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番薯

洋葱、花菜、胡萝卜、青椒……一篮一篮蔬菜水洗过的青翠。我拎起一个沾了土的番薯，心里一阵喜悦：十个月大的孩子今天将吃他生命中第一口番薯，世界上有这么多甜美的东西等着他一件一件去发现，真好——"你们怎么处理番薯的？"有人在背后问我。

是个五十几岁的妇人，带着谦和的微笑。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我只会放在水里煮一煮．你们东方人一定有比较高明的吃法……"也许，但是我这个东方人只会把番薯丢在水里煮一煮。实话实说，她显得相当失望。

站在人行道上，苏黎世的阳光，到了十一月居然还是暖暖的。手里拎着一只番薯，跟这个妇人说话。

"我是以色列人，在苏黎世住二十几年了。不，我不喜欢瑞士！"不喜欢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国度？为什么？

"工业高度的发展，环境都被破坏了，你看，树也被砍了，草原上盖房子，大自然愈缩愈小……"她抱怨着，我心里在说：妇人，你简直人在福中不知福，在瑞士说环境污染？我看到的湖，清得可以数水中的水草石头，雪白的天鹅、黑色的野鸭在雾中若隐若现，栗子落进湖里几声滴答。我看到一里又一里的草原，草原边有郁郁的森林，林中有潮湿长着果莓的小径。苹果树扎根在草坡上，熟透的红苹果滚下坡来，被花白的乳牛蹄子踩碎。牛脖子上的铃铛在风里叮当叮当传得老远。

而她在抱怨大自然的破坏？

"我比较向往你们中国；人与大自然和谐的共存，尊敬大自然，体认人的渺小……"我忍不住笑起来。又是一个向往东方文明的西方人！她大概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优雅的介绍东方哲学的书，用空灵的画与空灵的文字谈禅家、说老庄。她怎么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呢？或者曾经有个中国人热切地告诉她，中国是如何如何地与天地为一体，她显然不知道洞庭湖三十年来缩小了一半，也不知道这五年来，中国大陆的森林面积每年减少两千多万亩，更不知道台湾的人日日在呼吸污染的空气，在几近"死亡"的河流中捕捉含金属的鱼；山林缺少水土保持，年年闹水灾……"我也不喜欢瑞士人的物质主义，一心一意只是钱、钱、钱。有了钱要赚更多的钱，有了大房子要买更大的房子。他们根本忘记了如何简单地去生活。你们中国人就不会这么功利，你们比较讲究精神性灵上的追求，对不对？"对不对？望着她热切的眼睛，我尴尬着不知说什么好。

"而且，在瑞士，人的心很冷，人与人的距离很远。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美丽的房子、昂贵的汽车、漂亮的花园，可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房子越大，人越寂寞。你们中国人很讲感情的，不是吗？""是的。"我很肯定地回答，她开心地笑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对她解释中国人与瑞士人一个重要的不同：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挤车时用肘把别人推开、停车时堵住别人的车子、垃圾倒在别人的墙角下，害的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旦是"自己人"，他却会热情地给()你各种优待，让你不排队可以买到票，使你不挂号可以看医生，不交钱可以成会员等等。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我若牵着幼儿的手出去，一副"妇孺状"，一路上不断有人帮我开门、关门、提菜篮、推婴儿车；连公共汽车都会在开动之后又特别为我停下来。

"住上几年你就会知道，"妇人握着我的手道别，"瑞士实在不可爱！你一定会想念中国的。"我已经在想念中国了，可是我想念的中国不是她包装精美的东方幻想国，而是一个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强韧的地方。

拎着番薯回家，要放在水里煮一煮。

龙应台：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此刻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时间》

作者：龙应台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国北部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没，下面的街头人生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的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花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欢呼雀跃。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上某一个壮烈的场面，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个沙漏里的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到班驳剥落的门拄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房顶裂缝一寸寸扩大直至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1.5米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升高，时间也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妻，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睁眼就写，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越写越大，字符串越来越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越来越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还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年少轻狂画到满目苍凉— 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在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焦，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花，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4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国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寒冷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衡量？

龙应台：为谁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很会有效率做菜。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