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你为甚麽去南方？

「我为甚麽不去？」

於是我像一朵云似的，飘到南方来。

佛格奈的小说给我一个模糊的印象：南方好像是没落了的世家。总是几根顶天的大柱，白色的楼，蓝色的池塘，绿色的林丛，与主人褪色的梦。

我在路上看到一些这样的宅第，并看不出没落的样子，南方人的面型也似乎安祥而宁静的多，但也看不出究竟有甚麽梦。

於是，像一朵云似的，我飘到密西西比河的曼城，飘到绿色如海的小的大学来。

校园的四围是油绿的大树，校园的中央是澄明的小池，池旁有一圣母的白色石雕，池里有个圣母的倒影。穿黑衫的修士们在草坪上静静的飘动，天上的白云在池中静静的悠游。

这是个学校呢？还是寺院？我正在一边问自己时，已经坐在校长的面前了。

我面前是一个红红的面庞，挂着寂寞的微笑；是一袭黑黑的衫影，挂着寂寞的白领。我在路上时即想出了第一个问他的问题，怎麽知道我，聘我来教书；他已先我而说了。

「去年在此是一位起杜博士，我们很喜欢他。他走了。所以请你来。」「他不喜欢此地吗？」「他也喜欢此地，但他走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寂寞。」校长低下了头。

「寂寞！」我心里想：「好像这个世界上还有地方不寂寞呢！」校长已为我找好了房子，一位修士陪看我走了十分钟路，走到另一片绿丛，有一石头垒起的小楼，猛看去，像一白色的船在绿海蓝天之间缓缓前行。

一位老太太静静的开了门，带我们走到我的住室。

我没有办法不喜欢这样安静，柔和，洁净的房子。我安顿下来。我的房子很像一个花坞，因为墙纸是浅浅的花朵，而窗外却是油绿的树叶，在白天，偶尔有阳光经叶隙穿入，是金色的。在夜晚，偶尔有月光经叶隙泄入，是银色的。使人感觉如在林下小憩，时而闻到扑鼻的花香。至於那白色的窗纱，被风吹拂时，更像穿林的薄雾了。

我爱这个小屋。

搬进的当晚，我已经知道了老太太的三代。第二天她又为我温习一次。在一阵苍凉的笑声後，我总是听到她不改一字的这样说。

「我大女儿嫁给第一银行的总裁，我二女儿嫁给皮货公司的总理，我缺少第三个女儿，不然，我一定有个女婿是美国的总统了。

「我的丈夫是曼城有名的医生，五年前他死了。我不想卖我这四十年的房子。等我去了以後，给我儿子，把他的诊所搬到这个房里来。这见不是很像个疗养院吗？

「我不论你当什麽教授，我也称呼你孩子，我是老祖母了。你祖母有我大吗？我已七十八岁了。」每天我回来，她向我背一遍身世。但半月来，我既未见过她的女儿，更未见过她的儿子，只是礼拜天，似乎有一个小孙来接她去教堂。

每天早晨，我只听到她在厨房的弄盆碗声，每天下午我回来，她总是在她屋里，大嚷一阵。

「我的孩子，桌上有你三封信，三封啊！」

我一边拆信，一边上楼，一边心酸。我每天可以接到一信，而我们的房东老太太正像每个老年人一样，在每一年盼望着有一天儿子的圣诞卡片可以和雪花一起飞到房里来。一年只这麽一次。而有时万片馆毛似的雪花，却竟连一个硬些的卡片也没有。

这样大的一所房子，楼下是钢琴、电视、吊灯、壁炉、雕花的大收音机，厚绒的沙发，沉重的桌椅，点缀得典雅而大方，每件东西全在诉说它们的过去的光荣，与而今的萧瑟。而楼上，这六七间大房，出出进进的却只有两个生物，老太太与我。

夜很深了，老太太还有时敲敲我的门：「孩子，夜里凉，不要冻着。」我有时也去敲敲她的门，道声晚安，我并不怕她寂寞，我实在怕她死在屋里，而无人知。

如此老太太每天回忆一遍她的过去，我复习一遍她的过去。

其实这个房子与它主人的昔日，不必由老太太每天诉说的。由房内的每件事物，都可以看出一个故事来。

多少年前，一定是一年轻的医生，带着一美丽的爱人，风尘仆仆的看过很多地方，忽然发现，这绿色的山坡，碧色的丛林，幽美诱人。

於是，买地、雇工、砍树、奠基，把他们梦寐了多年的云朵里的小屋，在褐色的地球上建立起来。

这片丛林，自是不再寂寞了。以後除了春天的鸟声与秋天的蝉声，还有女人的语声与孩子的笑声；除了绿色的叶子，还有花色的衣裳了。

红木的大床，可以说明这对情侣的爱与眠；灰色的壁炉，可以说明他们的谈与笑；钢琴是女儿上学时才抬进来的；灯笼是给儿子过生日才买来的；为庆祝他们的银婚，开了个特别大的晚会，也同时抬来这厚绒的沙发；为庆祝他们的金婚，人家送来这巨幅的油画，挂在墙上；为庆祝他们的钻婚，才点缀上这雕花盒的老收音机。

以後女儿像蝴蝶一样的飞去了。儿子又像小兔似的跑走了。燕子来了去了，叶子绿了红了。时光带走了逝者如斯的河水，也带走了沉蚒不起的丈夫。

在镜光中，她很清楚的看到如雾的金发，渐渐变成银色的了。如苹果似的面庞，渐渐变成不敢一视了。从楼梯上跑下来的孩子，是叫妈咪，从门外走来的孩子叫起祖母来了。而逐渐，孩子的语声也消失了。

这是最幸福的人的一生，然而我却从她每条苍老的笑纹里看出人类整个的历史，地球上整个的故事来。

这个故事只能告诉我们无边的寂寞。人们似乎赢得了一切，又似乎又一无所有。草丛间的幼虫不断的涌到，废墟上的花朵不断的浮现，楼上孩子的哭声，一个跟着一个的到来，然而征不服这永世的寂寞。

人生中，即使是最得意的人们，有过英雄的此时，有过成功的殊荣，有过酒的醇香，有过色的甘美，而全像瞬时的烛光，摇曳在子夜的西风中，最终埋没在无垠的黑暗里。

一位哲人说的好，人类的声音是死板的铃声，而人间的面孔是画廊的肖像。每一个人，无例外的，在铃声中飘来，又在画廊中飘去。

我看不出有谁比这位老太太再幸福，但我也看不出还有谁比这位老太太再寂寞。

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戏台，同样的演员，同样的观众，人类的滑稽戏在不惮其烦的一演再演。且听：

「你永远爱我吗？」男的问。

「永远。」女的答。

但请问甚麽叫永远？

不仅戏中充满了这些不具意义的句子，而且有些不知所云的句子，用黑字印在白纸上。

东方的纸上说：古有三不朽。

西方的纸上说：不朽的杰作。

但请问，什麽是不朽？

永远不朽的，只有风声、水声，与无涯的寂寞而已。

「你不要着了凉。」老太太又敲我门了。

「谢谢你，我()还没有睡，今夜我想多看些书。」我翻开吴尔夫的《无家可回》，翻书页的声音，在这样静夜，清脆得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

——民国四十六年十月一日於曼城

陈之藩：失根的兰花

顾先生一家约我去费城郊区一个小的大学里看花。汽车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到了校园。校园美得像首诗，也像幅画。依山起伏，古树成荫，绿藤爬满了一幢一幢的小楼，绿草爬满了一片一片的坡地，除了鸟语，没有声音。像一个梦，一个安静的梦。

花圃有两片，一片是白色的牡丹，一片是白色的雪球；在如海的树丛里，还有闪烁着如星光的丁香，这些花全是从中国来的罢。

由於这些花，我自然而然的想起北平公园里的花花朵朵，与这些简直没有两样；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童年时的情感再回忆起来。不知为什麽，我总觉得这些花不该出现在这里。它们的背景应该是来今雨轩，应该是谐趣园，应该是宫殿阶台，或亭阁栅栏。因为背景变了，花的颜色也褪了，人的感情也落了。泪，不知为什麽流下来。

十几岁，就在外面飘流，泪从来也未这样不知不觉的流过。在异乡见过与家乡完全相异的事物，也见过完全相同的事物。同也好，不同也好，我从未因异乡事物而想到过家。到渭水滨，那水，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到新奇，并不感觉陌生。到咸阳城，那城，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觉它古老，并不感觉伤感。我曾在秦岭中拣过与香山上同样红的枫叶；我也曾在蜀中看到与太庙中同样老的古松，我并未因而想起过家。虽然那些时候，我穷苦得像个乞丐，但胸中却总是有嚼菜根用以自励的精神。我曾骄傲的说过自己：「我，到处可以为家。」然而，自至美国，情感突然变了。在夜里的梦中，常常是家里的小屋在风雨中坍塌了，或是母亲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白了。在白天的生活中，常常是不爱看与故乡不同的东西，而又不敢看与故乡相同的东西。我这时才恍然悟到，我所谓的到处可以为家，是因为蚕未离开那片桑叶，等到离开国土一步，即到处均不可以为家了。

美国有本很着名的小说，里面穿插着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是生在美国的，然而长大之後，他却留着辫子，说不通的英语，其实他英语说得非常好。有一次，一不小心，将英文很流利的说出来，美国人自然因此知道他是生在美国的，问他，为什麽偏要装成中国人呢？

他说：「我曾经剪过辫子，穿起西装，说着流利的英语；然而，我依然不能与你们混合，你们拿另一种眼光看我，我感觉苦痛……」花搬到美国来，我们看着不顺眼；人搬到美国来，也是同样不安心。这时候才忆起，家乡土地之芬芳，与故土花草的艳丽。我曾记得，八岁时肩起小镰刀跟着叔父下地去割金黄的麦穗，而今这童年的彩色版画，成了我一生中不朽的绘图。

在沁凉如水的夏夜中，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才显得星光晶亮；在群山万壑中，有竹篱茅舍，才显得诗意盎然。在晨曦的原野中，有拙重的老牛，才显得纯朴可爱。

祖国的山河，不仅是花木，还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吟可咏的诗歌，是儿童的喧譁笑语与祖宗的静肃墓庐，把它点缀美丽了。

古人说：人生如萍，在水上乱流。那是因为古人未出国门，没有感觉离国之苦，萍总还有水流可藉；以我看，人生如絮，飘零在此万紫千红的春天。

宋朝画家思肖，画兰()，连根带叶，均飘於空中。人问其故，他说：「国土沦亡，根着何处？」国，就是土，没有国的人，是没有根的草，不待风雨折磨，即形枯萎了。

我十几岁，即无家可归，并未觉其苦，十几年後，祖国已破，却深觉出个中滋味了。不是有说，「头可断，血可流，身不可辱吗？」我觉得应该是，「身可辱，家可破，国不可亡。」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於费城

海子：南方

我81岁那年，得到了一幅故乡的地图。上面绘有断断续续的曲线，指向天空和大地，又似乎形成一个圆圈。其中的河流埋有烂木板、尸体和大鱼。我住在京城的郊外，一个人寂寞地做着活儿，手工活儿，为别人缝些布景和道具。我在房子中间也得把衣领竖起，遮蔽我畏寒的身体。那好像是一个冬天，雪花将飘未飘的时候，一辆黑色的木轮车把我拉往南方。我最早到达的地方有一大片林子。在那里，赶车人把我放在丛树中间的一块花石头上，在我的脚下摆了好些野花。他们把我的衣服撕成旗帜的模样，随风摆动。他们便走了。开始的时候，我不能把这理解为吉兆。直到有一颗星星落在我的头顶上，事情才算有了眉目。我的头顶上火星四溅，把我的衣裳和那张故乡曲折的地图烧成灰烬，似乎连我的骨头也起了大火。就在这时，我睁开了眼睛，肉体新鲜而痛苦，而对面的粗树上奇迹般的拴了一匹马。它正是我年轻力壮时在另一片林子里丢失的。这，我一眼就能看出事情非同小可。为了壮胆，我用手自己握住，做出饮酒的姿式。这匹马被拴在树上，打着响鼻。我牵着它走向水边，准备洗洗身子，忽然发现水面上映出一位三十多岁的汉子，气得我当场往水里扔了块石头。就这样，北方从我的手掌上流失干净。等一路打马，骑回故乡的小城，我发现故乡的小雨下我已经长成二十岁的身躯，又注入了情爱。我奔向那条熟()悉的小巷。和几十年前一样：外面下着雨，里面亮着灯。我像几十年前一样攀上窗户，进屋时发现我当年留下的信件还没有拆开。突然，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她吃吃的笑声。我惊呆了，只好跳下窗户，飞身上马，奔向山坡。远远望见了我家的几间屋子，在村头立着。我跃下马，滚入灰尘，在门前的月下跌一跤，膝盖流着血。醒来时已经用红布包好。母亲坐在门前纺线，仿佛做着一个古老的手势。我走向她，身躯越来越小。我长到3岁，抬头望门。马儿早已不见。

陈之藩：谢天

常到外国朋友家吃饭。当蜡烛燃起，菜肴布好，客主就位，总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举起小手，低头感谢上天的赐予，并欢迎客人的到来。

我刚一到美时，常闹得尴尬。因为在国内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坐好，就开动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饭时，总是先嘱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别太快开动啊！几年来，我已变得很习惯了。但我一直认为只是一种不同的风俗仪式，在我这方面看来，忘或不忘，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饭。而这次却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谢饭。她雪白的头发，颤抖的声音，在摇曳的烛光下，使我想起儿时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我平静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来。

在小时候，每当冬夜，我们一大家人围域个大圆桌吃饭。我总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总是摸着我的头说；「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记住，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许剩，要是糟蹋粮食，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了。」刚上小学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我的书桌就是供桌。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给关平戴上胡子，祖母的话，老天爷也者，我觉得是既多余，又落伍的。

不过，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的，这家确实是他们立的。

我感谢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谢渺茫的老天爷。

这种想法并未因年纪长大而有任何改变。多少年，就在这种哲学中过去了。

我在这个外国家庭晚饭後，由於这位外国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儿时；由於我的儿时，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现象。

祖父每年在「风里雨里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里饭里的自苦」，他们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而为什麽要谢天？我明明是个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为什麽却不感谢老天爷？

这种奇怪的心理状态，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顿，浏览爱因斯坦的《我所看见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领悟。

这是一本非科学性的文集，专载些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啦、在欢迎会上啦、在朋友的葬礼中，他所发表的谈话。

我在读这本书时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听众一个印象：即他的贡献不是源於甲，就是由於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後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其他的文章，比如奋斗苦思了十几年的广义相对论，数学部分推给了昔年好友的合作；这种谦抑，这种不居功，科学史中是少见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为什麽？像爱因斯坦之於相对论，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几年来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学术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贡献以後，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即是无论什麽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罢。无论什麽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遗爱与遗产，即是需要众人的支持与合作，还要等候机会的到来。越是真正做过一点事，越是感觉自己的贡献之渺小。

於是，创业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败家的人却无时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构成的一个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为什麽不言禄，因为他觉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为，也是君子所不应为的。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任与他商量报酬问题，他说五千。主任说：「给你五千，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这不是外国的介之推吗？

为什麽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干这类傻事？立过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们知道作事与立功，得之於众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的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谢上天的感觉。

我们回头想一想，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史家如果写这五六十年来的我国历史时，一定命名为狂妄而幼稚，无法与无天的时代。

无论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骗。日子长了，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而大祸至矣。

因为没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没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

哲学家们知()道这个症候最为可怕，所以造出许多知好知歹的人物与故事来。

有一个人问一位文学家，我记得是雨果罢，「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需要烧掉，而只许留一本，应留什麽？」雨果毫不犹豫的说：「只留〈约伯记〉。」约伯是《圣经》里面的介之推，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我们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时期，需要约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觉悟。这个觉悟即是：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结晶。感谢之情，无由表达，还是谢天罢。

一九六一年除夕於曼城

本文摘录自《在春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