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与造梦：俞敏洪的创富故事

    “中国留学教父”、“中国最富有的教师”……传媒构造的影像世界里，俞敏洪得以“神化”。追梦与造梦，俞敏洪的创业、创富故事更被演绎为一种难能可贵、不可复制的传奇。

    4月26日19时，搜狐企业家论坛走进中国人民大学，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发表主题演讲，并与现场400余名大学生进行了面对面互动与交流。

    主持人（搜狐网财经中心总监助理张翼）：今天晚上的演讲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搜狐财经、蓝狮子读书会联合主办。今年是俞敏洪的第四个本命年，我们也试图用四个字浓缩新东方以及俞敏洪的创富之路，这四个字就是——追梦、造梦。今年3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新书《俞敏洪管理日志》，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阅读了近十年来俞敏洪所有的内部讲话、公开演讲和相关报道。完成书稿的那一刻，我的头脑中浮现出的就是“追梦、造梦”这四个字。所谓“追梦”，意味着你所有的努力和奋斗，为的都是追逐心中的梦想和榜样；所谓“造梦”,意味着你的所作与所为，都将成为别人的梦想和榜样。

    两个女人影响了俞敏洪的一生，一个是他的白发娘亲，一个是他的结发之妻。如果不是白发娘亲固执的坚持，俞敏洪断然不会演绎“连续三次高考终于考入北大”的个人传奇，可能到现在都没能走出江苏江阴，也摆脱不掉农民的身份与习气；如果不是结发之妻顽强的推手，俞敏洪穷其一生也就只是北京大学的一个英文老师。两个男人，曾经左右着俞敏洪，一个是王强，一个是徐小平。正是这两位北大的学友和师长，让新东方一步步挣脱家族化，走向资本化。

    新东方的校训“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深刻地影响着莘莘学子。新东方创业创富的故事，经历跌宕、无法复制。有请“中国最富有的老师”俞敏洪演讲。

拥有财富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俞敏洪：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来到人民大学，新东方高管有5人来自于人民大学，我对人民大学一点都不陌生。今天晚上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追梦与造梦——俞敏洪的创富故事”。梦想人人都有，我没有大梦想，我的梦想是分阶段的。我现在打造的新东方已经超越了我的梦想，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新东方会成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并且是表现相当出色的中国概念股之一。

    大家都知道人有两种状态：经济自由状态和感情自由状态。前者是拥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和财富支配权，后者是拥有自由的感情选择权。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由，每个人的经济要求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现在是北大的博士生导师，他有自己的标准：有一个不用很大的房子，此外孩子的学费不用发愁，其余的时间就是用来读书，过着一种抬头看月亮、低头看流水的闲适生活。直到现在我还是保持着一个穷人对财富的看法，有朋友鼓动我买游艇，我说一年玩不了几次，游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人生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财富观。钱应该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重新安排你的财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每年拿出800多万元，资助2000多名贫困学生。我想办一所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大学，为了这个梦想，我已经在北京买下了500亩地。这所大学，我希望招录的学生一半以上来自农村。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农村孩子走入高校的机会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城市资源非常丰富，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有些孩子有机会进入很好的大学，但是没有能力支付学费，贫乏的教育资源使更多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大学，这是我想给农村孩子提供学费的原因，这就是我办这所大学的初衷。每年帮助几百个孩子，这是我非常愿意去做的事情。等我老了以后，不做新东方了，那所大学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会为这个梦想去努力，如果真的不能实现，我想我也一定会把钱捐给国家，然后自己回到校园里教书，教我能教的任何一个学科。

    为了办这所大学，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资本运作、资本投资，努力学习哈佛大学如何把几十亿的资金运作成几百亿。像北大、人大这样的公立大学，国家财政会源源不断地拨款，而我要办的私立大学只能依靠自有资金和资本运作。我认为，把大学运营好，大概需要100亿以上的资金才能做到。

    有物质没精神的人比有精神没物质的人更加绝望，中国的教育注重专业知识的教育，却忽略了如何一辈子做人做事的教育。拥有财富之后，我的梦想是什么？就是要把这所私立大学真正做起来，拥有最先进的教学，我会用最高代价请到最优秀的教授上课。此外我还有一个梦想，有一首歌词“我的梦都装在行囊中”，我希望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背着装满梦的行囊走遍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什么都不可怕，惟一可怕的是失去理想、失去勇气。如今，新东方的发展已经日渐平稳，我也为自己的后半生树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创建一所真正意义、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贫困学生也能上得起大学。这所大学与新东方无关，完全是个人理想。投身教育，是我一生的理想，而新东方就是在经营教育事业，所以我就有了做下去的理由。以我的个人财富，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不大可能，但是我下了决心，而且成立了基金会，我要办一所人文大学。

想要把生意经营好，就要给人传递一种信任

    当蒙牛遭遇信任危机的时候，蒙牛的股票下跌。牛根生打电话给我希望能够从新东方调配一笔资金，帮助蒙牛赎回股票，等蒙牛的经济状况出现好转，再把资金还给新东方。接到求援电话的第二天，我就把700万美元打给了牛根生，没有任何承诺，没有任何合同，对方也没有承诺给新东方多少利息。

    为什么这么做？原因非常简单。在我看来，牛根生是个好人。一、孝顺。他是养父母抚养长大的，他非常尊敬、孝顺他的养父母。二、义气。三、慈悲。他用蒙牛的股票成立了老牛基金会，资助员工在出现意外时度过难关。四、热爱自然。我去蒙牛参观过，牛根生在工厂周围种满了树木，以前那里可是一片荒漠。

    想要把生意经营好，把事情做好，就要给人传递一种信任，这种信任的状态就是把什么交给你都不用担心，互相之间没有猜忌和犹疑。我相信在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一个人是对的。也有些人向我借钱，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放心。

    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新东方爆发了“学生退款潮”，这是一场因为突发事件引起的“挤兑”潮，当时的情况十分紧急，如果处理不当，新东方可能面临倒闭。新东方现金流猛然抽紧，异常严峻的局面让我心急如焚。我给三个朋友打电话求援，当天下午，三笔1000万的款项进入了新东方的账户，也是什么合同都没有。

在现实中坚强、让梦想水到渠成

    我的成功源自两个因素：一是我确实会有梦想；二是我会始终咬定梦想不放松。即使我的梦想不是很宏大，但一定要要使自己处于每一天都在向上生长的状态。一个人成功与否，不在于你的教育背景有多深厚，经历有多显赫，而在于你对自己的未来保持怎样的心态和追求。

    从小学到高中，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梦想，我的梦想来自于高中时英语老师的引导。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农村人最坚定的梦想就是死也要成为城里人。在那个年代，只要考上了大学，就会转成城市户口。那位英语老师的一席话我记忆颇深，他说：我们班的同学都要参加高考，即使你没有考上大学，将来你在田里种地的时候，你也会自豪地说我曾经为自己的梦想奋斗过。后来我热爱英语，和对这位老师的崇敬密切相关。    第一年高考失败了，但是我之所以能最终考上北京大学，就是因为坚持。最艰难的时候，我有坚持的能力，我认为考大学这件事情一定能成，我就始终坚持誓不放弃，在农村一边干农活一边准备考试。当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的时候，我就像做梦一样。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因为肺结核住了一年医院，所以我上了五年大学才毕业。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上学时是自卑的。但就是因为得过肺结核，才令我更加热爱生命，心境也平和了许多。之后我确实很幸运，快要毕业的时候，国家要求所有大学生都要学习两年英文，当时英语老师缺口很大，所以我这个成绩全班倒数的学生在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校当上了一名英语教师。

    那时候，我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了出国留学，他们在国外刷盘子一天挣的钱多过了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所以我无论如何都想出去。我连续三年申请，才等来了一个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付不起高昂的学费，我没有去成。按照我当时的梦想，那永远去不成美国了，但是我现在远远超越了那个梦想。我的感受是，绝路的尽头或许就是希望的转角，当你发现梦想遥不可及的时候，你要把那些现在能够实现的事情做好，就做你能做的事情，也许不自觉之间原来的那个梦想也就实现了。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会站在美国名校的讲坛上，但后来真就站在哈佛、耶鲁的讲坛宣讲新东方的案例。

    我看一部法国的电影短片《种树人》，这个片子四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提名。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中年丧妻失子的牧羊人，在一片荒山中，每天种下100颗种子，坚持了40年，最终把把一片荒凉之地改造成了繁茂森林。

    美国一个老人背诵拉丁文版的荷马史诗成名，去很多学校做演讲，使自己的身价暴增。所以，我认为人永远有自己发展的机会。无论何时，都要有一种热爱生命的冲动，对事物向往的冲动，去憧憬那些未曾实现的愿景，去欣赏那些没有欣赏过的风光，这是做事情成功的动力之源。

方向正确、急事慢做

    北大生病的那段经历，让我对生命的热爱更加强烈，也让我摆脱了与人攀比的心态，这样我有了更加平和、放松的心境。我做事情从来不会着急，即使我的动作总是很快的，做事情快不代表性子要急。有一句话叫“急事慢做”，方向正确、急事慢做，方向错误，事情做得越快，错误也会越大。

    成为领导者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一马当先、当仁不让。创造了一个新生事物，引领世界；其二，后来居上、勇敢超越。先学习、模仿，然后成为行业领跑者。新东方选择了后一种，在只有13个人上课的创业初期，我要做的就是心甘情愿地向别人学习，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往前走。商业机会不可失去，失去了不可回来，但是你要敏锐地抓住机会，然后一往无前往前走。

    有人问新东方为什么不涉及其他领域？比如房地产。十年前就有人劝我做房地产，但我认为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大事，我十年前就给自己定位要做好教育。既然有了这个定位，跟教育不相关的我就不做。我也做过房地产，但都是与教育相关的。如果我做房地产也一定能够成功，或许不大可能有新东方的上市。新东方永远不做教育之外的事情，把精力倾注在一件事情上，才能做深、做透、做长、做久。我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特点：能够长期坚持，直到把一件事情做完美。新东方能有今天，跟我这个特点大有关系。

    新东方上市时的股价是15美元，三个月之后上升到45美元，那时一些员工把手中的股票卖掉了，但现在新东方的股价涨到了100美元。我坚决不卖新东方的股票，我坚信只要一心一意做新东方，股价就会持续上涨。耐心、精心地耕耘在教育这一亩三分地，终会有收获的果实，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所有的事情就会化繁而简、化难为易。

新东方上市：不可承受之重

    新东方的经营方针非常简单，就是在没有彻底认清一项事物的时候，绝不会贸然进入。在新东方，我惟一一件没有弄懂就去做的事情就是上市。我的本性是悠然自得、随遇而安。新东方上市之前，我们都是在努力一年之后，年底分钱，然后继续努力干活。但是，这样的状态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恐怕就不会有新东方的今天。因为只有积极的进取才能不被行业淘汰。2000年的时候，凭借一亿的净资产，我们在新东方内部发行了终身认定的“股票”。新东方从此开始走向正规化，转变成了股份制公司。

    上市之前我三天三夜没有睡好觉。为什么？一是上市公司的管理结构、治理结构极为严格，而我还不会打理；二是美国上市公司，不允许老板随便抛售股票，而对其他人没有限制，这就意味着我要承担所有的压力。但同时我也知道，人对财富的欲望是不可打压的，新东方只有成为上市公司，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吸引、留住人才。所以面对内外部压力，新东方选择在美国上市。

    面对挑战，关键是要有勇气去直面、去跨越。上市之后，我逐步了解了资本运作规律，我现在尽可能用最好的方式方法把新东方往前推进，既符合学生利益，也符合新东方员工、股东利益。

    面对考验不急不慢，遇到困难稳步解决，尽可能通过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做出更加正确的决策，一旦你认为方向正确就要无条件坚持下去，只要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任何难题都能化解，同时一定要经常性地把利益与团队分享。用什么力量把大家团结在一家企业里做事，亲情文化还是企业使命？企业目标、企业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这一原则之下，可以发展志同道合的情谊。

    评判一个企业家，不能只看他的企业现在经营的好坏，关键要看这家企业的发展前途，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不是好企业，不能把企业经营好的企业家也绝不是称职的企业家。

    中国的上市公司总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上市以后，留不住核心团队。新东方上市至今，核心团队成员一个没走。这其中有几点因素：一是新东方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我每周都向所有员工发邮件沟通思想、交流心得，我要打造一个亲和、透明的新东方，让员工有尊严地活着；二是制定合理的目标。这个目标符合公司的发展也符合员工的利益，新东方的员工深深热爱着新东方，这就是新东方健康发展的原因之一。

网友提问：

    1提问：新东方有没有多元化的想法？

    俞敏洪：我认为我是做专业化比较典型的代表，有的企业认为多元化可以为自己的发展规避风险。比如联想控股也是多元化的，又做投资，又做房地产，又做高科技，但他们那是多元化投资、专业化经营。（ https://）凭我本人的个性，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并不是说多元化就比专业化好，我觉得不管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成功的关键在于老板的决策力、思想力。

    2提问：你说你想办一所大学，不以学费为标准，不以高考成绩为标准，你选拔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俞敏洪：肯定要录取国家设定的最低本科分数线以上的学生，在这个基础上通过面试、考察来筛选。事情是慢慢做的，私立大学发展少说二十年，多则三十年。

    3、提问：很多曾经的精英人才离开新东方自己创业，并且成为新东方的直接竞争对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俞敏洪：这个事情很正常。一个机构做大以后，有些人才难免跟公司的理念不一致；其次，人才平台的发挥限制比较大，这样总有一些有才华、有理想的人，有可能自己再出去开创新天地。我要说的是，即使出去创业也不要失去做事情的原则，要光明磊落，不要诋毁新东方。

    新东方很多创业者出去干事情的经费都是我给的，而且他们做的事跟新东方是一种互动。如果他们干成了，将来把新东方收购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他们干到一定程度，自己不想干了，想卖给新东方，我欢迎（他们赚了一笔钱，我也有了另外一个分支机构）。所以，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分开就非得你死我活、尔虞我诈。

    4、提问：在打造团队的过程中，如何挑选合适的人才进入核心管理层？

    俞敏洪：你自己要有吸引团队成员的能力，以及你是否大气、具有判断力，能否在关键时刻带领大家打拼的人。其次，是不是有一个事业目标，值得团队追随你，愿意跟你一起奋斗。最后，是否有利益期待。做到一定程度就得到一定的利益，这是很重要的。

    5、提问：你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走入社会有什么建议？

    俞敏洪：勇敢走进去，找到工作以后，证明自己的能力。不要失去梦想和憧憬，先把每一件小事做好，然后再去实践更多。要培育一种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心态，先就业，再职业化，再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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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励志小故事：垫脚石的故事

俞敏洪在讲座中说：

小时候，我家门前有一条路，一下雨，这条路就被水冲出一条沟，这条路不宽不窄，中间必须垫一块砖头，你才能走过去。不垫砖头，你就过不去，有时 候你一怕，很容易就掉到沟里去了。所以，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要捡一块砖头，垫在沟中间，来往行人方便多了。新东方就是这么一块砖头，使得每一个学生，在 他奋斗最艰难的时候，最疲惫的时候，我们给他垫一块砖头，他不至于掉到沟里去。我们就是这块砖头，这块垫脚石，让他们可以顺利地跨过这个沟坎。新东方确确实实帮助过无数学生跨过这个沟坎，给了他们力量，给了他们知识，给了他们方向，做到这一步也就 够了。我不要在雨中给他一架直升机，让他飞到阳光灿烂的地方去。我只要在这泥泞里，给他垫一块砖头。如果新东方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就满足了。如果学生回过 头来看，新东方确实给他在泥泞道路上行走的时候，在他过沟坎的时候垫过一块砖头，没有让他摔倒，继续往前走，我觉得新东方就可以满足了。

“新东方精神”就是一块泥泞道路上的砖头，一块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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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励志故事：俞敏洪的北大读书经历

“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做大事的人，也不喜欢做大事。”当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在中国地质大学活动中心讲台上，以这句话开始他的讲座时，台下坐得满满的年轻学生显然吃了一惊。

“我高考考了三年，78，79，80。我当时的梦想并不是要去北大。我是江苏省的，我就想考入江苏省地区师范学院。那是一所大专，地点是在常熟市。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看到台下的同学都笑了，俞敏洪也笑了。不过，他随即认真地确认说：“真的是这样啊！”“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努了一把力，最后在我们那个外语补习班考了第一，才想起自己也许该报一所名牌大学。结果一不小心就被北大录取了！”（笑）

“对于大学生来说，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不同，但成长永远是需要痛苦的。我从农村挑着两个麻袋来到了北大，根本不知道大学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进宿舍第一天，我就碰到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时隔二十多年，讲起这件事，俞敏洪仍记忆犹新。“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当然那时候还不认识，躺在床上拿着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读。我就觉得很奇怪，用很糟糕很难听的普通话问他：‘咦，上大学还要看这种书的？’那个同学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睛里是眼白多，黑眼珠少。这一眼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几乎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它给我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我大学四年感到极其自卑，到最后我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恐惧。第二点，它使我知道，一个人要读很多很多书。”

“在北大的四年里，我把每天的时间都放在读各种各样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一些我能读懂的自然科学著作上。四年毕业的时候，我读了大量的书，英语书反而成了其次的东西。所以我在北大的四年，英语学得非常糟糕。糟糕到毕业的时候，我连《飘》这样的英文小说都读不懂。”

“同时，我还养成了另外一个习惯，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首先我是从农村来的，普通话讲不好；其次又产生了自卑的情绪。所以，除了跟宿舍的几个人认识以外，跟北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大学最大的损失之一，就是没有参加任何大学生的活动。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大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对一个学生锻炼自己的心志，锻炼自己开朗的个性，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在北大的四年，过了一种比较痛苦的生活。”

“我在大学里是极其自卑的，到了什么地步呢？我在大学从没谈过恋爱。原则上这是有点不太正常的——当然也比较正常，因为我现在也很正常。（笑）但问题在于，我并不是不想谈恋爱，我看上了我们班每一个女孩子啊！”（笑，掌声）“那么为什么看上了一个女孩子却不敢去追求呢？这就是自我衡量。有的人是把自己抬高了，我发现我们班上有的男孩子是勇往直前，结果往往是成功了。但我发现我是把自己往下贬的，比如说我的能力是10，我常常把自己贬到5。到现在我也有这个感觉，当然我不会再贬到5了。这是一个自我恐吓的过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使你变得更谦虚，但它也可能使你失去本来应该属于你的东西。”这一句话，他感慨万千。“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这个人一定很浅薄。世界对教学研究统计表明，在任何时候，一直在班上第1名到第5名的学生，最后成功的比率，远远低于第10名到第20名的学生。从小到大一直都一帆风顺并不是个好事情，因为世界并不专为这样的人设计。容不得挫折、失败和落后，就不能将苦难变成智慧。”

追梦与造梦：俞敏洪的向上生长 

作为新闻记者、财经作家，张翼历时6年跟踪采访报道新东方，写成《俞敏洪管理日志》一书。2009年11月6日，北京，中关村西区，新东方大厦9层贵宾室，俞敏洪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现将访谈录全文刊登。

张翼：为了写作《俞敏洪管理日志》一书，我浏览了你近10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内部讲话、公开演讲、新闻报道，感觉“中国古典文化”对你影响比较深，比如读《三国演义》，你通过分析刘备、曹操的用人得失与成败，得出基本结论“管理企业要在利益和人情之间找平衡”。你在新东方最为混乱的时期把《三国演义》又钻研了一遍，这本书对你性格改变、思想提升产生了哪些影响？

俞敏洪：其实不只《三国演义》，《论语》、《老子》这些会聚中国古代文化成就的经典著作，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读《水浒传》的小人书，对情感与忠诚体会得很多。小时候在农村看到亲兄弟为了一点小事打得不可开交，恨不得互相掐死；但一旦别人招惹了其中一个，兄弟俩立马就会联合起来和别人对抗，把别人制服后，哥俩再接着打。

北大求学的5年，我阅读了800多本书，其中包括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印象比较深的是《三国演义》讲述的诸侯并起、英雄聚义、争夺天下的故事。经营企业之后重读《三国演义》，我就总在想，刘备、曹操为什么能成大事？刘备、曹操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质？刘备、曹操靠什么方式凝聚一支“经理人”团队？那些龙精虎猛的“经理人”为什么对刘备、曹操格外坚贞和忠诚？此外，我还经常琢磨为什么“市井无赖”刘邦能够赢得天下而“西楚霸王”项羽却自刎乌江？曹操的形象在小说里被演绎成了乱世奸雄，真实的曹操其实并不能说是奸诈。曹操十分推崇《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有过详尽的注解，我仔细阅读过，获益良多。我很喜欢、很钦佩曹操，曹操这个人意志坚定，知人识人尊重人才，而且很会用人，知道把合适的人安置到合适的岗位，从而创造出了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大好局面。曹操的雄才大略、战略思维足以吸引天下英雄追随他。

反复阅读《三国演义》，我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利益、情谊、理想、目标，这些都是维系团队、成就事业的关键因素。

1993年我和老婆创办了新东方，后来我从海外请回了徐小平、王强，陆续赶走了公司里的家人和亲戚，实现了新东方从个体户、夫妻店到现代公司的痛苦转型。再后来，新东方在美国上市，很多人都说新东方成功了。可以说，新东方的成长和发展与我的个性息息相关。不过我做不了“曹操”，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弱一点。我这个人，性情比较宽容、乐于容纳，不会表现得特别强势也从不独断，我喜欢倾听朋友们的建议和忠告，我喜欢跟着朋友们转。在新东方，我具有作为创始人的地位和权威，自认为在战略判断上一般不会犯错，我的身边也没有“诸葛亮”来帮我判断和抉择。从个性上来说，我可能更像“刘备”。

张翼：你的博客文章，总是会让人生发出一种深切的感动，总是会让人体会到一种力量的传递。精神激励、心灵励志是新东方以及你本人一直着力培育的一种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也已固化为新东方的一种核心竞争力，并且塑造了一群理想主义者“致富”的形象。但是从新东方离职的骨干教师曾经不无激愤地指出，“新东方成功地制造了理想主义者创业的假象”。

俞敏洪：“新东方成功地制造了理想主义者创业的假象”这句话，是在新东方没有实现既得利益的失落者发表的言论。精神激励、心灵励志已经成为新东方的一种独特文化。今天，对于新东方绝大多数人来说，新东方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家园”。不过，理想主义是靠利益驱动实现的，新东方是我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创下的基业，即使是创业的最初阶段也没有出现过那种过分宣扬情谊，无私无我，极度“理想化”的场景。

我是理想主义者，但我不要求新东方员工和我一样充满理想主义。我承认，新东方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利益驱动为主体的。所有的理想都要靠人才去创造，而人才是需要利益实现去维系的。新东方能有今天，是拼死拼活干出来的，是利益实现、情感维系、理想驱动的结果。新东方的理想主义不是“理想化”，我们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前提之上的，走向美国资本市场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具体体现，如果没有现实主义的考量，作为公司的新东方恐怕难以生存。

为什么我每次去西藏都会感动？因为看到很多藏民穷苦了一辈子，为了一次朝圣甘愿“五体匍匐十万计”，一路磕头磕到拉萨，然后带着无比愉悦的心灵满足离开布达拉宫。上市公司不是宗教机构，很难达到靠信仰支撑的境界，能做到理想感召就已经是极限了。经营新东方这些年来，我不停地向员工们灌输一种价值观和事业理想，我们的理想是不断刷新的，比如近年来我一直以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的理想来鼓励新东方员工。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矛盾，理想主义的实现可以依凭多个载体，比如你可以是非营利机构，你可以是私人化机构。这些年来，新东方的公司属性不断变化，从个体户到合伙制再到股份制，但是对于我来说，从事教育事业的崇高感、使命感、责任感、道德感从未改变。（ https://）直面现实，不再绝望不再痛苦，而是努力、专注地寻求生活与事业的空间，以我们的人文情怀给予中国最广大学生群体以精神的鼓励和人格的培养，新东方的理想主义是建构在对中国教育、中国学生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在我看来，一群人、一个机构，不再自顾自地埋头赶路而是经常性地抬头看蓝天，那就是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

张翼：独具个性的教学方式，另类风格的教师形象，是新东方最为显著的比较优势。一定意义上说，授课教师是新东方最为珍贵的“核心资产”，但是数以千计的授课教师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养成，是个非常严肃的课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会引发或然风险。

俞敏洪：新东方现在有8000多名授课教师，这是新东方的“核心资产”。如此数量庞大的一群知识分子，如何“管束”？首先是在理念与行为层面进行积极引导和道德约束，其次要让大家知道新东方所能承受和宽容的底线所在。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天候监控授课老师的行为，但是职业操守的准则，我们宣贯到所有教师。所谓底线就是动摇不得的“红线”，谁也不能触碰，我必须保证新东方的安全运行。在所有的宽容之下，必须确保新东方系统的经营安全，这就是我绝不妥协的原则。

6年前，新东方一个分校的校长，犯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事儿发生在现在的话，我肯定会把他送进监狱。当年我没有那么做，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摆脱“哥儿们意气”，出于体恤、宽恕的现实考虑，只是要求他清退了所占用的款项。回望过往的创业史，新东方曾经混乱到了几乎要崩溃的边缘，但是我始终认为那时候我与那帮朋友吵架，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主要是心态的差异、意见的分歧而已。所以那时候的纷争不存在惩罚谁的问题，关键是你要开放胸怀，能够“无限制”宽容他人。但是现在来回想对那位分校校长的处理，我确实太过宽容了。我当年的思想认识还比较“知识分子化”，不像个谙熟法治、善于管治的企业家。我记的很清楚，当年参与处理那位分校校长问题的新东方中层，灰心丧气了两个多月，他们对我的纵容行为感到失望和伤心。“既然你连这样的恶都不能惩罚，那你也就不可能弘扬真正的善，我们觉得跟着你是有危险的”，这就是当年大家对我的批评之词。

现在，我的认识有所改变，我认为，某些道德败坏的行为，如果不进行示范性惩罚的话，机构就会崩溃。我给你举个例子，2008年，新东方一个分校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通过虚开身份证的方式，侵吞了新东方5、6万元。我们起诉了他，2009年8月他被判了两年。按照以前的处理方式，只要把钱退了，全都一笔勾销了，但这次我决定严惩不怠。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组织机构里面，如果这样的行为不课以重律的话，很可能会对新东方员工造成误导。新东方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这是我第一次把犯有经济问题的中层送进监狱。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为的是让新东方的管理更加规范化、严肃化、法治化，引导授课教师、经理人阶层真正以专业、职业的心态做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从西方公司中学来的管理方法。后来在新东方内部会议上，我说所谓的善，是以有能力惩罚恶为前提的，否则，善就是不可持续的。孔子的《论语》讲的都是向善与道德，但是孔子并没有讲如何惩戒恶的行为。很多官员都会背诵《论语》的章节，但是不少人都成了不折不扣的贪官。所以我对肃贪非常支持。没有规矩的话，文化无法真正弘扬，道德也会沦丧。

张翼：新东方的经营团队、业务团队，如何达成“自由精神”与“职业精神”的谐调？这样的问题，在你看来是否是新东方最为棘手的管理问题？

俞敏洪：“自由精神”与“职业精神”的契合，确实是我思考比较多的文化和管理问题。做事的时候，我会尽量多地在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继而向着尽量符合对方期望的方向去作出决定。新东方的日常管理上，我几乎从来不用强制性、指令性的词汇，比如“你必须这样”“你照这样去做”。我经常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性格比较柔弱，新东方的员工大多都知道。我在处理公司内部事务时权衡得比较多，让步得比较多，但所谓的柔弱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原则，缺乏决断力、判断力。有时候也会因为过多考虑情感因素、现实境况，影响了做事的策略，但做事的原则我是坚定不移的。如果在员工心目中，老板是一个软绵绵的形象和做派，很难管理好企业。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是在员工、学生、公众心目中打造了一个积极、正面、阳光的个人形象。

自由主义精神是一种思想境界，并非是指在行为上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按照卢梭的说法，人是生而自由的，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只有身受束缚才能跳出最美的“舞蹈”，这是我在雪地上滑单板时的感悟。作为个体，你可以叛逆，但是身处机构之中，你心生太多叛逆那绝对是不允许的，个体的自由不能危及组织的安全与健康。我坚决支持授课教师们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但是，如果放纵8000名授课教师追逐“自由化”，新东方的存续就会面临巨大挑战

张翼：如何在总部集权与区域分权之间实现制衡？如何在全国市场的标准化方面与区域市场的个性化方面实现平衡？这两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公司从区域性向全国性跃进的共同难题。新东方也曾经一度积极试验、勇敢改良，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寻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和管理方式？

俞敏洪：目前新东方在全国范围内拥有43个分校，集权与分权，在新东方是统一的。人事权已经放给了分校负责人，我只负责各地分校校长的任免。财务权还控制在总部，但是绝大部分经营权已经下放到分校，对分校的要求是必须与总部在战略、目标、文化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周成刚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常务副总裁，43个分校的项目、业务条线归他管辖；陈向东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43个分校的经理人归他管辖。我把这种管理方式定义为矩阵式管理模型。周成刚、陈向东是我最主要的助手，我负责新东方整体的系统建设与战略规划。这种管理模式还会不断演变、继续调适。

一线城市的布局早已完成，这些年新东方一直在往二线城市突进，二线城市是最需要梦想和教育的地方。二三线城市，我们会采取连锁授权的方式经营。长期以来，我们对连锁经营非常谨慎，在二三线城市的连锁，也只是少儿英语、中学课外辅导的品牌授权连锁，新东方提供资源支持和匹配。

早年间新东方进行组织体系改造时，我是把总裁的位子让出去了的，那一时期，总裁办公会、董事会我参加得都比较少。放权的苦与乐，我都是经历过的。很多老板为什么不敢放权？因为他会在心理上产生失落感。关于放权，我没有犹豫。放权，不会对我的个人形象、个人地位产生任何影响。长期来看，放权是一种必然，然而放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强化人才梯队建设。放权之后，公司要稳健前行，不能产生业绩滑坡，这是放权的前提。目前来说，处于放权和集权的中间状态。对于新东方而言，精神上对我的依赖是日见强化，管理上对我的依赖是逐渐弱化。

张翼：对于细节，你一直非常敏感、格外在意。细节的过分干预，是否也会在客观上造成放权授权以及宏观战略问题的搁置？

俞敏洪：凡是白手创业的人，都会对细节非常在意。据我所知，史玉柱对自己的要求是把网络游戏的细节做到“变态”的地步。关键的问题是，一旦放权之后，你必须要从细节中超脱出来，不要越位去和别人抢权。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下属们对我也有意见。我已经学会了从具体事务中“自拔”，比如今天在长春召开新东方分校校长会议，我拒绝了邀请没有过去。如果我去了，我的讲话会影响其他高管的决策。

读emba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手下的高管有博士也有emba，财务报表有cfo帮我打理，数据分析有人帮我解读，我觉得我不需要再沉浸到那种具体的操作与管理中。我是董事长兼ceo，我的管理应该立足指导层面，而不是应用层面。战略设计不是学emba能学到的，我一直想读个哲学、社会学、教育管理、伦理学之类的学位。

新东方如何才能活得好？要做国家教育拾遗补缺的事情，不要和国家教育去抢饭碗，比如学前教育、课外辅导、英语培训这些都是为了和国家教育打配合。

经营企业，如果看不到细节的话，也会很糟糕。问题在于，你是插手到细节里面，让系统瘫痪，还是发挥系统的作用，把自己从细节中超脱出来？对于我来说，大部分细节事务都能够超脱了，假如我办公室的电灯坏了，我还会去鼓捣鼓捣，因为好奇好玩。

张翼：1993年创业至今，新东方以及你本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很多与新东方同期甚至更早创办的教育企业不可避免地成了“牺牲品”，“周期律”似乎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宿命。商业实践离不开对企业家精神的解读与塑就，暗合商业规则的企业家精神尤其重要。你如何定义和理解“企业家精神”？

俞敏洪：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企业意识和企业家精神。创办并且管理着新东方，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新东方的管理需要规矩。我对任何宗教都没有虔诚的皈依，但是我对佛教弘扬的积极向善、期待来世的思想很推崇。当然，我期待的是明天，而不是来世。既然有今生今世在这里，不就是老天赐予的最好礼物吗？认真、谦卑、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就是我的信念。

在我看来，所谓企业家精神，和刘邦、朱元璋打天下的精神是一样的，都是要无中生有、拼力闯荡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企业家一定是具备英雄主义情结的。做大事者，必有义气，必有胆略。企业家之间如果缺乏必要的信任与支持，那也不是企业家精神。襟怀坦荡的企业家，敢于向公众坦白自我，勇于向公众展示个性。王石、牛根生、马云、史玉柱我都很敬佩。坦率地说，和王石他们相比，我不认为自己是企业家。

企业家就要敢于迎接失败和责难，公众对于企业家的抨击和苛责，都是正常现象。仁者可以做不仁之事，不仁者做不了仁者之事，这是我对《论语》中一句话的解读。身为企业家，假如你是个仁者，偶尔做了点不义的事情也可以被原谅。如果企业家本身就是不仁义的，想要“漂白”自己也是一种徒劳。很多企业家内心的纠结，是因为很多事情无法“漂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从事教育事业是一种幸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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