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旧燕》

讲不清楚什么理由，人总是觉得几乎一切鸟都是美的，可爱的。一切太多，如果只许选家禽外的一种，以期情能专注，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必选“燕”。理由可以举很多，其中一项最重要，是与人亲近，而且不忘旧。我是北国城（长城）南人，成年以前住在乡下，先是土坯屋，后改砖瓦屋，都是祖传形式，正房（都坐北）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小康及以上人家兼有前后院。正房靠东西各间住人，中间一间两旁砌柴灶，可以起火做饭（冬天兼取暖）。这一间前部有门，如果有后院，后部也有门，就成为前后、内外的通路。有意思的是前部的门，两层：靠外的方形，只遮下半，向外开，名为风门；靠内的左右两扇，高及顶，向内开，白日大敞，入睡前才关闭。这样，起来之后，入睡之前，这间通路房的前门就总是半敞着。是不是欢迎燕来住半年，生儿育女呢？说不清楚，因为祖祖辈辈都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还是说事实，总是公历四五月之间，估计就是去岁那一对，回来了。门外罕有长者车辙的小家小户添了热闹，风门之上，燕飞入飞出，早期是衔泥筑巢或补巢，其后是产卵孵化，再其后是打食喂雏鸟。人也忙，因为正是春种到秋收的时候。现在回想，其实不是因为都忙，而很可能是都具有（无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德，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还可以具体说说。只说两件，都属于克已谅人的，先说燕一方，巢筑在屋顶稍靠后的一根檩上，灰白色，作簸箕形，口敞开，向外偏上，农家早中晚三顿饭都要烧柴，烟气火气上升，推想在巢里必不好过，可是没看见有不安然的表示。再说人一方，吃饭放矮长方桌，位置恰好在燕巢下，小蒴黄口待食的时候常有粪便落下，怎么对付呢，照例是饭桌移动位置，而不说抱怨的话。人燕和平相处，由人方面说是鸟兽可与共群，取其诗意，可以说是羲皇上的境界.

羲皇上与现代化难得协调，于是由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出外上学，离开乡村的祖传式房，改为住院学校宿舍，住北京的四合院，门不再是上部半敞的风门，室内不见檩，也就再也见不燕巢以及燕飞入飞出了。有时想到昔日，很怀念。幸而还有个馀韵，是七十年代早期，我由干校放还，人未亡而家已破，当然还要活下去，只好妇唱夫随，到北京大学女儿家寄居。住房是五十年代建的四层砖楼，比较高大，楼前有两排杨树，像是与楼房比赛，钻得很高。我们夫妇住的一间南向，前面有阳台，未维新，用玻璃封闭，因而成为敞而且亮。记不清是哪一年，四月末或五月初，竟飞来一对燕，选定上方近西南角，筑巢了。我很高兴，想到又可以与燕结邻，心里热乎乎的。老伴也高兴，说燕相中筑巢是个好兆头。巢筑得不慢，常常见“空梁落燕泥”。及至筑成，我吃了一惊，竟不是簸箕形，而是鱼壶形，长圆，近上部的一旁开个小口，仅能容燕身出入。我至今不明白，是另一种燕呢，还是在乡随乡，在城随城呢？两种巢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家乡那一种，因为可以看见雏鸟的黄口。但总是又来身旁了，应该庆幸。庆幸之馀，有时想到次年，至时还会回来吧？不负所望，次年的春末准时回来。可是像是心不安定，先是利用旧巢，不久又筑新巢。也许对环境有什么意见吧，第三年回来，飞旋几次，看看旧居，远去，就不再来。

其后是时和地更现代化，我迁入北郊一座高层楼，居室有窗，有阳台，都封闭，蚊蝇尚不能入，更不要说燕了。由楼窗下望，有空地，却永远看不到“乍晴池馆燕争泥”的景象。常想到乡村的旧居，可惜先则人祸，家里人都散而之四方，继以天灾（地震），房屋倒塌，现在是()连遗迹都没有了。其他人家，会不会仍保留祖传的遗风，年年有旧燕归来飞入飞出呢？但愿仍是这样。不过，纵使能够这样，总是离我太远了。那么，关于旧燕，我所能有，就只是一首昔年作也未能离开失落感的诗了，这是：

漫与寒衾梦绣帏，

天街细雨湿春衣。

年年驿路生春草，

旧燕归时人未归。

观照人生

张中行：求转败为胜

阅报，知道邵燕祥先生又印了一本书，名《人生败笔》，收昔年写的学习心得、思想汇报、检讨、交代一类文章，据说竟有三十万字之多。专由性质方面看，这是一本奇书，很想找来看看。只是近年来我精力日下，很少出门，尤其不跑书店，间或翻翻书，都是守株待兔式，兔不来，纵使闻名而想看看，也只能徒唤奈何。幸而我也写过这类文章，确知如远年之多种颂圣文，只有历史价值而没有欣赏价值。或曰，你不欣赏，有人欣赏。想想，确是如此，比如专制帝王高坐在宝座之上，臣民跪在下方，自称奴才，高呼万岁，有人会感到难堪或肉麻，可是，至少那位坐在上面的，以及不只口，心也乐于当奴才的，必感到舒服，舒服，欣赏之更上一层楼也。这样，我的“没有欣赏价值”的判断就该缩小范围，说“有些人”会认为。仍嫌过于武断吗？那就再缩小，说“我”认为；还可以加上作者邵燕祥，因为他标明是败笔，而非胜笔。

目为败笔，除了人各有见的问题以外，还有时间问题，即如提出书中的某一篇，写的时候，邵燕祥先生也觉得是败笔吗？这样，时间问题就明朗化为真心抑假意问题。总是五六年以前了，我写了一篇小文《降表之类》，推想如果能把九字号的自骂的文章，如俞平伯先生的检讨、我的请罪辞之类，集为一册出版，必可畅销，大赚其钱。那所收是来自假意的，可惜是写的时候都不想藏之名山，集而出版就做不到了。要钦佩并感谢邵燕祥先生细心，这类文章，不管出自真心还是来于假意，写成都留底，藏之无名的箱箧，又幸而有三十年河西，能够印出来问世，使主要是年轻一代，昔日未能躬逢“伟大”的时代，参与请罪、写检讨的，今日跳交际舞、唱流行歌曲之余，翻开，不说欣赏，见识见识吧。

见识（动词），意思是温习历史。这有何用？可以请《韩诗外传》来作答，是：“前车覆而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用现在的话说是可以吸取教训。什么教训？不简单，只好分项说。

一，出于自己笔下，有这类文章，如果都是假意的，就可证自己曾经装胡涂，如果兼有真心的，就可证不只曾经装胡涂，而且曾经真胡涂。年轻一代，未能躬逢“伟大”，也就没写过这类文章的人呢，也可以“能近取譬”，想想自己如果早生几十年，会不会也随波逐流，大写其自骂八股，如果竟是未能免俗，就可证自己也会装胡涂加真胡涂。

二，胡涂，除了七品芝麻官郑板桥曾经认为难得以外，大概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吧？不愿意这样而竟至这样，有原因。原因之远者是醉心于乌托邦式的教义，然后化为行，不很久就形成个人迷信加不少人狂热的大环境。个人迷信的结果是某一人神化，一人上升为神，其下的凡人当然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检讨检讨再检讨。再说不少人的狂热，头脑发热而至于狂，就必致视献己身为无上光荣，杀异端（有些人只是无告）为天经地义。始于信，终于杀，所以其中蕴涵不少可怜和可怕。反事正用，成为教训，是与其迷信，不如“多闻阙疑”。

三，迷信来于少知，甚至无知。治少知或无知，药只有一种，是多吸收知识，并进一步，培养成为能够分辨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好坏等的见识（名词）。这就一个人说，不容易，就群体说，更不容易，因为自觉以外，仍是不能离开大环境。但药只此一种，也就不能不学习白娘子，舍命去盗仙草。改为说实况就是，讲治平之道，应该把提高人民的教养放在第一位，所求是人人能够有并敢于表示自己的所知，而不是长年背语录，写检讨。

四，在下者背语录，写检()讨，是因为在上者喜欢听别人背他的大作，喜欢看别人写的“君王明圣，臣罪当诛”式的文字，总而言之是喜欢也就要求在下者都成为驯服工具。都成为驯服工具，自己才可以“无法无天”。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嗜好吧？小人物，比如喜欢吃观音土，太怪了，可是关系不大。大人物就不同，如三武一宗不喜欢佛教，无数信佛的出家人就受了大苦。在这方面，孔孟希望君主是个善人，对小民有不忍之心，行仁政，由孟德斯鸠看虽不免有磕头主义之讥，退一步，人，对小民有不忍之心，行仁政，由孟德斯鸠看虽不免有磕头主义之讥，退一步，不得不接受“天降下民，作之君”，为小民的平安和幸福着想，还是颇有道理的。问题是在上者善不善，要碰运气，磕头主义是不能打保票的。

五，至此，形势是图穷而匕首见，我们总当想个办法，使在上者，不管是否为善人，只能做小民欢迎的事，不能做小民痛心的事。能和不能表示有某种限制，这限制从何处来？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制度”。这所知就送来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我们要的不应该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

六，最后还要说说，着文曾有败笔，盖棺前知为败笔，只此一知，形于言，就成为胜笔。何以能成为胜？因为已经确认败笔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都要不得。可惜的是，几十年来，花样繁多、主旨单一为喊万岁的败笔不少，而自承为败笔的则寥寥。时之为义大矣哉！大之下我想塞个小希望，是都向邵燕祥先生学习，知而形于言，以求转败为胜。

张中行：自我

这个题目难写，可是不得不写，因为想谈与己身有关的许多方面，先要知道己身是怎么回事。这显然不容易。对于有些事，我们有时候感到，不想像是还明白，一想反而胡涂了。己身正是这样的事物，而且也许是最突出的，可以与“存在”或“有”（其对面的“无”同）并列。比如说，一阵发奇想，想问问，我吃饭，我与某人争论，总执着有个我，这“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正是不问则已，一问麻烦就来了。可以用历史家的眼看，是由父母那里受生，有生命就有了我。但也有麻烦，是有我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自己能觉知，受生之后多久能够自己觉知呢？确定某一刹那，恐怕实验心理学家也会为难吧？还可以用哲学家的眼看。很多人都知道，笛卡尔是用“我思”证明“我在”的。这显然也无用，因为思之前已经有了我。不得已，或者只能用叙述事实的办法，是受生以后，机体生长，感官的收获渐渐组成觉知（包括分辨实虚和感受苦乐），这觉知由一物和心的整体发出，并进而能够反照这整体，于是说这整体是“我”，这样说，所谓自我不过是个能反照的感知系统而已。也可以不学究气，只由常识方面认知。那就不必问究竟，只看现象。现象，或事实是，古今中外，有数不尽的人，每一个人是个物和心的整体，这整体有独自觉知的知识和苦乐，就自己觉得这整体是“我”。

神秘，或说有大力的是“觉知”。这神秘是由生命的性质来口生物与无生物的最本质的区别是，生物主动地要求保存、延续、扩充，这主动就是觉知，或慢慢发展为觉知。人类的觉知或者可以算作高等的，它能够以自己为对象，站在对面反观觉知。这有时就()像是有了两个我，如悔的感情就来于，一个明智的我觉得那个胡涂的我做错了。其实，觉得有我，这我成为对象，如果相信笛卡尔“我思”的判断，总不得不承认，那觉知不是来自对象的我。总之，“我”就是这样神妙莫测。

但是它也有不神妙的一面，是一个人无论如何神通广大，想离开“我”是办不到的，因为能想和所想都来于觉知，觉知不能离开那个能觉知的整体（即反观时的“我”）。不幸是这能觉知的整体“生而有欲”，有欲就不能不求，求而常不能得，于是有苦。苦与“我”难解难分，为了离开苦，有些人无力对外，就想在“我”上打主意。如庄子就有这样的设想：

南郭子綦隐机（凭几）而坐，答焉似丧其耦（躯体）。颜成子游（名偃）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庄子·大宗师》）丧我是“我”没有了；可是还有个“吾”，吾也是我，至多只是个造诣高超的我，可见还是没有离开我。佛家也有这种想法，认为“我执”是一切烦恼的本原，所以想除烦恼就要破我执。如何破？似乎只能乞援于万法皆空的认识。如果是这样，那就又是走向觉知。而觉知，显然只能是“我”觉知。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真正丧我，只有一则笑话的故事可以当之无愧。这故事是：

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沽酒劝其人烂醉，乃削其发而逃。其人酒醒，绕屋寻和尚不得，摩其头则无发矣，乃大叫曰：“和尚倒在，我却何处去了？”（赵南星《笑赞·和尚》）这自然是笑话；至于实际，蓄发变为秃头，如果生疑，是只能问，我的头发哪里去了。这就可见，人，生年不满百，情况也许如邯郸卢生之梦，外，环境，内，身和心，什么都时时在变，只有“我”却像是始终如一，总跟自己的觉知纠缠在一起，除去丧失知觉，是绝不能离开，哪怕是拉开一点距离的。

因此，我们就只好不问究竟，考虑人生问题，对付世间的诸多大事小事，都由自我出发。自我，与身外的无数自我，即他人相比，有类的同点，有个体的异点。如一首二足是类同；同是一首，有大小、胖瘦，美丑等区别，是个体间必有差异。这就自我说，是生来就受“天命之谓性”的制约，只能顺受。昔人称顺受为认命，命指命运，包括得于先天和遇于后天的。这里只说得于先天的，也包括无限花样。不能不化简，只算作举例，可以分为身和心两种。两方面，都有得天独厚和得天独薄的；厚薄之间，自然又必致有若干等级和无限花样。只说厚薄。就身说，项羽力能扛鼎，西施有沉鱼落雁之容，是得天厚；相反，刘伶是“鸡肋不足以当君拳”，无盐甚丑，就得天不厚了。心也是这样，世间有神童，也不少弱智儿，这是同受自天，而厚薄相差很多。这差异，受生的“我”不当负责，却不能不承担。有违公道之义吗？老子早已说过，“天地不仁（无觉知）”，我们，以及外面的大环境，都来自天，而并非来自公道。如屈原，作《天问》，吐一点点郁闷，结果还是不得不跳汨罗江。所以说，既已有了“我”，这“我”就带来“天命之谓性”，不幸而不厚甚至很薄，怨，难免，却没用，上策是用荀子的办法，求以人力补天然。如何补？显然，具体的必千头万绪，只好说几个原则。

一是“顺应”。上面已经说过，“我”之来，我不能负责，却不能不承担。这里说顺应，是要求“知道”有此情况。古今中外许多贤哲都重视这样的知。深思冥索，所求不过是想了解，外看，大千世界，内省，方寸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些人明白说出这种心情，如孔子说“畏天命”，斯宾诺莎说人的最上德是知天，等等，都是。知天然后才可以知命。知命，我的理解，可以包括三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外推，姑且限于有生之物，要知道，不只近邻，如五伦及路人张三李四，就是远邻，鸡犬蚊蝇，直到单细胞生物，都是在同一个天命的笼罩之下，所谓“民吾同胞，物无与也”，说可怜就同样可怜。另一方面是知止；就是要安于自己的能力有限，具体说是接受天命而不强求了解天命之所以然。《礼记·中庸》篇就是这样处理的，它说过“天命之谓性”之后，接着不问“何谓天命”，而说“率性之谓道”，意思是，生之谓性，已如此，逆，无力，也许还有大麻烦，那就顺着来吧。对付“我”当然也只好这样，逆，如自杀。非绝不可能，总是太反常了。还有一个方面是知足，是感知有“我”之后就不要嫌弃。这种态度是由务实的精神来，例如生来不聪明，你嫌弃也不会变鲁钝为聪明，也就只好用庄子的办法，“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当然也可以尽人力图补救）。幸而天命同时也赋予人知足之性，愚而自以为智，中人而自以为至美，老子天下第一，都是这种天性的表现。这种性对天（假定为也有觉知）有好处，是不会有人向他造反；对人也有好处，是集为“我”的一体，由生到死，都亲亲爱爱。

二是“自知”。这是因为过于在“我”的范围内亲亲爱爱，就会如俗话所常说，无自知之明。一个人，得于天，很少能够，或说不能，独厚，至厚，各方面都厚；后天也一样，不可能各方面造诣都最高。不厚不高而自以为厚为高，对人对己都无利，或说有小害甚至大害。所以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明来于多往外看，然后虚心比较。其结果就有如把自己放在衡器上衡量，一看明白了，本以为超过一斤，原来只有几两。这有好处，一是可以自谦，二是可以自励。其结果都会是造诣的向上，烦恼的减少。

三是“珍重”。这是由另一个角度考虑的，既然有了“我”。而“我”又至亲惟一，而且生涯只此一次，就应该珍而重之。如何珍重？还是率性，尽力求活得好。何谓好？不过是经历丰富且有价值而已。丰富，有价值，仍需要解释，为省力，用举例法，如某甲目不识丁，某乙古今中外读了数十万卷书，我们说某乙的生活比某甲丰富；汉武帝大量杀人，司马迁忍辱写《史记》，都忙累了一辈子，二人相比，我们说后者的生活有价值。这看法是常识也承认的，好说。难说的是为什么要看重活得好，或说为什么要珍重“我”。可以由认识论方面找些理由。柏克莱主教说存在就是被觉知，罗素认为最确实的所知是感觉所收（构成感知的材料），这能知的显然是“我”，没有“我”，外界如何，甚至有没有，至少是我不能知道了。这是说，“我”最质实。还最亲切，因为苦乐、是非等等，都是以“我”为本位的。为本位，就值得珍视吗？理由难说，只好信任情意，是活得好可以心安，反之就心不能安。人，碌碌一生，瞑目之前，难免算浮生之帐，如果所得（丰富和有价值）不少甚至很多，总比毫无所得好得多吧？有哲学癖的人或者会说，这也是自欺，因为难于证明有究极价值。这是又往上追问天命；我们既已只顾率性，那就珍重自我，算作安于自欺也好。

四是“超脱”。这不是要求如佛家理想的能破我执，而是遇见某种情况，宜于向这个理想靠近。这某种情况指欲的对象利禄之类和欲而不得之后的苦的情绪。人生于世，受天命之谓性的制约，总难免要，或多或少，见世俗的“可欲”而心不能静。于是而求，世间不只一人，僧多粥少，因而不能常如愿，或说常不能如愿。其后跟来的必是懊丧，苦恼。为“我”的活得好计，这不合算，所以要改弦更张。理论上有抓紧和放松两条路。抓紧，如果有成的机会不多，就会火上加油，越陷越深。所以不如放松。办法是跳到身外，视“我”为一般人，一时冷眼看，如叔本华所说，不过都是苦朋友，不如意乃当然，也就可以一笑置之了吧？能够反观也一笑是超脱，虽然有近于阿q 之嫌，如果以活得好为处理自我的目标，就，至少是有时，不能不用它。

张中行：旧燕

讲不清楚什么理由，人总是觉得几乎一切鸟都是美的，可爱的。一切太多，如果只许选家禽外的一种，以期情能专注，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必选“燕”。理由可以举很多，其中一项最重要，是与人亲近，而且不忘旧。我是北国城（长城）南人，成年以前住在乡下，先是土坯屋，后改砖瓦屋，都是祖传形式，正房（都坐北）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小康及以上人家兼有前后院。正房靠东西各间住人，中间一间两旁砌柴灶，可以起火做饭（冬天兼取暖）。这一间前部有门，如果有后院，后部也有门，就成为前后、内外的通路。有意思的是前部的门，两层：靠外的方形，只遮下半，向外开，名为风门；靠内的左右两扇，高及顶，向内开，白日大敞，入睡前才关闭。这样，起来之后，入睡之前，这间通路房的前门就总是半敞着。是不是欢迎燕来住半年，生儿育女呢？说不清楚，因为祖祖辈辈都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还是说事实，总是公历四五月之间，估计就是去岁那一对，回来了。门外罕有长者车辙的小家小户添了热闹，风门之上，燕飞入飞出，早期是衔泥筑巢或补巢，其后是产卵孵化，再其后是打食喂雏鸟。人也忙，因为正是春种到秋收的时候。现在回想，其实不是因为都忙，而很可能是都具有（无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德，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还可以具体说说。只说两件，都属于克已谅人的，先说燕一方，巢筑在屋顶稍靠后的一根檩上，灰白色，作簸箕形，口敞开，向外偏上，农家早中晚三顿饭都要烧柴，烟气火气上升，推想在巢里必不好过，可是没看见有不安然的表示。再说人一方，吃饭放矮长方桌，位置恰好在燕巢下，小蒴黄口待食的时候常有粪便落下，怎么对付呢，照例是饭桌移动位置，而不说抱怨的话。人燕和平相处，由人方面说是鸟兽可与共群，取其诗意，可以说是羲皇上的境界.

羲皇上与现代化难得协调，于是由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出外上学，离开乡村的祖传式房，改为住院学校宿舍，住北京的四合院，门不再是上部半敞的风门，室内不见檩，也就再也见不燕巢以及燕飞入飞出了。有时想到昔日，很怀念。幸而还有个馀韵，是七十年代早期，我由干校放还，人未亡而家已破，当然还要活下去，只好妇唱夫随，到北京大学女儿家寄居。住房是五十年代建的四层砖楼，比较高大，楼前有两排杨树，像是与楼房比赛，钻得很高。我们夫妇住的一间南向，前面有阳台，未维新，用玻璃封闭，因而成为敞而且亮。记不清是哪一年，四月末或五月初，竟飞来一对燕，选定上方近西南角，筑巢了。我很高兴，想到又可以与燕结邻，心里热乎乎的。老伴也高兴，说燕相中筑巢是个好兆头。巢筑得不慢，常常见“空梁落燕泥”。及至筑成，我吃了一惊，竟不是簸箕形，而是鱼壶形，长圆，近上部的一旁开个小口，仅能容燕身出入。我至今不明白，是另一种燕呢，还是在乡随乡，在城随城呢？两种巢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家乡那一种，因为可以看见雏鸟的黄口。但总是又来身旁了，应该庆幸。庆幸之馀，有时想到次年，至时还会回来吧？不负所望，次年的春末准时回来。可是像是心不安定，先是利用旧巢，不久又筑新巢。也许对环境有什么意见吧，第三年回来，飞旋几次，看看旧居，远去，就不再来。

其后是时和地更现代化，我迁入北郊一座高层楼，居室有窗，有阳台，都封闭，蚊蝇尚不能入，更不要说燕了。由楼窗下望，有空地，却永远看不到“乍晴池馆燕争泥”的景象。常想到乡村的旧居，可惜先则人祸，家里人都散而之四方，继以天灾（地震），房()屋倒塌，现在是连遗迹都没有了。其他人家，会不会仍保留祖传的遗风，年年有旧燕归来飞入飞出呢？但愿仍是这样。不过，纵使能够这样，总是离我太远了。那么，关于旧燕，我所能有，就只是一首昔年作也未能离开失落感的诗了，这是：

漫与寒衾梦绣帏，

天街细雨湿春衣。

年年驿路生春草，

旧燕归时人未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