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悬壶济世

我是一个生病不喜欢看医生的人。这并不表示我很少生病，反过来说，实在是一天到晚闹小毛病，所以懒得去看病啦。活了半辈子，我的宝贝就是一大纸盒的药，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用久了也自有一点治小病的心得。

自从我去年旅行大沙漠时，用两片阿斯匹灵药片止住了一个老年沙哈拉威女人的头痛之后，那几天在帐篷里住着时总有人拖了小孩或老人来讨药。当时我所敢分给他们的药不外是红药水、消炎膏和止痛药之类，但是对那些完全远离文明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药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回到小镇阿雍来之前，我将手边所有的食物和药都留下来，给了住帐篷的穷苦沙哈拉威人。

住在小镇上不久，我的非洲邻居因为头痛来要止痛药，我想这个镇上有一家政府办的医院，所以不预备给她药，请她去看医生。想不到此地妇女全是我的同好，生病决不看医生，她们的理由跟我倒不相同，因为医生是男的，所以这些终日藏在面纱下的妇女情愿病死也不能给男医生看的。我出于无奈，勉强分给了邻居妇人两片止痛药。从那时候开始，不知是谁的宣传，四周妇女总是来找我看小毛病。更令她们高兴的是，给药之外还会偶尔送她们一些西方的衣服，这样一来找我的人更多了。我的想法是，既然她们死也不看医生，那么不致命的小毛病找给帮忙一下，减轻她们的痛苦，也同时消除了我沙漠生活的寂寥，不是一举两得吗。同时我发觉，被我分过药的妇女和小孩，百分之八十是药到病除。于是渐渐的我的胆子也大了，有时居然还会出诊。荷西看见我治病人如同玩洋娃娃，常常替我捏把冷汗，他认为我是在乱搞，不知乱搞的背后也存着很大的爱心。

邻居姑卡十岁，她快要出嫁了，在出嫁前半个月，她的大腿内长了一个红色的疖子，初看时只有一个铜板那么大，没有脓，摸上去很硬，表皮因为肿的缘故都鼓得发亮了，淋巴腺也肿出两个核子来。第二天再去看她，她腿上的疖子已经肿得如桃核一般大了，这个女孩子痛得躺在地上的破席上呻吟，“不行，得看医生啦！”我对她母亲说。“这个地方不能给医生看，她又快要出嫁了。”她母亲很坚决的回答我。我只有连续给她用消炎药膏，同时给她服消炎的特效药。这样拖了三四天，一点也没有好，我又问她父亲：“给医生看看好吗？”回答也是：“不行，不行。”我一想，家中还有一点黄豆，没办法了，请非洲人试试中国药方吧。于是我回家去磨豆子。荷西看见我在厨房，便探头进来问：“是做吃的吗？”我回答他：“做中药，给姑卡去涂。”他呆呆的看了一下，又问：“怎么用豆子呢？”“中国药书上看来的老法子。”他听我说后很不赞成的样子说：“这些女人不看医生，居然相信你，你自己不要走火入魔了。”我将黄豆捣成的浆糊倒在小碗内，一面说：“我是非洲巫医。”一面往姑卡家走去。那一日我将黄豆糊擦在姑卡红肿的地方，上面差上纱布，第二日去看疖子发软了，我再换黄豆涂上，第三日有黄色的脓在皮肤下露出来，第四日下午流出大量的脓水，然后出了一点血，我替她涂上药水，没几日完全好了。荷西下()班时我很得意的告诉他：“医好了。”“是黄豆医的吗？”“是。”“你们中国人真是神秘。”他不解的摇摇头。

又有一天，我的邻居哈蒂耶陀来找我，她对我说：“我的表妹从大沙漠里来，住在我家，快要死了，你来看看？”我一听快要死了，犹豫了一下。“生什么病？”我问哈蒂。“不知道，她很弱，头晕，眼睛慢慢看不见，很瘦，正在死去。”我听她用的形容句十分生动，正觉有趣，这时荷西在房内听见我们的对话，很急的大叫：“三毛，你少管闲事。”我只好轻轻告诉哈蒂耶陀：“过一下我来，等我先生上班去了我才能出来。”将门才关上，荷西就骂我：“这个女人万一真的死了，还以为是你医死的，不去看医生，病死也是活该！”“他们没有知识，很可怜——”我虽然强辩，但荷西说的话实在有点道理，只是我好奇心重，并且胆子又大，所以不肯听他的话。荷西前脚跨出去上班，我后脚也跟着溜出来。到了哈蒂家，看见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女孩躺在地上，眼睛深得像两个黑洞洞。摸摸她，没有发烧，舌头、指甲、眼睛内也都很健康的颜色，再问她什么地方不舒服，她说不清，要哈蒂用阿拉伯文翻译：“她眼睛慢慢看不清，耳朵里一直在响，没有气力站起来。”我灵机一动问哈蒂：“你表妹住在大沙漠帐篷里？”她点点头。“吃得不太好？”我又问。哈蒂说：“根本等于没有东西吃嘛！”“等一下。”我说着跑回家去，倒了十五粒最高单位的多种维他命给她。“哈蒂，杀只羊你舍得么？”她赶紧点点头。“先给你表妹吃这维他命，一天两三次，另外你煮羊汤给她喝。”这样没过十天，那个被哈蒂形容成正在死去的表妹，居然自己走来我处，坐了半天才回去，精神也好了。荷西回来看见她，笑起来了：“怎么，快死的人又治好了？什么病？”我笑嘻嘻的回答他：“没有病，极度营养不良嘛！”“你怎么判断出来的？”荷西问我。“想出来的。”我发觉他居然有点赞许我的意思。

三毛：天梯

对于开车这件事情，我回想起来总记不得是如何学会的。很多年来，旁人开车，我就坐在一边专心的用眼睛学，后来有机会时，我也摸摸方向盘，日子久了，就这样很自然的会了。

我的胆子很大，上了别人的车，总是很客气的问一声主人：“给我来开好吧？我会很当心的。”

大部份的人看见我如此低声下气的请求，都会把车交给我。无论是大车、小车、新车、旧车，我都不辜负旁人的好意，给他好好的开着，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这些交车给我的人，总也忘了问我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他们不问，我也不好贸然的开口，所以我总沉默的开着车子东转西转。

等到荷西买了车子，我就爱上了这匹“假想白马”，常常带了它出去在小镇上办事。有时候也用白马去接我的“假想王子”下班。

因为车开得很顺利，也从来没有人问起我驾驶执照的事情，我不知不觉就落入自欺心理的圈套里去，固执的幻想着我已是个有了执照的人。

有好几次，荷西的同事们在家里谈话，他们说：“这里考执照，比登天还难，某某人的太太考了十四次还通不过笔试，另外一个沙哈拉威人考了两年还在考路试。”

我静听着这种可怕的话题，一声也不敢吭，也不敢抬头。但是，我的车子还是每天悄悄的开来开去。

登天，我暂时还不想去交通大队爬梯子。

有一天，父亲来信给我，对我说：“驾驶执照乘着在沙漠里有空闲，快去考出来，不要这么拖下去。”

荷西看见家信，总是会问：“爸爸妈妈说什么？”我那天没提防，一漏口就说：“爸爸说这个执照啊可不能再赖下去了。”

荷西听了嘿嘿得意冷笑，对我说：“好了，这次是爸爸的命令，可不是我在逼你，看你如何逃得掉。”

我想了一下，欺骗自己，是心甘情愿，不妨碍任何人。但是，如果一面无照开车同时再去骗父亲，我就不愿意。以前他从不问我开车，所以不算欺骗他。

考执照，在西班牙是一定要进“汽车学校”去学，由学校代报名才许考。所以就算已经会开了，还得去送学费。

我们虽然住在远离西班牙本土的非洲，但是此地因为是它的属地，还是沿用西班牙的法律。

我答应去进汽车学校的第二日，荷西就向同事们去借了好几本不同学校的练习试卷，给我先看看交通规则。

我实在很不高兴，对他说：“我不喜欢念书。”荷西奇怪的说：“你不是一天到处像山羊一样在啃纸头，怎么会不爱念书呢？”

他又用手一指书架说：“你这些书里面，天文、地理、妖魔鬼怪、侦探言情、动物、哲学、园艺、语文、食谱、漫画、电影、剪裁，甚至于中药秘方、变戏法、催眠术、染衣服……混杂得一塌糊涂，难道这一点点交通规则会难倒你吗？”我叹了口气，将荷西手里薄薄几本小书接过来。

这是不同的，别人指定的东西，我就不爱去看它。

过了几日，我带了钱，开车去驾驶学校报名上课。

这个“撒哈拉汽车学校”的老板，大概很欣赏自己的外表，他穿了不同的衣服，拍了十几张个人的放大彩色照片，都给挂在办公室里，一时星光闪闪，好像置身在电影院里一样。

柜台上挤了一大群乱哄哄的沙哈拉威男人，生意兴隆极了。学车这事，在沙漠是大大流行的风气，多少沙漠千疮百孔的帐篷外面，却停了一辆大轿车。许多沙漠父亲，卖了美丽的女儿，拿来换汽车。对沙哈拉威人来说，迈向文明唯一的象征就是坐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至于人臭不臭，是无关紧要的。

我好不容易在这些布堆里挤到柜台旁，刚刚才说出我想报名，就看见原来我右边隔着一个沙哈拉威人，竟然站着两个西班牙交通警察。

我这一吓，赶紧又挤出来，逃到老远再去看校长的明星照片。

从玻璃镜框的反光里，我看见其中一个警察向我快步走过来。

我很镇静，动也不动，专心数校长衬衫上的扣子。这个警察先生，站在我身边把我看了又看，终于开口了。他说：“小姐，我好像认识你啊！”

我只好回过身来，对他说：“真对不起，我实在不认识你。”他说：“我听见你说要报名学车，奇怪啊！我不止一次看见你在镇上开了车各处在跑，你难道还没有执照吗？”我一看情况对我很不利，马上改口用英文对他说：“真抱歉，我不会西班牙文，你说什么？”

他听我不说他的话，傻住了。

“执照！执照！”他用西班牙文大叫。

“听不懂。”我很窘的对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个警察跑去叫来他的同事，指着我说：“我早上还亲眼看见她把车开到邮局门口去，就是她，错不了，她原来现在才来学车，你说我们怎么罚她？”

另外一个说：“她现在又不在车上，你早先怎么不捉她。”“我一天到晚看见她在开车，总以为她早有了执照，怎么会想到叫她停下来验一下。”

他们讲来讲去把我忘掉了，我赶快转身再挤进沙哈拉威人的布堆里去。

我很快的弄好了手续，缴了学费，通知小姐给我同时就弄参加考试的证件，我下下星期就去考。

弄清了这些事情，手里拿着学店给我的交通规则之类的几本书，很放心的出了大门。

我打开车门，上车，发动了车子，正要起步时，一看后望镜，那两个警察居然躲在墙角等着抓我。

我这又给一吓，连忙跳下车来，丢下了车就大步走开去。等荷西下班了，我才请他去救白马回来。

我学车的时间被安排在中午十二点半，汽车学校的设备就是在镇外荒僻的沙堆里修了几条硬路。

我的教练跟我，闷在小车子里，像白老鼠似的一个圈一个圈的打着转。

正午的沙漠，气温高到五十度以上，我的汗湿透了全身，流进了眼睛，沙子在脸上刮得像被人打耳光，上课才一刻钟，狂渴和酷热就像疯狗一样咬着我不放。

教练受不了热，也没问我，就把上衣脱下来打赤膊坐在我旁边。

学了三天车，我实在受不了那个疯热，请教练给我改时间，他说：“你他妈的还算运气好，另外一个太太排到夜间十一点上课，又冷又黑，什么也学不会。你他妈的还要改时间。”

说完这话，他将滚烫的车顶用力一打，车顶啪一下塌下去一块。

这个教练实在不是个坏人，但是要我以后的十五堂课，坐在活动大烤箱里，对着一个不穿上衣的人，我还是不喜欢，而且他开口就对我说三字经，我也不爱听。

我沉吟了一下，对他说：“您看这样好吗？我把你该上的钟点全给你签好字，我不学了，考试我自己负责。”他一听，正合心意，说：“好啊！我他妈的给你放假，我们就算了，考试再见面。”

临别他请我喝了一瓶冰汽水算庆祝学车结束。

荷西听见我白送学费给老师，又不肯再去了，气得很，逼了我去上夜课，他说去上交通规则课，我们的学费很贵，要去念回本钱来。

我去上了第一次的夜课。

隔壁沙哈拉威人的班，可真是怪现象，大家书声朗朗，背诵交通规则，一条又一条，如醉如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认真的沙哈拉威人。

我们这西班牙文班，小猫三只四只，学生多得是，上课是不来听的。

我的老师是一个很有文化气息的瘦高小胡子中年人，他也不说三字经，文教练跟武教练硬是不相同。

我坐定了位子，老师就上来很有礼的请教中国文化，我教了他一堂课，还把我们的象形文字画了好多个出来给他讲解。

第二日我一进教室，这个文教练马上打开一本练习簿，上面写满了中国字——人人人天天天……

他很谦虚的问我：“你看写得还可以吗？还像吧？”我说：“写得比我好。”

这个老师一高兴，又把我拿来考问。问孔子，问老子，这巧问到我的本行，我给他答得头头是道，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庄子，他又问我庄子不是一只蝴蝶儿吗？

一小时很快的过去了，我想听听老师讲讲红绿灯，他却奇怪的问我：“你难道有色盲吗？”

等这个文教练把我从五千年的“时光隧道”里放出来时，天已经冰冷透黑了。

到了家赶快煮饭给等坏了的荷西吃。

“三毛，卡车后面那些不同的小灯都弄清楚了吗？”我说：“快认清了，老师教得很好。”

等荷西白天去上班了，我洗衣，烫衣，铺床，扫地，擦灰，做饭，打毛线，忙来忙去，身边那本交通规则可不敢放松，口里念念有词，像小时候上主日学校似的将这交通规则如《圣经》金句一般给它背下来，章章节节都牢牢记住。

那一阵，我的邻居们都知道我要考试，我把门关得紧紧的，谁来也不开。

邻居女人们恨死我了，天天在骂我：“你什么时候才考完嘛！你不开门我们太不方便了。”

我硬是不理，这一次是认真的了。

考期眼看快到了，开车我是不怕，这个笔试可有点靠不住，这些交通规则是跟青菜、鸡蛋、毛线、孔子、庄子混着念的，当然有点拖泥带水。

星期五的晚上，荷西拿起交通规则的书来，说：“大后天你得笔试，如果考不过，车试就别想了，现在我来问问你。”

荷西一向当我同时是天才和白痴这两种人物，他乱七八糟给我东问一句，西问一句，口气迫人，声色俱厉，我被他这么一来，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你慢一点嘛！根本不知道你讲什么。”

他又问了好多问题，我还是答不出来。

他书一丢，气了，瞪了我一眼说：“去上那么多堂课，你还是不会，笨人！笨人！”

我也很气，跑去厨房喝了一大口煮菜用的老酒，定一下神，清一清脑筋，把交通规则丢给荷西。

我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全背出来给荷西听，小书也快有一百页，居然都背完了。

荷西呆住了。

“怎么样？我这个死背书啊，是给小学老师专门整出来的。”我得意洋洋的对他说。

荷西还是不放心，他问我：“要是星期一，你太紧张了，西班牙文又看不懂了，那不是冤枉吗？”

我被他这一问，夜间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觉。

我的确有这个毛病，一慌就会交白卷，事后心里又明白了，只是当时脑筋会卡住转不过来。

这叫——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

失眠了一夜，熬到天亮，看见荷西还在沉睡，辛苦了一星期，不好吵醒他。

我穿好衣服，悄悄的开了门，发动了车子，往离镇很远的交通大队开去。无照驾车，居然敢开去交通大队，实在是自投罗网。但是如果我走路去，弄得披头散发，给人印象想必不好，那么我要去做的事很可能就达不到目的了。

我把车子一直开到办公室门，自然没有人上来查我的执照。想想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胆大包天的傻瓜。

到了办公室门口，才走进去，就有人说：“三毛！”

我一呆，问这位先生：“请问您怎么认识我？”他说：“你的报名照片在这里，你看，星期一要考试罗！”“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我赶紧说。

“我想见见笔试的主考官。”

“什么事？主考是我们上校大队长。”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通报一下。”

他看我很神秘的表情，马上就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出来说：“请走这边进去。”

办公室内的大队长，居然是一个有着高雅气度的花白头发军官。久住沙漠，乍一看到如此风采人物，令我突然想起我的父亲，我意外的愣了一下。

他离开桌子过来与我握手，又拉椅子请我坐下，又请人端了咖啡进来。

“有什么事吗？您是——？”

“我是葛罗太太——”

我开始请求他，这些令我一夜不能入睡的问题都得靠他来解决。

“好，所以你想口试交通规则，由你讲给我听，是不是这样？”

“是的，就是这件事。”

“你的想法是好，但是我们没有先例，再说——我看你西班牙文非常好，不该有问题的。”

“我不行，有问题。你们这个先例给我来开。”他望着我，也不答话。

“听说沙哈拉威人可以口试，为什么我不可以口试？”“你如果只要一张在撒哈拉沙漠里开车的执照，你就去口试。”

“我要各处都通用的。”

“那就非笔试不可。”

“考试是选择题，你只要做记号，不用写字的。”“选择题的句子都是模棱两可的，我一慌就会看错，我是外国人。”

他又沉吟了一下，再说：“不行，我们卷子要存档的，你口试没有卷子，我们不能交代。没办法。”

“怎么会没办法？我可以录音存档案，上校先生，请你脑筋活动一点——”

我好争辩的天性又发了。

他很慈祥的看看我，对我讲：“我说，你星期一放心来参加笔试，一定会通过的，不要再紧张了。”

我看他实在不肯，也不好强人所难，就谢了他，心平气和的出来。

走到门口，上校又叫住我，他说：“请等一下，我叫两个孩子送你回家，此地太远了。”

他居然称他的下属叫孩子们。

我再谢了上校，出了门，看见两个“孩子”站得笔直的在车子边等我，我们一见面，彼此都大吃一惊。他们就恰巧是那天要捉我无照开车的警察先生们。我很客气的对他们说：“实在不敢麻烦你们，如果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一次，我就自己回去了。”

我有把握他们当时一定不会捉我。

我就这样开车回家了。

回到家，荷西还在睡觉。

星期日我不断背诵手册。两人就吃牛油夹面包和白糖。

星期一清晨，荷西不肯去上班，他说已经请好假了，可以下星期六补上班，考试他要陪我去。我根本不要他陪。

到了考场，场外黑压压一大片人群，总有两三百个，沙哈拉威人也有好多。

考场的笔试和车试都在同一个地方，恰好对面就是沙漠的监狱，这个地方关的都不是重犯，重犯在警察部队里给锁着。

关在这个监狱里的，大部分是为了抢酒女争风吃醋伤了人，或是喝醉酒，跟沙哈拉威人打群架的卡纳利群岛来的工人。

真正的社会败类，地痞流氓，在沙漠倒是没有，大概此地太荒凉了，就算流氓来了，也混不出个名堂来。我们在等着进考场，对面的犯人就站在天台上看。

每当有一个单身西班牙女人来应考，这些粗人就鼓掌大叫：“哇！小宝贝，美人儿，你他妈的好好考试啊，不要怕，有老子们在这儿替你撑腰，啧啧……真是个性感妞儿！”

我听见这些粗胚痛快淋漓的在乱吼大叫，不由得笑了起来。

荷西说：“你还说要一个人来，不是我，你也给人叫小宝贝了。”

其实我倒很欣赏这些天台上的疯子，起码我还没有看过这么多兴高彩烈的犯人。真是今古奇观又一章。那天考的人有两百多个，新考再考的都有。

等大队长带了另外一位先生开了考场的门，我的心开始加快的跳得很不规则，头也晕了，想吐，手指凉得都不会弯曲了。

荷西紧紧的拉住我的手，好使我不临阵脱逃掉。

被叫到名字的人，都像待宰的小羊一样乖乖的走进那间可怕的大洞里去。

等大队长叫到我的名字，荷西把我轻轻一推，我只好站出去了。

“您早！”我哭兮兮的向大队长打招呼。

他深深的注视着我，对我特别说：“请坐在第一排右边第一个位子。”

我想，他对旁人都不指定座位，为什么偏偏要把我钉十字架呢！一定是不信任我。

考场里一片死寂，每个人的卷子都已分好放在椅子下面，每一份卷子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要偷看旁人的也没有用。“好，现在请开始做，十五分钟交卷。”

我马上拉出座位下面的卷子来，纸上一片外国蚂蚁，一个也认它不出。我拼命叫自己安静下来，镇定下来，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蚂蚁都说外国话。

我干脆放下纸笔，双手交握，静坐一会儿再看。

荷西在窗外看见我居然坐起“禅”来，急得几乎要冲进来用大棒子把我喝醒。

静坐过了，再看卷，看懂了。

我为什么特别被钉在这个架子上，终于有了答案。这份考卷的题目如下：你开车碰到红灯，应该（一）冲过去，（二）停下来，（三）拼命按喇叭。

你看到斑马线上有行人应该（一）挥手叫行人快走开，（二）压过人群，（三）停下来。

问了两大张纸，都是诸如此类的疯狂笑话问题。

我看了考卷，格格闷笑得快呛死了，闪电似的给它做好了。

最后一题，它问：

你开车正好碰到天主教抬了圣母出来游街，你应该（一）鼓掌，（二）停下来，（三）跪下去。

我答“停下来”，不过我想考卷是天主教国家出的，如果我答——“跪下去”，他们一定更加高兴。

这样我就交卷了，才花了八分钟。

交卷时，大队长很意味深长的微微对我一笑，我轻轻的对他说：“谢谢！日安！”

穿过一大群埋头苦干，咬笔，擦纸，发抖，皱眉头的被考人，我悄悄的开门出去。

轮到口试的沙哈拉威人进去时，荷西就一直在安慰我：“没有关系，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考坏了，下星期还可以考，你要放得开。”

我一句话也不说，卖他一个“关子岭。”

十点正，一位先生拿了名单出来，开始唱出通过人的名字，唱来唱去，没有我。

荷西不知不觉的将手放到我肩上来。

我一点也不在意。

等到——“三毛”，这两个字大声报出来时，我才恶作剧的看了一眼荷西。

“关子”卖得并不大，但是荷西却受到了水火同源的意外惊喜，将我一把抱起来，用力太猛，几乎扭断了我的肋骨。

天台上的犯人看见这一幕，又大声给我们喝彩。

我对他们做了一个ｖ字形的手势，表情一若当年在朝的尼克森，我那份考卷，“水门”得跟真的一样。接着马上考“场内车试”。

汽车学校的大卡车、小汽车都来了，一字排开，热闹非凡，犯人们叫得比赌马的人还要有劲。

两百多个人笔试下来，只剩了八十多个，看热闹的人还是一大群。

我的武教练这次可没有光身子，他穿得很整齐。教练一再对我说：“前三辆车你切切不要上，等别人引擎用热了，你再上，这样不太会熄火。”

我点点头，这是有把握的事，不必紧张。

等到第二个人考完，我就说：“我不等了，我现在考。”

考场绿灯一转亮，我的车就如野马般的跳起来冲出去。

换档，再换回档，停车，起步，转弯，倒车如注音符号a*中危俚钩担甲中危钡溃殉翟俚谷肓搅就ｗ诺某内去把自己夹做三明治的心；过斜坡，煞车，起步，下坡，换档……我分分寸寸，有条有理的做得一丝不差，眼看马上可以出考场了。我听见观众都在给我鼓掌，连沙哈拉威人都在叫：“中国女孩棒，棒——”

我这么高兴，一时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病，突然回身去看主考官坐着的塔台。这一回头，车子一下滑出路面，冲到粼粼的沙浪里去，我一慌，车子就熄火了，死在那儿。

鼓掌的声音变成惊呼，接着变成大笑，笑得特别响的就是荷西的声音。

我也忍不住笑起来，逃出车子，真恨不得就此把自己给活活笑死算了，也好跟希腊诸神的死法一样。

那一个星期中，我痛定思痛，切切的反省自己，大意失荆州，下次一定要注意了。

第二个星期一，我一个人去应考，这一次不急了，耐着性子等到四五十个人都上去考了，我这才上阵。

应该四分钟内做完的全部动作，我给它两分三十五秒全做出来了，完全没有出错。

唱名字的时候，只唱了十六个及格的，我是唯一女人里通过的。

大队长对我开玩笑，他说：“三毛的车开得好似炮弹一样快，将来请你来做交通警察倒是很得力的帮手。”

我正预备走路回家，看见荷西满面春风的来接我，他上工在几十里外，又乘中午跑回来了。

“恭喜！恭喜！”他上来就说。

“咦！你有千里眼吗？”

“是刚刚天台上的犯人告诉我的。”

我认真的在想，关在牢里面的人，不一定比放在外面的人坏。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胚子就如我们中国人讲的“龙”一样，可大可小，可隐可现，你是捉不住他们，也关不住他们的。

我趁着给荷西做午饭的时间，叫荷西独自再去跑一趟，给监牢里的人送两大箱可乐和两条烟去。起码在我考试的时候，他们像鼓笛队似的给我加了油。

我不低看他们，我自己不比犯人的操守高多少。

中午我开长途车送荷西去上工，再开回镇上，将车子藏好，才走路去等最后一关“路试”。这个“天梯”越爬越有意思，我居然开始十分喜欢这种考试的过程。

五十度气温下的正午，只有烈日将一排排建筑短短的影子照射在空寂的街道上，整个的小镇好似死去了一般，时间在这里也凝固起来了。

当时我看见的景象，完完全全是一幅超现实画派作品的再版，感人至深。如果再给这时候来个滚铁环的小女孩，那就更真切了。

“路考”就在这种没有交通流量的地方开始了。

我虽然知道，在这种时候，镇上一只狗也压不着，镇外一棵树也撞不倒，但是我还是不要太大意。

起步之前要打指示灯，要回头看清楚，起步之后靠右走，黄线不要去压过它，十字路口停车，斑马线要慢下来，小镇上没有红绿灯，这一步就省掉了。

十六个人很快的都考完了，大队长请我们大家都去交队的福利社喝汽水。

我们是八个西班牙人，七个沙哈拉威人，还有我。

上校马上发了临时执照给通过全部考试的人，正式的执照要西班牙那边再发过来。

上星期我一直对自己说，在摩洛哥国王哈珊来“西属撒哈拉”喝茶以前，我得把这个天梯爬到顶，现在我爬到了，“摩王”还没有来。

上校发了七张执照，我分到了一张。

有了执照之后，开车无论是心情和神色都跟以前大不相同，比较之下才见春秋。

有一天，我停放好了车，正要走开，突然半空中跳出以前那两个警察先生，大喝一声：“哈，这一次给我们捉到了。”我从容不迫的拿出执照来，举在他们面前。

他们看也不看，照开罚单。

“罚两百五十块。”

“怎么？”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停车在公共汽车站前，要罚！”

“这个镇上没有公共汽车，从来没有。”我大叫。“将来会有，牌子已经挂好了。”

“你们不能用这()种方法来罚我，不收，我拒付。”“有站牌就不能停车，管有没有公车。”

我一生气，脑筋就特别有条理，交通规则在我脑海里飞快的一页一页翻过。

我推开警察，跳上丰，将车冲出站牌几公尺，再停住，下车，将罚单塞回给他们。“交通规则上说，在某地停车两分钟之内就开走，不算停车。我停了不到两分钟又开走了，所以不算违规。”

“官兵捉强盗”，这两个人又输了，罚单丢给山羊吃吧。我哈哈大笑，提着菜篮往“沙漠军团”的福利社走去，看看今天有没有好运气，买到一些新鲜的水果菜蔬。

日复一日，我这只原本不是生长在沙漠的“黑羊”，是如何在努力有声有色的打发着漫长而苦闷的悠悠岁月。——天凉好个秋啊——

三毛：背影

那片墓园曾经是荷西与我常常经过的地方。

过去，每当我们散步在这个新来离岛上的高岗时，总喜欢俯视着那方方的纯白的厚墙，看看墓园中特有的丝杉，还有那一扇古老的镶花大铁门。

不知为什么，总也不厌的怅望着那一片被围起来的寂寂的土地，好似乡愁般的依恋着它，而我们，是根本没有进去过的。

当时并不明白，不久以后，这竟是荷西要归去的地方了。是的，荷西是永远睡了下去。

清晨的墓园，鸟声如洗，有风吹过，带来了树叶的清香。不远的山坡下，看得见荷西最后工作的地方，看得见古老的小镇，自然也看得见那蓝色的海。

总是痴痴的一直坐到黄昏，坐到幽暗的夜慢慢的给四周带来了死亡的阴影。

也总是那个同样的守墓人，拿着一个大铜环，环上吊着一把古老的大钥匙向我走来，低低的劝慰着：“太太，回去吧！天暗了。”

我向他道谢，默默的跟着他穿过一排又一排十字架，最后，看他锁上了那扇分隔生死的铁门，这才往万家灯火的小镇走去。

回到那个租来的公寓，只要母亲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门便很快的打开了，面对的，是憔悴不堪等待了我一整天的父亲和母亲。

照例喊一声：“爹爹，姆妈，我回来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躺下来，望着天花板，等着黎明的再来，清晨六时，墓园开了，又可以往荷西奔去。

父母亲马上跟进了卧室，母亲总是捧着一碗汤，察言观色，又近乎哀求的轻声说：“喝一口也好，也不勉强你不再去坟地，只求你喝一口，这么多天来什么也不吃怎么撑得住。”

也不是想顶撞母亲，可是我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摇摇头不肯再看父母一眼，将自己侧埋在枕头里不动。母亲站了好一会，那碗汤又捧了出去。

客厅里，一片死寂，父亲母亲好似也没有在交谈。

不知是荷西葬下去的第几日了，堆着的大批花环已经枯萎了，我跪在地上，用力将花环里缠着的铁丝拉开，一趟又一趟的将拆散的残梗抱到远远的垃圾桶里去丢掉。

花没有了，阳光下露出来的是一片黄黄干干的尘土，在这片刺目的，被我看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土地下，长眠着我生命中最最心爱的丈夫。

鲜花又被买了来，放在注满了清水的大花瓶里，那片没有名字的黄土，一样固执的沉默着，微风里，红色的、白色的玫瑰在轻轻的摆动，却总也带不来生命的信息。

那日的正午，我从墓园里下来，停好了车，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发呆。

不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过我，停下来，照着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额头，喃喃的说几句致哀的语言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的在道谢，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着一些必须去面对的事情——：要去葬仪社结帐，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出事经过，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去市政府请求墓地式样许可，去社会福利局申报死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工作合同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费用，去做一件又一件刺心而又无奈的琐事。

我默默的盘算着要先开始去做哪一件事，又想起来一些要影印的文件被忘在家里了。

天好似非常的闷热，黑色的丧服更使人汗出如雨，从得知荷西出事时那一刻便升上来的狂渴又一次一次的袭了上来。

这时候，在邮局的门口，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是在荷西葬下去之后第一次在镇上看见他们，好似从来没有将他们带出来一起办过事情。他们就该当是成天在家苦盼我回去的人。

我还是靠在车门边，也没有招呼他们，父亲却很快的指着我，拉着母亲过街了。

那天，母亲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材衫，一条白色的裙子，父亲穿着他在仓促中赶回这个离岛时唯一带来的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

母亲的手里握着一把黄色的康乃馨。

他们是从镇的那头走路来的，父亲那么不怕热的人都在揩汗。

“你们去哪里？”我淡然的说。

“看荷西。”

“不用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要去看荷西。”母亲又说。

“找了好久好久，才在一条小巷子里买到了花，店里的人也不肯收钱，话又讲不通，争了半天，就是不肯收，我们丢下几百块跑出店，也不知够不够。”父亲急急的告诉我这件事，我仍是漠漠然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的在受着苦难，那样的年纪，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的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不行，天太热了。”我也坚持着。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的走走。”

母亲重复着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的声调里是再也控制不住了。

父亲母亲默默的穿过街道，弯到上山的那条公路去。我站在他们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花被母亲紧紧的握在手里，父亲弯着身好似又在掏手帕揩汗，耀眼的阳光下，哀伤，那么明显的压垮了他们的两肩，那么沉重的拖住了他们的步伐，四周不断的有人在我面前经过，可是我的眼睛只看见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肉体上实实在在的焦渴的感觉又使人昏眩起来。

一直站在那里想了又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种情境里，不明白为什么荷西突然不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儿拿着一束花去上一座谁的坟，千山万水的来与我们相聚，而这个梦是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结束。我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在那儿想痴了过去。对街书报店的老板向我走过来，说：“来，不要站在大太阳下面。”

我跟他说：“带我去你店里喝水，我口渴。”

他扶着我的手肘过街，我又回头去找父亲和母亲，他们还在那儿爬山路，两个悲愁的身影和一束黄花。

当我黄昏又回荷西的身畔去时，看见父母亲的那束康乃馨插在别人的地方了，那是荷西逝后旁边的一座新坟，听说是一位老太太睡了。两片没有名牌的黄土自然是会弄错的，更何况在下葬的那一刻因为我狂叫的缘故，父母几乎也被弄得疯狂，他们是不可能在那种时刻认仔细墓园的路的。

“老婆婆，花给了你是好的，请你好好照顾荷西吧！”

我轻轻的替老婆婆抚平了四周松散了的泥沙，又将那束错放的花又扶了扶正，心里想着，这个识别的墓碑是得快做了。

在老木匠的店里，我画下了简单的十字架的形状，又说明了四周栅栏的高度，再请他做一块厚厚的牌子钉在十字架的中间，他本来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块墓志铭如果要刻太多字就得再等一星期了。”他抱歉的说。

“不用，只要刻这几个简单的字：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

“下面刻上——你的妻子纪念你。”我轻轻的说。“刻好请你自己来拿吧，找工人去做坟，给你用最好的木头刻。这份工作和材料都是送的，孩子，坚强呵！”

老先生粗糙有力的手重重的握着我的两肩，他的眼里有泪光在闪烁。

“要付钱的，可是一样的感谢您。”

我不自觉的向他弯下腰去，我只是哭不出来。

那些日子，夜间总是跟着父母亲在家里度过，不断的有朋友们来探望我，我说着西班牙话，父母便退到卧室里去。窗外的海，白日里平静无波，在夜间一轮明月的照耀下，将这拿走荷西生命的海洋爱抚得更是温柔。

父亲、母亲与我，在分别了十二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便是那样的度过了。

讲好那天是早晨十点钟去拿十字架和木栅栏的，出门时没见到母亲。父亲好似没有吃早饭，厨房里清清冷冷的，他背着我站在阳台上，所能见到的，也只是那逃也逃不掉的海洋。

“爹爹，我出去了。”我在他身后低低的说。

“要不要陪你去？今天去做哪些事情？爹爹姆妈语言不通，什么忙也帮不上你。”

听见父亲那么痛惜的话，我几乎想请他跟我一起出门，虽然他的确是不能说西班牙话，可是如果我要他陪，他心里会好过得多。

“哪里，是我对不起你们，发生这样的事情……”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开了门便很快的走了。

不敢告诉父亲说我不请工人自己要去做坟的事，怕他拚了命也要跟着我同去。

要一个人去搬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重的十字架和木栅栏，要用手指再一次去挖那片埋着荷西的黄土，喜欢自己去筑他永久的寝园，甘心自己用手，用大石块，去挖，去钉，去围，替荷西做这世上最后的一件事情。

那天的风特别的大，拍散在车道旁边堤防上的浪花飞溅得好似天高。

我缓缓的开着车子，堤防对面的人行道上也沾满了风吹过去的海水，突然，在那一排排被海风蚀剥得几乎成了骨灰色的老木房子前面，我看见了在风里，水雾里，踽踽独行的母亲。

那时人行道上除了母亲之外空无人迹，天气不好，熟路的人不会走这条堤防边的大道。

母亲腋下紧紧的夹着她的皮包，双手重沉沉的各提了两个很大的超级市场的口袋，那些东西是这么的重，使得母亲快蹲下去了般的弯着小腿在慢慢一步又一步的拖着。

她的头发在大风里翻飞着，有时候吹上来盖住了她的眼睛，可是她手上有那么多的东西，几乎没有一点法子拂去她脸上的乱发。

眼前孤伶伶在走着的妇人会是我的母亲吗？会是那个在不久以前还穿着大红衬衫跟着荷西与我像孩子似的采野果子的妈妈？是那个同样的妈妈？为什么她变了，为什么这明明是她又实在不是她了？

这个憔悴而沉默妇人的身体，不必说一句话，便河也似的奔流出来了她自己的灵魂，在她的里面，多么深的悲伤，委屈，顺命和眼泪像一本摊开的故事书，向人诉说了个明明白白。

可是她手里牢牢的提着她的那几个大口袋，怎么样的打击好似也提得动它们，不会放下来。

我赶快停了车向她跑过去：“姆妈，你去哪里了，怎么不叫我。”

“去买菜啊！”母亲没事似的回答着。

“我拿着超级市场的空口袋，走到差不多觉得要到了的地方，就指着口袋上的字问人，自然有人会拉着我的手带我到菜场门口，回来自己就可以了，以前荷西跟你不是开车送过我好多次吗？”母亲仍然和蔼的说着。

想到母亲是在台北住了半生也还弄不清街道的人，现在居然一个人在异乡异地拿着口袋到处打手势问人菜场的路，回公寓又不晓得走小街，任凭堤防上的浪花飞溅着她，我看见她的样子，自责得恨不能自己死去。

荷西去了的这些日子，我完完全全将父母亲忘了，自私的哀伤将我弄得死去活来，竟不知父母还在身边，竟忘了他们也痛，竟没有想到，他们的世界因为没有我语言的媒介已经完全封闭了起来，当然，他们日用品的缺乏更不在我的心思里了。

是不是这一阵父母亲也没有吃过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过？

只记得荷西的家属赶来参加葬礼过后的那几小时，我被打了镇静剂躺在床上，药性没有用，仍然在喊荷西回来，荷西回来！父亲在当时也快崩溃了，只有母亲，她不进来理我，她将我交给我眼泪汪汪的好朋友格劳丽亚，因为她是医生。我记得那一天，厨房里有油锅的声音，我事后知道母亲发着抖撑着用一个小平底锅在一次一次的炒蛋炒饭，给我的婆婆和荷西的哥哥姐姐们开饭，而那些家属，哭号一阵，吃一阵，然后赶着上街去抢购了一些岛上免税的烟酒和手表、相机，匆匆忙忙的登机而去，包括做母亲的，都没有忘记买了新表才走。

以后呢？以后的日子，再没有听见厨房里有炒菜的声音了。为什么那么安静了呢，好像也没有看见父母吃什么。“姆妈上车来，东西太重了，我送你回去。”我的声音哽住了。

“不要，你去办事情，我可以走。”

“不许走，东西太重。”我上去抢她的重口袋。“你去镇上做什么？”妈妈问我。

我不敢说是去做坟，怕她要跟。

“有事要做，你先上来嘛！”

“有事就快去做，我们语言不通不能帮上一点点忙，看你这么东跑西跑连哭的时间也没有，你以为做大人的心里不难过？你看你，自己嘴唇都裂开了，还在争这几个又不重的袋子。”她这些话一讲，眼睛便湿透了。

母亲也不再说了，怕我追她似的加快了步子，大风里几乎开始跑起来。

我又跑上去抢母亲袋子里沉得不堪的一瓶瓶矿泉水，她叫了起来：“你脊椎骨不好，快放手。”

这时，我的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来，又不能通畅的呼吸了，肋骨边针尖似的刺痛又来了，我放了母亲，自己慢慢的走回车上去，趴在驾驶盘上，这才将手赶快压住了痛的地方。等我稍稍喘过气来，母亲已经走远了。

我坐在车里，车子斜斜的就停在街心，后望镜里，还是看得见母亲的背影，她的双手，被那些东西拖得好似要掉到了地上，可是她仍是一步又一步的在那里走下去。

母亲踏着的()青石板，是一片又一片碎掉的心，她几乎步伐踉跄了，可是手上的重担却不肯放下来交给我，我知道，只要我活着一天，她便不肯委屈我一秒。

回忆到这儿，我突然热泪如倾，爱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辛酸那么苦痛，只要还能握住它，到死还是不肯放弃，到死也是甘心。

父亲，母亲，这一次，孩子又重重的伤害了你们，不是前不久才说过，再也不伤你们了，这么守诺言的我，却是又一次失信于你们，虽然当时我应该坚强些的，可是我没有做到。

守望的天使啊！你们万里迢迢的飞去了北非，原来冥冥中又去保护了我，你们那双老硬的翅膀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

终于有泪了。那么我还不是行尸走肉，父亲，母亲，你们此时正在安睡，那么让我悄悄的尽情的流一次泪吧。

孩子真情流露的时候，好似总是背着你们，你们向我显明最深的爱的时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看一眼，不再隐藏彼此，也不只在文章里偷偷的写出来，什么时候我才肯明明白白的将这份真诚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向你们交代得清清楚楚呢。

三毛：约会

一直到了初中二年级有了“生理卫生”课之前，我都不知道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从小就问过母亲，她总是笑着说：“是垃圾箱里捡出来的呀！”我从来也知道这是母亲的闪烁之词。如果天下的垃圾都会幻化为小孩子，那些拾荒的人还敢去乱翻个不停吗？我们是垃圾变的？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除了堂兄、弟弟和父亲之外，对于异性，只有遥遥相望，是不可能有机会去说一句话的。我们女生班的导师一向也是女的，除了一个新来的美术老师。他给我的印象深，也和性别有关。第一天上课时，男老师来，自我介绍姓名之后，又用台湾国语说：“我今年二十四岁，还是一枝草。”那句话说了还嫌不够，又在黑板上顺手画了一枝芦草。我们做孩子的立即哄笑起来。起码很明白的听出了他尚未成家的意思——很可怜自己的那分孤零就在这句话里显了出来。

“那我是一朵花呀！”我跟邻位的小朋友悄悄的说。老师第一天来就凶了人，因为上课讲话。他问我：“讲什么，说？！”我站起来说我是一朵花。全班又笑得翻天覆地，老师也笑个不停，就没有罚。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分派的，情感好的同学，因为好到不知要怎么办才能表明心迹，于是就去结拜姊妹。当然，不懂插香发誓等等，可是在校园一棵树下，大家勾手指，勾了七下，又报生辰，结了七个金兰。大姐的名字我仍然记得，就是当今政治大学总教官的太太，叫王美娟。我排最小，老七。义结姊妹以后，心情上便更亲爱了，上学走路要绕弯，一家一家门口去喊那人的名字，叫到她蹦出来为止。中午吃便当就不会把饭盒半掩半开的不给旁人看是什么菜了，大家打开饭盒交换各家妈妈的爱。吃饭也只得十五二十分钟，因为课业重。可是讲闲话必是快速的抢着讲，那段时光最是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那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位发育得比较早的同学，在生理上起了变化，她的母亲特别到学校来，跟女导师讲悄悄话，她坐在位置上羞羞的哭。等到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死不肯讲，只是又哭。老师看见我们那个样子，就说：“好啦！这种小事情将来每个同学都要经历的，安静回座位去念书呀！不要再问了。”

吃中饭时，我们就谈起来了。“她妈妈讲流血啊什么鬼的，我坐第一排，听到啦。”我说。“流血什么意思？”“就是完蛋了！”“怎么完？”“就是从此要当心了，一跟男生拉手，就死了。”“怎么会死？”“不是真死啦！傻瓜，是会生出一个小孩子来。”“小孩子是这样来的呀！”我们听得变色。“没有那么简单，真笨！还要加亲吻的，不亲只拉手小孩子哪里会出来？”其中一个杨曼云就讲了。“一亲一吻，血跟男人就会混了，一混，小孩就跑出来了。”

我们七个姊妹吓得很厉害，庆幸自己的血暂时还不会跟什么人能混，发誓要净身自爱，别说接吻了，连手也不要去跟人碰一下才能安全。从那次以后，在学校看见我那同住一个大家庭的小堂哥陈存，都不跟他讲话。

虽然对于生小孩子这件事情大家都有极大的恐惧，可是心里面对那些邻班的男生实在并没有恶感。讲起男生来当然是要骂的，而且骂得很起劲，那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其实，我们女生的心里都有在爱一个男生。

这种心事，谁都不肯明讲。可是男生班就在隔壁，那些心中爱慕的对象每天出出进进，早也将他们看在眼里、放在心底好一阵子了。

多看了人，那些男生也是有感应的，不会不知道，只是平时装成趾高气扬，不太肯回看女生。朝会大操场上集合时，还不是轻描淡写的在偷看。这个，我们女生十分了然。

有一天我们结拜姊妹里一个好家伙居然跟邻班的男生讲了三两句话。等我们悄悄聚在一起时，才说，男生也有七个，约好以后的某一天，双方都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池塘边去。这叫做约会，男女的。我们也懂得很。

问我们敢不敢去，大家都说敢。可是如何能够约时间和哪一天，实在不能再去问，因为众目睽睽，太危险了。

没想到第二日，就有要跟我们约会的那群男生，结队用下课的时间在我们教室的走廊上骂架，指名骂我们这七个姊妹。不但骂，而且拿粉笔来丢我们，最后干脆丢进一个小布袋的断粉笔来。我们冲出去回骂，顺手捡起了那个白粉扑扑的口袋。围得密密的人墙——七个，打开袋子，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小纸片，写着——就在今天，池塘相会。

事情真的来了，我第一个便心慌。很害怕，觉得今生开始要欺骗妈妈了，实在不想去做。我是六岁便进了小学的，年纪又比同学要小一些。男女之事，大人老讲是坏事，如何在六年级就去动心了？妈妈知道要很伤心的。倒没有想到老师和学校，因为我心中最爱的是妈妈。

要面子，不敢临阵脱逃，下了课，这七个人背了书包就狂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长满了遍地含羞草的池塘边去。也许女生去得太快了，池塘边男生的影子也没一个，当时，在台北市，含羞草很多的。我最喜欢去逗弄它们，一碰就羞得立即合上了叶子。等它合了好久好久，以为可以不羞了，我又去一触，刚刚打开的那片绿色，哗一下又闭起来了。

就蹲在池边跟草玩，眼睛不时抬起来向远处看，眼看夕阳西下，而夜间的补习都要开始了，男生们根本没有出现。离开池塘时，我们七个都没有讲太多话，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难堪极了。

也不敢去问人家为何失约，也不再装腔作势的去骂人了，只是伤心。那时候快毕业了，课业一日加重一日，我们的心情也被书本和老师压得快死了，也就不再想爱情的事情，专心念起书来。

总也感染到了离愁，班上有小朋友开始买了五颜六色的纪念册，在班上传来传去。或留几句话，或贴一张小照片，写上一些伤感与鼓励的话语，也算枯燥生活中心灵上一些小小的涟漪。

男生班里有一个好将——不是我中意的那个，居然将他一本浅蓝色的纪念册偷运进了我们七姊妹的书包里。我们想，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总得留些话给别人，才叫义气，这个风险一定要冒一下的。于是，在家中大人都睡下的时候，我翻出了那本纪念册，想了一下就写——“沈飞同学：好男儿壮志凌云。陈平上。”写完我去睡觉了。纪念册小心藏进书包里，明日上学要传给另外的女生去写。

第二天早晨，妈妈脸色如常，我匆匆去学校了。等到深夜放学回家，才见父母神色凝重的在客厅坐着。妈妈柔声可是很认真的问：“妹妹，昨天，你写的那本纪念册是给男生的，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好男儿壮志凌云，是什么意思？”我羞耻得立即流下了眼泪。细声说：“我想，他长大了要去当空军。”“他当空军？你怎么会知道？交谈过了吗？”我拚命的摇头，哪里晓得他要做什么，只因为他名字上就一个“飞”字，我才请他去凌云的。

父母没有骂也没有打，可是我知道跟男生接触是他们不高兴的事。仍然拚命流泪。后来，父母说以后再也不许心里想这种事情，要好好用功等等，就放我上床去了。

眼看毕业典礼都快来了，男生那一群也想赴死一战，又传了话过来，说，填好“初中联考志愿单”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学校只那一次不必补习，要约我们七个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的“第一剧场”看一次电影。

我虽然已经被父母警告过了，可是还是不甘心，加上那时候铅笔盒底下一直放着拾块钱——足够用了。就想，反正又不跟男生去靠，更不拉手，看场电影了此心愿，回家即使被发现了受罚，也只有受下来算了。

那时候，坐公共汽车好像是三毛钱一张票，电影要六块。我们七个人都有那些钱。也不知，女生看电影，在当时的社会是可以由男生付帐的。

很紧张的去了，去()了六个，王美娟好像没有参加，反正是六个人。也没有出过远门，坐公车不比走路上学，好紧张的。我们没有花衣服，一律穿制服——白衣黑裙。

延平北路那家“荣安银楼”老店旁的电线杆下，就聚着那群男生。我们怯怯的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看见我们来了，马上朝“第一剧场”的方向走去。男生走，我们在好远的后面跟。等到窗口买票时，男生不好意思向售票小姐讲：后面来的女生最好给划同一排的票。他们买了票，看了我们几眼，就进去了。我们也买了票，进去坐下，才发现男生一排坐在单号左边，我们一排在双号右边好几排之后。

那场电影也不知道在演些什么。起码心里一直乱跳，不知散场以后，我们和男生之间的情节会有什么发展。

散场了，身上还有三块多钱。这回是女生走在前面，去圆环吃一碗仙草冰，男生没有吃，站得远远的，也在一根电线杆下等。后来，公车来了，同学都住一区的，坐同样的车回家，也是前后车厢分坐，没有讲话。

下车，我们又互看了一次，眼光交错的在一群人里找自己的对象。那一场拚了命去赴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