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春节_王蒙:安详

1、王蒙:春节

王蒙:春节

坐在火车上,我静听机轮“咣当”“咣当”地响,这声音将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节的欢悦里。

车厢里烟气弥漫,有人玩扑克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盹;他们上车时候的高兴心情,都被这旅途的倦怠磨灭了。只有我,为自己的秘密所激动,幸福地望着灯火阑珊的远方。

车过丰台了,再快一点儿啊!

一年半前,我考到太原工学院。头年春节,由于表现自己的刚强吧,也许还有别的傻气的念头,我明明没事也不肯回家。错过了一个春节,再等第二个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同学们真有意思,我回北京呆不上两星期,他们还成群结队地送我,我的好朋友——也是全班顶好的学生——金东勤,狠命地和我握手。上车十分钟,就想开他们了,再加上考试成绩不太体面(连一个五分都没有),起初在车上像有点心事似的……

不过,考试,同学,这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了,现在,家,就要到啦。

一进门, 全家轰动起来。 妈妈正在包饺子,小弟弟拿面杖敲着案板,大喊:

“好哇,真好哇,哥哥回来啦!”谁都说我胖了,我一顿饭能吃七个馒头么;只有妈说我瘦了,而且眼圈还红了红。

我往过去自己睡的铺上一靠,马上弟弟把全家的“物资”运送过来:

“哥哥,快吃,这是南丰橘,这是国光苹果,这是榛子——可有好些空的,这,这是咱们家的剩馒头……”

而妈妈在一边嚷:“一肚子心火先别吃那些,擦把脸,烫烫脚,吃点挂面睡一觉吧。”

就这样,旧历二十九,我回到了家。

大年三十儿,我排了一下午队,好容易买了两张戏票。往家走的时候,爆竹声已经密起来。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与女附中的同年级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常一起开晚会、过班日、远足旅行。我也认识了她们班主席沈如红,我和她都爱看苏联小说,聊起天来词儿特别多。她的脸形,穿的衣服,都特别像小孩子。如果打上领巾,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一眨,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我们两班在一起时,她总爱嘲笑男同学,而我总是第一个起来反攻,互有胜败。毕业以后,她响应教育局的号召,留下做教师,调到郊区新成立的中学,没有升大学。一年半以来,我在太原,仍然常与她通信。她的信不多,但是充满热情和关心。从上了大学,我好像忽然懂得了,在我们的友谊中,有一种那么纯真、美好,值得珍惜的东西。真奇怪,中学时代竟没有觉得,等到离得远了,她却万分亲近起来,她从北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读了又读,想了又想,于是不论上课、打球、散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次春节回北京,我已经下了决心,要去看她,去和她谈,也许幸福就落在我们身上。我和金东勤说过,他赞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着两张戏票出城找沈如红去了。

来到校门口,简直难以相信待会儿就要见着她。她胖了么?眼睛是不是还一眨一眨?对我来,惊奇?欢迎?还是冷淡?我请她看戏,她高兴去吗?虽然我并不迷信,却恨不得对着什么祈祷一回。

沈如红跑出来,没等我“观察”她的神色,就拉着我到她屋里去。她说:“我想,你今天一定会来。”我说:“我在太原,怎么今天一定会来?”她说:“过春节了你还不想妈么?想妈,还能不来北京么?来北京,还能不找我来玩么?”从她谈话的口气,我猜,她一定是教几何的,这样懂得逻辑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准备好了的,和她神聊起来。我谈山西的酒和醋,学山西话,描绘工学院教授们的形形色色,谈第一遭出远门的感想,我谈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动的。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使她快活。

她听着,慢慢地点头,眼睛不眨,也没有笑。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见面就是我自说自笑。于是我说到半截打住了。

她这才笑了,说:“你呀,还跟从前一样淘气。”

淘气,淘气,我难道是小孩子?我没回答,打量她住的屋子。一间小西房,简单而干净。小书架上堆满书。全屋只有一件“贵重物品”:桌上放着一个留声机。

“好阔气呀!”我摸着留声机,问她,“多少钱买的?”

她脸微红着告诉我,一星期以前,学校评奖优秀教师,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绩,得了这个奖品。

“你真好!”我去握她的手,“把你的优秀事迹告诉我吧。”

“哪有优秀事迹?”她分辩说,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扣好上衣的一个扣子,“我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他们也喜欢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有点变了,不是头发的样式,不是长相,不是说话的声音,变了的不在这里。

在她说我淘气的时候,在说到“我们班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真的是一个大人,一个老师了。这种感觉使我不由对她尊敬起来。

“刚做教师的时候,我还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别是接到同学们的来信,情绪就更波动。你记得我们班的学究、近视眼的黄书萱吗?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物理。同学们有的留苏,有的上大学,我却留下教书,可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为了这样的孩子,难道不应该献出一切吗?我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儿生长起来了。”

我想:她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呀。

“大学生同志,你可过得好?”她问我。

“就算不坏吧。”我马马虎虎地说。

我又想起来,问她:“黄书萱在莫斯科哪儿?”

她说:“她们可棒了,她学了一年俄语,去年九月到的苏联。就在我们唱的那个‘列宁山’上,她说,在那儿上课,俄语跟不上,开头跟驾云呀似的,啊,我这儿还有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来的信。我好奇地、羡慕地看着信封上的苏联邮戳,我原来也被保送去考留苏预备生,因为功课不好没考上,黄书萱的信使我想起这段伤心的事,脸也红了。

“邮票呢?”我问她。

“送给孩子了。”

这时听见一片喧闹,有人敲门,沈如红的眼睛亮了,她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学生们来了。”

“老师过年好!”“老师您好!”六个矮矮的男女学生围上沈如红问好,沈如红一一地回答了他们。

他们瞧见了我,小声问她:“这是谁呀?”

沈如红说:“他姓王,我过去的同学。”

“王老师您好!”大家向我行礼。

“我可不是老师!”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高兴,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她在一起。

“老师,您看!”一个孩子掏出一个泥捏的小娃娃,送给沈如红。又一个孩子拿出自己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滑稽人。第三个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笔刻成的精致小船。……最后一个孩子拿出一个面刺猬,他说:“老师,您要是看腻了就可以把它吃喽。”大家都笑了。

沈如红拉开抽屉拿出一叠小本子,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要求沈老师为他们写几句话,于是她仔细地一本一本地写起来。孩子们围着她、挤着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我羡慕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挨沈如红是那么近,沈如红扶着他们的肩膀,摸着他们的头发。我听着他们的话声和笑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觉得,对于沈老师,我这个“淘气的”大学生又算什么,还不如这些孩子,更亲近,更可爱呢。

沈如红组织他们开起联欢会来了。一个孩子唱歌,一个孩子说笑话,一个孩子学口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鸡母鸡都来了。沈如红又给他们讲了一段童话,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怎么没个完啊?我气恼了,气沈如红:你忘了我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小鬼打发走?也气这些孩子:真讨厌,你们就瞧不见沈老师这里有一位“远方的客人”吗?最气的,还是自己:你满腔热情地从太原来到北京,买了戏票,大年初一不陪妈妈、弟弟玩,倒跑到这里“罚坐”!

“请王老师来一个吧!”送刺猬的小孩提议。

他们鼓掌。

“我什么都不会。”说完我就走到一边,看着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红的影子,她抬起头来,望着我。我回头一看,遇到她那样深重的责难眼光,我不知所措……沈如红说:“来,我们听张唱片吧。”看也不看我,就去打开留声机,上紧弦,开始放唱片。

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心欢……

温柔的男高音唱起来了。在我的中学时代,我们曾经多少次地唱这支苏联歌曲呀。我们班和她们班,我和她,曾经多么亲切地共同唱这支明朗的歌儿啊。

后来孩子们走了,已经快到十二点。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否则一切希望就要破灭。我口吃地说:“我喜欢‘列宁山’这个歌。”

她点头。

我说:“我们一块唱过。”

她说:“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会,我憋红了脸,急急地说出来(因为稍一停顿我就说不下去了):

“下午你有空吗?一齐去听京戏吧。我买了票,听完戏,咱们聊聊……”

她说:“你一提下午我想起来啦,你记得周大个儿吗?”

“周大个儿是我们班的同学,当然记得。”

她高兴地告诉我:“周大个儿可不简单呀,他上了体育学院,当上排球选手啦。

你知道他是用左手杀球的,总是出人意外地取胜。去年保加利亚排球队来的时候,他还上场了呢。今天下午,他们有一场排球表演赛,送了我一张票。对了,你去不去?你要去,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要一张。”

原来是这样。那个周大个,那个说话嗓音像破锣、数学考过五十分的周大个儿居然成了选手,居然受到沈如红的赞美,沈如红说他“可不简单啦”。不简单,不简单……

看来,我只有走了。

沈如红留我吃饭,我摇头。沈如红和我谈天,我结结巴巴答不上来。我告辞了几次,走出来。她说要送我走一段路,我也拒绝了。最后我们握手,我无望地紧握着她的暖和的有力的小手。

快到京戏开演时间了,我得赶回城里。进城后,买了两个馒头,迎着风,一口一口地啃着馒头,走向戏院。

谢谢张云溪和张春华,他们的精彩表演——《猎虎记》,使我暂时忘掉了上午的不愉快,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勇武豪侠的世界里。

回到家,晚饭吃得很少。妈妈以为我病了,摸着我的脑门试温度,又问了我老半天。

夜里,躺在床上,总也睡不着。爆竹声一直不断,一声比一声急。还恍惚可以听见小孩的叫喊,女人的笑声和“春节特别广播节目”中的音乐。人人都欢度春节。

可我呢,我翻来覆去,久久地思索:这次回家,这次过春节,是什么破坏了我的兴致,使我烦恼起来?因为沈如红吗?不,事实上我没向她表示什么,她也没拒绝。

但是我不想再表示什么。从太原到北京,一路上曾经那样使我幸福,使我迷恋的东西,好像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渐渐地,渐渐地,我懂了,来到北京,来到老同学的身旁,我觉得我缺少那么一种东西。在沈如红的留声机中,在她和孩子共同的笑声里,在“列宁山”歌儿的旋律中,在周大个儿的排球上,在黄书萱的莫斯科来信中,以至于在京剧演员张云溪的筋斗里,都有一种那么充实,那么骄傲,那么使人羡慕和使自己仿佛变得高大起来的东西。我呢?马马虎虎地上了大学,空着手回到了故乡,什么都没有。

生活里常常这样,他按照作息时间表起床,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一切也莫过如此。但是,一旦向四周一看,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后头,于是,心疼痛了。

第三天,接到金东勤的来信:“……现在是三十儿晚上,给你写信。你高兴吧?

有个家在北京真是天大的福气。告诉你,我们这儿也很好,现在正举行化装舞会呢……我和小胖商量好,一过初三就组织个补习俄文的小组,咱们班不是俄文没考好么?可惜你不在,要不然可以做咱们组文体干事,咱们一块学习……”

这信,我看了又看,然后告诉妈妈:“明天我就回太原去。”妈妈和弟弟纳闷,也有点难过,我明明还可以再住十天,一年半没见了,回来了又急着要走。可是,我不能等了,我想立刻回到学校,学习,读书,锻炼身体,和同学们在一起,往前赶,往前攻。原谅我吧,妈妈!

当我坐着火车,在汽笛声中缓缓离去的时候,偷偷掉下了一滴眼泪。是舍不得自己的家吗?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是惋惜春节过得太快?不如说是留恋。旧日在一起的姑娘们呢?她们都很好。春节过得热闹、轻松,而且满足。而且今年春节来得早,雪都快化了。

生活在飞,人也()变了,他们都有的可夸耀,得奖啦,当选手啦,去苏联留学啦。

瞧沈如红和孩子们这个笑哇,笑得房都要塌了。连张云溪得的掌声都比往年多,他谢了七次幕。

我咬了咬牙,那真正辉煌的生活是要到来了。等明年春节,我就要放着一片金光回家来喽。那时候我去听戏,去找沈如红,去看周大个儿的排球……就是为了这,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想了老半天;就是为了这,我坐在火车上忍不住掉下泪来……

1956年

2、王蒙:安详

王蒙:安详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

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

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

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别人的理解呢?

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

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

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你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恣肆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戏看了。

安详属于强者,骄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

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无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

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躁越没有用。动不动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吓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活得那么痛苦,给旁人带来那么多的不快。

3、王蒙:我又梦见了你

王蒙:我又梦见了你

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发现了你?那个秋天的钢管乐怎么会那样钻心?铜号的光洁闪耀着凋落了树叶的杨树林上方的夕阳,夕阳在颤动,树林在呜咽,声音在铜壁上滑来滑去,如同折射出七彩光色的露珠。天打开了自己的窗子,地打开了自己的门户,小精灵像一枚射上射下、射正射偏的子弹,一颗小小的子弹占据了全部秋天,画出了细密的折线,从蝉翼的热狂到白菜绿叶上的冰霜。而你就从那晃眼的铜壁上溜下来了,那时硝烟还没有散尽,戴着钢盔的战士蹲在地上,用双手掬起车辙里的积水。你轻轻巧巧,从从容容,深默得像一个天使的影子,朴素得像一件草绿色的书包,你握了我的手,微笑了,飘走了,像一个汽球一样地被风吹去了。夕阳染红了树林。树叶飘飘落落。

你有两条小小的辫子。这使我产生了一个疑惑,为什么男子不能留辫子呢?

后来我们在摆荡着的秋千上会面,那秋千架竖立在一个贸易集市上,四周弥漫着浓郁的茴香气味。我们的身下是骡马的交易与羽行的洗染,插着羽毛的帽子像海浪一样地涌动。秋千跟随着笑语和喘气声摆来摆去,越摆越快,越摆越高,集市和集市旁流淌着混水的大渠都被卷过来卷过去,卷成了一块大蛋糕。蛋糕上铺满了核桃仁和葡萄干。秋千上上来的人愈来愈多。我说上来的人太多了,我怕秋千支持不住,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我害怕我们的秋千碰上飞翔的鸽子,我说完了遍天果然出现了红嘴巴鸽子,鸽哨响作一片,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我不喜欢有这么多人看着我们,我们已经不是孩子,我们已经超过了荡秋千的年龄;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无论如何要让秋千停一停,我要下来,要下地,我感到了太长的晕眩,我想下地喝一杯酸酸的红果汁,你什么也没说。秋千不但摆荡,而且剧烈地旋转,四面都是太阳。

然后你嫣然一笑,所有的鱼都从太液池底跳了出来。怎么又是夏天了呢,不然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莲花!你的笑是无声的,是融化的。在你的笑声中,鸽子散去了,众星散去了,宇宙变得无比纯净,然后没有秋千,没有人群,没有水渠和牛马了。没有你和你的笑和你的飞扬的辫子,我不是成为多余的了吗?

甚至于在睁开眼睛直到黎明以后,连晕眩也不知去向。

然后我急急忙忙地给你打电话。我急急忙忙地坐了火车又坐了汽车,我下了火车又下了汽车,我跑,我摔倒了又爬起来。我跑过炸山的碎石,跑过临时工棚、钢钎和雷管,跑过疾下的涧流,跑过坚硬的石山。没有到这样的山里来过的人可真白活一世。在一家香烟店里我找到了电话。电话是老式的,受话器和号盘固定在墙壁上,听筒可以取下,我可以拿着听筒走开,只要我长出长长的嘴,例如像一只白鹤。我知道你的好几个电话号,我知道你并不是固定呆在某一处的。“53427”打通了,说是你不在那里,你一个小时以前刚刚离去。

这样说你不在,而那声音又像是你自己的,电话里响着那永远的温柔的大管的乐声,只是声音分外低沉。是你自己亲口告诉我你不在那里,匆匆地我根本不在乎这里面有没有分析。我赶紧又拨另一个电话,不再是东城的电话了,现在是西城的,“43845”,我真喜欢这五个数字,这几个数字好像出自李白的诗。西城的电话告诉你不在西城。许许多多的电话我不停地打着、拨着、听着、叫着,电话变得这样沉重,号盘好像焊死在话机上了。所有的电话都告诉我找不到你。当我拨通东城的电话的时候你到西城去了。当我拨通“4”局的电话的时候,你到“3”局去了。当我拨通南城的时候你在北城。当我叫通市中心的时候你在市郊。我看见你奔忙在市郊的麦地里,再一定睛,你不见了,我仍然没有与你接通电话。无论如何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你已经不梳小辫子,墙上的电话变成了一只猫,猫发出凄婉的喵呜声。电话线变成了绿色的藤蔓,藤蔓上爬着毛毛虫。货架上摆着的香烟都冒起了蓝色的烟雾,每包香烟里都响着一座小钟,钟声咚咚当当,钟声为我们不能通话而苦恼地报警。队伍缓缓地行进。猫说:“她也正在给你打电话呢。”这时,星星在满天飞舞,却一个也抓不着。然后天亮了,我急匆匆地跑回汽车和火车,跑回我的铿锵作响的工地。我们在修公路。

后来我们在一起点燃炉灶,我砌的炉灶歪歪扭扭,这使我怪不好意思。人家往火里添煤,我们往里面填充石头,这怎么行!然而石头也能燃烧,发出蓝色的迷人的光焰。火很美,很温暖但又不烫手,我们可以把两双手放在蓝火里烧,我们可以在火里互相握手,只觉得手柔软得快要融化。你的手指上有一个小疤。我惊呼你受伤了,你说受伤的不是你,而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火变成了温暖的水流,这水流变成了大洪水。洪水从天上流来,从房檐上冲下,从山谷流来,从地底涌出汩汩地响。人群纷纷躲避,我不想躲避。

洪水流来了,却没有冲走我,或者已经冲走了却和没有冲走一样,就像坐在火车上一动也不动,火车却正在飞驰一样。

我好像停止了呼吸,在水里人是可以不呼吸的。是不是我长出了鳃?我的周围是漂浮着的房顶、木材、锅和许许多多的月亮。青蛙成队游过,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只青蛙,而你穿着白纱做的衣服,显示出你的非人间的笑容,只有我知道你笑容的芳香,只有我知道你笑容里的悲苦。你坐在水面上,问我吃不吃饺子,你把饺子一个又一个地扔到水里,水里游动着一条又一条白鱼。有一条水蛇在泡沫中灵活地游动,它领着我在水底打了一个电话:

喂,喂,喂……

是我。

你说,是我,我感动得在水里转起圈来,像一朵旋涡,从旋涡中生出一朵野花,脖子上套着花环的小鹿在山坡上奔跑,松涛如海。

你生气了,你不再说话。“是你吗”,我问的时候你不再说“是我”。我拉开了抽屉,抽屉里有许多纸许多书信还有许多钱,包括纸币和硬币。我拉开抽屉后它们通通飞了出来,像一群蝴蝶,我没有找到你。我也没有在乎它们这些蝴蝶,我深知凡是离去的便不会再返回,我不再徒劳地盼望和寻觅。我打开房门,房门外是一团团烟雾,好像舞台上施放干冰造成的效果,烟雾中出现了一个个长袖的舞者,她们都梳着辫子,都陌生而冷淡地笑着,没有你。我想,她们的辫子已经落伍了,现在辫子应该梳在胳肢窝里。果然,她们的腋下甩出了发辫,我吓得叫不出声来,我成了哑巴。我找了墙角的柳条包,那里有许多铜碗铜碟铜筷铜勺铜锤,在我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跳跃起来,飞舞起来,碰撞起来,叮叮咚咚哒哒,一片混战。我才知道,这是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我们为什么争吵?这真使我喘不过气,而且疲劳。我们的争吵使我们筋疲力尽,我知道我的食道上已经长出了恶性肿瘤,肿瘤像一个石榴,红白相间的果皮,许许多多籽粒,流着血。

多么冷的风啊!我知道了,我奔跑如飞,我打开了电冰箱的门,冰箱内亮得耀眼,空空如也。难道不是?

啊!这种可能性使我战栗。我打开了速冻箱的小门,果然,你蜷曲在那里,坚硬得像石头,而你仍然是微笑的。你怎么会寻这样的短见!我的眼泪落在你的脸上,你的脸在触到泪滴时冒着热气……

多么宽阔的花的原野!一匹黄马在草原上奔驰。当它停下来扬一扬头的时候,我才看见它长着一副教授的受尽尊敬的面孔,他一定会讲几种外语。我的面前是一台白色电话机。也许这只是一只白色的羊羔吧,柔软的羊毛下面埋藏着一台电话。然而,我已经忘记了你的电话号,我甚至于忘记了你的名字。这怎么可能呢?你不是就叫???吗?恨死我了,我知道你正在等着我的电话,至少等了三十年。

我拿起了电话,我茫然地拨动着号盘,电话通了,这是什么?呼啸的风,尖利的哨音,叽叽喳喳的鸟,铜管乐队又奏响了,只是旋律不可捉摸,好像音乐在隐藏着自己。是你!

是你的温柔娴()静的声音。我又拨一个奇怪的号码,“0123456789”,仍然是你,仍然是你的从容的倾诉。又拨一个,又拨一个98765……拨到天上,地上,海里,山里,飞机上,小岛上,舰艇上,大沙漠的古城堡里,哪里都是你,哪里都是你,哪条电话线都通向你,哪里传出的都是你的声音,虽然有的嘶哑,有的圆润,有的悲哀,有的欢喜。

你说:“是我!”像是合唱。

我不敢相信,这幸福这可靠的凭依,我一次又一次地相问:是你吗?你是谁?是你吗?

你说是我。你说是我。你说是我。铜管乐演奏起来,我演奏起来了,嘹亮的号声吹走了忧愁,也吹走了暗中的叽叽喳喳。地上全是水洼,亮晶晶映着正在散去的阴云。好像刚刚下过雨。你缓缓地说:

“是我。”白鸽成群飞起。楼房成群起飞。我们紧紧地拥抱着,然后再见。然后我们成为矗立街头迎风受雨的一动不动的石头雕像。几个孩子走过来,在雕像上抹净他们的脏手。

1979年90年2月

4、王蒙:灰鸽

王蒙:灰鸽

一百块洋灰砖上,闪耀着一百个白热的太阳。楼房挡住了仅有的一点风,但风也是热的。槐树上的蝉在热风中声嘶力竭地叫喊。轰隆隆,各种各样的大小车辆,在楼前的柏油路上驶来驶去,一次又一次地轧过了他的神经和躯干。

强发在这没遮拦的一片白光中生活,赤着黝黑的脊背,穿着一条原本是白的,如今已经变成了灰黄色的浸透了汗水的裤衩,脚上是一双四分五裂了的塑料凉鞋。

炎热使他昏涨,炎热使他麻木,炎热使他悲愤痛苦。从大城市的金山银海里挣上一点点,怎么就这么难?他背井离乡,他露宿街头,他每天干活十五六个小时,他每天只吃二斤大饼、五分钱咸菜,就着不要钱的凉水。

“钱——”蝉在阳光里一面燃烧着一面诱惑地叫着。

他是个年轻的木匠,从山那边樱桃谷来。樱桃谷有山、有树,有小小的水库和涓涓的山涧,有荫凉,有永远轻松的风。

但是这里有钱。为了赚钱,二十二岁的强发第二次到大城市来,给搬进了新楼的城市居民打家具。当他推刨子的时候,那钢刃铲削木头的声音是“一——毛、一——毛……”当他拉锯的时候,那钢牙咬啮木头的声音是“现——钱、现——饯……”当他清扫被太阳晒得冒了烟的白花花的刨花和锯末的时候,他恨得牙疼——为什么这不是一堆白花花的钱?

他去年第一次进城,带了一千块回樱桃谷。他挣了一千五,吃了五百。他吃过富强粉饺子,木犀肉与米饭,还喝过被家乡的老人称作“马尿”的啤酒。今年,他要带回去两千,他已经向他追求的姑娘彩云许下诺言、夸下海口。钱这个玩艺挣起来是有瘾的,愈多愈不嫌多,愈赚愈想赚!

今年木器贵了,工钱高了,他又勒紧裤带。已经两个月了,他没吃过一次炒菜,更不要说是肉。有时候他嫌买饼耽误时间,便一次多买一点。天热,等到吃第二顿的时候,饼已经变馊,他便馊着吃下去。“又省下一块五。”他鼓舞自己,离两千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一——毛,一——毛,现——钱、现——钱……这两千块钱他是为了彩云挣的。他爱恋着那长着娇嫩的小嘟噜嘴的彩云。去年,他已经托人去说了一回媒。今年春天,他自己又追上正在挑水的彩云,心狂跳着,亲口对彩云说:“我在银行里有一千,今年还要挣两千,秋上咱们办了吧,我有手艺,累死累活也要让你享一辈子福!”他把心都掏出来了,但彩云没有答言。

难道还嫌我钱少么?是的,柿子坡村有一个能人,倒腾粮票,赚的钱数不清,十块一张的票子论斤约,一斤票子是七千块。

倒腾粮票?他不会,也不敢。他只会卖力气,卖手艺,延长干活时间和苦自己,老不吃肉,嘴是苦的。大街上饭馆里传出来的炒菜香味,还有住在楼里的各家炖肉、煎鱼的香味使他流口水,使他发晕。

樱桃谷的樱桃也不多了,栽樱桃不进钱,还不如大蒜。强发给彩云爹建过议,砍掉樱桃,栽蒜。彩云家有个年代久远的樱桃园,春天樱桃树开满了银色的花,可惜,白花花的,却不是钱。

绕过彩云家的樱桃园,是一座破败了的天主教堂,村里没有人信教了,大队在那里设立了兽医站和外贸收购点。教堂门口张贴着收购马鬃马尾的宣传画。教堂里有许多野鸽子,到处都是鸽子窝。夏日黄昏,教堂尖顶的歪斜了的十字架上,常常落满了灰色的野鸽。

强发掏过鸽子窝,捡过鸽子蛋,烤过鸽子肉。听人说,鸽子肉是世上最香的肉,在城里吃一只鸽子要花好几块钱,或许花好几块钱还吃不着。有一次他捉鸽子,被彩云看见了,彩云是那样紧锁眉头、满脸愁云,使他不自在了好半天。

唉,小女子。勾人魂魄。

一——毛,现——钱……现在这里,没有樱桃树,没有山涧,没有彩云,没有教堂,也没有野鸽子,连麻雀都不见。

现在只有满天满地的太阳,他到天黑要把一个写字台做出来。他甘愿蓬首垢面、汗臭熏天、省吃俭用地干。只要彩云知道他的心,知道他愿意为了她受累受苦。等彩云答应了,秋天办喜事的时候,他要宰五口猪!

他要樱桃谷的彩云,想起彩云他就想哭一场。他一定要得到彩云。如果三千块不行,他就挣五千。五千不行七千,八千,一万。彩云,我给你挣一万!你还会那样一脸愁容地看着我吗?

他有点心慌。他的手一抖,刨子在手里跳了一下。

这就会出现一个坎儿。怎么补救呢?手艺不能含糊。

一个东西白花花地一闪。没等他转过向来,这个东西已经落在他狗眼前,落在他刨得不太平滑的一块木板的另一端。

肉!

长而肥的脖子,颈上长着一圈褐黑色的毛,肚皮是那样柔软肥嫩,长满羽毛的大腿是那样丰厚结实,连翅膀也是饱满多肉的。它歪着小小的头,毫无警戒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灰鸽子?哪儿来的?樱桃谷飞来的?

肉!香啧啧的肉!

他仿佛正在扒掉裹在鸽子毛外的黄泥,他仿佛正在把外焦里嫩的鸽子肉放到口里,他仿佛听到了鸽子的热油烫得口水吱吱响。

他的手已经触到了鸽子头部的柔软的茸毛,他只要一用劲就能把鸽子的脖颈扭断,他渴望鸽子的血滴到自己的虎口上——让它成为真正的肉!

但是鸽子不慌不忙地飞走了。

鸽子飞得不高,也不快,好像在贪恋着什么。

强发眼睛红了,非吃你娘的不花钱的肉不可!

只扬了几下翅膀,鸽子落到楼前马路正中。

嘎地一声,一辆上海牌小轿车刹了急闸。又咯地一声,一辆连挂式大型公共汽车紧急刹车。强发向鸽子冲去,被车流挡住了。

又一辆无轨电车停下了,许多自行车停下了。人们惊讶地看着大模大样地妨碍着交通的灰鸽。它站在公共汽车的水箱前,昂着头,歪着脖。

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两个年轻人轰鸽子,它不但没有听从劝告离去,反而变本加厉,钻到公共汽车底盘下面去了。

所有围观的人都向公共汽车司机打手势:不要开车!不要轧着鸽子!

小汽车门打开了,一个中年干部和一个白发老者走了出来,他们走近公共汽车,俯身寻找车下的淘气的灰鸽,并且急急地说着什么。

公共汽车司机一跃而下,气急败坏地骂着灰鸽,像骂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

交通民警皱着眉大步走来,当弄清情况以后,这位在大街上有着无上威严和魄力的指挥官却不知道该怎样指挥了。他急出了一头汗。

好多人围观。咕咕咕、嘘嘘嘘、哧哧哧、嗵嗵嗵,人们发种响声,吹口哨,跺脚,扔石子和土块……

灰鸽硬是不肯出来。

强发拨拉开两边的人和自行车。当他看准鸽子的位置以后,略一犹疑,便趴下,向车底爬去。

他听到一阵惊呼,一阵赞叹。“危险!”是司机与交通民警同声呐喊。

他的手又一次触到了鸽子的羽毛,他似乎已经攥到了鸽子的一只脚,忽然,他想起了有那么多车停在这里,那么多人围在这里,看着他,他的手软了。鸽子从车底盘下逃了出去,飞起来了。

灰鸽在街道和新楼上空盘旋,渐渐升高。

强发从车底盘下倒退出来,站起的时候,听到的是一片欢呼和鼓掌。他懊丧地睁开被灼热的瓦斯熏得闭起了的眼,在白花花的天空上,隐约有一个灰点子。

有人拍打他的肩膀,有人向他打听为了什么和怎么回事。好像还有一个女孩子对他说:“您真好!”

我——真好?我是——您?

那女孩子的声音使他想起了彩云。他想起了家乡的野鸽子在山涧和教堂尖顶上成群盘旋,每只鸽子的尾巴张开以后就像张开的折扇一样地浑圆。他想起队里集合上工和召集开会时敲响的钟声。他想起那片他建议砍去的樱桃园地面上的野薄荷的清香。他想起今年春天,在满园都是白花花的樱桃花的时候,他看见彩云挑水,她一边走着一边轻巧地换肩,头发一甩一甩,连眉毛的扬动也叫他心疼得要命……“您真好!”彩云是不会这样说他的,即使强发献给她一万块钱。

但那不是“真”的。他勇敢地()钻到车底下并不是为了解救那只鸽子。他不真好。

当鸽子已经平安,围观的人群走散,各种车辆恢复了正常的流转以后,他流下了混浊的泪水。为了他确信是从樱桃谷飞来的灰鸽,为了彩云的满面愁容,为了他从来都不了解的比三千块更好的“真好”……他哭了。

楼上阳台出现了一个少女,身穿白底v字形大蓝条纹无袖连衣裙,口衔着蜡管,正在喝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樱桃汽水。她看了看木匠,又看了看大街。

“怎么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问。

“没事,爷爷,没事。”少女悠扬而又轻柔的回答,活像天使。她微笑着吸吮了一下,一股清爽甜香的淡红色的汽水,顺着蜡管进入了她的口腔,流到了胃里。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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