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论文人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着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ｆｒｅｒｅｓｓｅｒｖａｎｔｓ)；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以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gautier)在《奇人志》(les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sophobie)。

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in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即使偶尔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湿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作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mit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kriegsliederschreibenundinzimmersiteenl)。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当英雄，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励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

钱钟书：吃饭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辩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国家分成三等人，相当于灵魂的三个成份；饥渴吃喝是灵魂里最低贱的成份，等于政治组织里的平民或民众。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籍口，彷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古罗马诗人波西蔼斯（ｐｅｒｓｉｕｓ）曾慨叹说，肚子发展了人的天才，传授人以技术（ｍａｇｉｓｔｅｒａｒｔｉｓｉｎｇｅｎｉｑｕｅｌａｒｇｉｔｏｒｖｅｎｔｅｒ）。这个意思经拉柏莱发挥得淋漓尽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赞美肚子的一章，尊为人类的真主宰、各种学问和职业的创始和提倡者，鸟飞，兽走，鱼游，虫爬，以及一切有生之类的一切活动，也都是为了肠胃。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包括写文章在内），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饱满的肚子最没用，那时候的头脑，迷迷糊糊，只配作痴梦；咱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饭睡中觉，就是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ｂ．ｈ．ｂｒｏｃｋｅｓ）做赞美诗，把上帝比作“一个伟大的厨师傅（ｄｅｒｇｒｏｓｓｓｐｅｉｓｅｍｅｉｓｔｅｒ）”，做饭给全人类吃，还不免带些宗教的稚气。弄饭给我们吃的人，决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翁。这样的上帝，不做也罢。只有为他弄了饭来给他吃的人，才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挣钱养家的父亲，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着吃饭的孩子；这一点，当然做孩子时不会悟到，而父亲们也决不甘承认的。拉柏莱的话似乎较有道理。试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们把茶饭来向它祭献，它还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毕竟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赏。人生就因此复杂了起来。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唤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所以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法书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吃的菜不用说尽量讲究。有这样优裕的物质环境，舌头像身体一般，本来是极随便的，此时也会有贞操和气节了；许多从前惯吃的东西，现在吃了彷佛玷污清白，决不肯再进口。精细到这种田地，似乎应当少吃，实则反而多吃。假使让肚子作主，吃饱就完事，还不失分寸。舌头拣精拣肥，贪嘴不顾性命，结果是肚子倒霉受累，只好忌嘴，舌头也只能像李逵所说“淡出鸟来”这诚然是它馋得忘了本的报应！如此看来，吃菜的人生观似乎欠妥。

不过，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磨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彷佛一只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ｒｏａｓｔｐｏｒｋ）和苹果泥（ａｐｐｌｅｓａｕｃｅ）、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份，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到现在，他们亲热得拆也拆不开。在调味里，也有来伯尼支（ｌｅｉｂｎｉｚ）的哲学所谓“前定的调和”（ｈａｒｍｏｎｉａｐｒａ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ａ），同时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协，譬如胡椒和煮虾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乐里，商角不相协，徵羽不相配。音乐的道理可通于烹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论语》上记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虽然在《乡党》一章里颇讲究烧菜，还未得吃道三昧，在两种和谐里，偏向音乐。譬如《中庸》讲身心修养，只说“发而中节谓之和”，养成音乐化的人格，真是听乐而不知肉味人的话。照我们的意见，完美的人格，“一以惯之”的“吾道”，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追随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那一大段，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国如烹小鲜”。孟子曾赞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这里的文字也许有些错简。其实呢，允许人赤条条相对的柳下惠，该算是个放“任”主义者。而伊尹倒当得起“和”字——这个“和”字，当然还带些下厨上灶、调和五味的涵意。

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等等，那就是“请吃饭”了。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极为简单。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至于请饭时客人数目的多少，男女性别的配比，我们改天再谈。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鉴》（ａｌｍａｎａｃｈｄｅｓｃｏｕｒｍａｎｄｓ）里有一节妙文，不可不在此处一提。这八小本名贵希罕的奇书，在研究吃饭之外，也曾讨论到请饭的问题。大意说：我们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以增进朋友的感情，减少仇敌的毁谤。这一番议论，我诚恳地介绍给一切不愿彼此成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变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诸君的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钱钟书：论快乐

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ｖｉｇｎｙ）的《诗人日记》（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ｕｎｐｏｔｅ），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法语里，喜乐（ｂｏｎｈｅｕｒ）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ｓｉｌｅｂｏｎｈｅｕｒｎ'ｔａｉｔｑｕ'ｕｎｅｂｏｎｎｅｄｅｎｉｅ！）。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永，辟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概叹说：”欢娱嫌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德语的沉闷（ｌａｎｇｗｅｉｌｅ）一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这种神话，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从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段成式《西阳杂俎》就说：“鬼言三年，人间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还是个未满月的小孩。但是这种“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广异记》载崔参军捉狐妖，“以桃枝决五下”，长孙无忌说罚得太轻，崔答：“五下是人间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见卖老祝寿等等，在地上最为相宜，而刑罚呢，应该到天上去受。

“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决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罢！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课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的偷度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想到快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彷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么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小孩子初生了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时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ｍａｌｌａｒｍｅ），都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王丹麓《今世说》也记毛稚黄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在着重体育的西洋，我们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工愁善病的诺凡利斯（ｎｏｖａｌｉｓ）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罗登巴煦（ｒｏｄｅｎｂａｃｈ）的诗集《禁锢的生活》（lesviesencloses）里有专咏病味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puration）”。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顽健粗壮的十八世纪德国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einebewunderungswrdigeerfindung)”。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

钱钟书：一个偏见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魔鬼在但丁《地狱篇》第二十七句中自称：“敝魔生平最好讲理。”可见地狱之设，正为此辈；人生在世，言动专求合理，大可不必。当然，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也是偏见。依照生理学常识，人心位置，并不正中，有点偏侧，并且时髦得很，偏倾于左。古人称偏僻之道为“左道”，颇有科学根据。不过，话虽如此说，有许多意见还不失禅宗洞山《五位颂》所谓“偏中正”，例如学术理论之类。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世界太广漠了，我们圆睁两眼，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得可怜，狗注视着肉骨头时，何尝顾到旁边还有狗呢？至于通常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是，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譬如说，柏拉图为人类下定义云：“人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也。”可谓客观极了！但是按照希腊来阿铁斯(diogeneslaertius)《哲学言行论》六卷二章所载，偏有人拿着一只拔了毛的鸡向柏拉图去质问。博马舍(beaumarchais)《趣姻缘》((mariagedefigaro)里的丑角说：“人是不渴而饮，四季有性欲的动物。”我们明知那是贪酒好色的小花脸的打浑，而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偏宕之论确说透了人类一部分的根性。偏激二字，本来相连；我们别有所激，见解当然会另有所偏。假使我们说：“人类是不拘日夜，不问寒暑，发出声音的动物。”那又何妨？

禽啭于春，蛩啼于秋，蚊作雷于夏，夜则虫醒而鸟睡，风雨并不天天有，无来人犬不吠，不下蛋鸡不报。唯有人用语言，用动作，用机械，随时随地做出声音。就是独处一室，无与酬答的时候，他可以开留声机，听无线电，甚至睡眠时还发出似雷的鼻息。语言当然不就是声音，但是在不中听，不愿听，或者隔着墙壁和距离听不真的语言里，文字都丧失了圭角和轮廓，变成一团忽涨忽缩的喧闹，跟鸡明犬吠同样缺乏意义。这就是所谓“人籁”！断送了睡眠，震断了思想，培养了神经衰弱。

这个世界毕竟是人类主宰管领的。人的声音胜过一切。聚合了大自然的万千喉舌，抵不上两个人同时说话的喧哗，至少从第三者的耳朵听来。唐子西的《醉眠》诗的名句“山静如太古”，大概指着人类尚未出现的上古时代，否则山上住和尚，山下来游客，半山开饭店茶馆，决不容许那座山清静。人籁是寂静的致命伤，天籁是能和寂静溶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一是二。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无数禽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来庇荫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鸣噪，琐碎得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鸟鹊的声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都一声两声地向寂静来试锋口。但是寂静似乎太厚实了，又似乎太流动了，太富于弹性了，给禽鸟啼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满。雄鸡引吭悠扬的报晓，也并未在寂静上划下一道声迹。慢慢地，我们忘了鸟啭是在破坏寂静；似乎寂静已将鸟语吸收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此时只要有邻家小儿的啼哭，楼上睡人的咳嗽，或墙外早行者的脚步声，寂静就像宿雾见了朝阳，破裂分散得乾净。人籁已起，人事复始，你休想更有安顿。在更阑身倦，或苦思冥想时，忽闻人籁噪杂，最博爱的人道主义者，也许有时杀心顿起，恨不能灭口以博耳根清静。禽兽风涛等一切天籁能和寂静相安相得，善于体物的古诗人早已悟到。《诗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下文就说明“有闻无声”；可见马嘶而无人喊，不会产生喧闹。《颜氏家训》也指出王籍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有闻无声的”感觉；虫鸟鸣噪，反添静境。雪莱诗《赠珍尼——一个回忆》(tojane--arecollection)里，描写啄木鸟，也说鸟啄山更幽。柯律立治(coleridge)《风瑟》诗(eolianharp)云：“海声远且幽，似告我以静。”假使这个海是人海，诗人非耳聋头痛不可。所以我们常把“鸦鸣雀噪”来比人声喧哗，还是对人类存三分回护的曲笔。常将一群妇女的说笑声比于“莺啼燕语”，那简直是对于禽类的悔辱了。

寂静并非是声响全无。声响全无是死，不是静；所以但丁说，在地狱里，连太阳都是静悄悄的(doveilsoltace)。寂静可以说是听觉方面的透明状态，正好像空明可以说是视觉方面的寂穆。寂穆能使人听见平常所听不到的声息，使道德家听见了良心的微语(stillsmallvoice)，使诗人们听见了暮色移动的潜息或青草萌芽的幽响。你愈听得见喧闹，你愈听不清声音。唯其人类如此善闹，所以人类相聚而寂不作声，反欠自然。例如开会前的五分钟静默，又如亲人好友，久别重逢，执手无言。这种寂静像怀着胎，充满了未发出的声音的隐动。

人籁还有可怕的一点。车马虽喧，跟你在一条水平线上，只在你周围闹。惟有人会对准了你头脑，在你顶上闹－－譬如说，你住楼下，有人住楼上。不讲别的，只是脚步声一项，已够教你感到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有人在踹你的头。每到忍无可忍，你会发两个宏愿。一愿住在楼下的自己变成《山海经》所谓“刑天之民”，头脑生在胸膛下面，不致首当其冲，受楼上皮鞋的践踏。二愿住在楼上的人变像基督教的“安琪儿”或天使，身体生到腰部而止，背生两翼，不用腿脚走路。你存心真好，你不愿意()楼上人像孙膑那样受刖足的痛苦，虽然他何尝顾到你的头脑，顾到你是罗登巴煦所谓“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

闹与热，静与冷，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在阴惨的地狱里，太阳也给人以寂寥之感。人声喧杂，冷屋会变成热锅，使人通身烦躁。叔本华《哲学小品》(parergaundparalipomena)第二百七十八节中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因为耳朵不聋，必闻声音，声音热闹，头脑就很难保持冷静，思想不会公平，只能把偏见来代替。那时候，你忘掉了你自己也是会闹的动物，你也曾踹过楼下人的头，也曾嚷嚷以致隔壁的人不能思想和睡眠，你更顾不得旁人在说你偏见太深，你又添了一种偏见，又在人生边上注了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