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列传读后感（一）

喜欢武侠小说的人，读《游侠列传》多半会大失所望。历史有时比小说有趣，但更多的时候是实际的历史打破了人们的梦。所谓顺治为了董小宛出家，雍正被吕四娘刺死，都是想象中的传奇，小说家的好题材。然而却不能深究的，否则就会发现董小宛二十八岁死时，顺治才十四岁，而雍正虽算不上好兄长，做皇帝却是最勤政的。我看《勇敢的心》后，就去查威廉-华莱士的历史，结果也是大失所望，华莱士死后三年，苏菲-玛索所扮演的伊莎贝拉王妃才从法国嫁过来，而且铁腕无情，被称“法国母狼”。

我读《史记-游侠列传》前，压根没指望过它像金庸小说那般精彩，有点《三侠五义》的味道就行了，然而现实还是如冷水一般。

《游侠列传》里主要就写了三个人，朱家、剧孟和郭解。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现在大大不同，虽然他也引述韩非子“侠以武犯禁”，但他强调的侠是见义勇为、人缘好，而不在乎是不是武艺高强。这三人的武功如何，一字不提，他们既没参加武林大会或是上华山论剑，也没有行走江湖、除暴安良。

朱家自己并不富，却仗义疏财，另外就是帮助不少亡命之徒逃脱追捕，有点像《和平饭店》里收山后的杀人王，被他帮助的最有名的是季布将军。然而之后朱家却躲着季布，不愿受人感谢。

剧孟就更没有具体的事迹了，光说他如何名气大，“以任侠显诸侯”，而他母亲死时很多人来送葬，并且宰相得剧孟大喜，“若得一敌国”——当时正是西汉七国之乱。然而具体点的光辉事迹，没有。

郭解相对来说笔墨是最多的，但人品也最可疑。朱家私匿逃犯，我们或许还能容忍，而郭解却是“为人阴贼”——内心狠毒。他少年时就因为睚眦小事“所杀甚众”，到年长作风改变，开始以德报怨、厚施薄望、喜欢行侠，还不夸耀自己。于是就有很多人攀附，但司马迁还不忘加上“其阴贼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也就是说内心狠毒没变，只不过有很多狐朋狗友帮他把事情摆平——“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帮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这多半是胡说八道，或是“春秋笔法”。郭解的事迹有三件。第一件，他的外甥倚仗郭解的势力强迫人喝酒，激怒了别人，被杀了，郭解姐姐大闹，而凶手恐怕逃不过，自己向郭解请罪，郭解却并不怪罪他，反说是自己外甥的错。第二件，有个人对郭解并不恭敬，他却嘱咐县尉免了那人的差役，就象是现在的免税，结果那人看他以德报怨，就服了他。第三件，郭解专门到洛阳调停完了一对仇家，却不居功，让这对仇家等着洛阳本地人士来调停，再正式言和，这就是说郭解照顾了本地“贤大夫”的面子。这三件事的前两件，从现代的眼光看都算不得什么，甚至大有问题，第一件，郭解做得并不公平，他的外甥有错，但错不至死，可以说郭解牺牲了对他外甥的公平，获取了自己的名声；第二件就更是拿公家的利益来沽名钓誉。

郭解是个布衣，靠着这样收买人心、养门客，最后树大招风。汉武帝都惧怕这些豪侠的威望，于是让他们迁徙到茂陵。而郭解虽然被迫迁了，却没意识到这时危险已经来了，还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他的侄子先把迫他们迁徙的姓杨县吏给杀了，杨家人告状，郭解的人又把告状的人杀了。这回得罪了天子，缉拿归案，却找不出郭解杀人的直接证据——这是典型黑社会特征，老大们总不会亲手杀人，有人替他行凶。然而中国人可从来没有严格的法制精神，皇帝想杀人，借口总是有的。曾经有个儒生在宴会上说郭解“以奸犯公法”，郭解的门客杀了他、然后跑路。御史大夫就说：“郭解区区百姓，却收养门客、玩弄权势，这么点小事都要杀人，虽然本人不知道，但却比本人杀人还严重，判——大逆不道。”这样郭解不仅本人被杀，还灭了族。

这就是《游侠列传》里的侠了，说好些，像宋江，武艺怎么也比不过鲁智深之类，却在江湖上名头很响——及时雨；说坏些，就是雏形“黑社会”中的老大，靠着畜养门客“以武犯禁”，为非作歹，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朱家、剧孟还可以说是“宋江”型的，而郭解就明显属于“黑社会”型了。

汉以后的侠会不会就武功大进，并且真正开始行走江湖，并以比武艺、争武功秘籍为要务呢不去追究也罢，还是给令狐冲们留些生存空间。

游侠列传读后感（二）

再读《史记》，《游侠列传》让人感慨颇多。这篇文章太史公最是斟酌用意，以儒侠对举，以儒为侠作反衬，以朱家、剧孟、郭解等出身草根的游侠为例，称颂了他们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高贵品格。《游侠列传》篇全文共2400余字，着墨不多却字字珠玑，写得荡气回肠，感人至深。

朱家、剧孟、郭解等人，既非改朝换代的帝王，也非封疆裂土的诸侯，更非名垂青史的诸子百家，一介草莽，何得以让太史公如此垂青，独成一篇，以极其真挚的笔墨写进这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些人身上，有哪些优秀的闪光点让太史公如此青眼有加呢通篇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大家学习：

诚信之美。“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他们都很守信用，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努力做到，为了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付出一切努力也要达成。

薄望之美。朱家曾暗中相助季布摆脱被杀的厄运，等到后来季布官拜河东太守成为抵御匈奴的名将时，却终身不再与季布相见。郭解救了别人的性命，从不沾沾自喜，觉得奇货可居在人家面前夸耀。他们帮助别人，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从来不指望被帮助之人能报答什么，也没有想过要以此扬名，厚施而薄望，是一种纯粹的不带功利之心的乐于助人。

慷慨之美。朱家、剧孟、郭解等人，总是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为了帮助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必全力以赴。朱家救济别人的困难，总是从最贫贱的开始，而自己却过着穷苦的生活，衣服破的连完整的色彩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个小牛拉的车子。这些游侠具有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扶危济困、帮助弱小的社会道德推向了极至。

成人之美。郭解曾经深夜前去洛阳调解一场许多人都没能调解的纠纷，当事人佩服他的为人，听从了他的意见，答应何解。郭解又连夜赶回，并告诉当事人让他们先不要听他的话，等他走后，让洛阳诸公们再来调停，那时他们再和好。本来是自己做的好事，却要说成是别人的功劳。郭解这样做不但解决了一场纠纷，也维护了洛阳诸公的面子。

明理之美。郭解名声显赫，大将军卫青都非常佩服郭解的为人，乡里人更是对他非常的尊重和仰慕。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声望，强行灌别人喝酒，对方酒量不济，实在躲不过盛怒之下拔刀杀死了他，之后逃走了。郭解的姐姐悲愤异常，发狠说道“以我弟弟的名望，我的儿子被杀凶手却逃之夭夭”，将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路上任凭雨打风吹，以此来羞辱郭解。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觉得凶手未免欺人太甚，怒发冲冠立即杀掉那人为外甥报仇。郭解却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沉着冷静的暗中调查，在找到那个人后还能心平气和的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得知实情后能够公正的对待，合理的处理，把罪责归于自己姐姐的孩子，收尸埋葬了他。以郭解当时的声望，只要他通报地方官府就能将凶手定罪，仰慕他的少年甚至敢杀掉得罪他的人来向他表示尊敬和崇拜，在如此威势之下，郭解仍然保持理智，明辨是非，在面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时大义灭亲维持正道，不仗势欺人，真是难能可贵。

气量之美。《劝学》中曾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郭解声望很高，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他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找到自己的不足，对不尊敬自己的人不加怨恨，反而施之援手，解他人之困以德服人，终于“箕踞者乃肉袒谢罪”，让事情有了完美的结局。

敬畏之美。郭解“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穷困时待人恭恭敬敬，一旦得势就翻脸不认人之徒比比皆是，而能始终如一者则寥寥无几。当时郭解可以说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人们心中的大英雄。然郭解却能做到不乘车走进衙门，到旁的郡国替人办事时，能办到的一定办到，不能办到的也尽量使各方面都满意，然后才肯接受别人的款待着实不易。

据司马迁所说：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游侠既非位极之人臣，何得太史公如此吟唱在太史公的眼里，朱家、剧孟、郭解虽是社会的底层人物，但是他们的仁义、谦逊、明理、讲信用和助人为乐的美好品质，为老百姓所称颂，而这些优点，是大多数沉迷于功名利禄的上流社会人士根本不具备的。

游侠列传读后感（三）

接连读了《史记》里的几篇列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游侠列传》，连续读了几遍还是爱不释手。作者先以儒侠对举，以儒为侠作反衬，称颂了游侠言必信，行必果，急人之困，不爱其躯的可贵精神；然后分别叙述了朱家、剧孟、郭解的生平尚侠事迹，着墨不多，却写得英风飒然。读完此篇又联系到现实生活，不禁由衷发出感叹：美哉游侠，悲哉侠义！

美哉游侠！

诚信之美。“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会做到。真可谓是一诺千金。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

果有成功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操守之美。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却“终不伐其能歆其德”、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他们都办了好事但却从不居功自夸。

急人之难，舍己救人之美。“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士为知己者死”、“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他们总是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为了帮助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必全力以赴。他慷慨的救济穷人，“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而自己却过着“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的生活。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了极至。

厚施而薄望之美。朱家“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他们帮助别人，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

退让顾全大局之美。郭解曾经深夜前去调解一场许多人都没能调解的纠纷，当事人佩服他的为人，听从了他的意见。郭解又连夜赶回，并告诉当事人让他们先不要听他的话，等他走后，让洛阳诸公们再来调停，那时他们再和好。本来是自己做的好事，却要说成是别人的功劳。郭解这样做不但解决了一场纠纷，也维护了洛阳诸公的面子。

明理之美。他不以利害为转移，而依据是非来判断事物。在处理自己侄儿被杀这件事上，当他了解实情后“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在知道自己的亲侄儿被人所杀，而杀人者竟然敢逃之夭夭时，想来大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杀人者未免也太看不起自己了。更令人气愤的是自己的姐姐竟然曝尸其子而来羞辱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人会怒发冲冠立即杀掉那人为侄儿报仇。而解却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沉着冷静的暗中调查，在找到那个人后还能心平气和的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得知实情后能够公正的对待，合理的处理，不但没有责怪杀人者反而对他的行为表示赞同转而责备其姐姐，要是不是明理之人如何能做到在面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能够大义灭亲以维正道

自省容人以德报怨之美。《劝学》中曾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找到自己的不足，对不尊敬自己的人不加怨恨，反而施之援手，解他人之困以德服人，终于“箕踞者乃肉袒谢罪”有了完美的结局。()

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客形象仍在我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生命是短暂的，再长寿，也不过百年光景，在无限的时空中不过是流星刹那。侠者不是不爱生命，而是希求的更高，这种爱已经超越了生物意义上的爱，而是将生命的历程当做艺术的过程，是以生命为笔墨，以世界为素练，他们追求的不是简单的生物意义上的生存，而是生命所能展现的美。为了这种美，甚至不惜牺牲财富，权贵，乃至性命。现代社会每一种事物都有他的本源，中华传统文化侧重于义，西方文化侧重于利。重于义的文化才能生长出侠的果实。而今严重的问题是，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在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走下坡路，一切正在向西方文化演变。当人与人之间变得以利益为准绳，以金钱为信仰的时候，当人情味越来越淡薄的时候，在这样的土壤里，侠义的衰亡不过是个必然的结局。在此情况下也惟有发出“美哉游侠，悲哉侠义”的感叹！

滑稽列传读后感（一）

近来读《史记·滑稽列传》，其中楚国的优孟劝诫楚王的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

优孟原是楚国的乐官。他身高八尺，富有辩才，常常用说笑的方式规劝楚王。楚庄王时，有一匹他喜爱的马。楚庄王给它穿锦绣的衣服，养在华丽的屋子里，睡在有帏帐的床上，拿枣脯来喂它。后来，马因为养尊处优，得了肥胖病（可能也继发了三高征）死了。楚庄王很伤心，下令派群臣给马办丧事，要用棺椁盛殓，依照安葬大夫那样的礼仪来安葬死马。群臣议论纷纷，认为不应该这样做。庄王大怒说：“有人再敢以葬马的事来进谏，就以死论处。”

优孟听到此事，走进殿门，仰天大哭。庄王吃惊地问他哭的原因。优孟说：“这马是大王特别喜爱的，就凭楚国这样堂堂的大国，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却只用大夫的礼仪来埋葬它，太薄待了，请用君王的礼仪来埋葬它。”

庄王问：“那是怎样的葬法？”优孟回答说：“我请求您用雕花的美玉做棺，昂贵的梓木做椁；士兵挖穴，老弱垒坟。齐、赵、韩、魏国派人前后护卫，立庙堂以供祭祀。这样一来，诸侯各国就知道大王轻视马而重视人了。”

庄王恍然大悟说：“我的过错竟到这种地步吗？该怎么办呢？”优孟说：“请让我将它作为一般的牲畜来安葬它。挖土灶为椁、以铜锅为棺；姜枣做调理、大火作衣裳，然后把它葬在人的胃肠里。”

于是庄王派人把死马交给宫中的膳官，不让天下人传闻他贵马贱人的事。

这个故事有个不错的结局。但达到“双赢”，要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是君王要有纳谏的肚量，二是谏者要有不怕死的胆量和智慧的言辞。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古代，君王具有生杀大权，一个人的生命在他看来无足轻重。所以要让国王接受劝阻、改变主意，话不但要击中要害，更要用词恰当、语气委婉、使其乐于接受。对一个身份地位不高的乐官来说，这需要有多大睿智和胆略。

现在，对任何人提意见，自然不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善意、巧妙的说话艺术，不但是在人际交往乃至事业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更是我们自身的教养和素质的体现。懂得给对方一点余地、一些尊重，这里的学问真够我学一辈子了。

滑稽列传读后感（二）

史公之《史记》幼时已闻，中学即知有《滑稽列传》，此缘于课本有《陈涉世家》一文。当是时，学习清苦，无资费买书，无图籍可借，更无网络。唯可用者，乃先生教学介绍之常识，然则此亦仅囿于先生之教学参考书（未知其已用多少春秋也）。授《陈涉世家》，乃介绍史记，其实亦概括简单，言史记何人所写，如何发愤着书，含本纪、世家、列传云云，其中列传又有《滑稽列传》。当时仅听先生一念，吾便记于心，至今未忘。噫，叹斯时求知之欲望如此之盛也！至如今，书能买亦可借，网上也有可读，但是《史记》竟未读一遍。此之事似乎亦合太史公所言之“发愤着书”本意，穷困易激人之志也。

后听闻《滑稽列传》乃政府总理之谈话。是时总理朱镕基巡南京，与官员谈论，气氛活跃轻松，总理遂漫谈至英国访问，席间主人见朱总理健谈，也不知是否出于赞赏，说自己还不知道原来中国人如此幽默。此话着实不礼貌，尤为政府首脑之会晤，竟如此妄论一国一民族。总理辩曰，中国人自古有幽默感，两千年前西汉时代司马迁写的《史记》，内即有《滑稽列传》，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滑稽，怎能说没有幽默感呢？

初闻此言，吾甚佩服总理之机智博学，既能回应所谓幽默问题，又宣扬我国之文化历史传统，亦给洋人上一堂中国历史课。近读《史记》，恍然大悟，此前之错误竟毫无察觉。

一言以蔽之，《滑稽列传》之“滑稽”非现代意义“滑稽可笑”之“滑稽”，亦不合于总理回应西洋人之幽默感。

不管总理是否知《滑稽列传》非“幽默滑稽的传记”，用之于外交，可行且成功。但是若论作学问，“滑稽”则另有意义。

通读《史记·滑稽列传》可发觉，此间之人之事无半点幽默可笑。淳于髡，“滑稽多辩”，数度出使各国，()都因能言善辩而不受屈辱，还曾讽谏齐王，罢长夜之饮。楚国优孟，“多辩”，讽谏楚王厚葬爱马，重牲畜而轻大夫；后又因前相孙叔敖之子作歌讽谏，使“负薪者以封”。秦有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

此三人为太史公所着之滑稽列传，至于后有郭舍人、东方朔、东郭先生、西门豹者，为褚少孙所补录，所记之事，多言语机智，亦无可笑之处。故“滑稽”非现代之“滑稽”也。

唐司马贞注《史记》索隐，“滑稽”之按语曰：滑，乱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又于褚先生补录处索隐曰，楚词云：“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崔浩云：“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杨雄酒赋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滑读如字，稽音计也。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

故，滑稽之意在于能言善辩，机智多谋。而至于将能言之士及并事列传于史，按太史公之本意则为“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此乃褒扬言谈之魅力和功用所在也，小到解决纠纷，大至国家兴亡。至于补录之褚先生，乃西汉末之大儒，补录《滑稽列传》、《武帝纪》、《三王世家》。补《滑稽列传》时言其意旨云：“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文举诸人，有西门豹者，治邺有方，初定开渠之事，民多怨之，乃曰：“民可以乐成，未可以虑始”。噫，吾言褚先生能料事也。不然，何以西门公此语，已足让吾等两千载后之“好事者”“游心骇耳”欤？

以此事而论，读书当求甚解。自以为如是，或成终身之错。慎之慎之！

管仲列传读后感（一）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着——《管子》。

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当然，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等。

管仲列传读后感（二）

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每个时期都有大量的英雄豪杰，也不乏能人巧匠，当然还有无数政客在历史的长卷上书写出绚丽的一笔。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在《史记》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让千百年后的我们所熟悉呢？管仲就是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凭借自己的能力受后人所景仰。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管仲作为颍上人，实在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他在齐国为相时，富国强兵，顺应民心，百姓所反对的就替他们废除。齐桓公要攻打楚国，管仲就趁机伐楚；齐桓公要北征山戎，管仲就趁机让燕国修改召公时的政治。桓公想背信弃义，不遵守约定时，管仲趁机让他履行诺言，诸侯于是归顺齐国。管仲死后，齐国仍然实行他的政策，齐国一步步强盛。而管仲平生十分富有，有三归，反坫，但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因此可见在齐国人的心目中，管仲是多么的优秀，多么受人尊敬。()

而管仲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鲍叔牙。开始管仲十分贫困，与鲍叔牙做生意，常给自己分的钱多，鲍叔牙却不认为他贪婪，始终善待他。管仲打仗时多次逃跑，鲍叔牙不认为他胆小，知道他家中有老母亲……后来，鲍叔牙侍奉公子小白，管仲为公子纠服务，小白成为君主，公子纠失败，召忽死了，管仲被囚禁受辱。鲍叔牙知道他不是不知羞耻，而是因为他的才能还未显露出来。于是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使得管仲感慨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就是千古佳话“管鲍之交”，长久以来为人们所称道。

鲍叔牙与管仲的友谊成就了管仲后来的作为，管仲的才能成就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没有管仲在政治上的卓越见解，齐桓公怎么会成为霸主呢？

《史记》向我们介绍了管仲，使我们更了解这位两千多年前的政治家，也让我们更钦佩他。管仲有勇有谋，心存大志而不拘小节，他的一番作为足以让他有资格在《史记》所记录的名人中占有一席之地！

货殖列传读后感（一）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

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货殖列传读后感（二）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钱，本身是的确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我们的祖先把土块当做“钱”来换吃换喝的，那么现在的土块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儿了，当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况且为富不一定就是不讲仁义的人，正所谓国富民强，同样的道理，家富了亲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负。骨气不是穷人的专属名词，富可敌国是一种本事，家徒四壁就算清高吗？可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两袖清风，只是说明你不愿陷于泥淖之中，换一种说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后因此落个骂名。在生财之道这个方面，到底是差那么一些。现在的我们一无所有，靠的是父母资助，上大学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烦恼于明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许又会有人批评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也钻到钱眼里了，试问，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抱着书本去呼喊越穷越光荣吗？

我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只是，我们应该正视金钱这个问题，追求财富并不是可耻的事情，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回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尽责的基础是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凭什么来让自己的亲人在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无忧无虑？

货殖列传读后感（三）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至今已经有2100多年了，可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货殖，即经商，做买卖，靠贸易以生财求利之意。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详细地介绍了汉代及其以前有货殖的种种情况，如商贾怎样致富，各地有什么货物，以及经济状况怎样影响人民的生活，形成什么样的社会风气，等等。它是关于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文献。本文主要论述了货殖的重要性及其不得不然的道理。它说明为积累财富而努力发展生产和贸易，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和巩固国家统治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不断发展生产和贸易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司马迁很早就能够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生产、交换贸易和积累财富等等的重要性，反映了他的卓越的经济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很值得重视。

文章一开头就否定了老子所设思的理想社会，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认为：这种理想美好的情形，不能光靠教化，也要靠发展经济。

人是讲利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你看，大家热热闹闹地、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地云集又离散为了什么？还不是实惠。你光空头政治行吗？农民种地，人们就有饭吃，工人做工，就会有生产日用品、矿山、铁路、高楼，商人经商，货物就流通

市场经济下，价格自动调节，比如，今年大蒜贵了，明年种蒜的就多，猪肉贱了，喂猪的就少了，南方的菜贵了，其他地方的菜就流向南方。北方的劳动力稀少，劳力就开到北方，并没有人强迫和组织他们这样做，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文章还谈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在这里，司马迁虽然过分强调了财富对道德的影响，而他的见解也不无道理，有饭吃，生活幸福，出去做盗贼的就少，从小不教育，没能力抚养，不学好的可能性就大，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的需要，加以教育，宣传道德的榜样，社会就会长治久安。

文章据事论理，颇能服人；结构谨严，层次分明；语言精美，明快畅达，时而援引经典，时而征引民谣，雅俗并用，不仅论理性强，且亲切自然，活泼生动，故虽属说理文章，读来亦颇觉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