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阳光下读诗》

这本书在膝盖上，沉甸甸的，颇有些分量。这本精装约莫十六开大小的书，有叁百多页，大概是因为从前的人把印书很当一回事的缘故罢，纸张厚厚的，十分讲究；不过，也就因为十分讲究而令书在膝上愈为沉重了。

长雨过后忽晴。青空万里，苍天无半丝云气。使人置疑，昨夜以前的云雨阴霖究竟是真实还是长长的梦魇？老天是最神奇的魔术师，翻手作雨覆手晴。这样的晴天，不晒晒阳光太可惜，但从然晒阳光又未免无聊，遂自书架上顺手取了一本书走到阳台来。这一本沉甸甸朱红色布纹精装本书，便是如此颇有分量地落在膝上的。

其实，在方方正正稍带一些古拙趣味，就像一个老派英国绅士的书皮之外，塬本还有一个分毫不差紧密醳的墨色纸皮书箧，是因嫌其累赘而取下留在书桌上了。

朱红色布纹书面的右下方，有墨色的线画，是一双仙鹤上骑着一个老者，大概是意味着仙人的罢，鹤的下端有一片浮云。那云、仙鹤与老仙人分明是中国的，但每一根线条，分明不是中国画的线条。这一点，不用行家辨析，任谁都一眼可识。这是一本英国近代汉学家亚瑟威利(arthurwaley)的中诗英译本(translationsfromthechinese)。

想起来自觉有些腼腆。这本书买来已经年余，当时从书店买回来，只略略翻看一下，便上了书架，没想到一上书架就没有再取下来。日子总是忙忙乱乱，要做的事很多，要读的书也很多，终于没有轮及读这一本书。

记得是一个夏天的夜晚，饭后开车，经过那一条街，被辉煌又含蓄的灯光吸引而驻车走进去的一家旧书店。那一条街道的许多店都熄灯打烊了，只餐厅和酒店有红色绿色的霓虹灯闪耀着。旧书店的灯黄黄的，明亮却单调。店面意外的宽敞深奥。前面卖些月历、本子、卡片类文具，后面的旧书籍倒是整理得条不紊。我随便浏览过去，在与东方相关的一隅停步细观。其实，与东方相关之书籍并不多，又杂有印度、日本、韩国方面的书。我关心的与中国有关的书则又大多系政治经济新闻性的书籍。文学的或学术的少之又少。在少之又少中，这本威利的英译诗集，反而很快地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么厚的一本精装书，应该不便宜。但一向对数目字没有记性，便也忘了，收据也早已丢了。可是翻动膝上的书，却看到用铅笔字书写的一二．五○块美金。加上税金，应该是十四块美金的样子。

十四块美金，约合台币叁百多元，还不到四百元。四百元不到就能购得一本保存完好的旧书。我不禁深深庆幸起来，手指在纸张上面游移，感觉出那泛黄的纸的质感。面对一本有年代的书，有时候反而不急于去阅读那内容。前后翻动，摩挲纸张，欣赏字体，都是极快乐的经验。

这诗集是alfreda.knopf出版的第二版书，印制时间在一九四一年，初版则是一九一九年。当然比不得宋版明版善本书，不过也已经逾越半世纪。倘换为人，合当是风霜在颜，萧疏鬓斑，看尽世态炎凉的年纪了。只因为书不言语，静静地伏卧膝上，任我翻弄。

我在春风微寒的阳光下翻弄一本英国学者翻译的中国诗集。阳光自背后照射，令我感觉腰背之际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舒适。书在我自己的身影之下，所以读起来并不耀眼。字大行疏，这对于现在的我，毋宁是更为方便的。

威利的序言并不长，只简单说明中国古典诗与英诗在内蕴与技巧方面的异同。特别强调西方诗人以爱情为主调，古代的中国诗人则更重友谊与闲适的生活情调。他似乎偏好白居易。这也就难怪这本译诗中，乐天之作占了很大的比例。有多少首呢？但阳光之下读书，最好也闲适，甚至慵懒无妨。不要细数了罢。约莫是有叁分之一的样子。

在序言的前段，威利说到译诗之难。西方的读者们或者会好奇，中国诗讲究协韵吗？有的。但他翻译时，衡量形式与内容，避免顾此失彼而放弃了韵的问题。于末端，他则又提及此书的面世，恐将引起一些争议，但他自信尚不至于误导读者。毕竟要了解千余年前的作品，并不容易。他说：有些中国朋友告诉他，这些英译诗，较诸他家之译笔更为贴近塬作。

我看见威利的微笑在那里出现。朦胧但坚定。是的，如果不坚定，如何能出版一本书？

在七十年前，或者八十年前，一位生于英国，长于英国，从未到过东方而热爱东方文化的学者，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东方文学的译介。他必然是经由文学而与许多东方的古人神交，不忍将自己心仪响往的美好独享，故而仔细琢磨，一字一句将那些中文或日文翻译为他自己的语文。而今，我坐在阳光之下，阅读一本英译的中国古典诗集，遂经由一位英国文士的译文，再去溯源一些熟悉的以及不甚熟悉的古诗。感觉有些复杂而奇妙。

其实，第一次接触威利的译着是二十余年前，当时正译着紫式部工《源氏物语》。威利的译本「thetaleofgenji」给了我另一个观察塬着的视角。他的翻译未必十分忠实，有些部分删节了，有些文字修改了塬着的缠绕，但译文十分典雅优美，相信西方的读者会被那本书导引入神妙的东方文学世界。我后来又有了一本美国学者塞登史帝克(edwardg.seidensticker)的英译本「thetaleofgenji」。

那本译着颇为忠实，对我自己的译事十分有助益，然而，字里行间似欠缺了一些甚么。也许是品味罢，或者是风格。可见得忠实正确，大概不是翻译的全部。

忽闻得鸟鸣啁瞧。侧首从栏杆望过去，近处大树的繁枝已有万点新绿，一群不知名的蓝色小鸟正穿梭新绿万点之间。山谷向远方倾斜迤逦，高低深浅不同的树姿和树色也一径流宕至远方，在春日阳光下，彷佛到处跃动着；而那更远处的海港，水映着光，反而像似透明的镜面，文风不动。

如果，如果从海港驶出大海，一径航行，与哥伦布采相反的方向，大约精疲力竭后，可以抵达威利的故乡罢？不过，读其人之书，也未必非要追寻其人的踪?不可。有人诵读杜甫、白居易、或苏东坡，便发愿追?其一生遗迹。但会看到甚么呢？多系一些后世人庸俗的附会罢了。威利聪明，或者可以说浪漫。他宁愿保存文字里美好的东方印象，足不离英国土地一步，他的日本，遂永远是紫式部笔下的日本，他的中国，也应该就是像这本译诗集中的中国罢。

林文月：京都的庭园

日本人常常自诩：上帝创造了自然的美，日本人却创造了庭园的美。庭园之美虽不能与自然之美相抗衡，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境界，是属于艺术创作的另一个空间。日本的庭园在艺术创作美的方面，的确有极高的表现；而京都庭园之丰多与美妙，则为日本之冠。在京都住了数月之后，我已深深喜爱上这儿的庭园了，它们不但成为我探寻美的对象，更成为我排遣寂寞、忘怀乡愁的去处。多少个周末假期的下午，我徘徊在苔痕斑斓的小桥流水边，多少个郁悒无聊的日子，我独坐回廊，凝视着一片枯山枯水，那时，眼前的美景曾吸引我全部的注意，使寂寞远却，乡愁淡去，心中只是荡漾着美的旋律。而一个游子有太多的闲暇，太多的闷烦；于是，我开始了庭园的巡礼，逐一叩访京都市区和近郊的名庭名园。观览之不餍，则到书坊去查阅有关寺院林泉的书册，以为进一步的认识。

庭园之始，虽已不可考，观《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上所记载的“坚庭”一词，可以想见，起初“敷土使坚”之庭，在功用上具有两种意义：即供曝晒农作物的实用场所，及供祭祀的仪式场所，而作为祭祀之场地时，则又称为“斋庭”或“忌庭”。换言之，庭设于屋室之前，兼具有生活的实用，与祭祀的神圣意义，所以有时在坚土之外，更旁植花木，以求美观。现今所谓“庭”，古代日本人似乎称之为“岛”，《日本书纪》推古纪（西元五九二~六二八年）中有一段记载苏我氏庭园者：

（苏我马子）家于飞鸟河之傍，乃庭中开小池，仍兴小岛于池中，故时人曰“岛大臣”。

苏我氏在当时日本贵族社会中，代表着开明先进的一派，他们仰慕中国文化，率先迎进佛教，并极力模仿中国式的生活；“庭”在当时本仅意谓着一块平实的坚土，苏我氏却在坚土之上凿池筑岛，而赢得“岛大臣”之绰号。想来这种破格的作风，也受了大陆文化的影响。推古纪二十年又有另外一段记载：

是时百济国有化来者，其面身皆斑白，若有白癞者乎。恶其异于人，欲弃海中岛。然其人曰：“若恶臣之斑皮者，白斑牛马不可畜于国中，亦臣有小才，能构山岳之形，其留臣而用，则为国有利，何弃之海岛邪？”于是听其辞以不弃，仍令构须弥山形及吴桥于南庭，时人号其人曰“路子工”。

这样看来，百济国人所构山岳之形，乃是来自中国的庭园形式了。所谓须弥山，本是梵语sumeru的音译，又译为“妙高山”，相传有八万四千四旬，为日月所栖隐之处，即佛说世界中心最高之山。而所谓吴桥，便是中国风的桥。由须弥山和吴桥所构成的庭园形式，正意谓着当时的日本在圣德太子订定的“十七条宪法”之下，蓄意文化改革和佛教迎入的现象。事实上，苏我氏所采池岛的庭园形式本源于中国，《汉书?郊祀志》下载：

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龟鱼之属。

又《洛阳伽蓝记》亦载：

华林园中有大海，即汉天渊池。池中犹有文帝九重台。高祖于台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

则我国古代庭园中池与岛，原为仙界的象征；而百济路子工所构于日本之须弥山，乃代表佛教的理想世界，庭园在当初被视做神圣之域，盖无二致。不过，后世作庭逐渐脱离宗教观念，而转为纯粹美的追求，于是，池岛之外，又增添花木，泉石，以求丰富的变化。天平胜宝年间的汉诗集《怀风藻》中颇多描写庭园的诗句，如：“松岩鸣泉落，竹浦笑花新”（大神高市麻吕《从驾应诏》）、“水底游鳞戏，岩前菊气芳”（田中净足《晚秋于长王宅宴》）、“水清瑶池深，花开禁苑新”（石川石足《春苑应诏》）皆可以看出，这时期的庭园，其内容之丰多，与构成之讲究，已远超苏我氏飞鸟河傍之池岛了。

日本庭园，自古以来，历奈良、平安，至镰仓朝代，皆以池泉庭园为主流，但是在室町末期，却出现划时代的改革——枯山水庭园。事实上，枯山水的发源，早在平安朝时代，然而其臻于圆熟之境，则在室町末期的东山时代。枯山水所以在东山时代达于颠峰状态，是有原因的：当时的政权操于足利氏，而足利一族雅爱中国文物，常藉中日贸易，大量购入中国书画器物；另一方面，平安朝以来传入的禅宗佛教也历镰仓、室町二期而更形昌盛，足利氏即深受禅宗文化的影响，故每好搜集趣味枯淡的北宗画。据《君台观左右帐记》，当时入足利氏仓库的，计有李成、赵大年、王涧、李安忠、梁楷、牧溪、李唐、李迪、马远、夏珪、王辉、孙君泽、马逵、王子瑞、王若水、高然晖诸家之作品。以足利氏在政坛的地位及影响力之大，上行下效，故当时日本的画家如周文、云舟、如拙之辈，莫不以北宗水墨为主，而风会所趋，这种枯淡雄劲的艺术嗜好，遂成为社会一般的风尚。以池泉构成为原则的庭园设计，自然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乃有枯山水庭园之产生。

枯山水庭园既以北宗山水墨画之山水图为基本精神，故其表现力求雄浑苍劲，如大仙院方丈东庭的枯山水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庭所用庭石素材为青石，作者意图表现北宗山水幽玄枯淡之趣味，于此可见。以大小形状各异之青石，或直立，或倒置，纵横罗列，构成蓬莱山水之画面，间植树木，更以白砂设泉流，而构架石桥，于是方丈之庭中，俨然一幅高山流水之图呈现眼前，其创作之魄力，有更甚于水墨画者。所谓枯山水庭园，又称石庭，取材以石为主。凡山岩水流，皆以石砂表现，故设山则重选石与布置，设水则用白砂，而绘以水纹。京都白川附近盛产白砂，其质坚实而洁白，得天独厚，此盖亦京都多名枯山水庭园之原因。

北宗水墨山水特重画面中之余白，而余白之空间构成，正符合禅宗“以心传心”的教义，故寺院枯山水庭园之作，亦必然以余白为第一要义。在枯山水中，能表现此余白部分中者，即敷白砂之空间。发明此道理者，若非禅僧，即杰出之水墨画家，可惜其功臣已不可考知。既然余白在枯山水庭园中如此受重视，故禅寺之庭园多杰出之白砂庭，而其选材与宗旨虽同，由于庭园之形状大小及作庭者之嗜好差别，其效果各异，趣味亦不同。最可能表现在白砂之余白意义者为大德寺本坊的方丈庭园，此庭面积约数百坪，分为南庭与东庭两部分。南庭部分呈矩形，全庭约百分之六十皆密敷白砂，仅于东南隅设枯泉石一组，于庭中偏右处布置一扁平青石，故整个庭园予人的印象为洁净晶莹之白。白砂之上，以东南之石组与右侧之青石为中心，用平行之线条划出清晰纹路；近石之处，随石形转折，其余部分则舍变化而求简单，仅自左至右，扫出平行线条。由于砂石之白色与帚痕之直线效果，使此南庭更形空旷苍劲，而睇（原文为目+帝）视愈久，愈觉此庭无物之胜有物。与此异曲同工者，京都禅院庭园数不胜数，如南禅寺、龙安寺等，皆以素白的砂石为主，于看似单调之白砂上，扫出涟漪式、波浪式、漩涡式、回纹式等不同的平行线条，而造成不同之效果。同属石庭而趣味迥异者为瑞峰院“独坐庭”与龙源院内庭：前者为宽广之庭园，除庭中一角设山石一组外，其余一大片皆为白砂。扫出粗壮有力之波浪式平行线条，由于线条与线条之间隔较宽，故整体上造成波浪壮阔的景观，使人面对这一大片枯海，胸中不能不有所感动；后者系寺院内庭，只有数席大小的空间，中置三石，皆小巧玲珑，布置均衡，而中间之石，状如指手形，若有所指示然，颇发人深省。周围白砂，则扫出细密之平行直线条。我最爱此石庭，简单而精致。

银阁寺庭园亦属枯山水，此园为足利义政晚年之别墅，作庭者系当时名家相阿弥。庭中以银阁前堆砂成丘的“向月台”，及曲折绵延的“银沙滩”为主题，虽然洁白一色，却富于高低的变化。“向月台”呈圆锥形而削平其顶，底层最大部分，约需十人合抱。“银沙滩”略呈不规则形，亦较地平面隆起，在广大的一片白砂面上，隔间扫出平行直线条。此一高一平之白砂庭虽作于十五世纪末叶，却意外地具备着现代抽象画派的趣味，予人的感觉十分新颖醒目。据云足利义政当年令相阿弥作此庭，目的在藉白砂反映月光，以为月夜赏园之用，则石庭除其本身艺术美之外，又兼备实用的价值了。当皎洁的月光与白砂互映，其效果恐怕更胜于科学的灯光，古代贵族的风雅，实在令人羡慕！

枯山水庭园以石与砂为主，而白砂之上不可缺少变化之线条帚痕。画此线条者或为寺僧，或为作庭专家，皆需要受高度技艺之训练。而白砂之上一经画线，往往保持多时，因此枯山水之庭园是属于视觉的欣赏，心灵的享受，却不准人徘徊践踏的。在功用性质上，枯山水庭园不同于回游式的池泉庭园，它与人之间有距离存在，故为“拒人”之庭园。

虽然枯山水庭园以砂石为主，但是几乎每一方石庭都缺少不了绿色的点缀，而谈及日本庭园之绿意，除了草木之外，青苔也是构成的一大要素，尤其是京都的庭园，如果没有青苔，势将减色不少。苔本是繁殖于地面的一种微类植物，只要气候低湿，可以不种自衍，但是日本的庭园崇尚苍老之美，而青苔非历时长久，不能蔓衍，因此它也就变成了代表庭园历史的一种标志了。京都三面环山，处于盆地中心，故终年多雨潮湿，适于苔的生长繁殖，尤其山麓之区，青苔密生，最为可观。由于苔本身具有一种厚重的质感，其色虽浓翠，却不绮艳，加以苔本身所给予人的时间之联想，所以在文学上，任何一个名词，只要冠以“苔”字，立刻能造成苍凉悲寂的效果，如“苔阶”、“苔砌”、“苔径”、“苔井”、“苔泉”、“苔池”等。而当你面对京都的苔庭时，这苍凉悲寂的情调就更具体的呈现在眼前了。

谈到苔庭，任何到过京都的人都会联想到西芳寺，就因为这里的苔最出色，故又名“苔寺”。其实，许多人仅知苔寺之名，反不知西芳寺为其原名。西芳寺本为佛教净土宗寺院，其庭于十四世纪中叶，由当时名作庭家梦窗国师创作。当时的庭园大概是枯山水形式的，后因一次大水，冲毁原庭，而今只有山腰一区高地上的枯山水部分，保留着梦窗国师的手笔，其余较低区域，则为后人继作者。这个庭园立于西芳寺川畔，岚山与松尾山之麓，地形富于高低自然之变化。园中除上部梦窗国师的一区枯山水外，其余皆为池泉式庭园，以心形的“黄金池”为中心，有石径，小桥及花木竹林。而无论枯山水与池泉，皆没于厚厚的青苔里。据云，此寺之苔种类多达四十余种。六世纪来，这些形状各异，色泽不同的青苔，一任其自然衍生，故无论池沼之边，台级之上，桥畔，径间，甚至石块上，树枝上，都蔓衍着青苔，绒绒密密，如毡似锦，在那浓浓的青苔间，不知隐藏着多少兴亡盛衰的故事！西芳寺即以此遍地的苔闻名遐迩。又由于作庭历史悠久，园中古木参天，花卉丰富，故四季皆可观。尤其当枫叶转红之秋，与白雪覆地之冬，景致最堪欣赏，是游客最多的时节。

比西芳寺规模较小，而同样以苔庭着名者有只王寺。这是一所尼庵，为平清盛失宠的侍女只王度其余生之处。寺内除只王、其母、其妹等三人之墓外，另有近代京都名妓照叶（后落发为智照尼）之坟。仅此四处红颜遗冢，已足令人感慨悲悼，更何况寺前一片苔庭，与庭上密植的枫树！当其秋去叶落之时，此庭特别珍爱红叶，不予扫除，任其覆盖苔上，翠红参差，斑斑斓斓，夕阳残晖之下，特别有一种凄艳的情调，给我的印象最深刻难忘。

其实，苔庭并不限于西芳寺及只王寺，京都大小名庭，就记忆所及，随便举例就有天龙寺、桂离宫、孤篷庵、聚光院、大仙院、金阁寺、银阁寺等，莫不以青苔之美增加庭园幽玄凝重的气氛。甚至于一般茶道庭园，以及民间里院，也都随处可见苔痕斑驳，京都人雅爱青苔之情形，由此可以想见了。青苔虽能自然衍生，但是践踏则枯死，所以美丽的苔庭，与枯山水庭园同样，都是属于视觉的庭园，却不便身临其境的。

写日本之庭园，如果不提及山的借景，可能是一大疏忽。因为无论是枯山水，或池泉式庭园，日本人作庭的态度是艺术创作，所以最高的境界在求其完美。但是庭园再大，总有囿限。若欲突破此限制，则需假借于大自然之背景，才能使有限之庭园画面，呈现无限之伟大景象。京都东北有比睿山、如意岳，及包括南禅、华顶的东山三十六峰；北有衣笠、御室；西有嵯峨、岚山、松尾、山崎等山，三面受群山包围。锦绣山河，该是作庭家梦寐以求的环境，此间名庭名园如此之多，诚良有以也。

京都的庭园，利用三面高山者虽多，然而最能发挥借景效果的，该首推圆通寺庭园吧。圆通寺为十七世纪后水尾天皇之离宫，位于大悲山，占地不大，房屋建筑亦十分简单，然而却因其庭园风景而着称。坐在该寺院的长廊上，眼前是一片横长方形苔庭，院中除三数组白石和枫树若干株外，更无他物。绒绒厚厚的青苔生满全庭，随地面自然的起伏而凹凸，产生柔和的光影明暗，似有旋律隐藏在那翠一色之中。当其月色朦胧之下，则看似荡漾的绿波，园隅静伏的白石，又如神话里的龙女出浴，庭中散发出妖异的气氛，诱人遐思。此庭坐落于大悲山之顶，庭之周围不设石垣，却以密植各色茶花而修剪整齐之树丛为墙，故春天花开际，朵朵茶花点缀其间，有如巨大的花环拥抱翠庭，平添无限明媚。树丛之外，是大悲山的斜坡，可以看见老松七八棵，直立庭外。由于树丛设在山崖，居高望远，除高大的松树外，其余较矮的树木都变成林海一片，消失在视界之外，极目处是对面远方的比睿山。比睿山是日本关西名山之一，以其为佛教天台宗之发源地，成为观光之胜地。然而当你远眺的()时候，山本身的美姿，却将更深地吸引人。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阴晴朝夕，它永远有可观的面目，人间果真有“山气日夕佳”的景致，比睿山亦可当之无愧了。圆通寺的风景因其特殊的环境，可分为三部分：近景为由青苔、枯石与枫树组成的庭园，界限设在茶花树垣；中景为树垣以外至比睿山麓的一片林海；远景则是雄伟的比睿山，而最妙处在那树垣外几棵矗立的老松枝干，分布均衡，将中景与远景分割成七八面，形成一幅自然的大屏风，使原本秀美的风景，因此嵌入此屏风之中，而更增加几许东方的艺术美。据云后水尾天皇深爱此庭风景，后虽因山高取水不便。而另营修学院离宫，然而晚年仍眷恋此间，频频驾幸观赏，日本人遂以“王者之庭”称谓，赠此庭园。

圆通寺的庭园本身并不大，却因借景而造成伟大的景象，然而其庭本身是拒人的，纯属供观览者。同为借山景之庭园，而可以回游逍遥者有修学院离宫之庭园。此园设在高野川之东，比睿山云母坂之西麓，总面积约二十七万平方公尺，地势高低，富于自然的变化。分为下茶屋，中茶屋及上茶屋三部分庭园，下与中在平地，而上茶屋庭园在海拔约二百公尺之阜上，背控比睿山，面临松崎诸山峰，登高眺望，近景之池泽，林木，与中景之田园风光，尽在脚下，独有绵延的山脉横卧远处。日本的庭园绝大多数带有精巧的艺术气息，修学院离宫的庭园却能融合艺术美与自然美，故意保留未经凿造之朴野趣味。这个特色最显见于连结三茶屋庭园的畦道，及道旁的田园风光。秋天走在那条最平凡的泥路上，呼吸田野间带着浓郁稻香的空气，或薄暮时分，伫立道旁，眺望暧暧人村，依依里烟，和远方起伏的山脉，你会真正身心舒畅，体会和平悠闲的情调。如果庭有庭谱，这一片美景，该是谱外最珍贵的一页了。该园的天然风格，亦见于那一大片蓊蓊郁郁的原始林木。一入园中，你就会有被树林包围的感觉，近方远方，高地低地，无处不是树，无树不高大。林荫深邃，增添了庭园的幽静，枝叶茂密，壮大了庭园的气派，冯延巳词“庭院深深深几许”正是此园最恰切生动的写照。

事实上，此间许多着名的庭园都各有其借景，例如银阁寺庭园之借北山，桂离宫庭园之借岚山，知恩院庭园之借华顶山，大德寺本坊方丈庭之借比睿山及其附近诸山峰等，不胜枚举。只因京都处于群山包围之盆地，故仅需举首之劳，山姿永远呈现眼前，任你饱览。每一座山从不同的角度看，又有不同的风貌，而当它们和庭园景致配合时，上帝的杰作遂与人间的杰作契合，奇景便展现与人间了。

林文月：京都一年

日式料理亭的餐室都是榻榻米的，所以客人一律要脱鞋才能入内，至于房间有大有小，依宴客人数的多寡及排场大小而定。正式宴客的房间多有“床之间”，墙上常悬挂着书画，案上供着鲜花，主宾被安排在面对“床之间”的方向，算是上位。客人坐定后，服务生会送来毛巾和热茶。京都以产“清水烧”陶瓷器着名，一个好的料理亭所用的茶碗食具常比一般家庭考究，有些茶杯往往价值在千元以上（合台币百余元）。所幸日式房屋席地而坐，茶杯不易打破，而当客人受捧精致名贵的饮具时，心里常常有受尊重的感觉，所以也就特别自重自爱了。

京都的宴会和日本其他各地大致相同，只是更注重餐前的茶点。因为京都是茶道的发祥地，所以有些料理亭也会用抹茶佐以精美的甜点待客。日本人用餐方式与西方人相似，与我们中国人围着中央的大盘，大家共享一菜不同，而是每人面前一个托盘，上面放置着酒杯、碗筷和碟盘。第一道菜是冷盘，有鱼虾，有蔬菜，而绝无肉类。说来奇怪，中国的酒席若省去了鸡鸭猪肉几乎不能想象，而日本人正式宴客却不能有肉食上桌，他们连平日三餐也极少吃鸟兽肉，鱼和其他海产是他们的主菜，这可能与岛国环境有关系吧。京都人的冷盘中最常见的是利用河鱼做成的生鱼片。因为该地离海较远，海鱼需赖附近滨海地区供应，但河鱼则可以直接取自东北方的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这些或切片，或切丝的新鲜生鱼，不佐以绿色的芥末，却另配有一种颜色较黄，味道酸中带甜的稀酱。据说是因为河鱼有较重的土味，所以需用酸味来遮盖。许多初尝日本菜的外国人都吃不惯这种“颇野蛮”的生鱼片。尤其京都的新鲜河鱼更不堪入口，但是如果你不能吃这种生鱼，享受京都美食的乐趣将减去一大半了。河里的生鱼片较海鱼爽脆，味道也往往更鲜美，配以酸甜稀酱，初尝时可能稍觉异样，不过，细嚼之后，那种特有的风味确属不凡，你便不得不同意京都人的调配了。

冷盘之中，除用新鲜的鱼虾外，京都的人每好以时鲜蔬菜点缀其间。春夏之交，芋头的新茎刚长出，摘下最嫩的一节，用沸水略烫，切成寸许长，放在精致的浅色碟中冷食，颜色碧绿，脆嫩可口。又有一种细长而略带紫红色的植物，梢头卷曲，学名叫薇。也同样以清水煮熟后，切段冷食。这种野菜在一流的料理亭里，每人面前的碟中一小撮，以极讲究的手艺摆列出来，予人以珍贵的感觉。想到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内，采薇而食，终于饿死，其间的意境何其悬殊啊！日式筵席讲究排场和气氛，食物本身却往往十分清淡，量也极少，京都的吃食，尤其精美。一道看似寻常的菜肴，可能花费三数番烹煮的工夫。而当其被小心放置在色彩调和的盘碟之中时，确实能收牡丹绿叶之效果。一般来说，京都的事物是颇注重视觉享受的。对于讲究实惠的中国人而言，有时难免觉得他们的视觉效果反居味觉效果之上了。有一回，我受日本朋友的正式招待，在冷盘之后，服务生端上来一汤一菜，都用十分讲究的碗盛着，上面都有碗盖着。打开了汤碗的盖子，里面是七分满的“味噌汁”，三数粒新鲜甘贝浮沉着，滋味相当鲜美。另一个较大的丹漆木碗非常豪华，碗盖上镂嵌着金丝花纹。我充满好奇与期待，小心翼翼掀开了那扁平的盖子。出乎意外地，在那直径约三寸的朱红色木碗内，只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寸见方的蛋卷，旁边点缀着几片香菜叶子，此外更无他物。朱红色的容器，黄色的蛋卷以及绿色的香菜，那颜色的配合倒是很雅致的，不过，我不能否认当时内心所感到的失望，越是大的料理亭，容器越大，也越精致，但是里面的食物也相形之下显得越“渺小”了。

京都的厨子布置菜肴往往遵循一定的规则，那严格的态度就如同花道老师教授插花一样的一丝不苟。在圆山公园附近有一家“平野家”，专售芋头炖风干鱼，据说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我个人觉得那芋头与风干鱼的味道并不怎么顶出色，可是对他们的清汤则至今怀念。打开红漆的盖子，一碗清可见底的汤，中央均衡地放置着一小方块蛋饼、一片香菇、一段竹笋和一支松针，上面覆盖着薄薄的一层豆腐衣。那碗清汤用木鱼以温火炖出，故味道清香鲜美无比。据说这碗汤的五色内容，其布置法三百年来未曾改变过。京都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处处保留着他们的历史传统！

说到菜肴布置的手艺，另有一家料理亭的生墨鱼片也是很值得一提的，他们总是将一片片白色的墨鱼片卷曲摆列成一朵白色茶花的形状，用黄色的鱼卵做花蕊，翠绿的菜茎和三两片洗净的树叶点缀衬托，摆在不施漆的桧木砧板上，构成一幅艺术的画面，教人不忍下箸破坏那完美的形象。就因为京都的厨师特重菜肴的视觉之美，所以连日本人自己也管京都菜叫“用眼睛看的料理”了。

京都的烹饪除了特别重视其视觉美之外，更以味淡着称。日本菜本就比较清淡，而京都菜尤其味道淡薄。东京和大阪等外地的人常嘲笑京都的食物“淡而无味”，然而京都人却另有一套说辞，他们以为调味浓腻会遮盖食物本身所具有的味道，烹饪得淡，才能享受原味，他们更认为会欣赏淡味菜肴，才是真正懂得吃的人。普通一个家庭的厨房里多备有两种酱油，一种是淡色的（相当于我们的白酱油），做调味之用，另一种深色的，专供蘸食用。除了享受食物原味之外，淡色的酱油也可以使食物保持其原来的色泽，这一点也是他们所重视的烹饪之道。

讲这种素淡的“食经”发挥到极致者便是京都有名的禅料理——“汤豆腐”。顾名思义，禅料理与佛教禅宗是有关系的。京都市内以及近郊大小的佛教寺院多不胜数，而在各宗派之中，禅宗寺院颇居多数。这些寺院多有供应禅料理（一名精进料理），禅宗和尚不食荤腥，全用素食，而其中以清水煮白豆腐最有名。日本一般市场里出售的豆腐比较粗糙，而寺院里禅僧的豆腐则洁白细腻，入口即化，十分精致。这种“汤豆腐”只是将嫩白豆腐在沸水中略微川过，切成半寸许见方，仍浸于清水中，以保持幼嫩。通常都是用木制小桶装着，食时蘸以七味及白酱油。其色泽纯白，味亦淡薄，完全符合禅宗意境。京都市内以南禅寺的汤豆腐最负盛名，每年观光季节，从外国和日本各地来京都的人必一尝此禅味，故而“南禅寺”北侧的“壶庵”常是座无虚席，有时尚得排队等候。“清水寺”的汤豆腐虽未若“南禅寺”着称，然而在那半山腰的露店里，脱去皮鞋，盘坐在铺着红布的榻榻米上，叫一客清淡的汤豆腐，饮两杯甜甜的日本酒，无论赏秋叶，或看落英，都是极风流饶有情致的。

京都人虽然雅爱淡的口味，但是这并非表示他们没有浓腻的食物。在市区三条京阪车站附近的狭窄弄堂里有一家“北斋”，以独家生意“御猎锅”出名。关于“御猎锅”一词的来源，在一个北风凛冽的夜晚，那个掌厨的京都妇人曾娓娓地告诉我：在很久远的古代，有一次帝王贵族们外出打猎，由于兴致浓厚，较预计的时间延缓了。他们吃尽了携带的粮食，不得已而向农家求食。受宠若惊的农人，赶忙洗净了锄头，宰杀了肥鸭，就在炭火上用锄头替代釜锅，以鸭油烤鸭肉，佐以新摘的蔬菜进供。那些饥饿的贵人们享受过吱吱作响而香喷喷的鸭肉以后，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故而回到宫殿里，特令仿造农作的锄具，如法炮制。从此这道农家野味不胫而走，遂为别致的菜单。这个故事与正德皇帝大赏民间稀饭酱菜的轶闻相类，其真实性颇可疑，然而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倒是异乡寒夜里一段有趣的记忆。“北斋”的店面不大，只有里外二间，却十分爽净，布置也颇不俗，到处有斗笠蓑衣等装饰，洋溢着农庄情调。里面较大的一间供正式宴席用，通常小吃则在外面一间。在那二十席大的空间里，摆着四五张日式矮几，上皆有瓦斯设备，随时可供烧烤。另有一排如同酒吧的柜台，上面也装着瓦斯炉。由于柜台下挖着一条沟，客人可以把双腿垂放，而不必受日式盘坐的麻痹之苦，所以一般外国人都愿意坐在那儿。客人坐定后，他们会送上一杯热茶，一条毛巾和一张印着“北斋”的纸制围兜，教你将两根带子系在颈后，以防食时鸭油溅于胸前。接着，那位妇人会把你面前的瓦斯炉点燃，放上一块锄具型铁板，又端出精巧的藤制小簸箕，上面堆放着一片片鸭肉、葱段、白菜、青椒、胡萝卜以及新鲜香菇等蔬菜。客人可以自己动手将那鸭油放在铁板上煎炸。然后再放葱段和鸭肉、蔬菜等。如果你是一个初次尝食的客人，那位妇人会亲切地替你服务，一边用绵绵的京都腔和你聊天。她的手法熟练，有时候一个人站在柜台里，可以同时照顾一排五六个客人，而使每个客人都没有被冷落的感觉。当鸭肉烤熟时，浓郁的香味便充满了整个房间，教人垂涎三尺，而吱吱响的蔬菜又十分爽脆可口。面前的炉火把你的脸烘得红红热热的，如果再叫上一壶乳白色的浊酒慢慢酌饮，几乎可以把异乡冬夜的愁闷暂忘，而“五世长者知饮食”，这时你的享受真不啻是帝王贵族了！

日本人平时很少吃兽肉，据说吃牛肉的风气还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的，有些保守的京都人至今不能习惯肉腥。不过，战后日本政府为了改善民间的食生活，促进国民健康，已提倡面食和多食鸟兽肉，而一般年轻人也逐渐有重视肉食的倾向了。或许是平时多以鱼介蔬菜为主食的关系吧，当他们享用肉食时往往只以吃肉为目的，而暂摒鱼虾，仅以些许蔬菜佐配。在京都的大街小巷里，到处可以看到用白糖和酱油烹调肉类的“寿喜烧”招牌。更甚者，在市区河原町四条有一家号称肉屋的“南大门”。这家六层楼高的餐馆有电梯接送客人，而每一层楼专卖某地肉食：有日本式“寿喜烧”、“铁板烧”、韩国烤肉、蒙古烤肉及西式牛排等。初看那称做“肉屋”的广告，不明就里的人往往会吓一跳，其实所谓肉屋者，既意谓此六层楼的房屋全部以肉食为主耳。以前动物的内脏类为日本人所厌恶丢弃，近来也颇有知味者了。街旁常见“荷尔蒙烧”这种奇特的广告，便是指专以肝脏、肚子、腰子等为主的食物。我们中国人一般家庭中常吃炒肝片、腰花等，却从来没听说过标榜为“荷尔蒙烧”的吧。

讲到肉食而不提“十二段家”可能是一大疏忽。如果你在京都想吃涮牛肉，任何人都会告诉你应该到“十二段家”去。因为“十二段家”是京都卖涮牛肉的元祖。据说“十二段家”的主人早年曾住过我国北方，返乡时携会了这种美味而别致的食谱，而在京都最典雅的地区只园开设了这个店。“十二段家”这个店名颇不俗，乃是典出于歌舞伎“忠臣藏”者，可见店主对古典的嗜好。而其店面也保留着古典京都式建筑物风格，无论那“勘亭流”的招牌，赭红色的格子木门或蜡染的垂幔，都能予京都人亲切的印象。如今开创“十二段家”的主人已故去，只园的店由他的大小姐主持。年届花甲的现任女主人颇能克绍箕裘，使店誉依然不衰。除了只园的本店之外，“十二段家”在丸花町和北白川通另有两家分店，也能保持着老主人的作风，有三小姐夫妇主持，秋道先生管理丸花町的店，秋道太太管理北白川通的店。北白川通的“十二段家”于两年前建成，在钢筋水泥的建筑物逐渐取代旧式木屋的今日，秋道先生夫妇却执意修建真材实料的江户时代京都式房屋，以求得三个店铺的风格一致。由于北白川通近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许多学者的住宅都在附近，而秋道太太又是一位多愁善感，饶有文学气质的女性，她店里所悬挂的字画，展出的屏风，甚至于摆饰用具都十分雅致，所以这家“十二段家”很自然地成为文人学者雅聚的场所。我第一天到京都，平冈教授便介绍我认识了秋道太太，而她和我一见如故，一年来竟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秋道太太主持的“十二段家”也以涮牛肉着称，不过她做涮牛肉的方式却和我们中国人略异。对于贵宾上客，她会依京都习俗，先上热茶和糕点，继之以日式冷盘，以为佐酒之菜肴。铜制的火锅与我们中国的火锅完全一样，不过，她会在那一锅沸滚的清水里先放下大葱、白菜、茼蒿和新鲜香菇等蔬菜，然后请你自己把面前的牛肉放下去涮一涮。那牛肉有半公分厚，而且也切得很大，每人盘上四条。京都附近有神户、松阪等有名的肉牛产地，而牛肉的等级颇多。“十二段家”一向以供应上等牛肉维持店誉，他们所选的牛肉肥瘦得宜，精肉里杂有点点白油，一如降霜，这种肉吃起来特别滑嫩，日人称做“霜降”。至于蘸肉的佐料，则是“十二段家”的一项秘密，虽然一年来爽直的秋道太太对我无话不说，这一点秘密她始终没有透露过。我只知道那每人一小碗的白色佐料中大部分是研磨成浆汁的芝麻，又依客人的口味嗜好，可以任意加些白酱油及葱末、七味等。这种吃法与我们中国人先涮薄片牛肉，后烫蔬菜、粉丝等物，而佐料依个人喜爱自己调配有多么不同！不过，没有到过中国的秋道太太却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涮牛肉，同时她家菜单上的涮牛肉也不依日式读法，却故意用英文注音shua-niu-rou，以示正宗。除了涮牛肉外，“十二段家”也供应西式牛排以及纯京都风味的茶泡饭，而茶泡饭佐以酱菜，生鱼片，味噌汁这一道清淡的吃食，和“涮牛肉”同为其招牌菜单，许多日本各地游客不远千里来吃它呢。有时，应客人喜好，秋道太太也会供应各季的时鲜。在春末夏初时，我曾在一次宴席上吃到鲤鱼做的生鱼片，对之印象深刻，至今难忘。当侍应小姐端出那直径至少有一尺半大的陶盘上来时，我以为躺在萝卜丝做成的波浪里那条鱼是活的，因为看来它外形完整无伤。可是当秋道太太用筷子掀去那覆盖着的一层鳞片时，底下却赫然是已切成薄片而排列整齐的鱼肉，肉色透明，微渗鲜血。这纯是刀法与速度的表演，那位年轻厨师岛田先生确实有了不起的手艺！当我们的筷子翻动鱼肉时，那条看来完整而实际已体无完肤的鲤鱼竟然跃动了好几次，秋道太太骄傲地告诉我：这足以证明鱼片的新鲜，然而看着那垂死痉挛的鱼身，我已倒足了胃口，不忍下咽了。

在京都吃河豚也是极风雅之事，但是受了过去“拼死吃河豚”的错误观念影响，我一直认为那是极危险的，而不敢轻易尝试。直到快离开京都时，写苏东坡论文的李小姐因为有感于苏东坡盛称河豚味美，说为了享受其美味，“直那一死！”，觉得在日本而不吃河豚，无以了解古人之语，所以约我去共尝河豚滋味。在我国大陆上，河豚上市应该是荻芽生，杨花飞的春天，然而在日本却在冬季，而我们两个人想起吃河豚却在八月的只园祭时候。日本朋友们都说在夏季里想吃河豚是挺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我们这两个异乡吃客却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李小姐更不惜花费二百元买了一本《京都味觉散步》做为指南。于是她和我拿出访名园古刹的精神，按图索骥，在河原町三条与四条之间，大街小巷地转着，最后总算找到一家终年供应河豚的“五十岚”。我们叫了两客河豚全席，所费不过一千四百元（约合台币一百五十元），包括有醋渍河豚的前菜，河豚生鱼片，及河豚火锅。生鱼片取自河豚肉最佳部位，那切成赛纸薄的鱼肉透明而晶莹，摊摆在五彩大瓷盘上，盘上的花纹透过鱼片而清楚可辨，十分美观。据云河豚肉性极韧，非刀法高明不能切割。吃河豚生鱼片的佐料与一般河鱼的甜酸黄酱相同。想到梅尧臣诗那句“庖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铘”，难免胆颤心悸。看到我们犹豫的表情，那位侍应生说：河豚的毒只在内脏里，而在日本卖河豚是需要特别执照的，何况这家“五十岚”已有二三十年的经营历史了，她劝我们尽管放心去吃。果然，河豚肉做的生鱼片爽脆鲜美，非其他鱼肉所能比。至于做火锅用的河豚，则带皮连骨，盖为切鱼片余下来的部分。在沸滚的汤里涮烫，蘸着特别调配的佐料吃，鱼皮肥厚，饶有胶质，而肉则滑嫩，在有冷气设备的夏季里，脸上迎着锅里冒出的蒸气，品尝这别致的河豚火锅，的确是一大享受。所遗憾者，东坡讲究煮鱼之法，我们所吃的河豚生鱼片及火锅未必得其法，也只有从眼前的美食遥想古人之风雅了。

在日本住久了之后，难免思念家乡口味，京都毕竟不如大阪与东京，中国菜馆比较少，烹调手艺也稍差。坐落于四条大桥畔的四层楼洋房“东华菜馆”算是数一数二的北京菜馆了。在我游学京都期间，受到许多人的关怀与照顾，六月里父母欧游返台路经京都时，曾特别为我在“东华菜馆”摆一桌酒席回谢他们。订酒席时，那位山东籍的老板问我：“您订多少钱一客的酒席？”这倒使我很惊讶，中国菜是论桌的，哪有算一客多少钱的呢？大概那位老先生在日本住久了，入乡随俗，所以也就采用这个东洋式的算法了。后来我要求看菜单时，他又说：“您放心吧，咱们都是中国人，一定客气的！”倒非我不相信他，只是过去每当请客时，我总习惯先看看菜单，而这在国内也是很普通的事情，并不足以表示对餐馆的不信任。老板拗不过我，只好叫领班的开了菜单来。那菜单上的十道菜里倒有三道是鸡。我虽非烹饪能手，但也知道酒席上应该避免太多的重复，所以要求把其中两道换成烤鸭和海鲜。老板总算因为我是中国人，给了我最大的面子，都答应了。十月不知家乡味，我对慕名已久的“东华菜馆”抱着很大的期望。然而，事实却使我非常失望！当天的菜，无论烹调与布置手艺都只能算是二三流的，尤其令人沮丧的是那一道“北京烤鸭”，端出来时，鸭皮连着鸭肉，切得厚厚大大，排列也极不整齐。没有薄饼，却代之以冰冷的馒头。佐料除酱和葱段外，尚有洋葱与黄瓜片！差堪告慰的是每盘菜都相当丰富，足够一桌半的客人吃饱。我们三个做主人的都感到坐立不安，但是在座的日本客人却都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也许我们以国内的标准求诸京都是太苛刻了吧。一流的“东华菜馆”尚且如此，则遑论其他了。这一顿饭所费总共五万元（合台币五千多元）。

在京都的外国餐馆中“万养轩”也是很有名的。这家以正宗法国菜为招牌的餐馆在最繁华的四条。如今二层楼的房子虽已古旧，倒是数十年前全京都市内唯一够水准的洋房呢。踏进自动的玻璃门内，室内铺满紫红色的地毯。门口永远站着两个制服毕挺，带白手套的男女侍应生。他们会笑容可掬，斯文有礼地接去你手中的东西，替你脱下外套，然后领着你到预订的桌上，或为你找一个合适的座位。这里无论昼夜，始终保持光线柔和，高高的屋顶下垂着巨大的水晶灯，更增添豪华的气氛。室内的设计正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趣味，走道壁间里摆设着精致的瓷器和古典的玻璃杯子。据说“万养轩”的主人曾留学法国，专习烹饪。创店以来，无论一汤一菜，甚至面包甜点都完全依仿法国式口味。如今主人已故去，店务由其女公子主持。这位皮肤白皙，娇小而高雅的中年妇人经常穿着与其他女侍应生同样的制服，来回巡视于各餐桌之间，对熟悉的客人她常常会自动上前招呼，但态度温文，辞令不卑不亢，往往使客人觉得能得到她的青睐是一种殊荣。京都的西餐馆颇不少，但“万养轩”的声誉却能经久而不衰，一则以其传统的地道口味，再则认真的经营方法也恐怕是主要因素吧。

像世界任何地方一样，在第一流的餐馆里可以获得豪华的气氛，殷勤的招待与够水准的佳肴；但是识途老马宁愿花费较少的钱，得到更实惠的享受。京都的大街小巷里，尤其在只园先斗町一带那些狭窄的弄堂里有数不清的小吃店，而一个京都的老饕客会告诉你：在哪里你可以吃到够味的寿司，在哪儿你可以尝到不含糊的鳗鱼。“重兵卫”的寿司、“权兵卫”的汤面、“平八”的什锦火锅、“锦水亭”的笋料理、“洗月庵”的鹑蛋面、“尾张屋”的荞麦面等，这些料理店多数具有浓厚的庶民趣味，你可以随时从容轻松地进去，叫一两样喜欢吃的东西，所费无几，而享受良多。在这些料理店之中，最饶有情调的该数先斗町鸭川畔那些栉比林立的纯京都风格的饮食店了。它们都是古老的日式木屋，紧靠着鸭川建筑，客人坐在榻榻米上，可以边吃边听潺潺的水声。多数的()店在正屋之外，又搭伸木板台子在河岸积石之上，叫做“床”。这些“床”都是露天的，专供夏夜纳凉之用。先斗町为京都着名的花街，舞妓与艺妓集中此区。闷热的夏夜，这种“床”便成为宴客的好场所，灯光水影与星月互辉，三味线的弦音伴着艺妓的歌声，岸边送来习习凉风，使整条的鸭川散发出惑人的妖娆气氛。这样的情调只有在京都才能看到。

谚云：“吃中国菜，住美国房子，讨日本老婆。”我们的菜肴不仅为国人引以为荣，同时也几乎是全世界的人所一致赞美者，然而，就如同住久了铺设地毯，有空气调节的新式洋房后，偶一见茅顶砖墙的田舍，你会不由得产生亲切自在的感觉；又如同与娇柔温顺的佳丽处久后，见得谈吐文雅，落落大方的女性，你会禁不住起思慕之情一般；在遍尝浓腻之后，清淡的日本菜给你的意境是截然不同的。何况京都的菜肴原本不仅止为满足人们口腹之欲，它是需要同时用眼睛去欣赏，情趣去体会的。如果你能用参观古刹的悠闲心境去享受京都的食物，那就对了。

林文月：在台大的日子

文学院前那一排榄仁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茂密繁荣？枝叶横生几越过行道投影半边柏油路了。举首仰望，阳光与青天在枝桠交错阔叶重叠的隙缝间透露。

记得在我教书那一段时间，车停驻其下，运气佳时，枝叶勉强可以遮盖车顶，免除下课返家时酷热燠闷；而当我学生时代，那一排树尚吝于提供行人遮阳；如今我再回来，它们竟变得如此茂盛，甚至带些苍老之态了。

木犹如此，时间流逝何其快速，没有声息，唯于形影间隐约可辨。

我考入台大中文系，在一九五二年。当时新生多在校门左侧的两排平房「临时教室」上课，属于孤立游离的族群。我每日骑单车上课，需时约叁十分钟。接近校门那一段罗斯福路，犹是田亩间泥路，颠簸多石，不小心会掉落田中。田中春季绿油油的新苗如翼，秋则金黄稻穗垂覆似躬。我把单车停放车篷内，向看守的老校工领取一个牌子，便踩着碎石路找教室。

碎石路是当时的椰林大道，从校门口直铺到傅钟，又彷佛更延伸至稍远处。我们那些新生只能对昂首阔步走向傅钟及更远处的学长，投以羡慕的眼光；我们的活动范围，不分科系，大抵局限于临时教室那一区域。事实上，大一新生有许多课都属共同必修。

我们中文系那年录取的学生仅十一人，所以有一大部分共同必修课都与历史、哲学及考古系合上；外文系则人数庞大，自成另一班。王叔岷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王先生当时很年轻，教书认真，略微羞涩矜持，眼睛总盯着远处天花板。他改我们的作文，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文后评语，时则几乎另成一篇短文。犹记得发还卷子阅读评语，总是充满兴奋期待。

英文，不以系区别，而是依录取分数高下分组。我被分在第二组。同班多为外文系同学，另有法律系、政治系等学生。中文系只有我一人，所以颇寂寞。第一组和第二组任课老师是美籍先生，采英文直接教授法，因此同样课本，两组的上课情形较他组紧张些。

除国文、英文每周四小时的共同科目外，中国通史、叁民主义和军训亦属必修课。叁民主义和军训都排在下午，不逃课的学生还是占多数，但很多人利用那个时间温习他课、或阅读课外书，或者瞌睡养神，教室内倒是颇安静。台大的学生很会考试，那两门课甚少人不及格，教官也十分满意。

中国通史，是由劳斡先生教课。没有书、也没有讲义，全凭仔细听小心笔记。当时尚未有全录影印机，所以人人都得自己笔记。劳先生学问渊博，历史都在脑中。他总是笑眯眯上课，兴致好时，会把双臂前后甩动，好似为自己的演讲打拍子似的。一次，他边甩手边讲课，讲到一半忽停顿说：「不对、不对。方才说的弄错了。」接着再讲对的一段。我把笔记的一大截划去，重记对的一段；心想：先生大概是偶然分神弄错的吧？验诸后日自己教学，方知，上课分神，确实并非学生的专权。

凌纯声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教我们「地学通论」，未免大材小用。那是我们唯一在文学院上的课。上课以前总有两位助教搬一大堆参考书放在讲台上。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我们如何看得懂？至今难忘的是，凌先生讲解蒙古内陆气候昼夜温差大，不得不穿着厚棉袍，白天拉下一边的袖子透气。说着，他把蓝色的长棉袍纽扣解开，拉下左袖，露出白色的中式内衣。

我们遇见许多颇具特色的师长。当年中、外文系互有课程相调，且同班合上。中文系上外文系的「西洋文学概论」，外文系与我们合上「中国文学史」，两门课由两系的主任教授。英千里先生口才好风度佳，无论希腊史诗神话，讲起来都引人入胜，他讲helenoftroy，令我们陶醉入迷不想下课。我觉得学问已经在英先生身上化为筋骨血肉，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可惜他后来因胃疾住院开刀，不再能为我们继续精采的讲课。后半段由fathero'hara及夏济安先生代上。欧神父幽默慈祥，圣经故事的讲解，与英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夏先生年轻而热心。课堂上认真教学，课下鼓励学生创作。《文学杂志》在他主持之下，培植了王文兴、白先勇、陈若曦和欧阳子等青年作家。我在二十岁出头时所撰写的论文能刊登其上，也是因为受到夏先生鼓励所致。

我第一次踏入系主任办公室求见台静农先生，是大一即将结束时，为了申请转至外文系。事实上，报考台大时，我的志愿是外文系，由于高中时期几乎所有读文科的女生都以考入外文系为目标，反俗叛逆的心态令我临时改填「外」字为「中」字，遂入了中文系。我向系主任羞怯嗫嚅道出转系意愿。台先生看我一眼，又仔细翻阅我的成绩单及其他资料，说：「你念得很好嘛！不要转了。」始料未及的景况，令我语塞。我大概是没有准备好接应那种景况的答辩的吧。只得红着脸煺出办公室，系也就没有转成。若干年以后，我写过一篇〈读中文系的人〉，慷慨力陈读中文系的意义和价值。那是我肺腑之言。

其实，我上台先生的课并不多。大二必修的「中国文学史」，是与外文系合上的大班。台先生口才不如英千里先生，他采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底本，而每多补充意见。直到先生过世后，我们才看到他塬来已经有一份用毛笔楷字书写的文学史讲稿，只是没有出版罢了。

大四那年，与研究生合上「楚辞」。台先生对古代神话有独到见地，于〈离骚〉、〈天问〉诸篇，反覆考索，进度甚缓，却令我们见习到一种为学的典范。当时的教学方式不重量而重质。台先生和其他师长都没有教学进度表。他的「中国文学」只讲到唐初，「楚辞」也没有讲完，但我们所学到的是治学的方法与精神，使我们日后受用不尽。我印象深刻的是，台先生考学生的方式。他不喜欢出题琐碎，往往是一个大题目，令学生能够充分融会贯通，把整学期所读所思的内容整理表达出来。对于用心深思的学生而言，两小时的考试时间全不敷用，长长考卷密密字，有如一篇小型论文。许多同学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甚至恳求助教延长收卷时间。我也记得「楚辞」的期中考，是以白话文翻译〈九歌〉中的任何一首。试卷可带回家，且更可参考任何书籍，精确而流畅是给分的标准。这种考试的方式，既可测知学生的理解力，复得以观察其文笔如何，确乎一举双得。我自己教书时，也常傚此法；尤其遇到外籍学生，无论令其译成中文语体，或英、日文字，都能同样测知其程度。台先生有开阔的胸襟，他也是不断鼓励我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最力的师长。他不仅鼓励，而且阅读我的译文，甚至讨论和分享。

郑骞先生着有《从诗到曲》一书。他在系里所开课程正涵盖了诗、词、曲等广大的古典文学领域。我个人从郑先生上文学的课实最多。郑先生于各类文学的来龙去脉最重视，他的讲述最为细腻，时则又参与感性的补助说解。我们读他自己所编纂的课本，又仔细笔记。笔记隔周呈上，他都一一详阅评论，时或有一些鼓励及夸奖的长文。那样认真的教授，在当时及以后都是少见的。前些日子整理书房，偶然发现往时上郑先生课的叁本笔记。虽然封面破损，纸张泛黄，字迹也已模煳褪色却仍安藏在抽屉底层。我摩挲再叁，许多年以前的事情，遂又一一浮现眼前，不禁百感交集。

郑先生也是我学士论文及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当时的大学生，到了大叁暑假，就得准备毕业论文题目，并且请一位教授指导撰写学士论文。我拟就建安文学探讨，郑先生建议，不如以曹氏父子之诗做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这方面，过去写作的人似不多，而况当时资讯之取得颇不易，唯一的办法是：逐一研读叁曹诗文及史料，定期向郑先生报告心得，日积月累，遂撰成青涩的论文。虽云青涩，但字字句句都是认真摸索所得。初次撰写毕业论文，予我独立思考及布局安排的训练，委实是难得的珍贵经验。其后，因为各大学录取的学生增多，师资不敷顾全，教育部先是改为选修，继而似又废止学士论文。大学生毕业，只需修满规定学分、并都及格通过便可；遂与高中生毕业殊少分别了。

杜鹃花缤纷谢又开，几多青春欢愁的足迹蹭蹬其间而不自觉。从中文系第四研究室外走廊俯瞰花丛，忽焉已是研究所的学生，进出文学院大楼的心情，也不再那样羞怯不自在了。

其实，当初我只拟在系内申请一个助教的位置，安安静静过一种与书香为伍的单纯生活，便于愿已足。但事情传闻出去，台主任和沈刚伯院长先后召见，谆谆开导，勉励我务必要参与研究所的入学考试。那真是整个大学和文学院如同一个大家庭的时代。懵懂未明如我者，竟得到师长如许关怀。不敢拂逆那份期待，唯有加倍努力倾心以赴，遂考入了中文研究所。

台先生主持系所，看似无为而治，实则他自有学术的开放与前瞻的胸襟和远见。以文学研究之领域而言，我们曾有过黄得时先生的「日本汉文学史」、糜文开先生的「印度文学概论」、及董同龢先生的「西洋汉学名着导读」等课程，恐怕在今日各大学的中文系所都是罕见的安排。黄先生的课，因为我可以自修，所以没有去选读。

糜先生早年在外交部，曾派驻印度。他精译的泰戈尔《漂鸟集》及《新月集》，至今我都保存着。那些美丽而富寓哲思的诗句，引领我们异国情调的思维感受；奈都夫人的文字、与史诗《拉玛耶那》，也有别于《诗经》、《楚辞》，开启我们对于另一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神秘向往和好奇。

「西洋汉学名着导读」与「日本汉文学史」，相对于「印度文学概论」，是两门比较硬性的内容，旨在启迪中文系学生的视野，认识汉学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状况。董先生是着名的语言学者，他在我读研二那年忽然开了那一门新鲜的课。同学们都很好奇，但风闻要读英文塬着，董先生又以严厉着称，所以人人裹足不前，未敢选读。台主任眼看那么好的课无人选，便在注册日指派郑清茂和我二人登记选课。

整个学期，董先生只要求我们精读jamesr.hightower的topicsinchineseliterature。虽然正式选课的只有清茂与我二人，旁听者倒也常有叁数人。董先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严厉。他在自己的那间第六研究室上课，清癯的身子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后，偶尔会把双腿高搁于桌上，我们就看到他老旧修补过的皮鞋底。讲到高兴时，他常会乾声笑笑，时则又从椅上快速奔走到对面的黑板急写几字。清茂与我各捧一书，轮流隔周做报告，然后讨论，听先生补充或批评。期末写一篇读书心得。我那时年少胆壮，相当不客气地批评了那本书的疏漏之处，讵料董先生喜欢，替我投稿于《清华学报》刊出。多年后，我访问哈佛大学，会见已煺休的hightower教授。他淡淡对我说：「我读过你批评我的那篇文章。那是我年轻时候写的书。」面色并无不悦。我回答他：「那时，我也很年轻。」

读研究所时，我和同班同学王贵苓被分到第四研究室。当时研究生不多，系里尽量把学生安排到与性向相关的教授办公室。郑先生与洪炎秋先生都在那间研究室，经史子集各类图书的取用也十分方便。那年，郑先生首次开「陶谢诗」，贵苓与我正在想论文题目。冬季某日，贵苓与我同时步入第四室，她穿一袭蓝布旗袍，我则在黑衫上罩了一件织锦缎的褂子。郑先生看见，忽说：「你们今天穿的衣服，一个像陶诗朴素，一个像谢诗华丽。你们俩就一个做陶诗研究，一个做谢诗研究吧。」事情就那样子定下，只不过，贵苓的论文由王叔岷先生指导；我的硕士论文《谢灵运及其诗》是由郑先生指导。而在叁曹之后，再读谢灵运，我逐渐步上六朝文学研究之途，或者竟是导因于那日郑先生戏言似一句话。人生有些事情，真是不可思议。

伫立长廊的窗边眺望，傅钟与椰林大道尽收眼底。那两排大王椰，春去秋来每年脱卸一层皮壳，一寸寸长大。我走过其下，时则匆匆赶课，时则慢步徜徉，却未必注意聆听其脉搏声息；但它们或者注意到我也逐渐在成长吧？

毕业留校任教以后，我仍旧守着第四室的一隅。那个房间从来都不曾属于我一人；人最多时，甚至为五人所共有。但我们利用它的时间巧妙地错开，倒不怎样觉得拥挤。拥挤的是书籍。两侧靠墙并列的书橱内，紧密地双排并列着古老的书籍，是为系所共有；至于五张书桌的上下到处，则又属于个人领域。

靠窗对面相向那两张较大的书桌，我曾见过先后为吴守礼、洪炎秋、郑骞、叶嘉莹等诸位先生拥有过。何其荣幸，我能与所崇敬的前辈学者共同分享过这个研究室！他们每一位的学识与人品，是我追随仰慕的典范。我目睹他们敦品励学，皓首穷经，谆谆教诲，爱护学生。

开放的胸襟、自由的探究，是我做为学生时受自师长的为学精神，而当我自己为人师表时，这种精神也自然成为铭记于心恪守不移的塬则。我尊重学生们个别的才识性向，鼓励他们在开放而自由的讨论之中迸发智慧的火花。

记得一次讨论的进行，学生们已经掌握到反覆辩证探索的方向与方法。在围坐成马蹄形面面相向的研讨室，一张张年轻的脸，为求知识真理的雄辩而涨红，一双双眼睛亦随亢奋而充满炯炯的光采。傅钟响起，叁个小时的课程已过。冬阳微煊，而论辩未已。我坐在讲台上方，仔细聆听每个人发言的内容，适时予以纠正补充，塬属有类船长或舵首地位，但水手们既然驾轻就熟，似已无虞风浪之险。学生们意犹未尽，兴致正浓，便说：「下课了。老师您先回去吧。我们再继续讨论一下。」我彷佛也还()记得那个黄昏，走在逐渐暗下的椰林大道，凉风习习，吹拂我被学生们的热情煊暖的面颊，有一种无比欣慰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又来到这一间已不再存放我个人书籍的第四室。

依旧是书籍拥挤的景象，甚至于几张书桌的排列都无甚变化。

凭窗凝视，内庭的老树仍旧稳立于塬地。距离我上次描写它，又已过了十余载。那篇文章的结尾，我写着：罢了，不想也罢。我确知老树总会屹立中庭，以它荣枯不同的眼神继续守护我们。

我没有写错。庆幸老树确实屹立中庭守护我们。我们来看老树，我们走了；还会有不同的人来看它。在这里，台湾大学，永远不乏知识学术的新血。这一点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