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故乡人

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着闲话，一边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时荷西在奈及利亚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便要我开车带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一块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脚，将大理石墓穴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总是插满了两大瓶仍有剩下来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给放上几朵。

那时候尼哥拉斯刚刚失去妻子没有几个星期，我不愿打扰他们相对静坐的亲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个人，自己悄悄走开去了。

我在小院中轻轻放慢步子走着，一块一块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知不觉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的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哥拉斯仍是对着他的太太静坐着，头一直昂着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在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亲人吧！”“如果来看露斯，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儿，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的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面对这样的一封信，我的心绪非常伤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给他家人报了这个死亡的消息？是事实，可是他们心碎了。

见了面，我能说什么？那顿饭，曾家人诚心要讲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结果，我没有再跟他们连络。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纳利群岛去。一个酷热的中午，我开车去了圣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坟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个岛屿，请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属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会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复生，曾先生的家人，我们只有期望来世和亲人的重聚。那个墓，如果您们想以中国民间的习俗，叫我烧些纸钱，我可以由台湾带去，好使活着的人心安。

因为读者来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请看见这篇后记的南部朋友代为留意，如果有认识曾家的人，请写信到皇冠出版社来与我连络。谢谢！

上坟的事，不必再挂心了，我一定会去的。

三毛：约会

一直到了初中二年级有了“生理卫生”课之前，我都不知道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从小就问过母亲，她总是笑着说：“是垃圾箱里捡出来的呀！”我从来也知道这是母亲的闪烁之词。如果天下的垃圾都会幻化为小孩子，那些拾荒的人还敢去乱翻个不停吗？我们是垃圾变的？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除了堂兄、弟弟和父亲之外，对于异性，只有遥遥相望，是不可能有机会去说一句话的。我们女生班的导师一向也是女的，除了一个新来的美术老师。他给我的印象深，也和性别有关。第一天上课时，男老师来，自我介绍姓名之后，又用台湾国语说：“我今年二十四岁，还是一枝草。”那句话说了还嫌不够，又在黑板上顺手画了一枝芦草。我们做孩子的立即哄笑起来。起码很明白的听出了他尚未成家的意思——很可怜自己的那分孤零就在这句话里显了出来。

“那我是一朵花呀！”我跟邻位的小朋友悄悄的说。老师第一天来就凶了人，因为上课讲话。他问我：“讲什么，说？！”我站起来说我是一朵花。全班又笑得翻天覆地，老师也笑个不停，就没有罚。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分派的，情感好的同学，因为好到不知要怎么办才能表明心迹，于是就去结拜姊妹。当然，不懂插香发誓等等，可是在校园一棵树下，大家勾手指，勾了七下，又报生辰，结了七个金兰。大姐的名字我仍然记得，就是当今政治大学总教官的太太，叫王美娟。我排最小，老七。义结姊妹以后，心情上便更亲爱了，上学走路要绕弯，一家一家门口去喊那人的名字，叫到她蹦出来为止。中午吃便当就不会把饭盒半掩半开的不给旁人看是什么菜了，大家打开饭盒交换各家妈妈的爱。吃饭也只得十五二十分钟，因为课业重。可是讲闲话必是快速的抢着讲，那段时光最是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那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位发育得比较早的同学，在生理上起了变化，她的母亲特别到学校来，跟女导师讲悄悄话，她坐在位置上羞羞的哭。等到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死不肯讲，只是又哭。老师看见我们那个样子，就说：“好啦！这种小事情将来每个同学都要经历的，安静回座位去念书呀！不要再问了。”

吃中饭时，我们就谈起来了。“她妈妈讲流血啊什么鬼的，我坐第一排，听到啦。”我说。“流血什么意思？”“就是完蛋了！”“怎么完？”“就是从此要当心了，一跟男生拉手，就死了。”“怎么会死？”“不是真死啦！傻瓜，是会生出一个小孩子来。”“小孩子是这样来的呀！”我们听得变色。“没有那么简单，真笨！还要加亲吻的，不亲只拉手小孩子哪里会出来？”其中一个杨曼云就讲了。“一亲一吻，血跟男人就会混了，一混，小孩就跑出来了。”

我们七个姊妹吓得很厉害，庆幸自己的血暂时还不会跟什么人能混，发誓要净身自爱，别说接吻了，连手也不要去跟人碰一下才能安全。从那次以后，在学校看见我那同住一个大家庭的小堂哥陈存，都不跟他讲话。

虽然对于生小孩子这件事情大家都有极大的恐惧，可是心里面对那些邻班的男生实在并没有恶感。讲起男生来当然是要骂的，而且骂得很起劲，那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其实，我们女生的心里都有在爱一个男生。

这种心事，谁都不肯明讲。可是男生班就在隔壁，那些心中爱慕的对象每天出出进进，早也将他们看在眼里、放在心底好一阵子了。

多看了人，那些男生也是有感应的，不会不知道，只是平时装成趾高气扬，不太肯回看女生。朝会大操场上集合时，还不是轻描淡写的在偷看。这个，我们女生十分了然。

有一天我们结拜姊妹里一个好家伙居然跟邻班的男生讲了三两句话。等我们悄悄聚在一起时，才说，男生也有七个，约好以后的某一天，双方都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池塘边去。这叫做约会，男女的。我们也懂得很。

问我们敢不敢去，大家都说敢。可是如何能够约时间和哪一天，实在不能再去问，因为众目睽睽，太危险了。

没想到第二日，就有要跟我们约会的那群男生，结队用下课的时间在我们教室的走廊上骂架，指名骂我们这七个姊妹。不但骂，而且拿粉笔来丢我们，最后干脆丢进一个小布袋的断粉笔来。我们冲出去回骂，顺手捡起了那个白粉扑扑的口袋。围得密密的人墙——七个，打开袋子，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小纸片，写着——就在今天，池塘相会。

事情真的来了，我第一个便心慌。很害怕，觉得今生开始要欺骗妈妈了，实在不想去做。我是六岁便进了小学的，年纪又比同学要小一些。男女之事，大人老讲是坏事，如何在六年级就去动心了？妈妈知道要很伤心的。倒没有想到老师和学校，因为我心中最爱的是妈妈。

要面子，不敢临阵脱逃，下了课，这七个人背了书包就狂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长满了遍地含羞草的池塘边去。也许女生去得太快了，池塘边男生的影子也没一个，当时，在台北市，含羞草很多的。我最喜欢去逗弄它们，一碰就羞得立即合上了叶子。等它合了好久好久，以为可以不羞了，我又去一触，刚刚打开的那片绿色，哗一下又闭起来了。

就蹲在池边跟草玩，眼睛不时抬起来向远处看，眼看夕阳西下，而夜间的补习都要开始了，男生们根本没有出现。离开池塘时，我们七个都没有讲太多话，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难堪极了。

也不敢去问人家为何失约，也不再装腔作势的去骂人了，只是伤心。那时候快毕业了，课业一日加重一日，我们的心情也被书本和老师压得快死了，也就不再想爱情的事情，专心念起书来。

总也感染到了离愁，班上有小朋友开始买了五颜六色的纪念册，在班上传来传去。或留几句话，或贴一张小照片，写上一些伤感与鼓励的话语，也算枯燥生活中心灵上一些小小的涟漪。

男生班里有一个好将——不是我中意的那个，居然将他一本浅蓝色的纪念册偷运进了我们七姊妹的书包里。我们想，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总得留些话给别人，才叫义气，这个风险一定要冒一下的。于是，在家中大人都睡下的时候，我翻出了那本纪念册，想了一下就写——“沈飞同学：好男儿壮志凌云。陈平上。”写完我去睡觉了。纪念册小心藏进书包里，明日上学要传给另外的女生去写。

第二天早晨，妈妈脸色如常，我匆匆去学校了。等到深夜放学回家，才见父母神色凝重的在客厅坐着。妈妈柔声可是很认真的问：“妹妹，昨天，你写的那本纪念册是给男生的，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好男儿壮志凌云，是什么意思？”我羞耻得立即流下了眼泪。细声说：“我想，他长大了要去当空军。”“他当空军？你怎么会知道？交谈过了吗？”我拚命的摇头，哪里晓得他要做什么，只因为他名字上就一个“飞”字，我才请他去凌云的。

父母没有骂也没有打，可是我知道跟男生接触是他们不高兴的事。仍然拚命流泪。后来，父母说以后再也不许心里想这种事情，要好好用功等等，就放我上床去了。

眼看毕业典礼都快来了，男生那一群也想赴死一战，又传了话过来，说，填好“初中联考志愿单”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学校只那一次不必补习，要约我们七个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的“第一剧场”看一次电影。

我虽然已经被父母警告过了，可是还是不甘心，加上那时候铅笔盒底下一直放着拾块钱——足够用了。就想，反正又不跟男生去靠，更不拉手，看场电影了此心愿，回家即使被发现了受罚，也只有受下来算了。

那时候，坐公共汽车好像是三毛钱一张票，电影要六块。我们七个人都有那些钱。也不知，女生看电影，在当时的社会是可以由男生付帐的。

很紧张的去了，去()了六个，王美娟好像没有参加，反正是六个人。也没有出过远门，坐公车不比走路上学，好紧张的。我们没有花衣服，一律穿制服——白衣黑裙。

延平北路那家“荣安银楼”老店旁的电线杆下，就聚着那群男生。我们怯怯的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看见我们来了，马上朝“第一剧场”的方向走去。男生走，我们在好远的后面跟。等到窗口买票时，男生不好意思向售票小姐讲：后面来的女生最好给划同一排的票。他们买了票，看了我们几眼，就进去了。我们也买了票，进去坐下，才发现男生一排坐在单号左边，我们一排在双号右边好几排之后。

那场电影也不知道在演些什么。起码心里一直乱跳，不知散场以后，我们和男生之间的情节会有什么发展。

散场了，身上还有三块多钱。这回是女生走在前面，去圆环吃一碗仙草冰，男生没有吃，站得远远的，也在一根电线杆下等。后来，公车来了，同学都住一区的，坐同样的车回家，也是前后车厢分坐，没有讲话。

下车，我们又互看了一次，眼光交错的在一群人里找自己的对象。那一场拚了命去赴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

三毛：天梯

对于开车这件事情，我回想起来总记不得是如何学会的。很多年来，旁人开车，我就坐在一边专心的用眼睛学，后来有机会时，我也摸摸方向盘，日子久了，就这样很自然的会了。

我的胆子很大，上了别人的车，总是很客气的问一声主人：“给我来开好吧？我会很当心的。”

大部份的人看见我如此低声下气的请求，都会把车交给我。无论是大车、小车、新车、旧车，我都不辜负旁人的好意，给他好好的开着，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这些交车给我的人，总也忘了问我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他们不问，我也不好贸然的开口，所以我总沉默的开着车子东转西转。

等到荷西买了车子，我就爱上了这匹“假想白马”，常常带了它出去在小镇上办事。有时候也用白马去接我的“假想王子”下班。

因为车开得很顺利，也从来没有人问起我驾驶执照的事情，我不知不觉就落入自欺心理的圈套里去，固执的幻想着我已是个有了执照的人。

有好几次，荷西的同事们在家里谈话，他们说：“这里考执照，比登天还难，某某人的太太考了十四次还通不过笔试，另外一个沙哈拉威人考了两年还在考路试。”

我静听着这种可怕的话题，一声也不敢吭，也不敢抬头。但是，我的车子还是每天悄悄的开来开去。

登天，我暂时还不想去交通大队爬梯子。

有一天，父亲来信给我，对我说：“驾驶执照乘着在沙漠里有空闲，快去考出来，不要这么拖下去。”

荷西看见家信，总是会问：“爸爸妈妈说什么？”我那天没提防，一漏口就说：“爸爸说这个执照啊可不能再赖下去了。”

荷西听了嘿嘿得意冷笑，对我说：“好了，这次是爸爸的命令，可不是我在逼你，看你如何逃得掉。”

我想了一下，欺骗自己，是心甘情愿，不妨碍任何人。但是，如果一面无照开车同时再去骗父亲，我就不愿意。以前他从不问我开车，所以不算欺骗他。

考执照，在西班牙是一定要进“汽车学校”去学，由学校代报名才许考。所以就算已经会开了，还得去送学费。

我们虽然住在远离西班牙本土的非洲，但是此地因为是它的属地，还是沿用西班牙的法律。

我答应去进汽车学校的第二日，荷西就向同事们去借了好几本不同学校的练习试卷，给我先看看交通规则。

我实在很不高兴，对他说：“我不喜欢念书。”荷西奇怪的说：“你不是一天到处像山羊一样在啃纸头，怎么会不爱念书呢？”

他又用手一指书架说：“你这些书里面，天文、地理、妖魔鬼怪、侦探言情、动物、哲学、园艺、语文、食谱、漫画、电影、剪裁，甚至于中药秘方、变戏法、催眠术、染衣服……混杂得一塌糊涂，难道这一点点交通规则会难倒你吗？”我叹了口气，将荷西手里薄薄几本小书接过来。

这是不同的，别人指定的东西，我就不爱去看它。

过了几日，我带了钱，开车去驾驶学校报名上课。

这个“撒哈拉汽车学校”的老板，大概很欣赏自己的外表，他穿了不同的衣服，拍了十几张个人的放大彩色照片，都给挂在办公室里，一时星光闪闪，好像置身在电影院里一样。

柜台上挤了一大群乱哄哄的沙哈拉威男人，生意兴隆极了。学车这事，在沙漠是大大流行的风气，多少沙漠千疮百孔的帐篷外面，却停了一辆大轿车。许多沙漠父亲，卖了美丽的女儿，拿来换汽车。对沙哈拉威人来说，迈向文明唯一的象征就是坐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至于人臭不臭，是无关紧要的。

我好不容易在这些布堆里挤到柜台旁，刚刚才说出我想报名，就看见原来我右边隔着一个沙哈拉威人，竟然站着两个西班牙交通警察。

我这一吓，赶紧又挤出来，逃到老远再去看校长的明星照片。

从玻璃镜框的反光里，我看见其中一个警察向我快步走过来。

我很镇静，动也不动，专心数校长衬衫上的扣子。这个警察先生，站在我身边把我看了又看，终于开口了。他说：“小姐，我好像认识你啊！”

我只好回过身来，对他说：“真对不起，我实在不认识你。”他说：“我听见你说要报名学车，奇怪啊！我不止一次看见你在镇上开了车各处在跑，你难道还没有执照吗？”我一看情况对我很不利，马上改口用英文对他说：“真抱歉，我不会西班牙文，你说什么？”

他听我不说他的话，傻住了。

“执照！执照！”他用西班牙文大叫。

“听不懂。”我很窘的对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个警察跑去叫来他的同事，指着我说：“我早上还亲眼看见她把车开到邮局门口去，就是她，错不了，她原来现在才来学车，你说我们怎么罚她？”

另外一个说：“她现在又不在车上，你早先怎么不捉她。”“我一天到晚看见她在开车，总以为她早有了执照，怎么会想到叫她停下来验一下。”

他们讲来讲去把我忘掉了，我赶快转身再挤进沙哈拉威人的布堆里去。

我很快的弄好了手续，缴了学费，通知小姐给我同时就弄参加考试的证件，我下下星期就去考。

弄清了这些事情，手里拿着学店给我的交通规则之类的几本书，很放心的出了大门。

我打开车门，上车，发动了车子，正要起步时，一看后望镜，那两个警察居然躲在墙角等着抓我。

我这又给一吓，连忙跳下车来，丢下了车就大步走开去。等荷西下班了，我才请他去救白马回来。

我学车的时间被安排在中午十二点半，汽车学校的设备就是在镇外荒僻的沙堆里修了几条硬路。

我的教练跟我，闷在小车子里，像白老鼠似的一个圈一个圈的打着转。

正午的沙漠，气温高到五十度以上，我的汗湿透了全身，流进了眼睛，沙子在脸上刮得像被人打耳光，上课才一刻钟，狂渴和酷热就像疯狗一样咬着我不放。

教练受不了热，也没问我，就把上衣脱下来打赤膊坐在我旁边。

学了三天车，我实在受不了那个疯热，请教练给我改时间，他说：“你他妈的还算运气好，另外一个太太排到夜间十一点上课，又冷又黑，什么也学不会。你他妈的还要改时间。”

说完这话，他将滚烫的车顶用力一打，车顶啪一下塌下去一块。

这个教练实在不是个坏人，但是要我以后的十五堂课，坐在活动大烤箱里，对着一个不穿上衣的人，我还是不喜欢，而且他开口就对我说三字经，我也不爱听。

我沉吟了一下，对他说：“您看这样好吗？我把你该上的钟点全给你签好字，我不学了，考试我自己负责。”他一听，正合心意，说：“好啊！我他妈的给你放假，我们就算了，考试再见面。”

临别他请我喝了一瓶冰汽水算庆祝学车结束。

荷西听见我白送学费给老师，又不肯再去了，气得很，逼了我去上夜课，他说去上交通规则课，我们的学费很贵，要去念回本钱来。

我去上了第一次的夜课。

隔壁沙哈拉威人的班，可真是怪现象，大家书声朗朗，背诵交通规则，一条又一条，如醉如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认真的沙哈拉威人。

我们这西班牙文班，小猫三只四只，学生多得是，上课是不来听的。

我的老师是一个很有文化气息的瘦高小胡子中年人，他也不说三字经，文教练跟武教练硬是不相同。

我坐定了位子，老师就上来很有礼的请教中国文化，我教了他一堂课，还把我们的象形文字画了好多个出来给他讲解。

第二日我一进教室，这个文教练马上打开一本练习簿，上面写满了中国字——人人人天天天……

他很谦虚的问我：“你看写得还可以吗？还像吧？”我说：“写得比我好。”

这个老师一高兴，又把我拿来考问。问孔子，问老子，这巧问到我的本行，我给他答得头头是道，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庄子，他又问我庄子不是一只蝴蝶儿吗？

一小时很快的过去了，我想听听老师讲讲红绿灯，他却奇怪的问我：“你难道有色盲吗？”

等这个文教练把我从五千年的“时光隧道”里放出来时，天已经冰冷透黑了。

到了家赶快煮饭给等坏了的荷西吃。

“三毛，卡车后面那些不同的小灯都弄清楚了吗？”我说：“快认清了，老师教得很好。”

等荷西白天去上班了，我洗衣，烫衣，铺床，扫地，擦灰，做饭，打毛线，忙来忙去，身边那本交通规则可不敢放松，口里念念有词，像小时候上主日学校似的将这交通规则如《圣经》金句一般给它背下来，章章节节都牢牢记住。

那一阵，我的邻居们都知道我要考试，我把门关得紧紧的，谁来也不开。

邻居女人们恨死我了，天天在骂我：“你什么时候才考完嘛！你不开门我们太不方便了。”

我硬是不理，这一次是认真的了。

考期眼看快到了，开车我是不怕，这个笔试可有点靠不住，这些交通规则是跟青菜、鸡蛋、毛线、孔子、庄子混着念的，当然有点拖泥带水。

星期五的晚上，荷西拿起交通规则的书来，说：“大后天你得笔试，如果考不过，车试就别想了，现在我来问问你。”

荷西一向当我同时是天才和白痴这两种人物，他乱七八糟给我东问一句，西问一句，口气迫人，声色俱厉，我被他这么一来，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你慢一点嘛！根本不知道你讲什么。”

他又问了好多问题，我还是答不出来。

他书一丢，气了，瞪了我一眼说：“去上那么多堂课，你还是不会，笨人！笨人！”

我也很气，跑去厨房喝了一大口煮菜用的老酒，定一下神，清一清脑筋，把交通规则丢给荷西。

我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全背出来给荷西听，小书也快有一百页，居然都背完了。

荷西呆住了。

“怎么样？我这个死背书啊，是给小学老师专门整出来的。”我得意洋洋的对他说。

荷西还是不放心，他问我：“要是星期一，你太紧张了，西班牙文又看不懂了，那不是冤枉吗？”

我被他这一问，夜间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觉。

我的确有这个毛病，一慌就会交白卷，事后心里又明白了，只是当时脑筋会卡住转不过来。

这叫——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

失眠了一夜，熬到天亮，看见荷西还在沉睡，辛苦了一星期，不好吵醒他。

我穿好衣服，悄悄的开了门，发动了车子，往离镇很远的交通大队开去。无照驾车，居然敢开去交通大队，实在是自投罗网。但是如果我走路去，弄得披头散发，给人印象想必不好，那么我要去做的事很可能就达不到目的了。

我把车子一直开到办公室门，自然没有人上来查我的执照。想想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胆大包天的傻瓜。

到了办公室门口，才走进去，就有人说：“三毛！”

我一呆，问这位先生：“请问您怎么认识我？”他说：“你的报名照片在这里，你看，星期一要考试罗！”“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我赶紧说。

“我想见见笔试的主考官。”

“什么事？主考是我们上校大队长。”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通报一下。”

他看我很神秘的表情，马上就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出来说：“请走这边进去。”

办公室内的大队长，居然是一个有着高雅气度的花白头发军官。久住沙漠，乍一看到如此风采人物，令我突然想起我的父亲，我意外的愣了一下。

他离开桌子过来与我握手，又拉椅子请我坐下，又请人端了咖啡进来。

“有什么事吗？您是——？”

“我是葛罗太太——”

我开始请求他，这些令我一夜不能入睡的问题都得靠他来解决。

“好，所以你想口试交通规则，由你讲给我听，是不是这样？”

“是的，就是这件事。”

“你的想法是好，但是我们没有先例，再说——我看你西班牙文非常好，不该有问题的。”

“我不行，有问题。你们这个先例给我来开。”他望着我，也不答话。

“听说沙哈拉威人可以口试，为什么我不可以口试？”“你如果只要一张在撒哈拉沙漠里开车的执照，你就去口试。”

“我要各处都通用的。”

“那就非笔试不可。”

“考试是选择题，你只要做记号，不用写字的。”“选择题的句子都是模棱两可的，我一慌就会看错，我是外国人。”

他又沉吟了一下，再说：“不行，我们卷子要存档的，你口试没有卷子，我们不能交代。没办法。”

“怎么会没办法？我可以录音存档案，上校先生，请你脑筋活动一点——”

我好争辩的天性又发了。

他很慈祥的看看我，对我讲：“我说，你星期一放心来参加笔试，一定会通过的，不要再紧张了。”

我看他实在不肯，也不好强人所难，就谢了他，心平气和的出来。

走到门口，上校又叫住我，他说：“请等一下，我叫两个孩子送你回家，此地太远了。”

他居然称他的下属叫孩子们。

我再谢了上校，出了门，看见两个“孩子”站得笔直的在车子边等我，我们一见面，彼此都大吃一惊。他们就恰巧是那天要捉我无照开车的警察先生们。我很客气的对他们说：“实在不敢麻烦你们，如果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一次，我就自己回去了。”

我有把握他们当时一定不会捉我。

我就这样开车回家了。

回到家，荷西还在睡觉。

星期日我不断背诵手册。两人就吃牛油夹面包和白糖。

星期一清晨，荷西不肯去上班，他说已经请好假了，可以下星期六补上班，考试他要陪我去。我根本不要他陪。

到了考场，场外黑压压一大片人群，总有两三百个，沙哈拉威人也有好多。

考场的笔试和车试都在同一个地方，恰好对面就是沙漠的监狱，这个地方关的都不是重犯，重犯在警察部队里给锁着。

关在这个监狱里的，大部分是为了抢酒女争风吃醋伤了人，或是喝醉酒，跟沙哈拉威人打群架的卡纳利群岛来的工人。

真正的社会败类，地痞流氓，在沙漠倒是没有，大概此地太荒凉了，就算流氓来了，也混不出个名堂来。我们在等着进考场，对面的犯人就站在天台上看。

每当有一个单身西班牙女人来应考，这些粗人就鼓掌大叫：“哇！小宝贝，美人儿，你他妈的好好考试啊，不要怕，有老子们在这儿替你撑腰，啧啧……真是个性感妞儿！”

我听见这些粗胚痛快淋漓的在乱吼大叫，不由得笑了起来。

荷西说：“你还说要一个人来，不是我，你也给人叫小宝贝了。”

其实我倒很欣赏这些天台上的疯子，起码我还没有看过这么多兴高彩烈的犯人。真是今古奇观又一章。那天考的人有两百多个，新考再考的都有。

等大队长带了另外一位先生开了考场的门，我的心开始加快的跳得很不规则，头也晕了，想吐，手指凉得都不会弯曲了。

荷西紧紧的拉住我的手，好使我不临阵脱逃掉。

被叫到名字的人，都像待宰的小羊一样乖乖的走进那间可怕的大洞里去。

等大队长叫到我的名字，荷西把我轻轻一推，我只好站出去了。

“您早！”我哭兮兮的向大队长打招呼。

他深深的注视着我，对我特别说：“请坐在第一排右边第一个位子。”

我想，他对旁人都不指定座位，为什么偏偏要把我钉十字架呢！一定是不信任我。

考场里一片死寂，每个人的卷子都已分好放在椅子下面，每一份卷子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要偷看旁人的也没有用。“好，现在请开始做，十五分钟交卷。”

我马上拉出座位下面的卷子来，纸上一片外国蚂蚁，一个也认它不出。我拼命叫自己安静下来，镇定下来，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蚂蚁都说外国话。

我干脆放下纸笔，双手交握，静坐一会儿再看。

荷西在窗外看见我居然坐起“禅”来，急得几乎要冲进来用大棒子把我喝醒。

静坐过了，再看卷，看懂了。

我为什么特别被钉在这个架子上，终于有了答案。这份考卷的题目如下：你开车碰到红灯，应该（一）冲过去，（二）停下来，（三）拼命按喇叭。

你看到斑马线上有行人应该（一）挥手叫行人快走开，（二）压过人群，（三）停下来。

问了两大张纸，都是诸如此类的疯狂笑话问题。

我看了考卷，格格闷笑得快呛死了，闪电似的给它做好了。

最后一题，它问：

你开车正好碰到天主教抬了圣母出来游街，你应该（一）鼓掌，（二）停下来，（三）跪下去。

我答“停下来”，不过我想考卷是天主教国家出的，如果我答——“跪下去”，他们一定更加高兴。

这样我就交卷了，才花了八分钟。

交卷时，大队长很意味深长的微微对我一笑，我轻轻的对他说：“谢谢！日安！”

穿过一大群埋头苦干，咬笔，擦纸，发抖，皱眉头的被考人，我悄悄的开门出去。

轮到口试的沙哈拉威人进去时，荷西就一直在安慰我：“没有关系，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考坏了，下星期还可以考，你要放得开。”

我一句话也不说，卖他一个“关子岭。”

十点正，一位先生拿了名单出来，开始唱出通过人的名字，唱来唱去，没有我。

荷西不知不觉的将手放到我肩上来。

我一点也不在意。

等到——“三毛”，这两个字大声报出来时，我才恶作剧的看了一眼荷西。

“关子”卖得并不大，但是荷西却受到了水火同源的意外惊喜，将我一把抱起来，用力太猛，几乎扭断了我的肋骨。

天台上的犯人看见这一幕，又大声给我们喝彩。

我对他们做了一个ｖ字形的手势，表情一若当年在朝的尼克森，我那份考卷，“水门”得跟真的一样。接着马上考“场内车试”。

汽车学校的大卡车、小汽车都来了，一字排开，热闹非凡，犯人们叫得比赌马的人还要有劲。

两百多个人笔试下来，只剩了八十多个，看热闹的人还是一大群。

我的武教练这次可没有光身子，他穿得很整齐。教练一再对我说：“前三辆车你切切不要上，等别人引擎用热了，你再上，这样不太会熄火。”

我点点头，这是有把握的事，不必紧张。

等到第二个人考完，我就说：“我不等了，我现在考。”

考场绿灯一转亮，我的车就如野马般的跳起来冲出去。

换档，再换回档，停车，起步，转弯，倒车如注音符号a*中危俚钩担甲中危钡溃殉翟俚谷肓搅就ｗ诺某内去把自己夹做三明治的心；过斜坡，煞车，起步，下坡，换档……我分分寸寸，有条有理的做得一丝不差，眼看马上可以出考场了。我听见观众都在给我鼓掌，连沙哈拉威人都在叫：“中国女孩棒，棒——”

我这么高兴，一时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病，突然回身去看主考官坐着的塔台。这一回头，车子一下滑出路面，冲到粼粼的沙浪里去，我一慌，车子就熄火了，死在那儿。

鼓掌的声音变成惊呼，接着变成大笑，笑得特别响的就是荷西的声音。

我也忍不住笑起来，逃出车子，真恨不得就此把自己给活活笑死算了，也好跟希腊诸神的死法一样。

那一个星期中，我痛定思痛，切切的反省自己，大意失荆州，下次一定要注意了。

第二个星期一，我一个人去应考，这一次不急了，耐着性子等到四五十个人都上去考了，我这才上阵。

应该四分钟内做完的全部动作，我给它两分三十五秒全做出来了，完全没有出错。

唱名字的时候，只唱了十六个及格的，我是唯一女人里通过的。

大队长对我开玩笑，他说：“三毛的车开得好似炮弹一样快，将来请你来做交通警察倒是很得力的帮手。”

我正预备走路回家，看见荷西满面春风的来接我，他上工在几十里外，又乘中午跑回来了。

“恭喜！恭喜！”他上来就说。

“咦！你有千里眼吗？”

“是刚刚天台上的犯人告诉我的。”

我认真的在想，关在牢里面的人，不一定比放在外面的人坏。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胚子就如我们中国人讲的“龙”一样，可大可小，可隐可现，你是捉不住他们，也关不住他们的。

我趁着给荷西做午饭的时间，叫荷西独自再去跑一趟，给监牢里的人送两大箱可乐和两条烟去。起码在我考试的时候，他们像鼓笛队似的给我加了油。

我不低看他们，我自己不比犯人的操守高多少。

中午我开长途车送荷西去上工，再开回镇上，将车子藏好，才走路去等最后一关“路试”。这个“天梯”越爬越有意思，我居然开始十分喜欢这种考试的过程。

五十度气温下的正午，只有烈日将一排排建筑短短的影子照射在空寂的街道上，整个的小镇好似死去了一般，时间在这里也凝固起来了。

当时我看见的景象，完完全全是一幅超现实画派作品的再版，感人至深。如果再给这时候来个滚铁环的小女孩，那就更真切了。

“路考”就在这种没有交通流量的地方开始了。

我虽然知道，在这种时候，镇上一只狗也压不着，镇外一棵树也撞不倒，但是我还是不要太大意。

起步之前要打指示灯，要回头看清楚，起步之后靠右走，黄线不要去压过它，十字路口停车，斑马线要慢下来，小镇上没有红绿灯，这一步就省掉了。

十六个人很快的都考完了，大队长请我们大家都去交队的福利社喝汽水。

我们是八个西班牙人，七个沙哈拉威人，还有我。

上校马上发了临时执照给通过全部考试的人，正式的执照要西班牙那边再发过来。

上星期我一直对自己说，在摩洛哥国王哈珊来“西属撒哈拉”喝茶以前，我得把这个天梯爬到顶，现在我爬到了，“摩王”还没有来。

上校发了七张执照，我分到了一张。

有了执照之后，开车无论是心情和神色都跟以前大不相同，比较之下才见春秋。

有一天，我停放好了车，正要走开，突然半空中跳出以前那两个警察先生，大喝一声：“哈，这一次给我们捉到了。”我从容不迫的拿出执照来，举在他们面前。

他们看也不看，照开罚单。

“罚两百五十块。”

“怎么？”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停车在公共汽车站前，要罚！”

“这个镇上没有公共汽车，从来没有。”我大叫。“将来会有，牌子已经挂好了。”

“你们不能用这()种方法来罚我，不收，我拒付。”“有站牌就不能停车，管有没有公车。”

我一生气，脑筋就特别有条理，交通规则在我脑海里飞快的一页一页翻过。

我推开警察，跳上丰，将车冲出站牌几公尺，再停住，下车，将罚单塞回给他们。“交通规则上说，在某地停车两分钟之内就开走，不算停车。我停了不到两分钟又开走了，所以不算违规。”

“官兵捉强盗”，这两个人又输了，罚单丢给山羊吃吧。我哈哈大笑，提着菜篮往“沙漠军团”的福利社走去，看看今天有没有好运气，买到一些新鲜的水果菜蔬。

日复一日，我这只原本不是生长在沙漠的“黑羊”，是如何在努力有声有色的打发着漫长而苦闷的悠悠岁月。——天凉好个秋啊——

我们早已是故乡的异乡人

文/思郁

美国人何伟（peter hessler）在《甲骨文》开篇写到：“从北京到安阳——从现在的首都到被视为是古中国文明摇篮的城市——搭火车要花上六个小时。我坐在床边，有时不免觉得单调麻木。窗外的风景如壁纸一样地重复：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这份重复的感觉并不新奇。”

这样重复的风景在早年读书的时候处处可见。每年从学校回到老家都会像何伟一样搭乘火车，那种单调重复的风景历历在目：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那些矗立在北方旷野中的无数村庄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家乡。这样的风景这些年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农民几乎看不到了，一片片的田地上很突兀地出现了正在建造的高楼，村庄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空无。事实上，我的家乡就像那位上海大学的博士的返乡笔记中说的情况，除了南北地理上的差异，人情与世俗并无二致，大部分年轻人都进了城，一年在外，村中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纯正的庄稼人越来越少。

没有人再种庄稼：一方面是地划分得越来越少，我印象中，在十年前，村里每个人还能分到将近三亩地，现如今已经不足一亩；另外，种地的收成越来越低，一年下来，刨去农药、化肥、灌溉等成本费用，所收获的粮食除去全家食用，其余售卖变成人民币少的可怜。对农民来说，吃饱饭已经不是问题，手中没有钱花才是大问题。为了挣钱，只有脱离土地的束缚，进城也罢，转行也罢，只要有途径可以挣钱，他们都会尝试。

没有人再留恋一亩三分地，老婆热炕头的简单生活。父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人甘心留守在乡村，伺候那一片庄稼地。更不要说那些年轻气盛的青年人，外面的大千世界太精彩，诱惑无处不在，处处都充满了可能性，而留下来只会慢慢枯萎。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高中毕业前夕，田晓霞请他在国营食堂吃饭，顺便告诫他说即使回到农村，也千万不能忘记读书：“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几报柴禾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囤……”

这不是对乡村生活的抹黑，是活生生的现实，多少年亦如是，仿佛亘古未变。我们不可能都有足够的自信，像诺奖诗人切斯沃夫？米沃什一样说一生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那正是因为他去过了很多地方，反而没有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而那些终生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他们对生活的认知无法超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巴掌大的天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只有一种慢慢萎缩、枯萎、衰老的生活状态，而后者至少提供了无数生活的可能性。

进城打工是农村年轻人普遍选择的方式，对于那些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孩子的人，他们更愿意选择在附近的县城做点小买卖，贴补家用。这里最为吊诡的部分在于，对于那些进城的打工者来说，他们清楚城市并非他们的家乡，当他们远离了家乡进入新鲜的城市时，他们更加清楚是城市中的异类。虽然一年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只是暂留之地，是挣够钱都转身离开的所在。他们当然想留在城市生活，而且有很多人都成功了，他们在城市拼搏了大半生，买了房子，结婚生子，从此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份子，但是他们的记忆仍然生活在乡村里，完全的城市人至少需要两三代人才能完成这个蜕变。而对于打工者来说，城市是一个大写的他者，无论是人情世故，文化差异，城市政策，工作环境等等都让他们更加明白，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我所在的城市原本有大量的城中村，其中聚集着数百万人的打工者，今年随着城中村的拆建工作的展开，大部分的打工者遭到了心理上的驱逐。这样的事情无时无刻不提醒他们，这个城市与他们无关。所以，当他们攒够了足够的钱，就会义无反顾地回去，回到家乡去。

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但家乡亦是面目全非。这种心理上的扭曲十分微妙，一方面是他们见到了城市的模样，城市文明的记忆覆盖了原本童年乡村的记忆，所以家乡亦非原来的家乡。他们需要重新建构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新的家，从城市回来的打工者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乡村附近的县城买房，构建一个新家——尽管乡村距离县城不过四五公里的距离，但在心理上，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城里人。这是拉动县城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而另外一部分从城市回来的打工者，用自己半生舍命打工的积蓄，娶妻生子，重新在乡村定居下来——他们会重新修建自己破旧的房子，大大的庭院，光鲜亮丽的门楣——哪怕一年到头，这个院子的房子都是空荡荡无人居住，他们也要修缮起来。对这一部分农民老说，家，就意味着每年春节回来居住半个月的空房子。只有在一年到头的春节，返乡的大潮才让空无的街道充满了人群——正如另一方的城市，突然变成了一座空城。在乡村，春节前夕，县城中的各大商场总是人满为患，原本人迹寥寥的摊位上都挤满了购买衣服、年货、吃食的人群。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周围有这么多的人口，哪里都挤不下。

几乎无人留恋乡村生活，这就是现如今农村的现状。变化无时无刻不再发生，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在于，这种变化仿佛是突如其来的，就好像原本亘古未变的古老生活方式，突然被一种强大的驱动力给打破了，一下子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流动了起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散了。你只有变化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一旦你停下来，你就会被时代抛弃。这种被时代裹挟着身不由己的变化，城市的上班族能感觉到，乡村生活的农民同样深有体会，他们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全都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落差。他们的恐惧更加根深蒂固，因为土地无所依靠，这就意味着夺去了他们手中最后的救命稻草，只有绝处逢生，毅然出走，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才能跟得上这种变化。

可以借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术语，把这种变化的世界称之为“液态的变化世界”，顾名思义，液态的生活即是流动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在永不确定的环境中，缺乏稳定性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处处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与恐惧，我们害怕措手不及，害怕跟不上潮流，害怕被别人抛在后面，害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流动的生活，流动的是无数的恐惧，这是鲍曼对流动的现代性最为精准的体验。流动的生活暗示了一种观念：表层即是意义的全部。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追寻生活之下蕴含了的什么。借用鲍曼的话说：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包括我们追随的时尚与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有梦想也有恐惧，我们有渴望也有厌倦，我们既充满希望，但又坐卧不安。我们赖以谋生以及为之谋划未来的周遭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在这个液态的现代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转瞬即逝，不变的唯有变化本身。

变化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城市在变，乡村也在变。我们都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和生活，不过是有的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的人失败了。刚刚拿到欧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时代》，这个书名形容中国这个巨变时代恰如其分：“在中国，一度是集体合唱的国族叙述，正碎裂为十亿个故事——有血有肉、具备个人气质而且孤单奋斗的故事。”这个时代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时代，农妇的女儿可以努力上进，由工厂流水线女工扶摇直上进入董事会，打工仔可以成立上市公司，煤矿工人的儿子可以影响时代的进程。正是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着一批批农民的儿子进入城市，他们也有自己的野心，不甘心在乡村默默无为，度过一生。但是伴随着这种野心的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变化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们都变成了自己家乡的异乡人，一个匆匆的过客，一个借助春节的短暂性触摸维持不变的假象的现代人。城市化进程把进城的打工者同化为城里人的同时，也将乡村同质化自己的影像。在我的家乡，即将进行的几个举措，就是在未来几年，把乡村聚集在一起，统一搬迁进城，然后将剩余的土地大规模承包种植。这种农村强行城镇化的趋势很是明显，我们那个村子的很多土地已经被承包，而且没有人惋惜失去自己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现在不积极寻找其他生存方式，迟早会被城镇化模式强行驱逐。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积极求变。如果这种变化是无法阻挡和避免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惋惜这种变化呢？

乡愁是一种致命的浪漫，田园牧歌生活的背后是多少的黑暗与辛酸，怀旧多少是知识分子的强颜欢笑，所以我始终对刘亮程和韩少功书写的乡村系列散文充满了怀疑。哈佛的俄裔女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给“怀旧”一词下的定义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换句话说，在远方想家并不是怀旧，但是如果你返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却再也找不回到家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怀旧。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怀旧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冲动，精神的漂移，记忆的沉迷，幻象的觉醒。儿时的一首歌总能打动人心，不是因为它的动听，只是因为那首歌牵动了儿时的美好记忆。我们所怀想的只是一种记忆的幻象，梦想的家园。返乡的冲动一次次冲击着内心的栅栏，一旦等你按耐不住返乡的冲动，把一种记忆中的梦游拉回清醒的现实，付诸行动的话，失望的情绪会击溃你脆弱精神的防线，你迟早会发现记忆中的家园早已千疮百孔，面目全非。换句话说，当那些人哀悼着乡村正在丧失自己传统的时候，别忘了他们是在城市窗明几净的房子里奋笔疾书。

2013年有一本书是何伟的妻子张彤禾（leslie t. chang）写的《打工女孩》，那本书让我觉得反感之处在于，她先承认面对那些打工者时，“她是一个外人”，但她强调说，但“我遇到的每个人也都一样，正是这种共同身份，让我们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重重鸿沟，建立友情”。这是个一厢情愿的说法，你的社会阶层，教育背景，华裔身份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跨越的鸿沟，而且这个鸿沟有时候不是你的观察对象设立的，而是你自己自动设立起来的。事实上，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乡村之子，与张彤禾的视角并无二致，我们把自己变成了异乡人。我宁愿承认这些打工者大多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没有办法去尽量客观的书写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和生活，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在文字的包裹之下都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了。张彤禾通过《打工女孩》所揭露的真实，只不过是被严密修饰的文字，强烈的主观视角，先入为主的结论，猎奇目光过滤后的真实幻觉。

换句话说，早在我们离开了乡村之后，都变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异乡人。无论是我们这些靠读书进入城市的人，还是那些很早就进入城市的普通打工者。我们之间面对乡村的经验并无二致，乡村被异化为了他者的目光，回家是自我欺骗的幻觉。我们是城市的边缘人，家乡的异乡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我们与那些打工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我们会讲述、修订、抒发自己的经验，而他们才是沉默的行动者。他们的行为比我们更重要，因为正是他们携带着关于城市的经验和记忆回到乡村后，改变了乡村的面貌。而我们只是吟唱着乡村的挽歌，在城市中继续生活、怀想，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回不去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