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前几天，忽然有个青年来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朴野，不待开口，我就估想他是来自我的家乡。接谈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来作什么？不让家中知道，考音乐学院乐昙才十九进二十，走出东车站时，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样，抬头第一眼望望前门，“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来时，北京还不到七十万人，现大已增过四百万人。北京的发展象征中国的发展。真的发展应从解放算起。八年来政府不仅在市郊修了几万幢大房子，还正在把全个紫禁城内故宫几千所旧房子，作有计划翻修，油漆彩绘，要做到焕然一新。北京每一所机关、学校、工厂、研究所，新房子里每一种会议，每一张蓝图完成，每一台车床出厂，都意味着新中国在飞跃进展中。正如几年前北京市长提起过的，“新中国面貌的改变，不宜用十天半月计算，应当是一分一秒计算。”同时也让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民族文化遗产，只有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国家时，才能认真作到。北京是六亿人民祖国的心脏，脉搏跳动得正常，显示祖国整体的健康。目下全国人民，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目的下，进行生产劳作的：“建设祖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面前一切困难，都必然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必需加以扫除。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

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着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吴佩孚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培养出的“伙计”！他们的职业，大都和帝国主义者发生一定联系，对外人极谄，对于本国老百姓却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只增长了些奴性，浅薄到以能够说话如洋人而自豪，俨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层。有些教会大学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干妈为得意，即以大学生而言，当时寄住各公寓的穷苦学生，有每月应缴三五元伙食宿杂费用还不易措置的。另处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大学生，却打扮得油头粉脸，和文明戏中的拆白党小生一样，终日游荡戏院妓院，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乡中就有这种大学生，读书数年，回去只会唱《定军山》。社会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专家或好学生，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却不能发挥专长，起好作用。总之，不论“大帅”或“大少”，对人民无情都完全相同，实在说来，当时统治上层，外强中干，已在腐烂解体状态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凡受过五四运动影响，以及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认识的人，都肯定这个旧社会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国家也才像个国家。一切的确是在重新安排中。

时间过了四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革命火热斗争中，社会完全改变过来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帅或大少，一堆肮脏垃圾，都在革命大火中烧毁了。我看到北京面目的改变，也看到中国的新生。饮水思源，让我们明白保护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国决不能退回到过去那种黑暗、野蛮、腐败、肮脏旧式样中去。

去年冬天，因全国政协视察工作，我又有机会回到离开二十三年的家乡去看看。社会变化真大！首先即让我体会得出，凡是有一定职业的人，在他日常平凡工作中，无不感觉到工作庄严的意义，是在促进国家的工业建设，好共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越到乡下越加容易发现这种情形。他们的工作艰苦又麻烦，信心却十分坚强。我留下的时间极短，得到的印象却深刻十分。自治州首府吉首，有一条美丽小河，连接新旧两区，巴渡船的一天到晚守在船中，把万千下乡入市的人来回渡过，自己却不声不响。我曾在河岸高处看了许久，只觉得景象动人。近来才知道弄渡船的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人。苗族自治州目下管辖十县，经常都可发现一个白发满头老年人，腰腿壮健，衣服沾满泥土，带领一群年青小伙子，长年在荒山野地里跋涉，把个小铁锤这里敲敲，那里敲敲，像是自己青春生命已完全恢复过来了，还预备把十县荒山旷野石头中的蕴藏，也一敲醒转来，好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仅仅以凤凰县而言，南城外新发现的一个磷矿，露天开采，一年挖两万吨，挖个五十年也不会完！含量过百分之八十的好磷肥，除供给自治州各县农业合作社，将来还可大量支援洞庭湖边中国谷仓的需要。这个荒山已经沉睡了千百万年，近来却被丘振老工程师手中小锤子唤醒！不论是双目失明的渡船夫，还是七十八岁的老工程师，活得那么扎实，工作得那么起劲，是为什么？究竟是有一种什么力量在鼓舞他们，兴奋他们？可不是和亿万人民一样，已经明白自己是在当家作主，各有责任待尽，相信照着毛主席提出的方向，路一定走得对，事情一定办得好！人人都明白，“前一代的流血牺牲，是为这一代青年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无限广阔平坦的道路，这一代的勤劳辛苦，又正是为下一代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全中国的人民——老年、中年、壮年、青年和儿童，都活在这么一个崭新的社会中，都在努力把自己劳动，投到国家建设需要上，而对之寄托无限希望，试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把它和旧的种种对照对照，就知道我们想要赞美它，也只会感觉得文学不够用，认识不够深刻。哪能容许人有意来诽谤它，破坏它。

就在这么社会面貌基本变化情况下，住在北京城里和几个大都市中，却居然还有些白日做梦的妄人，想使用点“政术”，把人民成就抹杀，把领导人民的共产党的威信搞垮。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到处趁势放火。

当鸣放十分热闹时，曾有个青年学生，拿了个介绍信来找我，信上署有小翠花、张恨水和我三个人名字。说上海一家报纸要消息，以为我多年不露面，对鸣放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必代为写出上报鸣不平。人既来得突然，话又说得离奇，并且一个介绍信上，把这么三个毫不相干的人名放在一起，处处证明这位年青“好心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现在又正在干什么。我告他，“你们恐怕弄错了人”，就说“不错不错”。又告他，“我和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就说“那是随便填上的”。一个介绍信怎么能随便填？后来告他我年来正在作丝绸研究工作，只担心工作进行得慢，怕配不上社会要求。如要写文章，也有刊物登载，自己会写，不用别人代劳，请不用记载什么吧。这一来，连身边那个照相匣子也不好打开，磨了一阵，才走去了。当时还只觉得这个()青年过分热心，不问对象，有些好笑，以为我几年来不写文章，就是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心里待放。料想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唯有新中国才有机会来这么作，为新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打个基础。目下作的事情，也远比过去我写点那种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人民有实用。现在想想，来的人也许出于一点热情，找寻火种得不到，失望而去时，说不定还要批评我一句，“落后不中用”。

我几年来在博物馆搞研究工作，得到党和人民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工作正是新中国人民共同事业一部分，而决不是和社会主义相违反的。新中国在建设中，需要的是扎扎实实、诚诚恳恳、为人民共同利益做事的专家知识分子，不要玩空头弄权术的政客。

我为一切年青人前途庆贺，因为不论是远来北京求学的青年，或是行将离开学校的家庭，准备到边远地区或工厂乡下从事各种生产建设的青年，你们活到今天这个崭新社会里，实在是万分幸运。我们那一代所有的痛苦，你们都不会遭遇。你们如今跟着伟大的党，来学习驾双钢铁，征服自然，努力的成果，不仅仅是完成建设祖国的壮丽辉煌的历史任务，同时还是保卫世界和平一种巨大力量，更重要是也将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争解放各民族友好团结力量日益壮大。打量作新中国接班人的青年朋友，你们常说学习不知从何学起，照我想，七十八岁丘振老工程师的工作态度和热情，正是我们共同的榜样！

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

放弃一点，就能幸福一点

曾经紧紧的将它握在手心，它却像细沙一样悄然无情的从指缝间流失，攥到累了，将手放了，它又停止了流动，稳稳的聚在手中，就这样，不经意间，幸福被我留住了。

到底什么是幸福?没人能给它过多的诠释。像猫转着圈圈，尾巴追随着它，那么幸福就是追随;像初恋的情人间的甜蜜，幸福便是恋爱的美感;像一个人一穷二白，突然有天突发横财，幸福就是贫穷与富贵的转化的一瞬间。

然而，猫的尾巴总有累的时候;海誓山盟总有不能兑现的时候;金钱财富总有消失的时候，当我们没了曾经所拥有的东西，我们还幸福吗?我以为只有拥有了才是幸福的，然而我错了。

一些东西，一些人，注定与你只能擦肩而过，刻意的挽留，只能心力憔悴。偶尔的时候，放开你的双手，不刻意，不经营，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放手，幸福就在不经意间被你留驻了。

坐在空旷的公交车上，随车漫无目的的前行，看着街上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们，他们穿行在高楼大厦间，那里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他们脸上呈现出疲惫的容颜，定是昨天又为了几份薪水忙了个不可开交，他们幸福吗?也许，是幸福的吧，然而，我总认为，现代人的幸福早已被物欲所弥漫。（励志  ）于是，幸福成了物质的代名词。现代人心底的那弘明净的清泉，早已随着生活干涸。物欲的幸福过后，精神的幸福在哪?

大街小巷里穿行着看起来庸懒的人，显然，他们的穿着，他们的样貌，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不能与都市人相比，但他们有笑脸，对生活的满足的笑脸，那是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在人们的皱纹间绽放，在孩子与大人的牵手间握出，在平凡的人们上下班的身影中闪现。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更为充实，他们懂得放弃，放弃不属于自己的，幸福就在他们的手中握住。

原来要幸福很简单，心境豁达些，懂得放弃一点点，那么就幸福一点点!

沈从文：论技巧

几年来文学词典上有个名词极不走运，就是“技巧”。多数人说到技巧时，就有一种鄙视意识。另外有一部分人却极害羞，在人面前深怕提这两个字。“技巧”两个字似乎包含了纤细、琐碎、空洞等等意味，有时甚至于带点猥亵下流意味。

对于小玩具小摆设，我们褒奖赞颂中，离不了“技巧”一词，批评一篇文章，加上“技巧得很”时，就隐寓似褒实贬。说及一个人，若说他“为人有技巧”，这人便俨然是个世故滑头样子。总而言之，“技巧”一字已被流行观念所限制，所拘束，成为要不得的东西了。流行观念的成立，值得注意，流行观念的是非，值得讨论。

《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来觉得极美丽，《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来也觉得极有热情，它们是靠技巧存在的。骈体文写得十分典雅，八股文章写得十分老到，毫无可疑，也在技巧。前者具永久性，因为注重安排文字，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亲切，妥贴，近情，合理的目的。后者无永久性，因为除了玩弄文字以外毫无好处，近于精力白费，空洞无物。

同样是技巧，技巧的价值，是在看它如何使用而决定的。

一件恋爱故事，赵五爷爱上了钱少奶奶，孙大娘原是赵五爷的宝贝，知道情形，觉得失恋，气愤不过，便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了。同样这么一件事，由一个新闻记者笔下写来，至多不过是就原来的故事，加上死者胡同名称，门牌号数，再随意记记屋中情形，附上几句公子多情，佳人命薄，……于是血染茵席，返魂无术，如此如此而已。可是这件事若由冰心女士写下来，大致就不同了。记者用的是记者笔调，可写成一篇社会新闻。冰心女士懂得文学技巧，又能运用文学技巧，也许写出来便成一篇杰作了。从这一点说来，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

同样这么一件事，冰心女士动手把它写成一篇小说，称为杰作；另外一个作家，用同一方法，同一组织写成一个作品，结果却完全失败。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作品的成败，是决定在技巧上的。

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贴”，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贴，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假定有一个人，在同一主题下连续写故事两篇，一则马马虎虎，信手写下，杂凑而成；一则对于一句话一个字，全部发展，整个组织，皆求其恰到好处，看去俨然不多不少。这两个作品本身的优劣，以及留给读者的印象，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一个懂得技巧在艺术完成上的责任的人，对于技巧的态度，似乎应当看得客观一点的。

也许有人会那么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其一是文字经济，不浪费，自然，能亲切而近人情，有时虽有某些夸张，那好处仍然是能用人心来衡量，用人事作比较。至于矫揉造作，雕琢刻画的技巧，没有它，不妨事。”请问阁下：能经济，能不浪费，能亲切而近人情，不是技巧是什么？所谓矫揉造作，实在是技巧不足；所谓雕琢刻画，实在是技巧过多。是“不足”与“过多”的过失，非技巧本身过失。

文章徒重技巧，于是不可免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猥琐的骈体文与应制文产生。文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品。所谓伟大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虽泥沙杂下，却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的作品。技巧被诅咒，被轻视，同时也近于被误解，便因为，一，技巧在某种习气下已发展过多，转入空疏；二，新时代所需要，实在不在乎此。社会需变革，必变革，方能进步。徒重技巧的文字，就文字本身言已成为进步阻碍，就社会言更无多少帮助。技巧有害于新文学运动，自然不能否认。

惟过犹不及。正()由于数年来技巧二字被侮辱，被蔑视，许多所谓有思想的作品企图刻画时代变动的一部分或全体，在时间面前，却站立不住，反而更容易被“时代”淘汰忘却了。

一面流行观念虽已把技巧二字抛入毛坑里，事实是，有思想的作家，若预备写出一点有思想的作品，引起读者注意，推动社会产生变革，作家应当作的第一件事，还是得把技巧学会。

目前中国作者，若希望把本人作品成为光明的颂歌，未来世界的圣典，既不知如何驾驭文字，尽文字本能，使其具有光辉，效力，更不知如何安排作品，使作品产生魔力，这颂歌，这圣典，是无法产生的。

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因为艺术同技巧原本不可分开，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作

沈从文：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油在水面，就失去了粘腻性质，转成一片虹彩，幻美悦目，不可仿佛。人的意象，亦复如是。有时平匀敷布于岁月时间上，或由于岁月时间所作成的幕景上，即成一片虹彩，具有七色，变易倏忽，可以感觉，不易揣摩。生命如泡沤，如露亦如电，唯其如此，转令人于生命一闪光处，发生庄严感樱悲悯之心，油然而生。

十月已临，秋季行将过去。迎接这个一切沉默但闻呼啸的严冬，多少人似乎尚毫无准备。从眼目所及说来，在南方有延长到三十天的满山红叶黄叶，满地露水和白霜。池水清澄明亮，如小孩子眼睛。一些上早学的孩子，一面走一面哈出白气，两只手玩水玩霜不免冻得红红的。于是冬天真来了。

在北方刚大不相同。一星期狂风，木叶尽脱，只树枝剩余一二红点子，挂枝柿子和海棠果，依稀还留下点秋意。随即是负煤的脏骆驼，成串从四城涌进。从天安门过身时，这些和平生物可能抬起头，用那双忧愁小眼睛望望新油漆过的高大门楼，容许发生一点感慨，“你东方最大的一个帝国，四十年，什么全崩溃下来了。这就是只重应付现实缺少高尚理想的教训，也就是理想战胜事实的说明，而且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后来者缺少历史知识，还舍不得这些木石砖瓦堆积物，重新装饰它们，用它们来点缀政治，这有何用？……”也容许正在这时，忽然看到那个停在两个大石狮子前面的一件东西，八个或十个轮子，结结实实，一个钢铁管子，斜斜伸出。

这一切，虽用一片油布罩上，这生物可明白，那是一种力量，另外一种事实——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到这时，感慨没有了。怕犯禁忌似的，步子一定快了一点，出月洞门转过南池子，它得上那个大图书馆卸煤！还有那个供屠宰用的绵羊群，也挤挤挨挨向四城拥进。说不定在城门洞前时，正值一辆六轮大汽车满载新征发的壮丁由城内驶出来。这一进一出，恰证实古代哲人一生用千言万语也说不透彻的“圣人不仁”和“有生平等”——于是冬天真来了。

就在这个时节，我回到了一别九年的北平。心情和二十五年前初到北京下车时相似而不同。我还保留二十岁青年初入百万市民大城的孤独心情在记忆中，还保留前一日南方的夏天光景在感觉中。这两种绝不相同的成分，为一个粮食杂货店中收音机放出的京戏给混和了，第一眼却发现北平的青柿和枣子已上市，共同搁在一辆手推货车上，推车叫卖的“老北京”已白了头。在南方，时常听人作新八股腔论国事说，“此后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业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

话说得虽动人，并不可靠。政治中心照例拥有权势，商业中心照例拥有财富，这个我相信。因为权势和财富都可以改作“美国”，两个中心原来就和老米不可分！至于文化中心，必拥有知识才得人尊敬，必拥有文物才足以刺激后来者怀古感情因而寄希望于未来。北平的知识分子的确不少，但是北平城既那么高，每个人家的墙壁照例又那么厚，知识能否流注交换，能否出城，不免令人怀疑。历史的庄严伟大，在北平文物上，即使不曾保留全部，至少还保留了一部分。可是这些保留下来的，能不能激发一个中国年青人的生命热忱，或一种感英思索，引起他对祖国过去和未来一点深刻的爱？能不能由于爱，此后即活得更勇敢些，坚实些，也合理些？若所保留下来的庄严伟大和美丽缺少对于活人的教育作用，只不过供游人赏玩，供党国军政要人宴客开会，北平的文物，作用也就有限。给于多数人的知识，不过是让人知道前一代满人统治的帝国，奴役人民三百年，用人民血汗建筑有多大的花园，多大的庙宇宫殿，此外实在毫无意义可言。一个美国游览团的团员，具有调查统治中国兴趣的美国军官眷属，格利佛老太太，阿丽思小姐，可以用它来平衡《马可孛罗游记》所引起她灵魂骚乱的情感。一个中国人，假如说，一个某种无知自大的中国人，不问马夫或将军，他也许只会觉得他占领征服了北京城，再也不会还想到他站到的脚下，还有历史。在一个虽有历史却无从让许多人明白历史的情形下，北平的文化价值，如何使中国人对之表示应有的关心尊敬和重视，北平有知识的人，教育人的人，实值得思索，值得重新思索，北平的价值和意义，似乎方有希望让人稍稍明白！

北平入秋的阳光，事实上也就可以教育人。从明朗阳光和澄蓝天空中，使我温习起住过近十年的昆明景象。这时节的云南，雨季大致已经过去，阳光同样如此温暖美好，然而继续下去，却是一切有生机的草木枯死。我奇怪北平八年的沦陷，加上种种新的忌讳，居然还有成群白鸽，敢在用蓝天作背景寒冷空气中自由飞翔。微风刷动路旁的树枝，卷起地面落叶，悉悉率率如对于我的疑问有所回答：“凡是在这个大城上空绕绕大小圈子的自由，照例是不会受干涉的。这里原有充分的自由，犹如你们在地面，在教室或客厅中……”“你这个话可是存心有点……”“不，鲁迅早死了。讽刺和他同时死去了已多年。”可是你必然完全同意我说及的事实。这个想象的对话很怪，我疑心有人窃听。试各处看看，没有一个人。

街上到处走的是另外一种人。我起始发现满街每个人家屋檐下的一面国旗，提醒我这是个节日，问铺子里人，才知悉和尊师重道有关，当天举行八年来第一回的祭孔大典。全国将在同一日举行这个隆重典礼。我重新想起苏州平江府那个大而荒凉的文庙，这一天文庙两廊豢养的几十匹膘壮日本军马，是不是暂时会由那一排看马的病兵牵出，让守职二十年饿得瘦瘪瘪的苏中苏小那一群老教师，也好进孔庙行个礼，且不至于想到用讲堂作马厩而情感脆弱露出酸态？军马即可暂时牵出，正殿上那些无法计数身分不明的蝙蝠，又如何处理？中国孔庙廊庑用来养马的，一定不止平江府，曲阜那一座可能更甚。这也正说明，北平、南京，师道在仪式上虽被尊敬，其他地方的教师，却仍在军马与蝙蝠之中讨生活，其无从生活也可想而知。

我起始在北平市大街上散步。想在地面发现一二种小小虫蚁，具有某种不同意志，表现到它本身奇怪造形上，斑驳色彩上，或飞鸣宿食性情上。毫无满意结果。人倒很多，汽车，三轮车，洋车，自行车上面都有人。街路宽阔而清洁，车辆上的人都似乎不必担心相互撞碰。可是许多人一眼看去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吃的胖胖的特种人物，包含伟人和羊肉馆掌柜，神气之间即有相通处。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另外一种，即是油滑，市侩乡愿官僚侦探特有的装作憨厚混和谦虚的油滑。他也许正想起从什么三郎小村转手的某注产业的数目，他也许正计划如何用过去与某某有田、有岛活动的方式又来参加什么文化活动，也许还得到某种新的特许……然而从深处看，这种人却又一律有种做人的是非与义利冲突，羞耻与无所谓冲突而遮掩不住的凄苦表情。在这种人群中散步，我当然不免要胡思乱想。我们是不是还有方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有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常的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还可望另一种人在北平市不再露面，为的是他明白羞耻二字的含义，自己再也不好意思露面？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个更年青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加强一点什么成分，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抗抵某种抽象恶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能有一点抵抗力？

我们似乎需要“人”来重新写作“神话”。这神话不仅是综合过去人类的抒情幻想与梦，加以现世成分重新处理，还应当综合过去人类求生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人的认识，为未来有所安排，有个明天威胁他，引诱他。也许教育这个坐在现实滚在现实里的多数，任何神话都已无济于事。然而还有那个在生长中的孩子群，以及从国内各地集中在这个大城的青年学生群，很显明的事，即得从宫殿，公园，学校中的图书馆或实验室以外，还要点东西，方不至于为这个大城中的历史暮气与其他新的有毒不良气息所中，失去一个中国人对人生向上应有的信心，要好好的活也能够更好的活的信心！

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个信心更恰当名称或叫作“野心”。即寄生于这一片黄土上年青的生命，对社会重造国家重造应有的野心。若事实上教书的，做官的，在一切社会机构中执事服务的，都害怕幻想，害怕理想，认为是不祥之物，决不许与现实生活发生关系时，北平的明日真正对人民的教育，恐还需要寄托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上。文学运动将从一更新的观点起始，来着手，来展开。

想得太远，路不知不觉也走得远了些。一下子我几乎撞到一个拦路电网上。你们可曾想得到，北平目前还有什么地方没有不固定性的铁丝网点缀胜利一年后的古城？

两个人起始摸我的身上，原来是检查。从后方昆明来的教师，似不必需要人用这种不愉快的按摩表示敬意。但我不曾把我身分说明，因为这是个尊师重道的教师节，免得在我这个“复杂”头脑和另一位“统一”头脑中，都要发生混乱印象。

好在我头脑装的虽多，身上带的可极少，所以一会儿即通过了。回过头看看时，正有两个衣冠整齐的绅士下车等待检查，样子谦和而恭顺。我知道这两位近十年中一定不曾离开北京，因为困辱了十年，已成习惯，容易适应。

北平的冬天来了，许多人都担心御寒的燃料会有问题。然而，北平十分严重的缺少的不仅仅是煤。煤只能暖和身体，却无从暖和这个大城市中过百万人的疲惫僵硬的心！我们可曾想到在一些零下三十度的地方，还有五十万人在冰天雪地中打仗？虽说那是离北()平城很远很远地方的事，却是一件真实事，发展下去可能有二十万壮丁的伤亡，千百万人民的流离转徙，比缺煤升火炉严重得多！若我们住在北平城里的读书人，能把缺煤升大火炉的忧虑，转而体会到那零下三十度的地方战事如何在进行，到十二月我们的课堂即再冷一些，年青学生也不会缺课，或因缺少火炉而生埋怨。因为读书人纵无能力制止这一代战争的继续，至少还可以鼓励更年青一辈，对国家有一种新的看法，到他们处置这个国家一切时，决不会还需要用战争来调整冲突和矛盾！如果大家苦熬了八年回到了北平，连这点兴趣也打不起，依然只认为这是将军、伟人、壮盯排长的事情，和自己全不相干，很可能我们的儿女，就免不了会有一天以此为荣，参加热闹。为人父或教人子弟的，实不能不把这些事想得远一点，深一点！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