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杨国元

冬季，我下乡到于村。中午的时候，我就到村公所了。这是没收的地主的一所住宅，东屋是图书室，西屋，财政委员们用来算账和收存公粮，北屋三大间，地下摆着一排檩条，是村干部们开联席会议的地方。

干部们还没有来，阳光很好，我站在院子里取暖。

最先来到的干部，是杨国元。他是村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个子并不很高，穿着黑色棉袄棉裤，腰里系着一条宽皮带，光看头。他的头发极黑极密，像用墨胶塑成。加上他那黑脸，浓眉，络腮胡子楂，当他偶一皱眉的时候，那黑劲就连成一个了。他抱着他的小女儿，这是打扮得很华丽，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孩子，脸上还点着胭脂，抹着粉儿。这孩子在他怀里，就像是在一块大黑石头旁边，伸出来开放的一箭花朵。

杨国元很热情，他立在院里，和我谈了两个小时。

他的左手老是插在棉袄的旁边口袋里，当我们谈到这一带在抗日初期，组织队伍的时候，他才把左手掏出来，那已经是残废得很厉害了。他说：

“我从小受苦，那时我认做是红军，才加入的。”

他在唐士奎的大队里当侦察连长，作战很勇敢，左手受了伤，那时医疗条件很不好，复员回来，手背上还带着一块碎铁，整天流脓滴水。有一天，在街上和人家逗着玩，叫人家打了一下，那块铁片才掉了出来。

为我居住的地方，他很费了一番考虑和周折，他说：

“第一，群众条件要好；第二，不要住在村边上；第三，要靠近干部。”

随后他就找房去了。

但是，直到天黑，差不多人们都要睡觉了，他才来领我到黎彦增家去，那里一条炕上睡着两个青年团的干部。杨国元说暂时在这里睡一宿，明天他老婆和兄弟媳妇合并了，就叫我搬到他那里去住。他说他就是愿意和老同志住在一起，发个牢骚什么的也方便。

我终于在黎彦增家长住下来了，并没有搬。我觉得叫他和老婆离开是很不合适的。

而这里离他家并不远，差不多每天晚上，杨国元都要来的。他给我借了一个小煤炉，又套车到合作社拉砟子，我们生起火来，屋里很暖，坐上小沙壶，又有开水喝了。

于是，他的牢骚就来了。他总是提念那些老同志，他们现在分布全国，很多人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杨国元说：

“我还是一个村干部。当然，什么工作也一样，可是村里的工作就是难，别人也不把咱看到眼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有的竟当了合作社主任。今天，我去拉砟子，合作社里的人，连土带末子给我往车上装，我把他的铁铲夺过来了！合作社主任出来和我讲，我把左手伸出来，把他顶了回去。”

我按照一般的情形，批评了他的鲁莽作风，其实他现在的缺点主要是疲沓。去年上级布置：每个支委带动群众打一眼井，他没有完成，受了批评。这些天，村里正在整党，一天早上，我在县城的大集上看见他背着一个粪筐遛达着。我说：

“今天上午不是有会吗？”

他笑了笑说：

“脑子发胀，要出来转游转游才行。”

一谈起过去的事，他的兴致就来了。常常在我那里一坐就是半夜。饿了，就拿黎家几块山芋，放在炉口边上，用铁洗脸盆一盖，闷出来的山芋，实在好吃。但他也从来没有像一些农村青年那样向往城市生活，想出来工作的意思。

整党正紧张，他闹起爆发眼，躺在家里不出来了。

我去看他。他家一个梢门筒，两间西屋，三间北屋，都是砖房，是土地改革时分配的。他父亲和兄弟媳妇住北屋，兄弟在京津线上一个国营农场里工作，兄弟媳妇也常去住，家里缠嚼很轻。杨国元夫妇住西屋，他因为残废，每年可以领到八百斤小米的抚恤。此外，种着十五亩地，养一匹小驴，小驴就在杨国元的外间喂着。

杨国元的屋里拾掇得很干净，北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相片，装着镜框，旁边有一副写得很好的对联，横批是“革命家庭”。东墙上挂着时钟，有三四架，滴答响着，像进了钟表店一样。这使我吃惊了。

杨国元躺在炕上，戴着一副墨晶眼镜。他说：

“这都是我买来的，过去我好修理枪，现在就好修理这个。

对对你那表吧，我这钟都是根据电台播音对好的。”

我才看见，在迎门橱上放了一架小小的矿石收音机。杨国元爬过来，把耳机子安在我的头上，说：

“听听吧，清楚着哩！”

在乡下看不见当天的报纸，我自从知道杨国元有这个设备，每天就抽些时间去听一听。

我发现，杨国元并不大好听这个，他只是好修理研究。那些钟表，也是为了修理的兴趣买来的，并非为的实用。有的是跑到百里以外的保定买来的。他问了我很多关于无线电的问题，可惜我知道得很少。他说，他打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封信，和他们取得联系。可是，直到现在，他认识的字还很少。

他老婆进来，把孩子交给杨国元。这女人很年轻，看来，杨国元很听她的话。她说：

“上级批评俺家他爹不参加土地合作社。不是他不参加呀，是俺家他爷爷顽固。家里整天为这个吵架，里外夹攻，你看攻得他那眼！”

在于村住了两个月，我和杨国元接近的最多。腊月，我要转移到城南去，他一定要套车送我。他的车油漆得很好，小驴儿刷理得很干净，他替我铺好褥子，上面盖得严严实实。这天，道路上的风霜很大。

“你再给我提些意见吧，”杨国元坐在车辕上说，“昨天，支委会上你谈的很简单。”

“也就是那些意见了。”我说，“你常常想到过去，过去是可以回想的。在那艰苦的年代，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多，照顾家庭的心情少。现在，因为家庭生活有个规模了，我们为家庭分心的时候也就多了。村里的公众的事情，干部们不大关心，比如村公所的会议室，民校的教室，小学校，到冬天还是窗子不糊，烂砖满地，没人去管。我们应该像过去那样，热心地学习和工作，你有一台收音机，可以和宣传委员合作，把电台每天广播的政治教育材料，记下来，自己学习了再向群众讲解。”

实际上，教育别()人比起教育自己，要困难得多。教育自己，可以依靠反省，教育别人，除去了解他的历史，还要了解他目前的思想和心情。我不知道我到底了解了他的心情没有。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惜别呢，还是我的话引起了他的苦闷，看来杨国元今天的感情很沉重。他说：

“我应该多做些工作。”

他是在战争的环境里出现的刚强的人物。是矗立在乱石中间的一块黑色的光亮的火石。我想，如果不只从静止的方面看他，而想到他的本质和他身体里包藏的无限火种的力量，再能激发这种力量，他就进步得快了。

1953年8月24日记

孙犁：转移

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大院了。

一九五一年，从天津山西路移居此院。先住后面小屋，又搬到后院楼上，再搬到正房中间，又搬到正房西侧。除去“文革”三年，没有离开过。

三十七年间，私人之事有：我之得病，母亲去世。文革中，白昼轮番抄家，寅夜聚众入室。限两小时，扫地出门，流放到佟楼去等等。国家之事有：反胡风，反丁陈，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大地震等等。他人之事，亦变幻百端，不及详记。

人们都说我不愿搬家。人的感情是复杂的，这也很难说清楚。我之迟迟不搬，实由于惰性，并非因为这里是宝地。

大院之变化，乃时代之缩影。在这里，静观默察，确实看到了，近似沧海桑田的自然景观；也体会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人情世态。很多是过去不能懂得的。

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几年以前，一位老同事，曾对我说：再遇大乱，还有老百姓，像根据地那样，掩护我们吗？我笑而不答。心想：不出大门，五步之内，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都很难说。这位同事有心脏病。“文化大革命”时，因为他老婆的关系，有一派人保他，没有受过什么罪，所以还会有以上想法。他好像有什么预感，很快就搬走了。

青年作家某，曾对我感叹说：人，不怕贼偷，就怕贼琢磨。我以为是名言，深记不忘。

在这里，我是最老的住户，人熟地熟，都是好事。但这个地方，常常引起我不愉快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我实在不愿再看到一些人的面孔，不愿再听到一些人的声音。见到或听到，都能使我在白天五内不安，在夜间辗转反侧。这次搬家，与其说是搬开环境，不如说是搬开视听，求得耳目一新。

这种感情，过去也是没有的，天实为之。

青年时出来抗日革命，是两袖清风，一无所有的。及至晚年，无甲可解，无田可归。国家给安排一套四居室的住房，虽挤于楼群之中，四方干扰，也算不错了。

笨鸟先飞，从春()节以后，就开始整理东西，今已初步就绪。计书籍二十一箱，书画一箱，瓷器五筐，文具一筐，衣服被褥五箱，破鞋烂袜一筐。其他生活用品，如锅碗盆勺，尚未收拾。

行李之大，长物之众，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和厌烦了。奇怪的是，什么东西也不肯丢，舍不得处理。很多都是过时、破旧、无用之物，如一针一线也不放弃，搬过去，将无处堆放。

书籍，文革时是四旧之长。现在，有好几位过去的造反者，恭维地对我说：你那些书，都是无价之宝呀！这又使我为之不安，认为是一大隐患。就像过去，他们传说我有多少古董一样。

老屋，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之处。门窗都坏了，没有一扇关得严实，冬天很冷。房顶每年漏雨，房子周围，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都遇到困难。前些日子，天花板的一角，已经塌落，幸未伤人。

另外，这次搬家，比文革时那次搬家，体面多了。孩子们给买了新灯，新窗帘，张挂起来，到时一定有一番红花热闹的。

1988年6月12日凌晨记

孙犁：王福绿

——人物速记

因为她的丈夫叫邢福红，我们便叫她王福绿了。

我住在她家的对过一间小房里，同在一个北山坡上。一天，阴着天，我坐在房子里抽着恶劣的烟草，这个已经成了一个小媳妇，足有三个月了，然而年纪还不过十五六岁，在各方面还是表现着孩子气的女人，呆呆地站在一棵嫩小的桃树下面了。

这女人直望着远方。我跟了这女人的动作回忆起关于她的家庭、生活上的一些传说来。离这里二十里地，有一个镇子，爹爹和哥哥做着打铁的活计。

这孩子便是在火红的炉灶旁边，看着火烧红的铁块，听着叮当的锤打，看着火星的飞迸，长大起来。在三岁上，便死去了母亲，这孩子不知道悲哀，而爹爹是知道的。爹爹每天早晨，用熟练的手给她穿上裤子，系上带子，便放她在风箱盖上，叫拉风箱的哥哥逗她玩，叫她听风箱呼打呼打的声响笑……爹爹最怕她哭。

去年，遭了敌人的烧杀，爹爹和哥哥，便也不能安静住在那个镇上了。他们背着、担着家具，从这里走到那里，做着零碎活，冬天，爹爹便下决心，给她找了个婆家。

爹爹，夜里敲打着铁铲，卖了去，给她换了一条洋布格花棉裤，因为买的不够长，下面又接了一截裤筒……

自从她嫁娶了以后，爹爹来看过她两次。

第二次，是前几天来的，爹爹拿了一把鹤嘴锄，送给了婆家，算是陪送女儿罢。当这被烟熏黑了脸，衣服上带着许多火烧的小洞的老人走了以后，她的丈夫邢福红跑到我这里来了，我问他：

“你丈人来了呢，叫人家吃的什么？”

“吃的不错呀，萝卜条菜。”

“人家给你们拿来了个鹤嘴锄呢……”

“谁稀罕他那个，麻烦的很，你，你知道吗，他想要我们的粮食呢！”

我不明白这个，他一五一十地说起来，他丈人给他们送来鹤嘴锄，可是还肩上背了个“背褡”，这“背褡”据邢福红的母亲推测：“一定是想换些粮食走的！”

“你们给了他粮食吗？”

“谁给他，我们还没的吃哩！”

我就想起那老者，如果真的怀着这么颗心走来，那就该怀着颗什么样的心走回去了……

又一回，这女人的哥哥()来看她，那个细长而有点颠跛的青年人，在邢福红家院里梯子上整靠了一个上午……

邢福红的爹坐在房顶上抽烟，邢福红的娘坐在房子里，邢福红来到我房子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

然而，我始终望着那个细长而有点颠跛的人垂着头……

当下午，这个哥哥告辞要走，而已经走到斜坡的时候，妹妹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送下去……

回来，这女人的两眼红红的了。

这女人，据我看聪明而良善，我每天看见她围绕着婆婆，跟在后面，问着一些事情，她有时拉着小弟弟到坡下面去，有时捧着饭，喂着妹妹……

我常看见她，领着弟妹们，而当弟妹们不走时，她便默然地蹲下身去，等到那孩子伏在她的背上，她便一闪斜身子走起来，走过去了……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记着这个女人还充当着村子里孩子们的教员，她一到上课时间，看见孩子不到齐，便很着急，东跑西跑，呼叫着孩子们。

（原载《晋察冀文艺》第1期，1942年1月20日出版）

贾平凹：孙犁论

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好文章好在了不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犁那里难寻着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爨宝子》虽然也好，郑燮的六分半也好，但都好在奇与怪上，失之于清正。而世上最难得的就是清正。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地去，却没有仙风道骨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时下的中国，尤其天津大码头上，真是不可思议。

数十年的文坛，题材在决定着作品的高低，过去是，现在变个法儿仍是，以此走红过许多人。孙犁的文章从来是能发表了就好，不在乎什么报刊和报刊的什么位置，他是什么都能写的，写出来的又都是文学。一生中凡是白纸上写出的黑字都敢堂而皇之地收在文集里，既不损其人亦不损其文，国中几个能如此？作品起码能活半个世纪的作家，才可以谈得上有创造，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 ，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多大！

评论界素有"荷花淀派"之说，其实哪里有派而流？孙犁只是一个孙犁，孙犁是孤家寡人。他的模仿者纵然万千，但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因此，模仿他的人要么易成名而不成功，为一株未长大就结穗的麦子，麦穗只能有蝇头大，要么望洋生叹，半途改弦。天下的好文章不是谁要怎么就可以怎么的，除了有天才，有宿命，还得有深厚的修养，佛是修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初学者都喜欢拥集孙门，学到一定水平了，就背弃其师，甚至生轻看之心，待最后有了一定成就，又不得不再来尊他。孙犁是最易让模仿者上当的作家，孙犁也是易被社会误解的作家。

孙犁不是个写史诗的人（文坛上常常把史诗作家看得过重，那怎么还有史学家呢？），但他的作品直逼心灵。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发老辣得没有几人能够匹敌。举一个例子，舞台上有人演诸葛，演得惟妙惟肖，可以称得"活诸葛"，但"活诸葛"毕竟不是真正的诸葛。()明白了要做"活诸葛"和诸葛本身就是诸葛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孙犁的道行和价值所在。

1993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