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

“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

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

“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麦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

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

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食宿。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长得眉清目秀。冬天住在我家，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夜里叫得很好听，我很想要。第二天清早，母亲告诉她，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

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

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

“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1982月12日

孙犁：香菊的母亲

香菊的母亲，今年三十七岁，在贫农里，她却和老婆们组织在一起。每当夜晚开会，在那白发苍苍的一群里，她那充满青壮年精力的说话的声音，她那把褂子的袖口，像年轻人一样高高地卷起来，大脚板平整自然地站立着的说话的姿势，就越使她显得有力和突出。

她同香菊，都是本村贫农的斗争骨干，她表现的却更冷静、顽强和有见解。在大会上，她领导的那白发的一组，总和香菊那青年姑娘的一组并排坐着。她们喊口号比不上青年组，但诉苦说理和坚持意见，却非那年轻好笑的一群可比。在大会上，香菊的母亲常常提出最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刚一提出，有时不能为全体接受，她坚持着这个意见，沉着地向大家说服。有一次，甚至主席也来限制她说话了，她不服，她严厉地说：“不让我说话那可不行！”

她的脸孔很黑，她的眼睛更黑，每当她生气的时候，眼皮微微下垂，人们就知道，在她心里鼓动着暴风雨。她并不刁泼，非常认真。贫农代表中，有她的一个邻舍，有一次传言说这个代表吃了地主的送情粮食，贫农要求把她罢免。香菊的母亲不信会有这种事，她说，“那是东头人们对西头人们的成见。”工作团的同志批评了她，叫她去看事实，她就花费了几个晚上和几个早上的时间，去观察那个代表的行动。

从工作团到了村里，一共两个来月，中午一个会，晚上一个会，再加上一些别的会，这会就不知开了有多少。香菊的母亲没有一次迟到，没有一次早退，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说：“一句话也不能漏了。”

她开会开得瘦了好些。直到分完了果实，选举了干部，她才慌忙到地里去收割早已熟了的庄稼。她分的二亩两头临道的地，种的黍稷，她同香菊忙了一天，用包袱背了回来，一进门就对我说：“今年过年有粘饼子吃了。”分浮财，她家分了一个红漆小凳；村里正在庆祝斗争胜利演大戏，工作团一个同志病了没力气，她三番两次叫香菊背了去，让那同志坐。

香菊的母亲和香菊得到这些东西，表现了衷心的喜悦。她们欢喜的是：斗争胜利了，我们说了话。她们没有只从这些东西的价格上去估计斗争，是从这些东西的意义上去估计斗争。一条红漆小凳代表什么呢？为什么香菊把它擦了又擦？这条小凳代表的东西很多，它又只简单说明：穷人过去就没有这样一条小凳。它很小、很简单，但它是一个点一条线，通到胜利的终点。就好比，每个人都想进京城，他现在已经走在路上，经过了一个村庄。这胜利的起点，就包括着胜利的全部。

因此，在多么农忙的时候，香菊的母亲也没有限制过香菊去开会，过去十几年，这女孩子是没有这么随便过的。无论是在家里，是在会场上，每逢香菊发言和喊口号，我们常看见母亲对女儿赞美的微笑。母亲欢笑的原因是：自己的女儿可以不再经受自己经历的苦难，自己也庆幸能赶上参加这解放的斗争，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儿女。

在斗争大会上，她总是同女儿坐在最前面。在群众愤怒的时候，她是站起来的第一个人。同时，她顽强地坚持斗争。

工作团一走，正是大秋，地主向人民反攻，他们用耍赖皮脸的外形，包藏祸心，到农民分得的土地上去劫收。他们说：

“这地是我家种的！”香菊的母亲无情地反抗了这种抢劫，并且号召组织了对地主无耻行为的审判。

在公审大会上，她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这对自己的阵营是一种教育，对敌人是一种奇袭。我们的农民最大的弱点是怜悯心，他们见不得地主的眼泪，和那一套乞怜相；他们只看见地主伸过来的乞讨的手，忘记人家掩藏在背后的企图复仇的刀！

这样，香菊的母亲的见识和行为，在我们斗争的前路上，就更值得宝贵。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标志。她亲自动手，再剥掉地主伪装的一层画皮！

香菊的母亲的半生里，既辛劳又充满内心的痛苦。她六七岁上，父亲就把她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一个人，作为妻室。

丈夫并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做了一辈子长工，饥寒劳碌，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再在自己土地上工作。在地主家扛长工，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傻子，对谁也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花费一个钱。香菊的母亲小小年纪娶过来，就得当男变女，买东办西，什么事也得她出头露面去做。在旧社会里，她也是一员闯将。

我曾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香菊的母亲，香菊的叔父。香菊的叔父今年四十一岁了，没有娶过妻室。香菊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他总是端着一个大碗，夹上些菜，一个人到大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老小不是他的一样。

香菊有个小弟弟，今年才三岁，整天抱在叔叔的怀里，我从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吃完饭，他一个人就到园里去了。他不能做重活，他蹲在烟畦里捉拿那些虫子，半天半天的，隐在那肥大的烟叶下面，一声不响。

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

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

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

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

香菊的母亲在她的孩子中间，最爱香菊，斗争以后，她更爱她的女儿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着香菊对我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

人们追求着理想。在解放的道路上，这理想逐步解除每个人切身的痛苦，寄托他那衷心的希望。因为这样，理想才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大。

1947年9月

记忆被吞噬的母亲

文/邵衡宁

今夜我又梦到妈妈了：76岁的她从养老院后门成功“出逃”，一路慌慌张张、跌跌撞撞，直奔向她梦牵魂绕的家，那个她和外婆曾经的家……怕被我们再度找到送回养老院，她在家后面的荒草地里东躲西藏，还扔掉了手机卡，决然切断了和我们、也是和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

我满身是汗地醒来，脸上还有未干的泪。时钟指向早晨4：00。这正是远在千里之外养老院的妈妈，通常醒来开始一个人在屋子里走动的时间。

15平方米整洁的房间，有桌子有衣柜，有电视有冰箱，还有卫生间，多像一个家！在寂静漫长的冬夜，妈妈常常就这样孤寞地在房间里，拖着因脑溢血后遗症致残的右腿，慢慢地走着，穿梭在清醒和糊涂之间；清醒时就盼着我们姐弟能把她接走，糊涂时就盼着自己的妈妈来领她回家。

妈妈的记忆，就像这冬日里的雪花一样，常被风吹得七零八落，转瞬即逝。

“丫头，知道你忙，等你和你哥有时间了，能不能送我回家看看，哪怕就住一天？”几天前，妈妈又在电话中幽幽地说，几近恳求。我欣喜莫名，为妈妈这难得的清醒。我没有纠正她，“您又记错了，我是老大啊。”

我早已知道纠正了也没用，要不了几分钟，妈妈还会忘记。3年的抗争，通过那些努力和眼泪，我们终于慢慢接受，身患失智症的母亲，她终有一天，会忘记她这一生所有的经历，会连我们是谁都不记得！

古稀之年的母亲，不幸成为我国600多万渐进性失智症老人中的一员，而这个群体的人数，正在以每年30万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病由轻及重，不可逆转，最后会消灭患者所有的记忆、认知和语言，直至生活不能自理。

最初，妈妈就是记忆力减退，拿起电话会忘了要给谁打；东西放到了什么地方老是找不到；老怀疑别人偷了她的钱。直到有一天，妈妈在小区里散步，竟然找不到家了，别人问她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她都一概想不起来；再问她有无儿女、叫什么名字，她越发糊涂……去了医院我们才知道，原来妈妈患了失智症，也即老年痴呆症。

3年来，我们眼看着妈妈的记忆力，由近及远地被一点点吞噬，智力慢慢向着出生的方向倒退，慢慢成了一个老小孩。闹着要“回家”，成了妈妈糊涂时的主题。她是那么思念早已逝去的外婆，常常轻唤：妈妈，您在哪里呢？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两年前，妈妈经常会叫错我的名字，到去年的时候，又开始叫我姐了。妈妈从来没提起过爸爸，但在商场里，她常会拿起一件适合老年人穿的男装说“这个合适”；在公园里遛弯时，也常会左顾右盼地喃喃自语：“老先生呢？”问她老先生是谁，她却说的是我外公的名字。心底的家，口中的老先生，妈妈说不出，但我知道。如今妈妈已不再提“老先生”了，她快乐地忘却着。

妈妈每天都要到垃圾堆里捡东西，你不让她往家里拿，她就跟你急。而家里所有能拿动的东西都可能被她藏起来，冰箱里的肥皂盒，餐桌上的拖鞋……忙着收拾她弄乱的局面，成为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

照顾妈妈这样的病人，是要花很多心思的。比如半夜正睡觉，她却急着要去上班，你哄她说：“8：00才上班，还不到点呢，你再睡会儿。”她才会释然去睡。比如当她数对了剥了多少粒毛豆或完成拼图时，你的表扬会让她那么开心。

虽然妈妈的记忆被一点点吞噬了，但她的善良却留了下来：吃饭时必定要给别人夹菜，因为记不住，会夹好多次；看不得客人站着，一定要拉人家坐下歇歇等……尽管这些关心她常用错了地方。而在她夜里闹着要“回家”找妈妈时，“你看都半夜了，明天我们还得上班”往往是最奏效的话，虽然她的神色表明内心很着急，但也会慢慢走到她自己的房间，乖乖地装睡。

没被吞噬的，还有她那生命深处的母爱。去年腊月，妈妈因病住进医院。第二天夜里，她突然很着急地起床非要出去找我，说这么晚了丫头怎么还没放学！护工想拦住她，她急得冲人家又踢又打。待我赶到医院，只见寒风里，我白发苍苍的妈妈正站在病房前焦急地等着。见到我，妈妈的担忧一点也没缓解，她说：“我不是找你，我找我家丫头！”

平时我收拾家时，她也总会关切地说：“你累了吧？我来。”会帮忙把衣服叠得方方正正；会愉快地帮着擦桌椅和拖地，还会把用脏的抹布泡在洗衣液里，一遍一遍搓洗……而黄昏时，只要我外出，她一准会搬个凳子坐在窗前，唠叨着：“丫头怎么还不放学呢？”

目睹妈妈的病程进展，是让人痛心而无奈的。近一年来，妈妈的生活自理能力每况愈下，糊涂的时候越来越多：带她出去，一不留神就不见踪影；常把大小便弄在身上；给她洗一次澡就像打架；半夜常起床收拾东西吵闹着要“回家”，或者连续几小时大哭着要找妈妈……在漫长而繁重的照料中，我的决心开始动摇。

儿子今年上高三了，家里这样下去怎么行啊！为了给儿子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请了保姆在家照顾妈妈，我则陪孩子住在学校附近。谁知妈妈非说人家在饭菜和水里下毒。如今保姆不好找，我明知妈妈听不懂，还是吓唬她：“如果您再把人家气走，就只能送您去养老院了！”但妈妈残存的理智，哪里知道我的情绪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段日子我真是心力交瘁。找不到保姆。一边是儿子，一边是智力只有两三岁的妈妈，我还得工作。（感恩  ）每当看到妈妈糊涂时弄得满床的粪便，我真恨不得从此闭上眼睛！随着时间的推移，妈妈的情形只会更坏，再这样陪妈妈，我的生活真要完了。

就这样，今年3月，我和工作在外地的弟弟商量，把妈妈送到他那里一家很不错的养老院。送妈妈去的那天，我是挣脱她的手、在她“我要回家”的哀嚎里哭着逃离的：这个曾含辛茹苦养大我的人，这个糊涂时只有两三岁孩子智力、需要人照顾的年迈老太太，这个即便在不清醒中，仍会拿着衣服对我说“冷，穿上吧”的妈妈，就这样，被我像包袱一样留在了养老院。

每次给妈妈打电话，若赶上她清醒，她一定会说：“我在这里很好，你放心吧。”如果赶上她糊涂，她一定会一遍遍地央求说：“我想回家。”

在养老院里，妈妈吃得好吗？住得惯吗？当妈妈记不住话时，护理员会训斥她吗？无数个夜里，我不敢深想，又无法不想。无法安睡时，我会走进妈妈曾经住过的房间里，长久地坐着，内心无比煎熬，心里暗暗地说：妈妈，请原谅我。给我一个喘息的机会，过一段时间，我一定再接您回家。（

孙犁：父亲的记忆

父亲十六岁到安国县（原先叫祁州）学徒，是招赘在本村的一位姓吴的山西人介绍去的。这家店铺的字号叫永吉昌，东家是安国县北段村张姓。

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榨油和轧棉花。

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管账的先生念着账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的。

夜晚，父亲睡在库房。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里面是很暗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二十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父亲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于是被辞退了。

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

父亲好写字。那时学生意，一是练字，一是练算盘。学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写得很可以了。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他到天津做买卖时，买了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拿回家来叫我临摹，父亲也很爱字画，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卖去首饰、衣服、家具，然后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耪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

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我旧的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在我教书时，父亲对我说：

“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父亲对给他介绍工作的姓吴的老头，一直很尊敬。那老头后来过得很不如人，每逢我们家做些像样的饭食，父亲总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1984年4月27日

上午寒流到来，夜雨泥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