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读后感（一）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着名宰相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其主题是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十个建议。魏征敢于直谏，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是唐朝初期的开国功臣，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重大作用。

虽然《谏太宗十思疏》写于一千多年前，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但对于现阶段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可以用扬弃的态度看待。

首先，《谏太宗十思疏》提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现为领导者亦然。要做个合格的领导必须先从自身做起，必须 努力加强自身的思想觉悟，品德修养，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如果，为领导者，事事以公为先，身为表率，则令出如山，部下执行不误。令人心服口服。

再者，“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正身以黜恶。”意思是担心自己被蒙蔽，就要虚心听取下面的意见，畏惧谗言与小人，则应端正自己，远小人。现为领导者亦然，应该能有广阔的心胸，接纳各方面的意见。魏征就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就因为唐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才建立起强盛的唐王朝，使中国进入历史的鼎盛时期。一千多年前的封建君王，都能做到这点，难道我们新社会的共产党干部不更应该有如此心胸觉悟吗？

“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意思是：不因个人的喜怒而胡乱奖赏或者惩罚部下。现为领导者，也应该做到一切按规章制度办理。尽量减少私人感情的成份。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党的“十六大”依法治国的精神；这样，才能政通人和。

魏征，虽然生活在一千多年前。但其观点，在现社会，还是有许多积极方面，可取之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企业的领导如能借鉴其先进之处，针对当前社会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处理，定能带领我们广大员工积极奋拓、进取，重振企业的辉煌！

谏太宗十思疏读后感（二）

读罢此文，我感悟良深。虽然《谏太宗十思疏》写于一千多年前，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但论述富于哲理，吐词发乎深心，气势雄健，至今仍闪烁着哲人智慧的光芒，对于现实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可以用扬弃的态度来对待。“十思”的反省正如今日的“八荣八耻”，要我们时刻记得居安思危，得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明君治国应积德，明源不可不深，根不可不固，德不可不厚的道理。如不考虑“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那么长治久安就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只能是一种妄想。

《谏太宗十思疏》首先指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意思是说要想使国家安定，做君主的就一定要积聚道德正义，这种观点对于当代亦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也必须要注重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

一是要有坚定的政治理念。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信念和方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政治的高度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党通过反腐倡廉保持同群众血肉联系的纽带，只有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工作，才能为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体目标提供有力的纪律保障。

二是要有良好的思想品质。我认为良好的思想品质起码包括四个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毅力；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谏太宗十思疏》中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正身以黜恶”，意思是说担心自己被蒙蔽就要虚心听取下面的意见；畏惧谗言与小人，则应端正自己，远小人。我们要率先垂范，多做调查研究，增强凝聚力和吸引力，获得群众信赖和拥护；始终坚持在任何情况下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廉洁奉公，一身正气；工作中遇事多思考，出好点子，谋新思路，有解决复杂矛盾的勇气和办法；敢于承担责任，带头搞好团结，实现和谐共事、和谐谋事、和谐成事的良好局面；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广阔的胸怀。

三是要有扎实的业务素质。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要做到“正”，我认为首先要学。新阶段、新发展，当今社会对我们的理论素养、领导能力和知识储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更需要学习。省纪委监察厅对全省纪检监察干部提出了素质工程建设的要求，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学习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清醒认识自我、自觉改善自我、尽力完善自我，做到强基固本，提高自身素质。

四是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要做到“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意思是说不要因为个人的喜怒哀乐而胡乱奖赏或惩罚部下，这一点对于领导干部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要尽量依章而行，减少私人感情用事。既要有既定的工作原则，又不能太固执；既要有坚强的意志，又不能一意孤行；既要有主见，能按照自己的方略处置工作，又要团结同志，听取别人意见；既要临危不惧，又要沉着冷静。总之要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坚持高尚的追求，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谏太宗十思疏读后感（三）

最近，喜欢翻看魏征《谏太宗十思疏》，隔空与古人交流，深感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和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必要性。我们不能丢了老祖宗留下每一寸土地，也同样不能丢了老祖宗留下宝贵文化遗产。毛泽东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说得非常精辟。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指导意义。

文中有这样观点：积德义保平安。()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正确，在现实生活中积德义确实有远离危险功效。积德义就会远离恶习，远离恶习也就远离了危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自觉提高自觉修养，防微杜渐远离恶习，就能够得到平安结果。如果内心浮躁追求刺激，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我们要听从古人告诫，积德义保平安。

文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善始善终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在打江山时候容易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治江山时，容易脱离群众，犯官僚主义作风错误。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群众就拥护就支持；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那一套，群众就痛恨就反对。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现在中央搞群众路线教育，就是狠抓四风重新获得民心。

中央现行政策很多在文中都能找到依据，这篇文章虽然年代久远，但我总感到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站在古人肩上，不能站在古人脚下。我们要认真研读古文化精品，古为今用做好今天的事。

唐太宗读后感（一）

前段时间偶然去书店时候看到了一本《唐太宗李世民》，我不禁满怀兴致和充满了深深好奇，因为这对于一向喜欢人物传记尤其是君王谋士传记但又以前没有系统看过唐太宗的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简略看完了这本书后，我发现原来唐太宗是那么的高深伟岸，无论是他的治大国谋远略、还是他的气量和胆魄、他的沉稳冷静、他的深谋远虑还是他的与大臣相处是那么的谦虚谨慎、对待敌人是那么的宽容宽恕、对待良臣是那么的坦诚相待、对待忠言义谏是那么的从谏如流所谓成盛世必有明君，而唐太宗无疑是君王中的明君，对他的叹服让我觉得其实人可以做的更好的！

最叹服唐太宗的地方有好多好多。特别是他对待功臣和异己的宽仁和大度，他不仅没有象绝大部分的君主在建立新王朝后大开杀戒，没有象刘邦、勾贱和朱元璋（朱是杀功臣的最典型代表）那样“兔死沟烹”，更是将仇敌李建成的谋士魏征委以重任。因此，这让我们对唐太宗的政治智慧和气度大加赞赏！唐朝的辉煌很大程度归功于唐太宗的博大宽仁政策以及海纳百川般的胸怀，总之许许多多的高明和智慧成就了一代英主——唐太宗！

唐太宗读后感（二）

秦王李世民金戈所向，隋朝灰飞烟灭。大唐国立，三子两派争夺继位权，喋血宣武门。名帝胸怀，叛将政敌为我所用，良臣贤相鼎力辅佐。除弊政，用贤良，平蛮夷，恩惠百姓，赢来“贞观大治”、“万国来朝”的好景象。

面对叛将政敌，是斩草除根，还是收拢人心、为我所用？太宗选择了后者，足见其开阔的胸襟。面对宗室贵族，是沿袭旧制、广封宗室，还是革故鼎新、节制宗室特权？太宗选择了后者，足见其圣明的决策。面对突厥十万俘虏，他并没有学周武王处置殷商遗民，也没有学秦将白起坑杀赵卒，而是保留其部落，顺习其风俗，足见其过人的胆识。

太宗时刻都在提醒自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总结古代君王失德的根本均在不利民。于是，均田地，抑宗室，重修《氏族志》等一大批惠民政策得到实施。

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魏徵。魏徵原始太子冼马，效忠于李建成。后因玄武门政变被俘。李世民惜才如金，不计前嫌，重用了他。从猜忌到信任，魏徵以他刚正不阿，忠贞不二的品格和勤于政务，劳而无怨的作风感动了李世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就是最好的见证。

宽容与刚直是我在本书中读到的亮点。唐太宗的宽容，换来了“贞观之治”的盛况；魏徵的刚直，赢得了太宗的信任与钦佩。而这两点，不正是一个人应具备的吗？

唐太宗读后感（三）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在位期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后人称之为为“贞观之治”。因此有人说他是唐朝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另外其书法也备受好评。

我选取了赵克尧与袁英光先生的两部《唐太宗传》，比较而言，袁英光先生的传记较为简略，重点在于唐太宗即位前如何辅佐其父夺取天下以及即位后抗击东突厥、治国政策；而赵克尧先生则详细的描述了李世民的少年时代、夺取地位、开国政策、宫闱生活以及晚年喜好等等。另外赵克尧先生传记最大的特色就是每章后几乎都有历史原因、政策意义之类的分析。

其实后人对唐太宗的评论总体都是正面的，即治世明君。但关于宣武门之变却有不少争议，有人评价他大逆弑兄后逼父退位，有人为其辩护无奈为之…两部传记都提到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争，并非野史传闻李建成迫害李世民，然而袁英光先生传记中却有秦王密报建成与元吉淫乱尹德妃与张婕妤一段，虽未评论，却明显贬低李建成一派。在赵克尧先生的传记中描述是李建成因留守京城而与后宫相熟，故勾结后宫对付李世民，而李世民亦营结私党欲谋取帝位，更加客观。

其实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些是经过加工改造的，特别是关于帝王的部分，我们不能尽信流传下来的史书。首先，历来史书所载之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站在一起，不得不让人庆幸登上帝位开创大唐盛世没有所托匪人。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黑幕，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长安（长安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并不亚于后来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唐军声威大振，顿时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使得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使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又令王世充占据的洛阳的西方成为了死路，更使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不得不顾及强大的唐军加上坚城长安的效果。），又与窦建德相持，没有让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逼近太原，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即便说李世民更善用奇兵，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也不能肯定李建成的用兵能力就比李世民差多少。因为在历史上（尤其是唐后，理由后具），在宫闱之战中败北的人即使有再经典的战例，大多也不会被详尽地记入史书，顶多说上一句“建成纳计，乃克长安”。

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蒸淫父姬的罪名了，史载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可谓石破天惊的一笔。因为直接跟皇帝老爹说我哥我弟给您戴了项绿油油的帽子（而且居然能让史官知道），未免也太过滑稽，任李渊脾气再好，大概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罢。()这条史载记录大半是李世民座下史官原创的吧，便保守估计，也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李建成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均以阴谋家身份出现，然而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让人怀疑他究竟是否窝里斗的料。加之首提造反的乃是刘文静（后为李渊所杀），李世民只是鼓动者之一，且其军功至此尚半点未立，那么这个“皆汝所致”就无从说起了。而且这个“请以世民为世子”的“将佐”事迹并未载于史，殊为可疑——试想如有人慧眼如此，如何会被李世民漏掉？由此推测，“废立”之说，十有八九有如“高祖斩白蛇”“刘备靠大树”一类的“事后诸葛亮”编造出来的。另外就是和尚道士的预言了，名字尚无，便有“年二十，可济世安民”。武德四年，攻打洛阳的李世民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道士的预言还是很有客观依据的：“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自是“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大概他便是从此才坚定了夺位建成的决心罢。同一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闲则共话古今，纵谈天下，俨然君臣气派。封德彝便注意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于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宫中、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形势便要求李世民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

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李世民的脸上可谓浓妆艳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层脂粉，而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删略《国史》，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房玄龄等人（其实房玄龄也只是署名的主编而已，动笔者不详，盖有许敬宗、李延寿、李淳风等）。当然李建成也并非没有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担忧。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示敌以弱，出敌不意。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个，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是东宫官王[目至]（字库无），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第二则是更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的动向，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他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虽曾从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李建成为什么会信任他呢？窃以为，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的反间。我国历史书上幽默地写道，玄武门之变实质并非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政变，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之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而发生的尖锐斗争。

因此我们应该客观的对待宣武门之变的事实，不能因为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而将其彻底美化，当然也不能因为弑兄这件事实将其彻底批判。

另外两部传记都提到李世民“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以及“推行科举、广纳贤才”以及其与臣子之间的口舌之争。尤其是与魏征这个李建成的前家臣，李世民不仅没有因为其辅佐过李建成而疏远他，反而加以重用，而且数次被气到“誓杀此田夫”回头却采纳魏征建议，让人不觉莞尔，这皇帝太好玩了！从此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确实是一位明君，一位初具民主意识的君王！而且李世民在位期间推崇儒学，统一经学，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释家是一律压制，而对于道家，赵克尧先生说的是推崇，而袁英光先生却是来了一句“外崇内抑”。李世民推崇道教一方面是提高李家地位，而另一方面是为了抑制佛教，从长孙皇后病后一句“道、释异端之教。从汝言，吾不如速死！”可见一斑。这与赵克尧先生的“崇道尊祖”以及唐太宗“晚嗜丹药”有所出入，而且他提到唐太宗是服药暴亡，而袁英光先生却未置一词。在赵克尧先生的传记中还提到唐太宗的各种兴趣，如“喜好弓马”“属诗赋文”，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的书法那是相当不错（据赵先生说）。

从两篇传记比较而言，都比较公正的述写了唐太宗的一生，从青年到即位后至死，袁英光先生更多的着重于李世民的丰功伟绩，而赵克尧先生的手笔则更为细致，不仅客观的描述了宣武门之变，还加上的自己的评论及分析（还是比较合理的）以及其爱好特长，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君王形象，让这位千古一帝更接近生活。简而言之，李世民的确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不论其政治头脑还是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