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读后感（一）

偶然的机会，看到作家贾平凹有了新作《带灯》，于是在网上搜，在书店找，都没有结果。后来，在一家网站看到了，却是半截。于是又从网上邮购了刊登有《带灯》的两期《收获》杂志，终于读了个痛快。我为什么会对这篇小说这么上心？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喜欢贾平凹的作品，另一个就是这篇小说的内容反映的是乡镇综治办主任的生活。而我，也是一名乡镇干部，从内心来讲，想看一看大作家笔下的乡镇干部和乡镇干部的生活。

带灯开始的名字叫做萤，即萤火虫，就是在黑夜里尾部发光的小昆虫。这个形象，是我国文学中的一个暂新的形象，带灯漂亮，善良，聪明，勇敢，有主见。她同时又有大多数乡镇干部都具有的那种老练，却不世故，这一点很难得。看到老上访户的困难，她也会同情，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甚至看到在大矿区打工染上矽肺病的十几个人之后，主动收集证据，为他们的赔偿上下奔波。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维护稳定形势，带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的同时，也感到无奈。于是就有了给远在省城的陌生的元天亮写信的冲动，并且一发不可收。这些给元天亮的信，既是带灯的精神寄托，又是带灯柔弱内心的展示。到后来，这些信中明显透漏出带灯对元天亮的隐秘的感情，柏拉图式的精神恋。通篇小说当中，带灯的办公室，就是带灯的家，带灯的丈夫只出现了一次，丈夫到樱镇，按照常理，小别胜新婚，但我们看不到带灯丈夫对带灯的感情，同样带灯对丈夫的感情也没有，最后一夜，他们在一起了，却又以争吵而结束。家庭感情的缺失，是带灯这个正常女人在给元天亮的信中流露感情的现实基础。从寓意上来讲，带灯自己的一点微弱的光芒太渺小，她渴望更多的光芒，来照亮自己，这就只有“天亮”，于是就有了带灯飞蛾投火般的举动，不停地给元天亮写信，倾诉衷肠。

带灯的命运，其实在一开始担任综治主任时就注定了的，维稳维稳，越维越不稳。上访户的问题越解决越多，老问题没有解决，更多新问题又产生了。换言之，别的工作可能干了就会有成果，一份努力一分收获，但是，唯独维稳工作是不可能有看的见的成果的。小说写到市上书记到樱镇时，带灯竹子她们想方设法堵截老上访户的情形，相信大多数乡镇干部都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吧。在我们本地，就有乡镇干部在同样的情形下，把老上访户缠住下棋，喝酒的事情发生过，后来上访户反映的上面，答复是：方法欠妥！还有一次，省上的检查，全镇干部出动，到各个路口布哨堵截，直到省上检查组走了之后才撤退。就像小朋友玩的抓特务的游戏。在元薛两家冲突事件中，可以说，带灯作为综治主任，是尽心尽力了，听到信息后一方面向上级汇报，另一方面自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尽最大努力控制事态扩展，但是，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激化了。最后，带灯和竹子被错误处理了，成了替罪羊，而非法审批沙场的秘书、樱镇书记、镇长，以及在镇上看家的直接责任人马副镇长却没事儿。

小说中对马副镇长的塑造也很成功，这个副镇长本事不大，毛病却多。他是乡镇上的老油条，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报，整天只嫌自己的官小了，不掂量自己能干什么。遇事先想自己的退路，不考虑群众利益。跟带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一个细节描写的很好，揭示了马副镇长们的本质，那就是吃引产的胎儿，这样尸位素餐的干部，可不就是吃人和害人的人吗？记忆中，只有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中提到吃人的情节。或许胎儿蒸了吃，确实是大补之物？

也许是在基层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接触到了一些小说反映的生活真实，无论多么精彩的小说，都反映不出现实生活的丰富内容。看了小说《带灯》之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也许是作者在刻意回避着一些深层次上的农村矛盾。例如拆迁矛盾，征地矛盾，项目建设矛盾等等吧，这些，在当前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尖锐矛盾，小说概未涉及。又譬如，在今天早晨，一辆摩托车将一位60多岁的老人撞死，家属又将尸体停在了公路旁边，讨要说法，这些都是综治维稳工作的日常工作做。从这个层次上来说，这篇小说还有待深入，或者说还有描写的遗憾。现在农民有粮食补贴、养老保险、农村低保，乡镇干部的主要工作大都是为农民发放这些惠民资金。这样，经常听到的一些话就是，现在的农民再不管理，就会惯坏了他们，尤其是看到农民上访，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更是有人这样感叹。当然说这话的都是干部，这也还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其实，农村的进步，并不是发一些钱，修几座新房子，建几座假山那么简单。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引起社会关注的角度来说，小说《带灯》是开了先河，比起那些反映农村生活动不动就先让主人公发家致富，再让主人公竞选当上村干部的皆大欢喜的作品，小说《带灯》有一定的深度，这就够了！

毕竟小说只是小说，仅此而已。

《带灯》读后感（二）

终于读完了《带灯》。说“终于”，是因为读得不是很顺畅。《带灯》一改作者以往的写作习惯与情节安排，有了新的叙事方式，因而增加了欣赏障碍；有了去故事性的谋篇布局，因而减少了阅读快感 。叙事铺陈与细节描写浑然一体，乡村生态与人物枝蔓骨肉相连，吝啬笔墨于故事铺排，侧重描绘于细枝末叶，近似工笔却有着漫画式的人物对白，酷似小品却有着大写意的人物勾勒，揭示人性本真而不作是非褒贬，梳理矛盾渊源而不作黑白鉴定。语言载体的节奏感与娱乐感被弱化、淡化、边缘化，文字释放的生活信息与原生态风情互动、互生，交相辉映。渐进式演义，解剖般展开，抒情消弭于沉重，赏心抑制于沉思，阅读的趣味被稀释，咀嚼的本能被刺激。不知不觉中仿佛步入隧洞的幽暗，兴趣与退缩并生，欲罢不能，便鼓足了勇气前行。读完了《带灯》，没有长长地抒一口气，却久久地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困惑，心口仿佛被噎着、堵着，不吐不快，却吐不出来。带灯！带灯！带灯是萤火吗？萤火是带灯吗？掩卷《带灯》，却不能掩卷惆怅！

《带灯》是贾平凹的。只有贾平凹能写出《带灯》，只有《带灯》能证明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管他怎样刻意地寻求突破与变化，《带灯》摆脱不了贾平凹的惯性思维与智性语言，抹不去他特立独行、一以贯之的贾氏印记。人物对白风趣自然，却非原汁原味；情节演进跳跃舒缓，却利于细节回味。《带灯》虽然抛弃了戏剧化的小说叙事方略，却受制于贾平凹个性化的小说创作谋划，即使句式组合近似于刻意，冷色幽默与浅显讽喻却如影随形。贾平凹经营文字如同经纬纺织，只见走绣，不见针脚，巧夺天工如同蜂之筑巢、蚕之作茧，看似轻描淡写，却有信息积聚释放。上下语境，左右关联，一脉想通。我不知道是散文成就了贾平凹的小说优美，还是小说成就了贾平凹的散文空灵，反正贾平凹永远是贾平凹，我笔写我禅，理解不理解，悉听尊便。故此，《带灯》即使不署名，熟悉贾氏风格的人，读数行便知《带灯》手笔非贾平凹莫属。

《带灯》是文学的。如果阅读只停留在字面上，《带灯》会给人一系列的非文学、超文学错觉。有人以为《带灯》类乡村纪录片，或以为《带灯》的现实意义超越了小说的叙事文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可能是一些读者先入为主，或者带着另一种有色眼镜，或者是一厢情愿式的个人曲解。无论怎样解读《带灯》，都不能忘记《带灯》的小说家言本色，《带灯》是形变神不变，可能比《浮躁》《秦腔》甚至《废都》更小说，因而更文学。古往今来，通俗不是文学的唯一属性，雅俗共赏只是文学的形式兼顾，实际上越是文学的，越逼近禅，亲近混沌，接近模糊，拒绝脸谱化，远离戏剧渲染。人生如戏，照搬现实就有戏。当然，《带灯》不是照搬，是庖丁解牛，剖开了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带灯》如同云横秦岭，远近高低，各是各的姿态、变化，不是风景，胜似风景；《带灯》如同万绿丛中一点红，红的是玫瑰花鲜艳，带刺，刺扎人但仍是玫瑰，不是荆棘。《带灯》不能浏览，浏览则窒息灵感反应，蒙蔽心智拓展，自己把自己推向误读的深渊；必须品读，品读则屏退错觉，驱除心魔，于文字欣赏中回味，于回味中感悟小说之妙。会心一笑，能呼吸人性的芳香；灵机一动，能体会语言的睿智；揪心般的隐痛，是因为心与字里行间的气场沟通，有了不由自主的共鸣。我说《带灯》是文学的，因为《带灯》聚集了文学所有的元素而羽化成魔幻般的萤火虫阵。

《带灯》是现实的。文学是现实的载体，现实是文学的土壤。《带灯》的横空出世，是呼之欲出，而非无病呻吟。作家不是生活在空中楼阁，而是与现实同呼吸，共命运。蜜蜂酿蜜是蜜蜂的本事，作家创作是作家的宿命。贾平凹是泥土里滚爬摔打过的文学家，身隐都市却魂游乡村；乡村渐行渐远，却与他藕断丝连；他叹息着传统乡村的蜕变，也关注着当下乡村的命运。他如同一个江湖行走的游医，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望闻问切是本能更是本事。他的《带灯》应该是望闻问切中的病历笔记。乡村在疼痛，作者也在疼痛。《带灯》给人的强烈感受是带灯的所见所闻与所为，如同作者亲历；带灯的所思所悟与困惑，如同作者呓语。作者写活了无助的带灯，也写活了无助的乡村；作者咏叹了孤独的带灯，也咏叹了孤独的人生。带灯是现实的良心，却受制于现实的摆布。带灯啊带灯，叫人如何不悲悯！

《带灯》是中国的。这不言而喻。带灯是个小人物，却肩负了一个大责任。谁能想象，在一个并不偏远的乡村，有一位弱女子充当着基层社会的润滑剂与基层矛盾的万金油。说她无职无权，她是镇政府综治办主任，村民对她不能不敬，她能舒缓村民的苦头，也能给予村民甜头；说她有职有权，她不过是镇政府的灭火器，领导指向哪里，她就得出现在哪里。不能说她没有能力，她的工作因为她而有声有色；不能说她不尽职责，她的脚踏实地使她起早贪黑。置身在权力与法纪、利益与是非纠葛、纠缠、纠结的漩涡之中，她清醒却束手束脚，她努力却捉襟见肘，她抗争却事与愿违。她的角色便是她的宿命，注定要做替罪羊、牺牲品。掩卷之后，不能不想：唉，中国有多少个带灯呢？《带灯》文学意义的延伸与超越可能在这里，《带灯》容易被误读的原因也可能在这里。

《带灯》给了当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的一个双向反思的样板。

《带灯》读后感（三）

读着贾平凹先生今年新出的小说《带灯》，我走进了那个秦岭深处的风光秀丽而又贫困的村镇——樱镇。伴随着主人公带灯走进了那个镇政府大院，窥见了当前乡镇干部内心的隐秘，她的喜怒哀乐是那么的真实可感，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她内心的纠结与矛盾，还有她的隐痛。她的痛苦是深厉的：或许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比喻多么的贴切与恰当啊！一心向上，把工作干好，可努力却未必有回报，天道也未必酬勤，换来的只有苦楚的泪水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悄然滑落。直至最后成了乡民械斗的替罪羊，她努力的抗争归于失败，那颗在浊世间索求光明的灵魂失落了，一个聪秀能干善良灵巧的青年干部被折磨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带灯，本名萤，得知萤火虫生于腐草时，则坚决改了名字。而事实上带灯不过是萤火虫的一个别称罢了。作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所面对的大多是乡村里的一些难缠的人和事。她同情农民，想着法子维护他们的利益，却又不得不执行领导的命令，极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领导的仕途升迁保驾护航。为了安抚上访者绞尽脑汁，一听说有上访者到县里了，就不顾一切去阻拦，想方设法化解矛盾，可矛盾又往往不易化解，尽管矛盾的成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处处为百姓着想，百姓却未必领情，甚至恩将仇报；处处为领导排忧解难，却无法让领导高兴。工作的苦烦，生活的无奈，情感的挫败，将她狠力地折磨。与元天亮的通信，成了她抚慰心伤的一缕春风。尽管几乎得不到回信，可她还是一直写，用这种方式使自己暂时摆脱现实中的杂乱沉闷，寻到了避风的港湾。她对元天亮的单相思，如清水般纯洁，完全是精神上的爱恋，不沾染一丝儿的尘灰。

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颇值得我们深思。马副镇长为了补身子吃胎儿肉，见难以升迁，就破罐子破摔。见好处就上，有事就躲。书记、镇长不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摆大领导的谱。书记为了仕途，竟然找理由瞒报洪水淹死的人数，而且说得冠冕堂皇，脸不红心不跳，对于不同意见的人大力弹压，出事了就把责任推给替罪羊。有的乡镇干部为了打压上访人员竟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领导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夸奖。把上访人员当病人送医院，领导来视察，怕人拦道告状，就把那些可能捣乱的人安个罪名抓进派出所。官商结合办工厂，不顾长远利益，纵容地痞流氓为非作歹。为了政绩树立假模范。在矿区打工的农民遇难后，赔偿金难以落实，乡镇干部对此无作为。村干部作威作福，称群众为刁民，修路时为了敛财不顾质量，结果修好的路一场大雨就冲得稀巴烂……()

带灯，就是一只萤火虫，牺牲了自己暖亮着乡村，默默无闻的贡献着，期待着，抗争着，也痛苦着。她是当前有良知、有责任感却又面对着重重压力终难有所作为的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写作上的一大突破与自我超越，也为繁荣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带灯贾平凹读后感（一）

贾平凹的新着《带灯》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它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反映的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接地气”。《带灯》描写了乡镇政府日常工作是多么繁杂：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的确，自从农业税免除之后，中国乡镇一级的工作重点就转移了，由原来的催粮催款刮宫流产，转移到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可以说，在乡镇，维稳是仅次于招商引资的第二大事情，这既关乎乡镇工作能否得先进，也关乎乡镇领导的升迁。所以，乡镇干部特别重视维稳工作，按照贺雪峰的话说，这就是乡镇工作“不出事”的逻辑。

小说勾勒的，是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农村不同阶层的群体样态：有老弱病残、孤儿寡妇的贫困群体；有蛮横霸道、欺压百姓的富人；有精于政策的代理上访者；更有与小说女主角“带灯”建立良好关系的“老伙计”（十三个病弱的妇女，带灯经常帮助他们）。故事的高潮，是“樱镇”引进了一个大工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从书记到平民等各色人物，都慢慢进入癫狂状态。置身在错综复杂的漩涡中，带灯作为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以执着而纯然的心，默默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尽心尽力而不求回报。可以说，贾平凹描写的乡村治理是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农民的生产生活处境比较孤单、无助，乡村处于一种凋敝的状态。因而，作者对陕西南部农村的描写带有一种悲观的情绪。

总之，《带灯》一书主要是围绕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和乡村观念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是研究农村社会的重要视角和分析框架。在税费时代，乡村组织作为利益主体，其行为目标清晰、结构功能明确。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施行和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农村进入了后税费时代。这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基层债务和财政刚性开支压力下，乡村公共事业建设艰难；另一方面，村干部和农民的联系越来越弱，转而与乡镇政府形成“利益同构”，使得乡村精英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偏离社区整体利益，且村庄行政权威的物质基础被削弱，村庄公共权威出现真空状态，一些学者称之为基层权力的“悬浮”。

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面对外来资源时，一方面，客观上必须以这些精英作为代理来承接；另一方面，乡村内部则出现了大部分收益都被大农户和精英占有的大户治理、“大农吃小农”型的合作。乡村社会普遍出现了“精英俘获”侵蚀公共利益的问题。取消农业税前，乡镇深度介入农业生产和农村公共事务之中，因为这是完成各种税费和提留任务的前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收取农业税费，乡镇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乡镇因此退出农村公共事务和农业生产事务。乡镇关心的不再是农业发展，而是如何将资源储存起来，用于发展经济和提升业绩。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与农民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乡镇退出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在乡镇退出后并未有内生力量的增长，而是出现了进一步离散化和无序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力量入侵乡村，农民往往在与乡村的互动中占据优势地位，比如，农民上访往往是令乡村干部极为头痛的事情，无论农民有理无理，只要他们上访，乡村干部都奈何不得。而一旦农民上访到县及以上部门，乡村干部就可能因为农民上访而受处分。因此，在当前乡村与农民的关系中，乡村往往表现得既软又硬。一个方面来看，乡村是很硬的，因为乡村掌握着资源及其分配的权力，可以做成很多事情，并且最终做成了很多事情；另一方面来看，乡村又相当软弱，因为乡村无法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来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困境，比如，无法应对无理上访、精神病人上访，无法应对钉子户等。当农民上访成本较低、风险较小时，农民就可能频频借用上访的手段向地方政府施压。由于上访代价较小，农民就可能借上访来谋取利益，形成上访专业户，上访受到激励，农村社会的任何矛盾与纠纷都可能借助上访逼迫政府解决。由此造成上访数量剧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难以应对。这是基层治理中遇到的新困境。

套用一句古代的政治术语来说，乡镇官是管民之官，乡镇以上之官都是管官之官。乡镇、村两级政权直接面对民众，是直接掌管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权；乡村两级的官员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并直接执行、处理、解决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务人员。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现实处境可以六个字概括：位卑、权轻、责重。用乡镇干部的话来说，“对上顶不住，对下压不住”。

乡镇干部处于矛盾和责任的第一线，但是工作上没有抓手。上级政府要求安全、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管理机制和人员配套都不足。许多问题实行属地化管理（分片包干制管理），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手段。农民的柔性素质和政府的刚性责任构成了一对矛盾：强管，农民不答应；弱管，上级必然不同意。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乡镇，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大量集聚，人多则事必杂，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就多。基层政府不仅承担着发展的压力，更要处理好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是“小马拉大车”，总感觉力不从心，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权力；但上级政府却担心基层政府有权之后难以驾驭。上级政府的担忧不无道理，而基层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现实而残酷的，这个问题迄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是多面的，不仅涉及前面谈到的乡村治理问题，同时涉及乡村观念的转变。曹锦清教授将人们的生活状态概括为从“单位”建制到个人主体的转变，也有学者描述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崛起。他们的观点存在着相似之处：个人时代的来临，或者说是人们能够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在这种观念的背后，隐藏着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对传统农村的无限瓦解和破坏。其中，道德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

所谓道德问题，其实是个体为自由而付出的安全的代价：就业的安全、婚姻的安全，以及货币的安全。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还有单位体制，农村原来就是合作社，城市有各个单位。在计划条件下，身处单位体制的人是安全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很少有自由选择权。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不能选择到城里生活。如果说人们原来是生活在一个安全而自由有限的体制下的话，那么，当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后，个体便获得了无限的选择自由，然而，个体的选择自由却带来了他们之间的所有结合的不安全。这个不安全是市场共有的，也是每个人渴望的自由所固有的。我们一方面要每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渴望在自由的人群里有一些关系是稳定的，比如友谊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伦理关系。这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

所以，市场经济带来的后果是：每个人寻求自由的同时，也承担着不安全的风险。农村是村落世界，是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的行为会受到习俗、道德、舆论的制约。熟人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静态的社会、低流动的社会。所谓的村落社会，在前三十年叫“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就是熟人社会，就是静态社会，它是由道德来制约每个人的行为的社会。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发展，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村人口从熟人社会流向大都市。现代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流动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个人不再受内在道德的制约，而是依靠外在法律的约束。但是，传统的那些东西被遗弃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便形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境地：每个人都明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如同农民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的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人与人之间赤裸地看待。”这样的乡土社会，贾平凹比喻为“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正如着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传统社会的习俗、规则被破坏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这往往导致社会对个人的行为缺乏法律和道德约束，所以，在社会的快速转型期，极易出现社会“失范”现象。小说中带灯担任主任的、由乡镇设置的综合治理办公室，正是国家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缓冲带，起着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作用。

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入侵，也带来了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从思想观念看，农民的生活观念从家本位的家庭伦理进入了个体化状态；从人生意义看，农民不再守着他们那一套传统伦理，其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的逻辑。如今，农民不再为了维护传统（如家庭的延续）而行动；相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而选择性地使用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从伦理意义到现实意义的转变。实际上，在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与原来所归属的群体（家庭、村落等）之间的联系愈加松散，农民所归属的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程度减弱，农民更加关注自我权利与情感的表达，更加重视和尊重自我个性的张扬。这是一种新的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重新诠释。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结果。从社会结构方面讲，这是市场经济侵入比较彻底的后果；从文化方面讲，这既是现代性观念渗透农村造成的影响，也是农民为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等观念做出的反映。不可否认，结构和文化是影响生活观念转变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明显，我们理解农村社会、了解农民生活，不仅要有诸如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宏观视角；同时，也要挖掘微观社会的基础，尤其是从农村文化、农村性质出发，来理解农民生活的逻辑，进而归纳出农民生活观念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制。贺雪峰教授在《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一文中，带给了我们启示性的观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中国各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这提醒我们，在“三农”问题中，乡村治理问题（困境）与乡土观念转变（尤其是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虽已成为迫切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必悲观，市场经济的入侵，并没有完全瓦解农村传统，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并不意味着一切传统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村落，宗族、祠堂、礼仪等习俗依然存在，中国式的小农经济形态和家庭作坊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眼下，我们的面前正摆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国正处在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复杂的环境之中，农村社会的发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农业社会性质，也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后工业社会性质。中国的农村社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农村的重要背景，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讲到：“乡村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乡村是不会终结的。相反，它为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与1960-1980年代的法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在许多年后，当初逃离农村进入城市体系的法国农民又开始逐渐向农村回迁，农村依然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家园，农村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以新的方式存在着。

带灯贾平凹读后感（二）

近日，有幸拜读了贾平凹先生的新作《带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觉很压抑透不过气，却又无处呐喊和释放。为书中的主人公带灯，也为在各个阶层努力生活的人民，尤其是在农村还比较贫穷的劳动人民，更为我们当前时期的这个社会……

《带灯》，是贾平凹首次以女性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全书以“樱镇”为缩影，以带灯为主人公，人物错综复杂，有点类似于《秦腔》中的人物，让读者看的眼花缭乱，但又不拖沓冗长，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个性鲜明。而高潮部分的一场殴斗，又类似于《古炉》中武斗的描写，给读者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动画面。仿佛置身其境，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伤心不已，悲痛欲绝。《带灯》，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带灯》全书通过对樱镇一个乡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带灯，在平凡普通的基层工作岗位上，每天面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一边想方设法的同情和帮助，一边又不得不为了所谓“保障社会稳定”去开展工作。描写了在当前这个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劳动人民的淳朴老实和善良，基层干部的艰辛无奈和努力。同时，也反映了一些政府部门的腐败和灰暗，国家政策实施中的一些不当之法和欠妥之处。带灯，一个社会新时期的知识女性，她美丽善良，聪明能干，喜欢宁静，热爱自然，善于思考，乐于助人。在综治办这个“烫手山芋”的岗位上，既要干好上级部门的工作，又要做好人民的思想工作。为了维系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每天都不辞辛劳的奔波在山路上。下乡，开会，维稳，吃大锅饭，住大山沟，睡大土炕。为了让老百姓能有一个温暖的生活，带灯整天都在废寝忘食的工作着。为了深入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为了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带灯是说粗话，抽纸烟，喝烧酒。工作累得生病，病着还得工作。在后面调节打架斗殴中，头破血流，还在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而尽最后一点力量。读着书中的这些生活的细节，我们队带灯不由得心存敬仰。然而，带灯也毕竟是个普通的人，一个正直青春年华的女人，工作的同时，也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和痛苦。当然，我们的带灯有她很坚强，她有原则，她有追求。虽然工作的环境很艰苦，她毅然乐观的工作生活着。辛苦生活，改变生活，接受生活，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吧！

“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纵读全篇，“元天亮”这个传说中的大神，却始终都没有出现，留给大家的只能是无尽的猜测和遐想。“是的，有时消失时最好的爱。我知道浩瀚是纤纤清泉汇聚而成，天的苍茫是我们每人一口一口气儿聚合而成，所以我要做一滴增海的雨做一粒添山的尘。但还是想凭天边的白云向你遥遥致心。”也许，既然是神，他就只能生活在神话中。现实生活，只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昙花一现。元天亮，不管他带给樱镇的是福还是祸，但他带给带灯的是美好的爱情憧憬。也许，对带灯来说这只是一种暗恋。如果说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那么暗恋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她无私无畏不要回报，只有付出，付出，再付出。“如果我此生一定要忍受刻骨的相思，那一定是我前世欠你的。”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前世今生，我们谁也不知道。可是，我相信有，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爱恨情愁。当然，《带灯》毕竟不是一部爱情小说，所以元天亮他带给带灯的更多的是精神的追逐、生活的勇气、未来的光亮。有光亮，就有希望，哪怕只有那么微小的一丝光茫，至少，她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

樱镇上带灯的“老伙计们”是淳朴善良的老百姓，他们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化身，世世代代在这片荒瘠的土地上生活着。他们，也许没有文化，也许没到过城市，也许有些自私，也许有些“虱子”……但他们永远都是生养我们的亲人们。对此。我什么话都不想说，说的再多的话都是多余的。在此，我只向他们致敬！

而“元氏兄弟”和“换布拉布兄弟”，无疑是樱镇的所谓“人物”，他们有远见，有眼光，有头脑，有商机，能及时捕捉到发财致富的气息。()但是，出身生长环境给与了他们自身的思想局限性。原本是可以带动全村人们共同富裕的大好时机，却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人财两空的悲剧。在此，作为读者，我们只能报以惋惜。但是，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们的某些领导，没有一定的事先预见性，在事情起初有争端时不能及时调节制止，以至于事态扩大。在这中间难道就没有责任吗？难道没有心生一丝丝愧疚之情吗？官老爷们，你们好好想想吧……作为樱镇政府这个机构，不得不提说一下。虽然，我对他们很不屑一顾。但毕竟还是我们的“父母官”啊！

竹子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作为带灯的陪衬，她聪明纯真，伶牙俐齿，活泼可爱，给人一种“邻家小妹妹”的感觉，让我们看到了正义和善良的一面。而书记和镇长，这两个樱镇的最高领导者，他们有一些领导觉悟，也做出了一些工作。但是，我感觉更多的是官僚主义，狭隘的思想，自私的心理，让我分不清到底是在为樱镇人民造福，还是在为国家社会建设，还是在为自己突显政绩，还是在为自己升官发财。而“马副镇长”这个角色，他的出现只是为了再次证明一个真理：副手永远都是副手。

还有一个非典型人物，我们不能忘记她，因为我们都很憎恨她，相信大家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中华民族数千年美好的光荣传统“百善孝为先”，我们永远都不能忘怀，生养我们长大成人的父母。也许，我们自身能力有限，不能给父母亲荣华富贵的生活，但至少我们要有一颗孝顺感恩的心。有我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就要有父母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没我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也要有父母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哪怕吃差点穿破点住陋点用次点，你都得去努力拼搏，只要你不违背法律道德，你就是最棒的！这是必须的，无条件的服从。这个人物的名字，我实在不想提说，因为我实在很痛恨她。事情状态的进一步扩大恶化，也与所有人迁她的众怒有关。作者怀着和我们同样的心情，人在做天在看。最终，她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最后，让我们再一次谴责这个恶人——“马连翘”。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中的“极品人物”——王后生。此人仗着能说会写，有那么一点小聪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惹是生非，造谣惑众，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当然，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的社会也有一定的责任。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对事对物如此，对人亦如此。也许，瑕疵的出现，是为了更好的完美。如果能解决一定的实质性问题，提供一定的生存保障，耐心的说服教育，有改过自新的认识。我们还是张开怀抱，热情欢迎啊！

突然，想起前几天，看到电视《焦点访谈》的一则新闻报道。在某个县城大肆伐木毁林，成片的树木被砍伐，昔日浓郁的森林变成了满目苍夷的荒山。自然在哭泣，人类在痛惜。事情的最终处理结果我不知道，但其实知道结果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一面在招商引资，开发建设，一面在盲目冒进，自掘坟墓。社会建设这么多年来，我们修了多少条大马路，建了多少个大工厂，创了多少亿收入，取得了多么举世瞩目的成就啊！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我们砍伐了多少树木，污染了多少环境，损伤了多少健康。唇亡齿寒，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精神文明还在初级萌芽时，拔苗助长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不尊重大自然，我们迟早要遭受大自然的惩罚。我们在深思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不是还一定要深做。中途休息时上了一下微信。忽然在一个朋友圈里看到了一种叫做“转基因大豆的东西”，也许这是一则老新闻了，说什么某品牌的色拉油，就是用这种大豆做的，还有说美国科学家破解了我们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dna，说什么这种食品吃下去将会使人丧失生育功能，最终达到种族灭绝。暂且不说这是不是一则真实的消息，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单论我们国家的食品卫生，在此只能保持沉默，无话可说啊！所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是再恰当不过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的人民整天在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可是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都做了什么啊？再穿插一句，看这几天的电视网络媒体报道，都是我们的习主席偕夫人彭丽媛外出访问的新闻。有一个新名词——“中国梦”，联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到底是梦想还是梦幻，能不能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不懂政治，不敢妄论，但我喜欢音乐，我想起了小时候就常听常唱的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就像我们的“第一夫人着名歌唱家彭丽媛”唱的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为她幸福为她增光，为她幸福为她增——光——”。……抱歉！话题扯远了，有点跑题啊！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社会在带给你惊喜的同时，更多带给你的是无奈。现实生活中，“虱子”实在太多。你是那么的弱小，就像一颗萤火虫，虽然在竭尽全力的发光，想照亮这个世界，但是，黑夜带给我们的黑暗实在太黑太暗，作为一个乡镇小干部，带灯她也只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最终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里“梦游”。纵观全书，我个人觉得书的后半部分到结尾，整体略显急促。我不知是作者的巧妙隐含，还是小说的结构安排。好像有些该交代的还没有完全交代清楚，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怅憾。也许，这也是平凹先生的无奈吧！就像带灯给元天亮的信中写得：“……像我们这营营小人物那是都有感情出口，头发指甲手足口眼和吃喝玩乐、不敬不恭、小恩小仇，自己整天给自己的浪荡和无为找下理由了。”带灯的结局，有些悲沧凄凉，工作，爱情，婚姻，健康，生活，等等，我们都不敢去想，我们也不愿去想。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是上苍的安排，都有他自己的使命，最终完成他自己的人生轨迹。

“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也许，这就是化身的带灯，也是带灯的归宿。《带灯》，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啊？好像很多，好像什么都没有？就像我这篇所谓的读后感，好像扯了很多，好像也是什么都没有。套用作者后记尾引王静安的话：“且自簪花，坐赏镜人。”

只有，那只陪伴带灯的可爱的白毛狗……

一切，就这样吧！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一）

《带灯》出来，评者如潮，争论也如潮。我把作品找来看，形成了一些看法。奇怪的是，我已不像往常抓紧写文章，加入到评论者的行列中去，以至拖到现在。这是不是一种迟暮之态。不过，静下来想想，《带灯》还是很值得一谈的。我想谈的主要是《带灯》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创新点、不足，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关于当今文学深化的问题。

《带灯》仍然是直面当今农村现实，探索中国乡土灵魂及其痛苦蜕变的作品。贾平凹的一系列乡土作品——《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直到《带灯》，包容了处于现代转型背景下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的方方面面，它有一股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气息。就其关注中国乡土日常生活的深度而言，我个人认为，目前还找不到第二个人。它深入到了农民心灵的深处，其信息量之丰富，人性之诡异莫测，映现的基层社会政治生活之盘根错节，以及家庭伦理和乡土伦理之变迁百态，均堪称丰博。严格地说，从《秦腔》开始，贾平凹自觉地放弃了宏大叙事的架构，潜心于“细节化”展示历史生活的方式，他的视角总是喜欢从一粒沙、一滴水、一个针孔眼儿来看这个大千世界；总是从民间最底层的芥豆之微写起，从最细微、最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发现对我们时代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这近似于蝴蝶效应。他在陕南的某条山谷中的小镇上扇动翅膀，辐射波却涟漪般推向四面八方。这是贾平凹的特点。《带灯》同样没有离开这个特点。

在贾平凹笔下，一个小小樱镇，却有那么多的趣事，“镇政府如赶一辆马拉车，已破旧，车箱却大，什么都往里装，摇摇晃晃，却到底还是在走”。樱镇的风俗画徐徐展开，实在好玩，但也并非负曝闲谈，自有内涵，转化得自然。樱镇人生虱子，由虱子的黑与白又引出了皮虱子的降临。带灯这时走来，她想改造乡人生虱子的陋习，没有成功。樱镇历来废干部，乡干部多遭遇不测，但那是干部们自己屁股下有屎，人要有本事还得把人活成人物，如本地人元天亮就当上了省政府副秘书长，成了传奇。据说这与那一场为保卫风水、阻止高速公路穿过、阻止开挖隧道的大战有关；也据说因他鼻子下的两道法令特别长，是当大官的相，他又属龙，手里啥时都冒烟，那叫云从龙，他走路呈内八字，熊猫就走内八字，于是成了国宝云云。这等闲谈不也很有意思吗。

贾平凹的作品，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对人物的品质和人物的内涵有细致耐心的描写。它运用大量细节推动，靠细节说话，这就有了进入生活的内部之深。且看乡上经验视频会的布置，多么紧张、多么滑稽；且看马副镇长的浅薄，虚荣、刚愎自用、权欲异化；再看薛元两家的沙厂之争斗，两个乡村强人相争，镇长如骑木马，搞平衡，煞费苦心；唐先生给出了妙招，油滑而骑墙。这些都是新闻里读不到的学问。过去我们说，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给了我们一个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这里不妨借用一下，贾平凹以他浩瀚的小说，也给了我们一个乡土中国的现实主义历史，在经济学、社会学、风俗史方面提供了很多翔实的细节。贾平凹的这幅画卷是动态的，中国的乡土与农民是处在不可挽回的式微中、解体中，就好像秦腔不管怎么唱都很难融入现代生活一样。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解体是必然的；从人文传承来看，又是令人感伤的。贾平凹的作品潜在着这种对立性的矛盾和纠结，因其潜在的悲剧性，所以天然地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有些文章认为《带灯》写得过于混沌，其实贾平凹的特点就是混沌，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丰富。也有人说他写得很不尖锐，其实他的尖锐是隐蔽的，所谓“纯棉裹铁”，锥子藏在布里，并不大声疾呼，触及的问题却是深刻的。王后生牵头带领村人告状，其实这个状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影响到某些人的政绩，然而在某种暗示下，他遭到整个镇政府干事们的推搡、殴打，并发展到严刑拷打，场面惨烈。可是这个镇的书记又好像有一种颇为开明的姿态，说什么我不能保证民主，但我要维持稳定；还说我不能保证法治，我要做到清明。其逻辑是混乱的。这就是中国底层某一角的幽暗状。对告状的农民像踢一个小石子一样把他踢开了，能说不尖锐吗？

《带灯》较贾平凹以往的创作，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对“带灯”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作品主要描绘她的人格之美和内在的精神追求。作为个人，带灯肯定无法改变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她是一种很微弱的力量，但她可以自己发一点光。作品最后的萤火阵，如佛光缭绕，含有象征意义。每个个人的发光，就能汇为民族的希望。这是令人感动的。对于带灯的刻画从两方面着手，一面写带灯干练，能适应世俗，勇于承担责任，在一次特大事故中，她虽已浑身是血，仍在大声叫喊，不要让凶手跑了；另一方面，写她的内心清高脱俗，在一个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当中，她只能把自己的精神、理想寄托在给元天亮写信上。这个形象独特、凄凉、美丽、感伤。

有论者认为，比起一些人文宣言掷地有声的作家来，贾平凹就显得缺乏尖锐的思想锋芒、坚定的精神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判断。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我对某些坚守人文精神的作家抱以敬佩，但对文学来说，直接表达出来的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一些作家言论激烈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的形象世界也一样激烈。文学并不是把哲学思想转换一下形式装进意象和叙事之中就可以完事，而应是通过复杂的艺术形象自然而然地传达作家的思想感情。在我看来，贾平凹真是目前中国作家里少有的敢于正面迎视和试图解释这个巨大、奇特、复杂、纠缠、难以理出头绪的时代的作家。目前中国作家的最大问题是丢失了把握和解读这个时代的能力，无法定性，于是只能舍弃整体性，专注于局部趣味，或满足于类型化。贾平凹也不是先知先觉，但他的作品有潜在的时代性焦虑，他也茫然，却懂得老老实实从细部入手，从最底层写起，他面临着无法命名，或如许多人指出的缺乏思想光芒，缺乏穿透力，缺乏概括力，缺乏宏观把握力，停留在事相本身的问题，但他从未放弃从整体上认识并把握这个时代的强烈追求，这一点殊为难得。贾平凹是有超越性追求的人，与就事论事的平面化模拟写作还是不同的。他胸怀解读我们这个时代的追求，但他同时又没有充分能力解读我们这个时代，这也是一种悲剧性的冲突。

看《带灯》的过程，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就是：贾平凹写了这么多年，近1000万字，这种书写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他写作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它是时代所需的，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相反？在碎片化、微博化、浅阅读的包围下，人们还有没有耐心读他的乡村故事，若无，这究竟是他之过，还是时代的原因？我认为，贾平凹从早期的青春写作，到二月杏，到黑氏，到天狗，再到浮躁，到废都，到病相报告，到高老庄直至带灯，他一直在求索着世界背景下的民族化书写，或世界语境下的中国化、本土化写作，求索着中国经验的表达方式。在汉语写作的方式或艺术形式，主要是语言、话语、风格、韵味的探索上，他下过一番功夫。事实上，贾平凹借鉴西方的痕迹不太明显，主要是精神和哲学上的。大家都说《带灯》有很大的变化，其实有一种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他语言风格的变化。这里面出现了所谓汉魏风骨的表述，有的行文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面简劲的、明快的、言简意赅的很短的句子。

最近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评者认为，现在有了大量的迅捷而密集的新闻，像《带灯》这样的作品存在已经没有意义，意思是说，关于农村基层的问题，如上访、拆迁、计生、救灾等等，常常见诸于报端，大家都知道了，与带灯每天处理的综治办的事务非常相似。照这种说法，那么有140个字的微博也就够了。文章没有用了，文学作品也没有用了。这里涉及到当今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我现在看电视上满眼的后宫戏、潜伏戏、被武侠化了的抗日神剧就想，为何很少看到惊心动魄的、着力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品呢？我也看过不少的官场小说，我不想贬低所有的官场小说。但我还是觉得相比之下，我读《带灯》完全是在另一个高层次上，我觉得我是在读情怀，读人性的复杂，读情感的微妙，读人生的韵味，读转型时期世态的多变，也是在读我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可以说是读美文，读汉语之美。这就进入了文学的审美圈，文学需要一个人学的内涵，决不是有了新闻，还要文学干什么。文学有文学的领域。很可惜的是，人们往往没有耐心进入文学的领域当中去涵咏、体会。

也有论者认为，当今乡村正在解体，在现代化转型中，作为乡土文学的土壤即将不存在了，因而乡土文学也面临终结的窘境。指出乡土文学的困境和呼唤新的开拓当然是对的，但这一判断是不符合生活实际，也不符合文学传统和现实实际的。我国的乡土仍是广大的，作为农业大国，也还是现实存在；退一万步言，即使中国像某些完全没有农业的工商国家一样，中国的乡土文学作为传统也仍然会潜隐而顽强地存在，寻根仍然是不竭的追求。它是基因一样的东西，是无法去除的，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乡土精神也就不会消亡。但它的主题会变化，场域会变化，人物的精神构成会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会变化，这个变化必然是剧烈的、空前的、深刻的，含有某种悲剧性的，但作为精神家园的乡土人文传统不会断裂和消亡。贾平凹在今天之所以显得重要，之所以在表达中国经验方面为世人所关注，就因为他写的东西关乎民族精神的动向和前景。

《带灯》还是有不足的。我特别看不惯带灯总是给元天亮写信这个设置，我觉得元天亮太具体了，他是个大官——省委常委，让人觉得带灯这么高的精神境界非要附着在一个大官身上，会不会变成了一种世俗、虚荣甚至有几分幼稚的东西。依我的理想，带灯写信的对象完全可以是一个“戈多”，可以是一个无名的对象，那就是一个精神的宣泄口。她每天闷得够呛，她每天写日记，就是好散文，就是情感的寄托。为什么一定要是元天亮呢？第二点，贾平凹的《带灯》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带灯》的情节线索肯定很集中，语言明快、简洁，人物线索的处理单纯化了，也更加吸引人，但是整个的写法还是“一粒沙”的写法。贾平凹完全具备了不只是从“一粒沙”书写的能力，没必要一直不变地采用这种写法，也可以从上层，比如城乡结合来写，甚至把国际的因素拉进来写。这样会有更大的概括力，这只是我个人的幻想。第三，贾平凹近年来一直奉行的是中性的、不做价值评判的、客观写实的方式，就是让生活自己去呈现，生活本身的深刻性就是他的追求，不像有的作家，主观追求明显，世界完全是他主观架构的。巴尔扎克写东西就和卡夫卡完全不一样，卡夫卡的《城堡》不是写现实中的存在，而是我的主观对于现代人困境的形容，我总觉得贾平凹的写法里面要不要有一个主体，一个更强烈的主体呈现出来。《带灯》是优秀的作品，但还是有一点过多地依赖了生活，精神上的超越还不够。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二）

学期末，忙完监考、阅卷、录入成绩、提交文档诸般事宜，总算有了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完整时间。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既占用着他人的时间，也被别人占用着自己的时间，这种时间的共享也是社会性的一方面吧。

12月导师来津，闲聊中他说起贾平凹先生年底又有新作问世，名为《带灯》，也就留意起来。在网上看到这部长篇于1月15日发行，算着日子在网上购买，下午发出订单第二天一早就拿到手里开始阅读了！贾老师属龙，创作常求变幻，每部长篇的叙事与描述总求变化：《秦腔》如崖面石刻，文中人物各有其位，蔚为壮观；《高兴》则笔墨集中，()关注百花园中一株孤芳自赏的草本植物的每日成长；到了《古炉》混沌之中又以狗尿苔，一个十三四岁、柔弱而满是幻想的孩子的视角来串起古炉村的点点滴滴；在新作《带灯》中，贾平凹先生观足球赛受到启发，在小说叙事中注重细节而有意识弱化情节，通过主人公带灯——一位乡镇综治办女干事所经历的七零八碎的农村琐事和农民与农民、与政府的纷争以及带灯对走出乡镇的名人元天亮的单相思来推动叙述，作者还特意为每篇故事加上了标题，降低了读者阅读长篇的枯燥感。

《带灯》承袭贾平凹先生一贯的平民立场，一如既往地扎根农村生活，以当下发生在陕南农村的点滴来映射中国当代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具有一定前瞻性与强烈人文关怀。正如贾平凹先生在后记中所言：当下文学危机归根到底是社会危机。而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繁荣之下，仍潜伏着危机：《带灯》描写的时下农村生活与基层管理就是很好的展现。小说的高潮当在后半部分所发生的薛、元两家因经济利益而发生的斗殴事件，场景与《古炉》中文革时期的武斗颇为相似，只是前者出于经济利益，后者因为政治立场。毛主席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社会历经巨大变革的年代，农村就是广袤无垠的荒原，处理不当，会引起燎原大火吧。从这一角度看，贾平凹老师仍赋予新作忧患意识，但不同于《古炉》中将说书人所宣讲的孔孟之道以安抚民心、唤醒民性的出路寻求，《带灯》并未刻意寻求农村危机的解决之道，只是客观叙述与呈现。同时，新作中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思索也令人印象深刻：女主人公的名字叫莹，后改名为带灯，佛语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但个人力量与社会趋势和群体利益相比，不正是流萤之光与日月之明吗？这或许就是为何作者在新作封面上写道：“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一次螳臂当车的抗争，一颗在浊世索求光明的灵魂”来对小说加以概括吧！

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随城市繁衍而生，是市民文学的产物，本就满是琐事，言近而旨远。贾平凹先生的新作《带灯》就是这样的作品。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三）

文/齐云轲

读着贾平凹先生今年新出的小说《带灯》，我走进了那个秦岭深处的风光秀丽而又贫困的村镇——樱镇。伴随着主人公带灯走进了那个镇政府大院，窥见了当前乡镇干部内心的隐秘，她的喜怒哀乐是那么的真实可感，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她内心的纠结与矛盾，还有她的隐痛。她的痛苦是深厉的：或许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比喻多么的贴切与恰当啊！一心向上，把工作干好，可努力却未必有回报，天道也未必酬勤，换来的只有苦楚的泪水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悄然滑落。直至最后成了乡民械斗的替罪羊，她努力的抗争归于失败，那颗在浊世间索求光明的灵魂失落了，一个聪秀能干善良灵巧的青年干部被折磨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带灯，本名萤，得知萤火虫生于腐草时，则坚决改了名字。而事实上带灯不过是萤火虫的一个别称罢了。作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所面对的大多是乡村里的一些难缠的人和事。她同情农民，想着法子维护他们的利益，却又不得不执行领导的命令，极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领导的仕途升迁保驾护航。为了安抚上访者绞尽脑汁，一听说有上访者到县里了，就不顾一切去阻拦，想方设法化解矛盾，可矛盾又往往不易化解，尽管矛盾的成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处处为百姓着想，百姓却未必领情，甚至恩将仇报；处处为领导排忧解难，却无法让领导高兴。工作的苦烦，生活的无奈，情感的挫败，将她狠力地折磨。与元天亮的通信，成了她抚慰心伤的一缕春风。尽管几乎得不到回信，可她还是一直写，用这种方式使自己暂时摆脱现实中的杂乱沉闷，寻到了避风的港湾。她对元天亮的单相思，如清水般纯洁，完全是精神上的爱恋，不沾染一丝儿的尘灰。

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颇值得我们深思。马副镇长为了补身子吃胎儿肉，见难以升迁，就破罐子破摔。见好处就上，有事就躲。书记、镇长不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摆大领导的谱。书记为了仕途，竟然找理由瞒报洪水淹死的人数，而且说得冠冕堂皇，脸不红心不跳，对于不同意见的人大力弹压，出事了就把责任推给替罪羊。有的乡镇干部为了打压上访人员竟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领导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夸奖。把上访人员当病人送医院，领导来视察，怕人拦道告状，就把那些可能捣乱的人安个罪名抓进派出所。官商结合办工厂，不顾长远利益，纵容地痞流氓为非作歹。为了政绩树立假模范。在矿区打工的农民遇难后，赔偿金难以落实，乡镇干部对此无作为。村干部作威作福，称群众为刁民，修路时为了敛财不顾质量，结果修好的路一场大雨就冲得稀巴烂……如果说作者2002年出的小说《病相报告》，是解放前到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病相的报告的话，那么，本书又何尝不是当前社会的病相报告呢？

带灯，就是一只萤火虫，牺牲了自己暖亮着乡村，默默无闻的贡献着，期待着，抗争着，也痛苦着。她是当前有良知、有责任感却又面对着重重压力终难有所作为的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写作上的一大突破与自我超越，也为繁荣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带灯读后感（一）

终于读完了《带灯》。说“终于”，是因为读得不是很顺畅。《带灯》一改作者以往的写作习惯与情节安排，有了新的叙事方式，因而增加了欣赏障碍；有了去故事性的谋篇布局，因而减少了阅读快感。叙事铺陈与细节描写浑然一体，乡村生态与人物枝蔓骨肉相连，吝啬笔墨于故事铺排，侧重描绘于细枝末叶，近似工笔却有着漫画式的人物对白，酷似小品却有着大写意的人物勾勒，揭示人性本真而不作是非褒贬，梳理矛盾渊源而不作黑白鉴定。语言载体的节奏感与娱乐感被弱化、淡化、边缘化，文字释放的生活信息与原生态风情互动、互生，交相辉映。渐进式演义，解剖般展开，抒情消弭于沉重，赏心抑制于沉思，阅读的趣味被稀释，咀嚼的本能被刺激。不知不觉中仿佛步入隧洞的幽暗，兴趣与退缩并生，欲罢不能，便鼓足了勇气前行。读完了《带灯》，没有长长地抒一口气，却久久地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困惑，心口仿佛被噎着、堵着，不吐不快，却吐不出来。带灯！带灯！带灯是萤火吗？萤火是带灯吗？掩卷《带灯》，却不能掩卷惆怅！

《带灯》是贾平凹的。只有贾平凹能写出《带灯》，只有《带灯》能证明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管他怎样刻意地寻求突破与变化，《带灯》摆脱不了贾平凹的惯性思维与智性语言，抹不去他特立独行、一以贯之的贾氏印记。人物对白风趣自然，却非原汁原味；情节演进跳跃舒缓，却利于细节回味。《带灯》虽然抛弃了戏剧化的小说叙事方略，却受制于贾平凹个性化的小说创作谋划，即使句式组合近似于刻意，冷色幽默与浅显讽喻却如影随形。贾平凹经营文字如同经纬纺织，只见走绣，不见针脚，巧夺天工如同蜂之筑巢、蚕之作茧，看似轻描淡写，却有信息积聚释放。上下语境，左右关联，一脉想通。我不知道是散文成就了贾平凹的小说优美，还是小说成就了贾平凹的散文空灵，反正贾平凹永远是贾平凹，我笔写我禅，理解不理解，悉听尊便。故此，《带灯》即使不署名，熟悉贾氏风格的人，读数行便知《带灯》手笔非贾平凹莫属。

《带灯》是文学的。如果阅读只停留在字面上，《带灯》会给人一系列的非文学、超文学错觉。有人以为《带灯》类乡村纪录片，或以为《带灯》的现实意义超越了小说的叙事文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可能是一些读者先入为主，或者带着另一种有色眼镜，或者是一厢情愿式的个人曲解。无论怎样解读《带灯》，都不能忘记《带灯》的小说家言本色，《带灯》是形变神不变，可能比《浮躁》《秦腔》甚至《废都》更小说，因而更文学。古往今来，通俗不是文学的唯一属性，雅俗共赏只是文学的形式兼顾，实际上越是文学的，越逼近禅，亲近混沌，接近模糊，拒绝脸谱化，远离戏剧渲染。人生如戏，照搬现实就有戏。当然，《带灯》不是照搬，是庖丁解牛，剖开了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带灯》如同云横秦岭，远近高低，各是各的姿态、变化，不是风景，胜似风景；《带灯》如同万绿丛中一点红，红的是玫瑰花鲜艳，带刺，刺扎人但仍是玫瑰，不是荆棘。《带灯》不能浏览，浏览则窒息灵感反应，蒙蔽心智拓展，自己把自己推向误读的深渊；必须品读，品读则屏退错觉，驱除心魔，于文字欣赏中回味，于回味中感悟小说之妙。会心一笑，能呼吸人性的芳香；灵机一动，能体会语言的睿智；揪心般的隐痛，是因为心与字里行间的气场沟通，有了不由自主的共鸣。我说《带灯》是文学的，因为《带灯》聚集了文学所有的元素而羽化成魔幻般的萤火虫阵。

《带灯》是现实的。文学是现实的载体，现实是文学的土壤。《带灯》的横空出世，是呼之欲出，而非无病呻吟。作家不是生活在空中楼阁，而是与现实同呼吸，共命运。蜜蜂酿蜜是蜜蜂的本事，作家创作是作家的宿命。贾平凹是泥土里滚爬摔打过的文学家，身隐都市却魂游乡村；乡村渐行渐远，却与他藕断丝连；他叹息着传统乡村的蜕变，也关注着当下乡村的命运。他如同一个江湖行走的游医，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望闻问切是本能更是本事。他的《带灯》应该是望闻问切中的病历笔记。乡村在疼痛，作者也在疼痛。《带灯》给人的强烈感受是带灯的所见所闻与所为，如同作者亲历；带灯的所思所悟与困惑，如同作者呓语。作者写活了无助的带灯，也写活了无助的乡村；作者咏叹了孤独的带灯，也咏叹了孤独的人生。带灯是现实的良心，却受制于现实的摆布。带灯啊带灯，叫人如何不悲悯！

《带灯》是中国的。这不言而喻。带灯是个小人物，却肩负了一个大责任。谁能想象，在一个并不偏远的乡村，有一位弱女子充当着基层社会的润滑剂与基层矛盾的万金油。说她无职无权，她是镇政府综治办主任，村民对她不能不敬，她能舒缓村民的苦头，也能给予村民甜头；说她有职有权，她不过是镇政府的灭火器，领导指向哪里，她就得出现在哪里。不能说她没有能力，她的工作因为她而有声有色；不能说她不尽职责，她的脚踏实地使她起早贪黑。置身在权力与法纪、利益与是非纠葛、纠缠、纠结的漩涡之中，她清醒却束手束脚，她努力却捉襟见肘，她抗争却事与愿违。她的角色便是她的宿命，注定要做替罪羊、牺牲品。掩卷之后，不能不想：唉，中国有多少个带灯呢？《带灯》文学意义的延伸与超越可能在这里，《带灯》容易被误读的原因也可能在这里。

《带灯》给了当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的一个双向反思的样板。

带灯读后感（二）

读了《带灯》以后，我才明白这个身在世俗中的作家对世俗有着怎样深刻的理解。我到过他的家乡丹凤，我见到过那秦岭秀丽的山水，也见到过从外面一看就知道是如何贫穷的一家人在居住的土宅。那里就是现实中的樱镇。那里生存着一个个被生活压抑和扭曲的人变成他书中的人物，或艰难营生，或撒泼耍滑。这个活在世俗中的作家身在其中体会着那些人的艰难和苦涩，世情百态就从那个真实的环境中通过作家的笔流入书里，一切都自然而然，毫无夸张。

小说里有太多现实的困境，而这些故事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农村里都在上演，阴影一样笼罩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无力的挣扎就是不断地上访和被截访。但谁都无能为力，小说里的比喻很精辟，基层的问题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里都是灰尘。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带灯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是美好而纠结的。我诧异于贾平凹对一个女性心理活动描写的真实生动，他是凭什么创造出带灯这样的人，他是怎么懂得一个这样特殊的女人的。当带灯有那么些话让我的心咯噔一响的时候，我就越是诧异。尽管他在后记里说明现实里确实存在一个带灯是他写作的原型，我还是怀疑。我觉得小说里的带灯一半是现实里的带灯，另一半是作家自己。前一半是一个浪漫的乡镇女干部在现实里挣扎，后一半是作家自己也在世俗的生活中努力地维持着内心的柔软和敏锐。他不应该是彻底坠入现实的，不然他不会写出带灯的挣扎。我想他应该是回忆起了曾经贫瘠的年代里他身在农村而不得不经历过的。我因此而原谅了作家的“身在世俗而游刃有余”。

读到小说的后面，我其实觉得有些不忍读下去，我怕带灯会受到打击，我知道早晚会的，直到昨天晚上我一口气读了两家族打架到最后带灯犯了夜游症及结束。让这个过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能让我舒服一些。竹子看到带灯夜游跟疯子追鬼的一段着实让我心里也惊悚了一阵，也更让我难过。我幼稚地以为这是作者想解释带灯的聪慧灵气从何而来，她为什么总能感受到常人感觉不到感受，这样的人最终当然也会被常人认为是疯子。()那个浪漫的，悄悄地追寻着美好的带灯就此消失了。

我喜欢带灯，她给我很多内心的震动。她用纯真简单的感情看自然，她坐在田野里看书，她也用她自己的思维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她看的透周围人的奸滑但她依然选择正直和善良，她抽着烟闷着想元天亮的神情，她说自己的婚姻和感情：尽管所有女人都可能是妻子，但只有极少幸运的妻子能成为真正的女人。

最后萤火虫那微弱的光还是熄灭了，还好，在熄灭之前她看到了萤火虫阵。

带灯读后感（三）

偶然的机会，看到作家贾平凹有了新作《带灯》，于是在网上搜，在书店找，都没有结果。后来，在一家网站看到了，却是半截。于是又从网上邮购了刊登有《带灯》的两期《收获》杂志，终于读了个痛快。我为什么会对这篇小说这么上心？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喜欢贾平凹的作品，另一个就是这篇小说的内容反映的是乡镇综治办主任的生活。而我，也是一名乡镇干部，从内心来讲，想看一看大作家笔下的乡镇干部和乡镇干部的生活。

带灯开始的名字叫做萤，即萤火虫，就是在黑夜里尾部发光的小昆虫。这个形象，是我国文学中的一个暂新的形象，带灯漂亮，善良，聪明，勇敢，有主见。她同时又有大多数乡镇干部都具有的那种老练，却不世故，这一点很难得。看到老上访户的困难，她也会同情，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甚至看到在大矿区打工染上矽肺病的十几个人之后，主动收集证据，为他们的赔偿上下奔波。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维护稳定形势，带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的同时，也感到无奈。于是就有了给远在省城的陌生的元天亮写信的冲动，并且一发不可收。这些给元天亮的信，既是带灯的精神寄托，又是带灯柔弱内心的展示。到后来，这些信中明显透漏出带灯对元天亮的隐秘的感情，柏拉图式的精神恋。通篇小说当中，带灯的办公室，就是带灯的家，带灯的丈夫只出现了一次，丈夫到樱镇，按照常理，小别胜新婚，但我们看不到带灯丈夫对带灯的感情，同样带灯对丈夫的感情也没有，最后一夜，他们在一起了，却又以争吵而结束。家庭感情的缺失，是带灯这个正常女人在给元天亮的信中流露感情的现实基础。从寓意上来讲，带灯自己的一点微弱的光芒太渺小，她渴望更多的光芒，来照亮自己，这就只有“天亮”，于是就有了带灯飞蛾投火般的举动，不停地给元天亮写信，倾诉衷肠。

带灯的命运，其实在一开始担任综治主任时就注定了的，维稳维稳，越维越不稳。上访户的问题越解决越多，老问题没有解决，更多新问题又产生了。换言之，别的工作可能干了就会有成果，一份努力一分收获，但是，唯独维稳工作是不可能有看的见的成果的。小说写到市上书记到樱镇时，带灯竹子她们想方设法堵截老上访户的情形，相信大多数乡镇干部都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吧。在我们本地，就有乡镇干部在同样的情形下，把老上访户缠住下棋，喝酒的事情发生过，后来上访户反映的上面，答复是：方法欠妥！还有一次，省上的检查，全镇干部出动，到各个路口布哨堵截，直到省上检查组走了之后才撤退。就像小朋友玩的抓特务的游戏。在元薛两家冲突事件中，可以说，带灯作为综治主任，是尽心尽力了，听到信息后一方面向上级汇报，另一方面自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尽最大努力控制事态扩展，但是，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激化了。最后，带灯和竹子被错误处理了，成了替罪羊，而非法审批沙场的秘书、樱镇书记、镇长，以及在镇上看家的直接责任人马副镇长却没事儿。

小说中对马副镇长的塑造也很成功，这个副镇长本事不大，毛病却多。他是乡镇上的老油条，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报，整天只嫌自己的官小了，不掂量自己能干什么。遇事先想自己的退路，不考虑群众利益。跟带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一个细节描写的很好，揭示了马副镇长们的本质，那就是吃引产的胎儿，这样尸位素餐的干部，可不就是吃人和害人的人吗？记忆中，只有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中提到吃人的情节。或许胎儿蒸了吃，确实是大补之物？

也许是在基层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接触到了一些小说反映的生活真实，无论多么精彩的小说，都反映不出现实生活的丰富内容。看了小说《带灯》之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也许是作者在刻意回避着一些深层次上的农村矛盾。例如拆迁矛盾，征地矛盾，项目建设矛盾等等吧，这些，在当前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尖锐矛盾，小说概未涉及。又譬如，在今天早晨，一辆摩托车将一位60多岁的老人撞死，家属又将尸体停在了公路旁边，讨要说法，这些都是综治维稳工作的日常工作做。从这个层次上来说，这篇小说还有待深入，或者说还有描写的遗憾。现在农民有粮食补贴、养老保险、农村低保，乡镇干部的主要工作大都是为农民发放这些惠民资金。这样，经常听到的一些话就是，现在的农民再不管理，就会惯坏了他们，尤其是看到农民上访，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更是有人这样感叹。当然说这话的都是干部，这也还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其实，农村的进步，并不是发一些钱，修几座新房子，建几座假山那么简单。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引起社会关注的角度来说，小说《带灯》是开了先河，比起那些反映农村生活动不动就先让主人公发家致富，再让主人公竞选当上村干部的皆大欢喜的作品，小说《带灯》有一定的深度，这就够了！

毕竟小说只是小说，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