如果计划的目标在不做计划时也能达到，那定计划就没有意义。反之，如果计划目标原本达不到，那就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各级部门虚报数字，一头猪够吃一年的神话中国人也不是没见过，就是在赶英超美的美好蓝图下出来的，结果如何大家都有数，明鉴未远；另一种可能就是以计划目标为准，用行政力量强行扭曲市场和社会，让人力和资本异常运作，这将比胡夸海吹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创痛，中国人对此应该是有切身感受的。就像揠苗助长，哪怕每次的目标都只比社会所能高出一点点，伊始能有高速成长的效果，但日积月累，整株苗是要黄掉的。

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如总价亚洲经验时提到的“时候能成功的方法往往与事前的主流意见不同”（和刘老师的“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很像），驳进口替代理论时说的“要看自己有什么而不是别人有什么，发展比较优势”的观点都值得反复思考，其后隐含的很可能是超越经济学范畴的更普遍规律。我一向认为一场讲座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观点能让你点头称是，而在能激发听众即场和离开之后多少思考，并能创造出新的东西整合进听者既有的知识结构之中。若是能有几句看似无关宏旨，但确经个人生命砥砺的“独家心得”，更是再好不过。由此观之，林毅夫昨晚的讲座都足以令人受益匪浅。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二）

《解读中国经济》是林毅夫世界银行卸任归来带回的三本着作之一。

全书的主脉络是纵横双向解码中国经济，还原给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鲜活画卷。纵向看中国经济的沉浮，从19世纪前的辉煌到近现代的衰落，再到如今的兴起，在历史长河中辨析演变的原因、存在的问题、机遇与挑战；横向按城乡或部门剖析，由于推行重工业化战略，造成了城乡分割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由来与改革按照两条线索讲述：一条线是农村的改革，关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讨改革后相关的问题如粮食安全、农业劳动力转移，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另一条线则聚焦城市改革问题，分析了1978年前后城市改革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城市改革的难点和出路。然后分专门章节回顾国企改革、金融体系改革；最后讨论了时下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新农村建设、公平与效率等，并总结反思了经济学界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各种看法。

了解经济学理论的人，大多都有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如此合适，可面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失灵”了呢？林毅夫说：“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他提出应修正经济学隐含的假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不能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而是在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具体考虑变量，这样，经济解释就会迥然不同。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相应地，与企业的自生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技术结构，()如果一个国家的目标被领袖或精英定位为短时间建立与发达国家比较优势一样的产业，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市场中将无法生存，如果要强行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就必须靠强大的有形之手，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而导致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涌现。结果必然是揠苗助长、欲速则不达。

《解读中国经济》对许多中国经济问题做了完整的叙述，澄清了很多模糊边界。例如，为什么19世纪之前，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独步天下，而现代则落后欧美，即着名的“李约瑟之谜”，林毅夫给出了视角新颖的解答。中国的衰落，可在科举制上找到根由，而民族复兴的感情又源自儒家文化，“中国的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等‘奇技淫巧’的学习，因此，中国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由领先变为落后。”

分析问题时，林毅夫也给出了多种解释及争论。例如对1959-1961年的农业大灾害，目前有三种解释：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民公社规模太大而导致激励下降。林毅夫在分析了三种解释的逻辑合理性之后，用经验检验的方式，对比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从个体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从1978年到1984年，从集体又恢复到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现象与农业危机相联系，他提出了新的解释。书中对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渐进式改革、东亚奇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诸多问题的探讨，令人读罢掩卷，有豁然开朗之感。

虽然是对中国经济的解读，但本书内容并不局限于星星点点的经济问题，而是全方位、逻辑连贯地解读中国发展问题，因此也是了解历史的极好素材。对合作化运动、城乡户籍隔绝制度、地区粮食自给自足等等，书中都有细致准确的呈现，甚至对于中学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它都是一本很好的补充教材和课外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