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传的读后感

世人都说苏轼旷达、豪放，这一点我无可否认，钱钟书说苏轼是继李白之后最豪放的人了。但是苏轼也毕竟不如李白，因为李白是纯道教的思想，他的诗才会有绮丽谲诡的美感，他崇尚道教又嘲笑秦始皇追求不死，“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衷……但见之泉下，金棺葬寒灰”于是从精神上追求永远不朽，永远成仙，永远解脱，而道教的始祖是战国的道家，他们主张“无为”，李白便不再屑于从政，扬长于名山之间，飘逸于大川之上，就连死，也是被淹死在月下。苏轼就没有那么幸运，他的家庭背景和天赋决定了他要在仕途上打滚，从来没有人想过，被天赋所操纵究竟是幸还是不幸？这种问题就类似于从未有人想过“我”看地见，听得见是好是坏？苏东坡自己也没想过，因为他有太多的天赋，他对政治很有主见；他写文章行云如水，才思敏捷，他学识渊博，他很幽默……常人难得有一样天赋却容易被埋没，尤如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被放在众多发光的钻石中间。其实每一项能力都是天赋，常人总觉得“个个都出类拔萃，便没有出类拔萃”了，于是天赋也就是这样被越看越扁，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会觉得有才能有个性，即使是在一群天才中，也不会埋没了自己，这也是同样的道理，苏轼便是很有脑子的，他的天赐样样得到很好的表现，光凭这一点，王安石就该好好反省自己。 其实，苏轼的旷达、洒脱，不来自于道教，自然山水是给他一些启发，便更多的是来自于幽默，他真的很有幽默的天分，而他幽默的天分却又来自于他用博学，拿一肚子的学识开玩笑，足够看出此人是多么聪明。他幽默说明很关于思考，他很善于把脑子里储存的知识玩弄，说明他善于用思考处理知识，这样的人难道不聪明吗？这样的聪明能换到呆贵的笑声，难道不旷达吗？苏轼像杂技艺人一样玩着自己的天赋，别人只能在一旁羡慕，很多东西都是必有因果的，苏轼的旷达，绝非只是哈哈大笑，对自己的遭遇孰视无睹，他有这么多的天分，他能熟练地操弄这些天分来应对各种变故，因此他的旷达中还多有一样自信。否则，他怎么有自信“西北望射天狼”，否则，他怎么会在沉浮的仕途中从不绝望，人们都说是乐观，这可绝不是乐观那么简单，任何人都可拥有乐观，但不是任何人都敢拥有自信。伏尔泰被流放后，他靠自己的脑子买彩票中奖回国；李敖被关进监狱，天天锻炼身体，思考人生，并为女儿写了一部简明世界史；周文王被囚在美里，研究八卦，演成64爻，穷探天下之理，还创作了《拘幽操》苏轼有了自信，便觉得世上并没有值得担心的，人的境界便于更上了一层，所见之事见比他人更远，这是“旷”，所想之事比他人更开，这是“达”。()

苏轼诗词读后感

人同此心，心同此想，这就是共鸣。共鸣，简而言之，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心意相通的表现。

翻开历史，与苏轼产生共鸣者，如过江之鲫，我亦如此。只要自己处于困境，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的想起苏轼的《自题画像》：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写这首诗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的一生，是在党争愈演愈烈的北宋时期度过。他不为新旧两党所容，长期受到打击和迫害。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被发配到极度偏僻荒凉的儋州海南岛了。

这预示着他的仕途已经终结，这对于他来说，是多么无情的打击。他从小就展示出超乎寻常的才干，到后来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一直心想着着致君尧舜，出相入仕，干出一番大事业。而且还在年轻的时候，他便得到当时身为兵部尚书兼一代文宗的欧阳修的大力奖掖，有望之承其衣钵，放他出人头地的想法。他也的确没有让欧阳修失望，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文坛闯将，取欧阳而代之，成为文坛宗主，声名之显赫，一时社会青年才俊，荟萃门下，苏门四徒，辉盖千门，真可谓是门庭若市，呈殷殷之盛。

然而，有才如此，历史却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却夹在新旧两党中间，成了肉夹馍，无端地成了两党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首先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甚至差点身首异处。接着新党垮台，旧党执政，他再次被贬到广东惠州。当时，广东可没有像今天这样地位尊崇，而是荒僻萧条、瘴疠横行的南蛮之地，一般作为朝廷流放犯人或者贬谪官员的。被流放或者被贬谪到这里，很多官员都认为是走上了不归路，长亭送别情景，宛若生死离别，悲情浓重。所以，唐朝一代文豪韩愈被贬谪到潮州时，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必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首诗十分形象的说明了这一切，像这样的诗歌太多了，比如柳宗元、刘禹锡的诗歌等等。

可苏轼更深重的灾难还在后头，迟暮之年，还被贬到更加偏远的孤悬海岛——今天的海南。即便不久遇赦北还，可此时的他却已看破官场，正如他所说，他已是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了。

更为悲催的是，苏轼在北还路上，客死他乡，一代千古巨星就这样黯然殒落，恰如当年的杜甫，舟中死于湖南耒阳。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就是悲剧，历史向来是不吝于上演这样的悲剧的。这样的悲剧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对于苏轼来说，是历史铸就了他的人生的悲剧，使他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道厚重的祭品。他一生的追求，就是像周瑜那样英雄美人式的理想，建功立业，佳人在抱，所以，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里，他把这样一个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但是，他最后的结果却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能做的也只能是洒酒江边，来凭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来抒发自己蕴藏胸中的块垒和愤懑。更何况，像他这样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大才子，像他这样一个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的旷世文宿，按理来说，应该是美人心仪的对象，可是，在情场上，他却无法做到象他吟诗作文那样，天马行空，纵横驰骋。

我认为，诗人不幸，诗家幸，赋到沧不桑句便工。正是他的仕途不顺之凄怆、身世漂泊沦落之感、爱情失意之苦，铸就了他文学上的辉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这位大才子的最大的补偿。

对苏轼本人来说，我是由衷地倾慕和敬仰的。我倾慕的不仅仅是他那有如浩浩汤汤的惊人才情，更多的是他那种不已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悠然，可以看到刘禹锡的超然，可以看到王维的恬淡和安静，也可以看到李白的飘逸和杜甫的沉郁。即使他处于极端恶劣的环境，即使他从人生的巅峰跌入低谷，他都能够坦然面对，没有过分的郁郁寡欢，没有沉沦，没有埋没，而是一如既往地对生活充满着追求、希望和激情，有了这()些，才会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才会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薄纱似的情怀，才会有“横看云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和思辨，才会有“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笑看风云笑对人生。更重要的是，兼济天下之志，从来没有忘记，每到一个新的任所，殚精竭虑，以民为本，造福一方百姓，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留与人们作美谈。

斯人已逝，然青山苍苍，江水泱泱，东坡之风，山高水长。他的旷达、超乎物我和兼济天下之志，千百年来一直珍藏在士人的胸怀，成为他们精神的休憩所，尤其是对于那些如他一样漂泊沦落、屡不得志的士子来说，更是一剂清新剂和疗伤药，激励着他们鼓舞着他们，如被充配边疆伊犁还引吭高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被绑缚刑场还高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等，他们都是一直奉苏轼为圭臬的。

我想，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何不像苏轼一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来笑看风云，笑对人生呢？

苏轼水调歌头读后感（一）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几天，因天气连续阴雨等诸多原因，心情略感低沉，闲暇之余，翻看了书柜中部分唐诗宋词藏书，研读之余，颇有感受，尤以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更引共鸣。这首词创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时年作者四十一岁，任密州太守，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自请外任，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致中秋对月之时，忧郁愁怅之感油然而生。然而作者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以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克服了消极悲观的情绪，并以超然的热情，直抒了对生活的热爱。整首词富含人生哲学之大意境，上篇主要抒发作者的心境和思想矛盾过程。表现出“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乐观情绪。下篇主要抒发对亲人的怀念之情，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来安慰自己，并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境界结束全词，向人们展示了现实而充实的生活是快乐的，不要刻意地去追求名份。世界上不可能有永远圆满的事情，人生有欢聚，也必然有离别；有顺意也必然有失意之时。这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通过作者笔下的文学意境表现出来，显得尤为美好和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丰富的想像力和细腻而真切的感受，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去感悟这首词的精奥。但愿网络中的博友们如诗人所述，身体健康，生活洒脱，虽远隔千里，却共享一轮明月，在彼此的友情与关爱中享受无尽的快乐与温暖。

苏轼水调歌头读后感（二）

由于作者与当权者政见不合，被排挤到密州去当地方官，心情很抑郁，同时他已七年不见弟弟子由，心里十分怀念，种种思绪通过此词来抒发。

上片望月，既怀逸兴壮思，高接混茫，而又脚踏实地，自具雅量高致。开头四句接连问月问年，一似屈原《天问》，起得奇逸。唐人称李白为“谪仙”，黄庭坚则称苏轼与李白为“两谪仙”，苏轼自已也设想前生是月中人，因而起“乘风归去”之想。但天上和人间，幻想和现实，出世和入世，两方面同时吸引着他。相比之下，他还是立足现实，热恋人世，觉得有兄弟亲朋的人间生活来得温暖亲切。月下起舞，光影清绝的人生境界胜似月地云阶、广寒清虚的天上宫阙。虽在尘凡而胸次超旷，一片光明。

下片怀人。人生并非没有憾事，悲欢离合即为其一。苏轼兄弟情谊甚笃。他与苏辙熙宁四年（1071）颍州分别后已有六年不见了。苏轼原任杭州通判，因苏辙在济南掌书记，特地请求北徙。到了密州还是无缘相会。“咫尺天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颍州初别子由），但苏轼认为，人有悲欢离合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两者都是自然常理，无须伤感。终于以理遣情，从共同赏月中互致慰籍，离别这个人生憾事就从友爱的感情中得到了补偿。人生不求长聚，两心相照，明月与共，未尝不是一个美好的境界。这首词上片执着人生，下片善处人生，表现了苏轼热爱生活、情怀旷达的一面。

这首词把宇宙、人生问题融合在一起，把对官场的思考和对弟弟的怀念贯穿到赏月中去，想象瑰丽而又不忘现实生活，是作者的代表作。词中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并出以潇洒之笔，一片神行，不假雕琢，卷舒自如，因此九百年来传诵不衰。《水浒传》第三十回写八月十五“可唱个中秋对月对景的曲儿”，唱的就是这“一支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可见宋元时传唱之盛。宋代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苏轼水调歌头读后感（三）

这首脍炙人口的中秋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即丙辰年的中秋节，为作者醉后抒情，怀念弟弟苏辙之作。

全词运用形象的描绘和浪漫主义的想象，紧紧围绕中秋之月展开描写、抒情和议论，从天上与人间、月与人、空间与时间这些相联系的范畴进行思考，把自己对兄弟的感情，升华到探索人生乐观与不幸的哲理高度，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无限热爱。

上片表现词人由超尘出世到热爱人生的思想活动，侧重写天上。开篇“明月几时有”一句，借用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诗意，通过向青天发问，把读者的思绪引向广漠太空的神仙世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以下数句，笔势夭矫回折，跌宕多彩。它说明作者在“出世”与“入世”，亦即“退”与“进”、“仕”与“隐”之间抉择上深自徘徊的困惑心态。以上写诗人把酒问月，是对明月产生的疑问、进行的探索，气势不凡，突兀挺拔。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写词人对月宫仙境产生的向往和疑虑，寄寓着作者出世、入世的双重矛盾心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写词人的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表现了词人执着人生、热爱人间的感情。

下片融写实为写意，化景物为情思，表现词人对人世间悲欢离合的解释，侧重写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三句，()实写月光照人间的景象，由月引出人，暗示出作者的心事浩茫。“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两句，承“照无眠”而下，笔致淋漓顿挫，表面上是恼月照人，增人“月圆人不圆”的怅恨，骨子里是本抱怀人心事，借见月而表达作者对亲人的怀念之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写词人对人世悲欢离合的解释，表明作者由于受庄子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洒脱、旷达的襟怀，齐庞辱，忘得失，超然物外，把作为社会现象的人间悲怨、不平，同月之阴晴圆缺这些自然现象相提并论，视为一体，求得安慰。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转出更高的思想境界，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加了积极奋发的意蕴。词的下片，笔法大开大合，笔力雄健浑厚，高度概括了人间天上、世事自然中错综复杂的变化，表达了作者对美好，幸福的生活的向往，既富于哲理，又饱含感情。

这首词是苏轼哲理词的代表作。词中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永恒的宇宙和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两者的综合理解与认识，是作者的世界观通过对月和对人的观察所做的一个以局部足以概括整体的小小总结。作者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厌薄宦海浮沉，在皓月当空、孤高旷远的意境氛围中，渗入浓厚的哲学意味，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达到了人与宇宙、自然与社会的高度契合。

苏轼传读后感（一）

《苏轼传》是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和崔铭合着的一部书，四十五万字，去年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写得很好，但这却是一部不好写的书。苏轼一生经历丰富复杂，着作多，面广，这是难点之一。还有，就是有林语堂的名着《苏东坡传》在前面比着，那书写得那么精采。

我读《苏轼传》，觉得全书对苏轼的评价，大体与《苏东坡传》相似，林氏的概括即所谓：“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等等。《苏轼传》大体是以这种评价展开的。不过书的副题《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又表明作者们是极力从苏轼生活经历来理解和描写他的。因此这书自有它的不容忽视的特点。一，它严格按编年叙事，而且强调苏轼作为作家的一个方面。全书将苏轼的诗词文章贯穿它的一生，对比看起来，《苏东坡传》就不是这样，它要照顾英美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诗文不能多引；它使用的传说故事更多，也占更重要的位置。因此，这本《苏轼传》对读者从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了解他的生平，是更有益的。在叙事中展开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阐释，而且阐释得极好。在此，就表现出王水照先生对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研究的功底非凡，在传记里应用随心自如。苏轼的心事、文思，与天下的政事，交织一起，所以合了“在苦难中的超越”，而且是一位“智者”的超越。没读过苏集的读者，从《传》中引用的大量诗、词、文中，特别是从并不常见的随笔、短笺中，能领略的，真是不少。二，林语堂酷爱苏东坡。林写的是文学性更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散文创作。当然林氏有他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而我总觉其着眼点在于苏东坡的人格，而且是作者喜爱的人格。而《苏轼传》则更带有学术性。它更全面，更讲究论证。的确，苏轼的风流潇洒，几乎是天成。但是，环境也造就它。不论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看生平，还是从生平看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不单有潇洒风流，而且有个人的痛苦和人民的苦难。乌台诗案中国最可笑的文-字-狱之一后被贬黄州，是苏轼生活的关键一步。在林、王二传中，都重点写。余秋雨重要散文《苏东坡突围》也选这一段来写。苏轼的人生和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此都是一个高峰。对这一段生活，《苏轼传》无疑写得更丰富。它把痛苦和苦难展示得更充分，以至于惊心动魄。苦难充分，“超越”才有力。林氏过分地渲染了苏东坡在苦难中的乐天、快活，甚至把他在“乌台诗案”里受审时的屈辱与痛苦也说成“有趣”。《苏轼传》则把黄州生活写得更令人可信。比如当时苏轼在许多信里反复叮嘱友人“看讫，火之”，“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他是惊弓之鸟了。他在黄州又看到生平所未见的民间疾苦，苦日子也尝到。在此有一点不可不提。苏轼在黄州时写过许多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他的朋友也是政敌章忄享的信中对已往表示悔过。林传说，是“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是“再得体不过”，简直可请皇帝过目；言外之意是应付，巧于周旋而已。而王着则以为“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动机”。我以为写得较真。王着此是全面反对新法了。这似乎顺理成章。王着写出的诗人，更复杂、真实些。三，关于王安石变法，林氏的否定也许太简单化。而王着则更客观些。关于苏、王二人，当然都是大作家，苏比王高。此书提到变法时，曾对比苏、王的见解说：“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这也是客观的。此书在王安石身上着墨不少，而且是从王安石与苏轼的交往中写的，重头文章在王安石罢相以后。苏轼在金陵访王，政敌又成文友，旧怀尽释，论文极乐。那一大段就写出北宋文人的大度风雅，更写出两位大作家的可爱。

苏轼传读后感（二）

看完王水照老师的这本《苏轼传》，感慨良多。东坡是中国文人中我非常喜爱的，可以说是最喜爱的一位，此次翻开这本传记，自然主要是因为对传主的爱戴，当然和优秀的文笔也是分不开的。

那是一个初秋的早上，和煦的阳光洒满屋内，我从朋友的书袋内掏出这本书，赫然三个隽秀的字映入眼帘：苏轼传。朴素而清新淡雅的封面，良好的印刷，最重要的着者深厚的功力均深得我心，加上传主是我最喜欢的一代文豪，于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睹为快。可以说书没有让我失望，我是一个队文字相当敏感的人，文字的质量会大大影响我对一书的爱恶，而此书于文字之流畅优美来说绝对是上乘之作，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娓娓道出东坡传奇的一生，跟随着着者的脚步，我仿佛进入了那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川蜀大地，看到了稳健自信的明允公，乐善好施的程夫人，还有可爱的苏轼苏辙兄弟……我渴望看到的情节书中几乎没有遗漏，苏轼考进士、任徐州、杭州知州，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写下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词，一篇篇流芳百世万古不朽的美文，一页页通天地之气得日月之精的丹青墨宝……书中既有对人物生平流畅而传奇的叙述，精彩动人，跌宕起伏，又有对东坡诗文书画的专业性评论，高见迭出，云霞满纸，着实令人大呼过瘾，十分解渴。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能让外行看够热闹，让内行看够门道的大书好传。

苏轼传读后感（三）

古代文人自幼读四书五经，学圣人之道，却读出了多少碌碌无为的呆气之徒和道貌岸然的虚伪之辈，他们是多余的，甚至是可怕的，他们在白白浪费着国家的钱粮和人民的血汗。苏轼和他们一样，从小泡在儒家的经典里长大；苏轼又和他们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他头脑聪颖，活学活用，更重要的是，修齐治平的理念于他，不是敲开富贵之门的砖头，也不是通往欺世盗名之地的阶梯，而是真正的信仰与坚持，虽百折而不悔，虽千锤而无憾！历经风雨，那份心怀天下，一念为民的耿耿赤子之心，令千年之后的我辈热泪盈眶，心暖不已。他在其位一心谋其政，不在其为还要谋其政，徐州抗洪，杭州修堤，密州抗蝗抗旱救弃婴，儋州开荒开土倡文化，他就和他的文采所至一样，触处生春，只要有他管辖，就有一方百姓的安宁与快乐；只要有他在场，他就会用他的幽默带来一隅的欢声和笑语！高中历史课本上提及一些进步的封建士大夫总是说：他们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和人民大众仍是相对的。我想，如果他们了解了苏轼的一生，不知还会不会说出此等无耻之语来。

该书也有些许不足，首先可能是对苏轼有些过于美化（其实拙文又何尝无此弊端，呵呵），比如在乌台时他的卑弱、绝望，展现得似乎并不十分充分，其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意气用事，也总是曲为之说。再次是有的情节交代的不是特别明确，这主要表现在对苏轼一些好友的交代。比如有的好友（如巢谷）是苏轼年轻甚至年幼时就认识的，却到了老年才交代，难免令人有乱入之感。当然东坡一生的经历过于丰富，可能彼出场之时作者有更重要的事情和人物需要介绍，就顾不得这些过于繁芜和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线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