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和他的汕头老家

汕头潮阳区与市区隔江相对，不远处就是入海口，看得见各式船只繁忙地运输作业。

虽然仅隔了条江，可是即使是在潮汕地区，黄光裕的老家——汕头潮阳区也是被当做异类对待的，说起潮阳，潮汕地区人脸上很容易讪笑，说那里是海盗的滋生地;是经营天才的诞生地，“在南洋做生意的潮汕人里，潮阳的占了一大半”。

潮阳人做生意：“资本游戏玩耍得极其流畅，而且，他们总觉得钱可以搞定一切。”在潮州待了多年的张更义这么说，他也是《潮商》杂志的主编，接触了众多的潮州商人。

祖居和教堂

曾化矛用一把漂亮的有包浆的古老瓷壶给我泡了杯功夫茶，这里是潮阳铜盂镇曾厝村，黄光裕数次对外界说起过他的老家。屋子里收拾得干净，环屋的却是乌黑的臭水沟，还有永远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的废旧塑料回收厂，曾厝至少有十余家这样的小工厂。

“能喝上这样的水还是俊烈的功劳，他帮村里修建了个蓄水池，花了20多万块，可是村里有些人还是总觉得他捐款少。”曾俊烈，是黄光裕曾经的名字，他父姓黄，母姓曾，父亲属于入赘母亲家族。“入赘当然跟我们这边姓。”曾化矛用再自然不过的语调说。

曾化矛的家在黄光裕家的南首，村里有大面积的这种的“坐北朝南”的所谓“四点金”的民居，这种围合起来的房屋排列非常齐整。

论起亲属关系来，曾化矛和黄光裕的母亲曾婵贞还有点表亲关系，不过这也很正常，曾厝的500多村民大多姓曾。曾化矛对黄光裕的有所了解，与其说是因为亲属关系，不如说是乡村里一个普通老者对同乡村的成功者的好奇和骄傲所致。

1991年，曾俊烈22岁的时候，整个家庭改回了父姓，他变成了黄俊烈——现在他的身份证上还是这个名字。“‘光裕’是后来他在外面起的名字，据说是有高人指点，我们年纪大的人还是叫他俊烈。”

俊烈早几年回家乡的时候，村里人不太知道他已经成功到了那种地步，“还是俊烈俊烈地叫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报纸上登的中国首富黄光裕”。他回村虽然也坐着轿车，但是大家也不奇怪，“汕头1990年就开始满街跑奔驰，大概5辆里就有一辆奔驰，所以我们还真不知道他有那么富”。

黄光裕喜欢泡茶。“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男人女人都能泡一手好功夫茶，有一年他回来祭祖，正好村里水库进污水了，他二话没说就出了几十万元，给村里修水利。”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黄光裕并没有在乡村显露他的富裕，“我们村里外出做生意的人非常多，而且各个城市都有，慢慢才传回来，原来北京、上海、沈阳都有我们俊烈开的店”。

村里的干部们由此才后悔，没有喊以往数次回家的黄光裕多捐点款项：“捐款是我们这里的习惯，谁捐的少就要被人背后指手画脚。”

2004年，黄家的老宅开始装修，当地在外成功的经商者，都有将自己的祖宅重新装修的习惯，“可是黄家的装修还是很让我们开眼”。

曾化矛家不远处就是黄光裕兄弟姐妹4人共同出资装修的祖宅，也是四点金的结构，其实这幢色泽鲜艳的住宅自我们进村就注意到了，与众不同的深红色外观使它在村落里传统的一排排黄褐色住宅中非常显眼，外墙全是大块瓷砖，墙头装饰的全是潮州砖雕，却没有用别家惯用的戏曲人物，而是瓶花，原来这是这个天主教家庭特殊的装饰。曾婵贞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家里的4个孩子在出生后都受了洗，尽管黄光裕和他的哥哥黄俊钦都出生在“文革”中，“可是这里管得松，当时还是偷偷受了洗”。

黄家大门现在紧闭，无从进入。“其实这样常年关着门的不仅仅是他们一家，我们这里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常年在外做生意，房子修建得很漂亮，但是不住人，请亲戚代管，一年只开两次：清明一次，春节一次，那时候全家回来，打扫房间，然后请亲戚朋友来喝茶，俊钦、俊烈这两年再怎么忙，清明也会回来。不过不会亲自打扫啦，全村沾亲带故的人都会去帮忙。”

在曾化矛这个饱经世故的老人看来，这种帮忙很应该。“小时候因为他们是外姓人，经常被村里孩子欺负，现在去帮帮忙就当是赔罪啦。”

黄家祖居还有一点与众不同，别人家进门横匾上都是某某堂，某某居，他家却是“圣家”二字，两边的石刻对联是“圣德古今第一圣，家道长流化万家”。曾化矛说：“我们几个老人看了这对联，觉得有点不妥当，可是说出来估计他们也不会听。”黄光裕一家早就全部去了北京，就是大家熟悉的曾婵贞夫妇，虽然穿着打扮还不怎么奢侈，“可是他们已经是另外的味道了，听说他们俩在北京也有自己的公司”。

曾厝在潮汕地区属于不发达的乡村，村里很多房子都租给了外地人办各种小工厂，说是工厂，倒不如说是工棚，紧挨着黄家的祖宅的围墙，就势搭起了几个塑料棚，前是拆废物的车间，一个是焚烧废塑料的，一个是拆旧电器的。“经济落后才这样，当时村里到外面还没有水泥路，所以村里几个管事的去北京找到黄家，想让黄家兄弟出钱修一条通往外面的公路。”（励志名言  ）没想到事情没有想象中顺利，无论是话少的哥哥还是说话利落的黄光裕，都没有一口应承，最后是几个村里联合修建通往县城的公路，各村联合集资，剩下不足的部分由黄家兄弟补足。但是路名还是要叫“国美大道”。这样，村里开始流传黄光裕不够大方的传闻，那正是他登上排行榜成为首富的2004年。

与此同时，在母亲照管下，一座投资400万元的天主堂开始在乡村对面的农田里兴建，平心而论，那是一幢辉煌的建筑，周围新栽种了不少樟树，把它和破旧的村庄隔离开来，附属的客堂就有3层楼高，比村里的小学要大一倍多。建成的那天，从北京请来了歌星，节目一直演出到深夜零点，这次盛大的庆典，成为村里至今还偶尔谈起的盛事。而黄家开来5辆名车，跟随着大批随从的排场，也使见过世面的村里人终于开了眼界。

曾化矛替他说话：“其实那条路各村捐款的只有几十万元，剩下的几百万元都是两兄弟出的，村里的幼儿园和敬老院也是两兄弟出的。”可是潮汕地区又有这样的传统：只要你发达了，就必须捐款，捐多少大家也不觉得多，何况，黄光裕还有中国首富的名头。

父系和母系：17岁的少年

如果说对黄光裕的印象是漫画式的，村里人对曾婵贞印象就出奇的好，觉得她说话爽快，肯帮忙。“有恩报恩，有德报德。”她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十几岁的黄光裕骑着车带她四处找医生，附近镇的一名老中医见他们贫困，不收钱给她治疗，结果这个老中医前些年成了黄家的座上宾，经常被请去北京，他的女儿被安排进深圳国美工作，后来自立门户，成了国美的供销商，“都是婵贞安排的”。

在村口卖凉茶的曾庆水和曾婵贞的弟弟是朋友，沈阳国美开业的时候，黄光裕任命他舅舅负责沈阳片区，曾庆水那时正在沈阳开小店，他说：“我们经常去他那里喝茶，他和我们说起他姐姐来也很佩服，觉得黄光裕能有今天，他母亲的功劳很大。”

曾婵贞管家很严，“那时候他们家很穷，黄光裕的爸爸黄昌义12岁来我们村投靠，后来干脆入赘曾家，也没什么活计，就在村里卖豆浆。我们这里是侨乡，虽然穷，但是家家户户都有些海外关系，可入赘来的黄昌义好像就没什么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别人家有海外寄来的包裹，可是他家就没什么”。

曾婵贞的祖上在泰国也是很有名气的商人，经营大米和布料，按照曾婵贞的说法，老祖的名气大到一定地步，在泰国，谁要是挂上仿冒他们老祖的招牌，谁家的店就能火起来。可是年代久了，海外的亲戚已经疏远，只留下了一些光彩的传说，被她用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在国美成功后，她曾经很骄傲地对记者说，黄光裕在北京的名气，终于和她老祖在泰国的名气一样大了。

那时候还叫做曾俊烈的黄光裕家中只有两亩地，村里人还记得他家的贫困。“婵贞很争气，即使别人欺负到他们家，她也教育孩子不要反过来去欺负别人，而是要争气，不在外面惹祸，对人要礼貌，兄弟姐妹要团结。而且，她从来不打孩子，最多只是说几句。”

曾庆水还记得黄光裕兄弟在村里的集市上帮他父亲卖豆浆收钱递货的身影，“在我们这里也很平常，孩子们从小就要帮助父母亲做生意”。可是那个小生意小到根本不需要几个人去做，上世纪70年代末期，汕头地区开始流行的走私家电、手表，才把十几岁的黄家兄弟卷了进去。

作为潮汕人的吴二持还记得那个年代这里的疯狂，乡镇上时常看见卖走私表的孩子，拿着一麻袋的电子手表，不一会时间就能换成一麻袋的钱。“只要有这种门路，很少有人不干这个的。”

而流传的黄光裕兄弟少年贫困，甚至“捡垃圾为生”——其实也和走私生意有关，曾庆水这点记得很清楚：“曾厝有些能干的人从海上运回来好多电视机、收录机，说是从*、香港那边弄回来的，别人再从他们手上收来，把这些来路不明的电器运到城市卖掉。有半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做这些生意，其中有些是旧电器，很脏，可是也有办法重新组装，村里堆得像垃圾堆，很赚钱，我记得黄光裕兄弟俩就常常骑着旧自行车去各村收旧电器，收来再出手。”那还是80年代初期，黄光裕还只有十几岁，却已经成为精明的“下家”，收来的货全部能出手。1986年，他17岁的时候，就和哥哥带着一批旧电器出门远行内蒙古了。“村里像他这么出去做生意的人很多，像他那么大年纪出去的也很多，要是他不发大财，大家还真记不得他了。”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铜盂镇附近的贵屿镇现在还是国内电子垃圾的处置中心，只是现在收回来的都是国内的电子垃圾罢了。

曾庆水自己也是在那个年代挣到了第一笔大钱，3000元，那还是1983年，他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出门做生意的，“到处开店铺”。潮汕人不喜欢替人打工，称为“工字不出头”，所以有了点钱都是直接做买卖。

20多年过去了，曾庆水却回到了家乡开凉茶铺。“店全部给子女看管，自己不愿意再到北方受苦。”他在东北地区开了一家建材铺，规模只有几十万元，“和黄光裕比起来差远了”。

在曾厝，黄光裕的父亲给人印象并不深，村里人就知道黄昌义十几岁就来到曾厝，是因为在老家西胪镇波美村无法立足，“土改的时候，昌义那一支的土地被没收了”。

相比起在曾厝谈起黄光裕还不免谨慎的说话方式，在波美村，黄光裕就更像公共话题，在大庭广众之下，只要说到这3个字，成年男性就会骄傲地说，他是六房的吗，和我要算堂兄弟、堂侄孙之类。尽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从没有见过黄光裕，甚至他的父亲黄昌义都只见过一两次。

“黄昌义和老婆回来过一次，说是要找些自己那支的兄弟，可是没找到几个，所以也没有翻修祖宅。”这里也有幢辉煌的天主教堂，是曾婵贞捐款200多万元的产物。

波美村在黄光裕发达后，派遣几个头面人物上北京找过他，想让他捐款修村里的水库。“可是那20多万块他都不肯出。”黄光裕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波美村人，兄弟姐妹也从没有回乡认过祖。这在波美村人看来简直是不可原谅的事情。要知道，修祠堂捐款是已经富裕了的潮汕人的比富方式，“清明节的时候，从广州、深圳回来的豪华车辆把公路都堵死了，按照规矩来讲，他肯定应该回来祭拜我们这里才是”。

2006年的“荣归”

2006年6月，潮商大会在汕头举行，当时已经成为中国首富的黄光裕第一次在汕头的公开场合亮相，受到了热烈欢迎。张更义非常清楚记得黄光裕在那次会议上的风光。“他剃了个光头，当时汕头的报纸都用‘酷极了’来形容他，我记得还开了一场公开见面会，会上的许多中学生一起大叫，你是我们的偶像，场面比明星出现隆重多了。”后来大家才知道，之所以剃光头，是因为此时的黄光裕已经开始脱发。

公开见面会上黄光裕确实是唯一的明星，许多同是重量级的潮商抢着和黄光裕合影，交换名片，称呼他为“潮人骄傲”。一位学生家长问问题，说作为“比尔·盖茨式”的中国偶像，他能不能给点建议给孩子们，究竟是读书好还是不读书好?黄光裕说，他的成功是努力加运气的结果，如果他读书了，国美的成就可能会更大。

张更义说，在论坛上，有人问他要是美国的电子产品巨头百思买进入中国后，国美怎么办的时候，黄光裕说：“我应该是家电连锁的祖师爷的祖师爷的祖师爷了。我去美国考察百思买时对他们说过，你在世界上很大，但进入中国市场会变得很小。我不理你，你要5年后才能追得上我，我要理你，很难把握在竞争中取胜的肯定就是你。这就是国美的未来!”

这次潮商大会上，汕头市领导才知道黄光裕早就多次回到家乡，“可是他从来不去见市领导，也不在市区停留，都是直接回曾厝”。

这次不一样了，汕头市领导想请黄光裕帮助家乡发展，至少在这里开几家国美的连锁店。可是黄光裕却始终没有决定在这里开店，也许在他看来，这几年经济欠发达的汕头不值得做大规模投资。

曾化矛记得，黄光裕曾在村口的古渡口旁边许下了愿望，要在练江上修建大桥，准备投资1800万元，把曾厝和对岸的司马浦镇连接起来，并且直通广汕公路，他说不能让现在的孩子像他小时候那样游泳过江，有生命危险。

当然，目前这句承诺无法兑现了，练江现在很肮脏，发黑的河流里面，还是有大批孩子在玩耍，其中一半是废弃物回收工厂的外地工人的孩子——这点大概和黄光裕童年的时候非常不同。

孙犁：老家

前几年，我曾诌过两句旧诗：“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最近几天，又接连做这样的梦：要回家，总是不自由；请假不准，或是路途遥远。有时决心起程，单人独行，又总是在日已西斜时，迷失路途，忘记要经过的村庄的名字，无法打听。或者是遇见雨水，道路泥泞；而所穿鞋子又不利于行路，有时鞋太大，有时鞋太小，有时倒穿着，有时横穿着，有时系以绳索。种种困扰，非弄到急醒了不可。

也好，醒了也就不再着急，我还是躺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床上，舒一口气，翻一个身。

其实，“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回过两次老家，这些年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也不想再回去了。一是，家里已经没有亲人，回去连给我做饭的人也没有了。二是，村中和我认识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中年以下，都不认识，见面只能寒暄几句，没有什么意思。

前两次回去：一次是陪伴一位正在相爱的女人，一次是在和这位女人不睦之后。第一次，我们在村庄的周围走了走，在田头路边坐了坐。蘑菇也采过，柴禾也拾过。第二次，我一个人，看见亲人丘陇，故园荒废触景生情，心绪很坏，不久就回来了。

现在，梦中思念故乡的情绪，又如此浓烈，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实在说不清楚。

我是从十二岁，离开故乡的。但有时出来，有时回去，老家还是我固定的窠巢，游子的归宿。中年以后，则在外之日多，居家之日少，且经战乱，行居无定。及至晚年，不管怎样说和如何想，回老家去住，是不可能的了。

是的，从我这一辈()起，我这一家人，就要流落异乡了。

人对故乡，感情是难以割断的，而且会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

那里的河流，确已经干了，但风沙还是熟悉的；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漏不堪；村人故旧，都指点着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

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前不久，我写信给一位青年作家说：“写文章得罪人，是免不了的。

但我甚不愿因为写文章，得罪乡里。遇有此等情节，一定请你提醒我注意！”

最近有朋友到我们村里去了一趟，给我几间老屋，拍了一张照片，在村支书家里，吃了一顿饺子。关于老屋，支书对他说：“前几年，我去信问他，他回信说：也不拆，也不卖，听其自然，倒了再说。看来，他对这几间破房，还是有感情的。”

朋友告诉我：现在村里，新房林立；村外，果木成林。我那几间破房，留在那里，实在太不调和了。

我解嘲似地说：“那总是一个标志，证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户。人们路过那里，看到那破房，就会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会把我忘记了。”

但是，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要消失。

1986年8月12日，晨起作。闷热，小雨。

老舍：汕头行

（一）　流沙水库

山抱西南北，东迎晓日开。

梯田荣桔柚，水电耀楼台。

宝血青峰在，流沙雪浪来。

英雄真不朽，世代奋风雷。

（二）　过澄海三大桥

昔从澄海到汕头，野水荒沙旅客愁。

众志成城争跃进，万家移石断中流。

人民智慧虹为路，堤岸光辉月入沟。

寒食秧田千顷碧，飞花满县冠山游。

（三）　赠澄海艺香潮剧团

鲜花翠柏喜同堂，澄海春风百卉香。

一曲宋元遗韵在，冠山韩水此情长。

（四）　赠广东潮剧院

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几十秋。

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

姚黄瑰紫费评章，潮剧春花色色香。

听得汕头一夕曲，青山碧海莫相忘。

一九六二年四月

载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羊城晚报》

史铁生：老家

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籍贯，有时候我写北京，有时候写河北涿州，完全即兴。写北京，因为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约死也不会死到别处去了。写涿州，则因为 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查词典，籍贯一词的解释是：祖居或个人出生地。——我的即兴碰巧不错。

可是这个被称为老家的地方，我是直到46岁的春天才第一次见到它。此前只是不断地听见它。从奶奶的叹息中，从父母对它的思念和恐惧中，从姥姥和一些亲戚偶尔带来的消息里面，以及从对一条梦幻般的河流——拒马河——的想象之中，听见它。但从未见过它，连照片也没有。

奶奶说，曾有过几张在老家的照片，可惜都在我懂事之前就销毁了。

46岁的春天，我去亲眼证实了他的存在；我跟父亲、伯父和叔叔一起，坐了几小时汽车到了老家。涿州——我有点儿不敢这样叫它。

涿州太具体，太实际，因而太陌生。而老家在我的印象里一向虚虚幻幻，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声音，甚或一种光线一种气息，与一个实际的地点相距太远。我想我不妨就叫它z州吧，一个非地理意义的所在更适合连接起一个延续了 46年的传说。

然而它果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有残断的城墙，有一对接近坍圮的古塔，市中心一堆蒿草丛生的黄土据说是当年钟鼓楼的遗址，当然也有崭新的酒店、餐馆、商厦，满街的人群，满街的阳光、尘土和叫卖。

城区的格局与旧北京城近似，只是缩小些，简单些。中心大街的路口耸立着一座仿古牌楼（也许确凿是个古迹，唯因旅游事业而修葺一新），匾额上五个大字：天下第一州。

中国的天下第一着实不少，这一回又不知是以什么()为序。

我们几乎走遍了城中所有的街巷。父亲、伯父和叔叔一路指指点点感慨万千：这儿是什么，那儿是什么，此一家商号过去是什么样子，彼一座宅院曾经属于一户怎 样的人家，某一座寺庙当年如何如何香火旺盛，庙会上卖风筝，卖兔爷，卖莲蓬，卖糖人儿、面茶、老豆腐……庙后那条小街曾经多么僻静呀，风传有鬼魅出没，天 黑了一个人不敢去走……城北的大石桥呢？

哦，还在还在，倒还是老样子，小时候上学放学他们天天都要从那桥上过，桥旁垂柳依依，桥下流水潺潺，当初可是z州一处着名的景观啊……咱们的小学校呢？在哪儿？那座大楼吗？哎哎，真可是今非昔比啦……我听见老家在慢慢地扩展，向着尘封的记忆深入，不断推新出陈。往日，像个昏睡的老人慢慢苏醒，唏嘘叹惋之间渐渐生气勃勃起来。历史因此令人怀疑。循着不同的情感，历史原来并不确定。

一路上我想，那么文学所求的真实是什么呢？历史难免是一部御制经典，文学要弥补它，所以看重的是那些沉默的心魂。

历史惯以时间为序，勾画空间中的真实，艺术不满足这样的简化，所以去看这人间戏剧深处的复杂，在被普遍所遗漏的地方去询问独具的心流。我于是想起西川的诗：

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

……

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

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

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

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

我的老家便是这样。涿州，一向都在沉默中。

但沉默的深处悲欢俱在，无比生动。那是因为，沉默着的并不就是普遍，而独具的心流恰是被一个普遍读本简化成了沉默。

汽车缓缓行驶，接近史家旧居时，父亲、伯父和叔叔一声不响，唯睁大眼睛望着窗外。史家的旧宅错错落落几乎铺开一条街，但都久失修整，残破不堪。

“这儿是六叔家。”

“这儿是二姑家。”

“这儿是七爷爷和七奶奶。”

“那边呢？噢，五舅曾在那儿住过。”

……

简短的低语，轻得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以致那一座座院落也似毫无生气，一片死寂。

汽车终于停下，停在了“我们家”的门口。

但他们都不下车，只坐在车里看，看斑驳的院门，看门两边的石墩，看屋檐上摇动的枯草，看屋脊上露出的树梢……伯父首先声明他不想进去：“这样看看，我说就行了。”

父亲于是附和：“我说也是，看看就走吧。”

我说：“大老远来了，就为看看这房檐上的草吗？”

伯父说：“你知道这儿现在住的谁？”

“管他住的谁！”

“你知道人家会怎么想？人家要是问咱们来干嘛，咱们怎么说？”

“胡汉三又回来了呗！”我说。

他们笑笑，笑得依然谨慎。伯父和父亲执意留在汽车上，叔叔推着我进了院门。

院子里没人，屋门也都锁着，两棵枣树尚未发芽，疙疙瘩瘩的枝条与屋檐碰撞发出轻响。叔叔指着两间耳房对我说：“你爸和你妈，当年就在这两间屋里结的婚。”

“你看见的？”

“当然我看见的。那天史家的人去接你妈，我跟着去了。那时我十三四岁，你妈坐上花轿，我就跟在后头一路跑，直跑回家……”

我仔细打量那两间老屋，心想，说不定，我就是从这儿进入人间的。

从那院子里出来，见父亲和伯父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向一个个院门里望，紧张，又似抱着期待。街上没人，处处都安静得近乎怪诞。

“走吗？”

“走吧。”

虽是这样说，但他们仍四处张望。

“要不就再歇会儿？”

“不啦，走吧。”这时候街的那边出现一个人，慢慢朝这边走。他们便都往路旁靠一靠，看着那个人，看他一步步走近，看他走过面前，又看着他一步步走远。

不认识。

这个人他们不认识。这个人太年轻了他们不可能认识，也许这个人的父亲或者爷爷他们认识。起风了，风吹动屋檐上的荒草，吹动屋檐下的三顶白发。

已经走远的那个人还在回头张望，他必是想：这几个老人站在那儿等什么？

离开z州城，仿佛离开了一个牵魂索命的地方，父亲和伯父都似吐了一口气：想见她，又怕见她，哎，z州啊！老家，只是为了这样的想念和这样的恐惧吗？

汽车断断续续地挨着拒马河走，气氛轻松些了。父亲说：“顺着这条河走，就到你母亲的家了。”

叔叔说：“这条河也通着你奶奶的家。”

伯父说：“哎，你奶奶呀，一辈子就是羡慕别人能出去上学、读书。不是你奶奶一再坚持，我们几个能上得了大学？”

几个人都点头，又都沉默。似乎这老家，永远是要为她沉默的。

我在《奶奶的星星》里写过，我小时候奶奶每晚都在灯下念着一本扫盲课本，总是把《国歌》一课中的“吼声”念成了“孔声”。

我记得，奶奶总是羡慕母亲，说她赶上了新时代，又上过学，又能到外面去工作……拒马河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他们说这河以前要宽阔得多，水也比现在深，浪也比现在大。他们说，以前，这一块平原差不多都靠着这条河。他们说，那时候，在 河湾水浅的地方，随时你都能摸上一条大鲤鱼来。他们说，那时候这河里有的是鱼虾、螃蟹、莲藕、鸡头米，苇子长得比人高，密不透风，五月节包粽子，米泡好了 再去劈粽叶也来得及……母亲的家在z州城外的张村。那村子真是大，汽车从村东到村西开了差不多一刻钟。拒马河从村边流过，我们挨近一座石桥停下。

这情景让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课书：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父亲说：就是这桥。

我们走上桥，父亲说：看看吧，那就是你母亲以前住过的房子。

高高的土坡上，一排陈旧的瓦房，围了一圈简陋的黄土矮墙，夕阳下尤其显得寂寞，黯然，甚至颓唐。

那矮墙，父亲说原先没有，原先可不是这样，原先是一道青砖的围墙，原先还有一座漂亮的门楼，门前有两棵老槐树，母亲经常就坐在那槐树下读书……这回我们一起走进那院子。院子里堆着柴草，堆着木料、灰砂，大约这老房是想换换模样了。主人不在家，只一群鸡“咯咯”地叫。

叔叔说：“就是这间屋。你爸就是从这儿把你妈娶走的。”

“真的？”

“问他呀。”

父亲避开我的目光，不说话，满脸通红，转身走开。我不敢再说什么。

我知道那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不能忘记的痛苦。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妹妹曾跟随父亲一起去给母亲扫墓，但是母亲的墓已经不见，那时父亲就是这样的表情，满脸通红，一言不发，东一头西一头地疾走，满山遍野地找寻着一棵红枫树，母亲就葬在那棵树旁。

我曾写过：母亲离开得太突然，且只有 49 岁，那时我们三个都被这突来的厄运吓傻了，十年中谁也不敢提起母亲一个字，不敢说她，不敢想她，连她的照片也收起来不敢看……直到十年后，那个清明节，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起该去看看母亲的坟了；不约而同——可见谁也没有忘记，一刻都没有忘记……我看着母亲出嫁前住的那间小屋，不由得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在哪儿？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注定，四十多年之后她的儿子才会来看望这间小屋，来这儿想象母亲当 年出嫁的情景？1948年，母亲19 岁，未来其实都已经写好了，站在我 46 岁的地方看，母亲的一生已在那一阵喜庆的唢呐声中一字一句地写好了，不可更改。

那唢呐声，沿着时间，沿着阳光和季节，一路风尘雨雪，传到今天才听出它的哀惋和苍凉。

可是，19岁的母亲听见了什么？19岁的新娘有着怎样的梦想？19岁的少女走出这个院子的时候历史与她何干？她提着婚礼服的裙裾，走出屋门，有没有再看看这个院落？

她小心或者急切地走出这间小屋，走过这条甬道，转过这个墙角，迈过这道门槛，然后伫足，抬眼望去，她看见了什么？

啊，拒马河！拒马河上绿柳如烟，雾霭飘荡，未来就藏在那一片浩渺的苍茫之中……我循着母亲出嫁的路，走出院子，走向河岸，拒马河悲喜不惊，必像四十多年前一样，翻动着浪花，平稳浩荡奔其前程……我坐在河边，想着母亲曾经就在这儿玩耍，就在这儿长大，也许她就攀过那棵树，也许她就戏过那片水，也许她就躺在这片草丛中想象未来，然后，她离开了这儿，走进了那个喧嚣的北京城，走进了一团说不清的历史。

我转动轮椅，在河边慢慢走，想着：从那个坐在老槐树下读书的少女，到她的儿子终于来看望这座残破的宅院，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呀。

我望着这条两端不见头的河，想：那顶花轿顺着这河岸走，锣鼓声渐渐远了，锁呐声或许伴母亲一路，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她是怎样的心情？

一个人，离开故土，离开童年和少年的梦境，大约都是一样——就像我去串联、去插队的时候一样，顾不上别的，单被前途的神秘所吸引，在那神秘中描画幸福与浪漫……如今我常猜想母亲的感情经历。父亲憨厚老实到完全缺乏浪漫，母亲可是天生的多情多梦，她有没有过另外的想法？从那绿柳如烟的河岸上走来的第一个男人，是 不是父亲？在那雾霭苍茫的河岸上执意不去的最后一个男人，是不是父亲？甚至，在那绵长的锁呐声中，有没有一个立于河岸一直眺望着母亲的花轿渐行渐杳的男 人？还有，随后的若干年中，她对她的爱情是否满意？

我所能做的惟一见证是：母亲对父亲的缺乏浪漫常常哭笑不得，甚至叹气连声，但这个男人的诚实、厚道，让她信赖终生。

母亲去世时，我坐在轮椅里连一条谋生的路也还没找到，妹妹才十三岁，父亲一个人担起了这个家。

二十年，这二十年母亲在天国一定什么都看见了。二十年后一切都好了，那个冬天，一夜之间，父亲就离开了我们。

他仿佛终于完成了母亲的托付，终于熬过了他不能不熬的痛苦、操劳和孤独，然后急着去找母亲了——既然她在这尘世间连坟墓都没有留下。

老家，涿州，张村，拒马河……这一片传说或这一片梦境，常让我想：倘那河岸上第一个走来的男人，或那河岸上执意不去的最后一个男人，都不是我的父亲，倘那个立于河岸一直眺望着母亲的花轿渐行渐杳的男人成了我的父亲，我还是我吗？

当然，我只能是我，但却是另()一个我了。

这样看，我的由来是否过于偶然？任何人的由来是否都太偶然？都偶然，还有什么偶然可言？

我必然是这一个。每个人都必然是这一个。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从老家久远的历史中抽取一个点，一条线索，作为开端。这开端，就像那绵绵不断的唢呐，难免会引出母亲一样的坎坷与苦难，但必须到达父亲一样的煎熬与责任，这正是命运要你接受的“想念与恐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