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行年四十

四十大约是人生过程中最大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的重要性及其特殊刺激性，大概是古今中外的人士同样特别感觉着的。我国古语有，“行年四十而后方知不足”，“四十而不惑”，“四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等说法。《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自序里也把四十的重要写得轰轰烈烈，亦可说是痛哭流涕，中有“四十不成名不必再求名”，“四十不娶不必再娶”等句。就今人而论，胡适之先生过四十那年，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文，纪念他所经过的一切。最近钱乙藜先生也出版一本珠玉夺目的小诗集，既不命名，也不署名，只是赠送亲友，纪念他的四十生日。

西洋人也把四十看做人生吃紧的关头。英国名剧家卞尼罗专从心理及生理上着眼，描写四十岁左右男女恋爱的难关。他的《中海峡》是一部相当成功而在当时极受欢迎的剧本。所谓人生如旅客，短短七八十年的寿命如同跨过英伦海峡的旅程一般，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正如渡到海峡的中间，旅途虽然已是走道了一半，可是险恶的大风浪，却正当头！

当今社会上活动的人物，多半是在这个困苦艰难，坚忍奋斗的抗战中默然渡过了这四十岁的重要关头，其中当然是有许多可歌可泣，也许是可笑可骂的事故发生了。在太平时候，那些故事也许掀起偌大的风波，使社会人士在讨论的当中，得着某事其所以转变的原委，可是在这大家头上罩着了更重要的难题的现在，大家耳闻目击了这些事，只不过骂一顿或是笑一顿，或是热诚的太息几声，或是冷凄凄的浇上一二句冰冻批语便罢！若是这些事不幸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在平时如此，在战时也是如此，多半是讳莫如深，严严密密的将这一切藏在自己灵魂的秘阁里，半个字也不让它透露出去，遇着胆大一点的人，认为自己良心上无愧，就将自己的经验练成玉句金声，披上诗词的艳装丽服，执住诗神的微妙表情，打发在人间，作为一生的永久纪念。当然人生如旅客，每一个旅行人有每个的特殊作风。有的只是走马看花，如美国的游历家在欧洲拜访名胜一样，一群群坐着大卡车，到了那个地点，就算尽了访古的义务，做到了那回首当年，凭吊往古的风雅活动；有的也许感到了诗人所吟咏的一切，只是紧紧的锁在心里，不肯让人家知道罢了；有的却要在那名胜可以下笔或下刀的地方留下几句歪诗，以为可以伴着名胜享受不朽；有的则必要将自己特别敏锐的性灵在名胜面前所感触的反响与活动，写成游记或动情的诗词，留作人类美味的精神食粮。不待言，这每个旅客所独特的作风，在这同是旅途人的自由世界里，应当是绝对自由的。可是我们对于那一部分能为人类出产美味精神粮食的特殊旅伴，不由的不发生感激而表示敬意，因为他们替我们解除旅途的枯寂，又使我们见到而体会到这旅途中我们自己不易见到而体会到的一切；并且他们肯把自己最亲切的感情与思想说给同伴听，这首先就是够朋友的行动了。那末，谁又能拒绝做他们的朋友咧！

我们由旅伴的叙说，数千年以来经过这旅程者的记载，以及耳闻目见或自己经历过的种种，知道四十岁是人生旅程中最大的一个关键，在心理上生理上都有一种特殊的转变，因此影响到一人整个的态度，行动及其毕生的事业。

某女士是学政治出身，对于一生事业的抱负及其人格的修养确实是非凡的。她尝对我说：“兰，你是学文学的，你们这班长咏高歌的半诗人，认为罗曼斯是人生中最重要且最不可缺少的经验。我的看法完全两样。我觉得一个人生在这大千宇宙里面，应该如同培养一株特种的名花嘉木一样，昼夜不息的小心谨慎着，一点不苟且的看护着，不让害虫来侵蚀它，狂风暴雨摧残它，使它得着充分的阳光雨露以及地气的精华，等到时候临头，它能尽其所有的本能与个性，开出绝世的鲜花，结出惊人的硕果。像你们这种一天到晚忙着闹罗曼斯，实在是犯着摧残本性的嫌疑，我是极端反对的。”我虽是学文学，却没有一天到晚忙着闹罗曼斯，听了这话，心里不免有些不好受，可是我很明白她的话是指一般文人说的，并没有把我包括在内─—真正的好朋友是能这样体会彼此的意思的。况且以她那种生性非常活泼伶俐而模样儿又是长得相当漂亮的人物，对于人生竟真是言行合一的严肃自持，我对之委实只有欣服敬爱的感情，绝对谈不到言语的计较。

她在二十余岁的时候，秉承父母之命，与某君正正经经结了婚。嗣后除了生儿育女经理家务以外，她还继续不断的忙着读书着述，以及其它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生活。朋友之中常常叹服说：“她真是个标准的新式女子”！

十年如一日，她对于人生严肃的态度一点没有改变。可是不久以后，不知在那一个政治的舞台上，她遇见了一个美貌男子，起先二人也不过是泛泛之交而已，我们说：某人长得漂亮！她也说：实在是美。我们说：只可惜他的行为太浪漫，自重的女子不敢相信他。她也跟着叹息而已。

前些时，我在某大都市路过，与她盘桓了数日数夜。第一件事她使我惊讶不置的是她对于服装的讲究，容颜的修饰，比以前更来得注意。从前的她衣饰，和她整个的人一样，只是严肃整洁而已。近来她的一切都添上了妩媚的色彩！她的住室和从前一样舒适，可是镜台上总是供着一瓶异香异色的花，书案上总是摆着一盘清水养着的落英。她同人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不息地盯住瓶里的花和盘里的落英，伤佛像整个的神思都由这花与落英捧向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去了。头一天，我只觉得奇异。这位阔别并不多时的朋友，怎么变得这般两样。我起先疑心她家庭里发生了什么龃龉，可是细心现察之后，只见她的丈夫及儿女对她还是和从前一样体贴，一样温存，即她自己的行动，除了这种失神及心不在焉的神气以外，与从前也没有什么分别。原来是极幸福的家庭，现在仍然是和气一团的生活着。那末，这失神的症结到底是什么呢？

第三天，她的丈夫因事出远门了。在那夜深人静的午夜里，小孩子当然正在做着甘香的好梦，我和她却仍然围着火盆细谈。镜台上的夜兰送来了一阵阵的清香，转眼一看书案上的落英──这时是几朵鹅黄色的蔷薇──映在绿辉的电光下，现得异样的诡秘！她的神思仍然是在这两种花里面彷徨着，泳荡着。迷离着。我若不是神志素来健全的人，一定要疑心她是已被花精迷惑着了。最后我忍无可忍的试探一句：

“钰，你怎么和从前简直有点两样了呢？”

她精神一振，即刻回答我道：“我！两样了？”那就真有点怪，我这种人还会变到那里去吗?”

我逼上去说：“钰，你有心事，只是不肯告诉我罢了！”

“你这家伙真是鬼，怎么看出了我有心事！老实告诉你，心事我是没有的，只是我的思想和以前有点出入而已。”

“在那方面呢？难道是同自由民主主义向左转，走到共产主义那方面去了，或是向右转，走到独裁主义的旗帜下呢？”

“我的政治思想仍旧没有多大的转变，还是守着我的老营：自由民主主义。就是我的人生哲学完全两样的了。我觉得我的一生，直至现在为止，可说是整个的枉费了……”

在那夜阑人静屋暖花香的氛围里，她的话头正如开放了的都江堰，简直是波涛汹涌，只向外奔。蕴藉在她性灵深处的种种怨艾，种种愤怒和种种不平，如万马脱羁般，只向我驰骋。不是我的神经十分结实的话，简直要被这些马蹄踏得发昏！可是她毕竟是个有修养能自持的读书人，话虽长，却无一句伤及他人，也无一句涉及她那中心的疙瘩。但从那些施了脂粉，穿了时装的零散句子里面，我窥见了她那失神的症结。

“恋爱应当是神圣的……一个人的感情应该是绝对自由的，……人在天地间，自己的生命应该全由自己处置……可是如卢梭所说的，人生出来本是自由的，然而到处受到羁绊”，这样的语句，连篇累牍的夹在她的谈话里面！同时她的两只眼睛不时注射在夜兰与蔷薇上面，仿佛要是可能的话，要是她有自由处置其自己的性命的话，她的生命，她的灵魂，和她的一切都可以醉倒，晕倒，死倒在这花的怀抱里！

在此情形之下，我不由得试探一句：

“你现在怎么这样爱花？这些花是你们园里出的吗？”

“这些花是个朋友送的！爱花！我现在简直是如醉如狂的爱花！花就是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就湮没在花里。我这朋友知道我爱花……无论谁送的花，我都一样的爱！”

我心里早巳猜着了那献花的人，可是不敢，也不必道破。连忙又转变话头问道：

“钰，你近来真是变得可以的了！记得你从前怎么骂我们文人爱闹罗曼斯吗？

你现在的论调，谁说不比什么都来得更罗曼蒂克！”

“回想从前的一切，我简直懊悔极了！我的家庭教育，以及旧道德观念白白地葬送了我大半世的黄金生命！想起来，那种无意识的，循规蹈矩的生活简直不知如何过下去的！”

她不说，我也不敢说，我只直觉地看得很清楚：我的好友是在一种新的，如醉如狂的恋爱中挣扎她的新生命！我为她愉快，亦为她惶恐。愉快的是她终于尝到了恋爱的滋味，了解人生方面的意义；惶恐的是为恐她将堕入人生悲观的深渊，受到人类恶意的奚落。最后惶恐战胜了愉快的心情，我有意提醒她一句，使她有所解脱有所觉悟：“钰，你今年是不是刚刚四十？”

“还差几个月。”

“你要留神，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关头。你的种种思想上转变，都有它的生理上与心理上的根据。”

“这又奇了！我的思想与我的年龄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得很，再过两年，你就明白了。我介绍你几本书去看看吧。你们研究政治的人，太不注意人生的大道理了！”

“好吧！你明儿把书名写给我，我真不相信你的书能解决我的思想的转变！”

“不特解决你的思想，而且要指示你的行为咧！”

我们那夜的谈话就停于此。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一别数月，不久以前，她给我来了一封十分恳切而冗长的信，叙述她这几年来感情上，思想上，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种种变化。她最后对于我的启示及读物的介绍，表示特别感激，是的，她了解了恋爱的滋味，踏入那神秘的境界，可是因为我的暗示，她没有走入恋爱的歧途，演出那连带的悲剧。经过那番剧烈的转变之后，她又恢复了以前那种严肃的健全的生活了。

她的信是不许公开的。可是过了四十的人一定是能体会其中的意味；未过四十的人，姑且等着时间来告诉你就是了。

总之，四十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关键，在生理上说起来，一个人由出生至四十是如东升的红日，一步步向着午天腾达的，只有越来越发扬，越来越光大，越来越辉煌的，可是过了四十，就如渐向西沉的黄金色的日轮一样，光芒也许特别的锐利，颜色也许异样的灿烂，热力也许特别的炽烈，然而总不免朝着衰败消落的悲哀里进行。四十是生命向上的最后挣扎；尤其是女子，那天生的大生命力要在她的身上逞其最大的压迫，无上的威力，来执行它那创造新生命的使命。所以在四十岁左右的男女，如果婚姻不是特别理想的话，一定受不起那生命力的压迫与威力，而要生种种喜新厌旧的变态行为。如果在四十左右尚未结婚的男女，对于嫁娶的要求，一定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因为环境殊异的关系，例外总是有的。在四十以前，生命力似乎觉得有的是时间，用不着忙，用不着急，尤其用不着充分使用它的威权。四十一来，它就有点着慌，如果不奋勇直前的来发挥它的力量，用尽它最后的威力，恐怕要受上帝责罚，定它有亏职守的大罪。

因为生理上的关系，心理上也发生了绝大的影响。四十以下的人的心情是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有的是力量，有的是生机，有的是雪山上直奔上来的源泉，无穷无尽的供给他这力量，这生机。四十以前的生活是一种不受意识支配的向外发展，至少也可说是一种潜意识的动态。有的事，他或她这么做，并不是经过了意识的衡量而才发生的行动，而只是像儿童玩耍一样，身上的生气太旺盛，消耗在正常生活以内而尚有剩余的力量太多了，不得不如此发泄罢了。过了四十岁的人，回想当年种种乱费精力，白费时间的行动，总不免三致太息，就是这个缘故。梁任公的“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恐怕多少也有这个道理在里面。

可是四十以上的人，经过生命力最后大挣扎的战争，而得到平衡以后，他的心境就如“一泓秋水”，明静澄澈，一波不兴，幽闲自在的接受天地宇宙间一切事物，而加以淡化的反映，天光云影也好，绿杨飞鸟也好，水榭明山也好，它都给泛上一番清雅的色调，呈现在他清流里。这也许是一种近乎诗人式的心境。可是就大体言之，恐怕只是程度的差异，而不是类别的不同，因而形成雅俗之分罢了。因为心境的平衡，他的判断力就来得比以前特别清晰。一生有意识的生活才真正开始。在以前，他的一大部分生活力都被那创造新生命的意识霸占了去，做它的工作，所以他的行动大半不能自主。现在那生命力的威风渐渐退减了，他的性灵的力量可以出头了，可以充分的发挥了。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事业心特别浓厚；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大人物都要在这时候特逞身手，做出他或她性灵中所要求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人与万物之所以不同，恐怕就在这要求不朽上面。说得露骨一点，在四十以前，人与一般生物的悬殊是比较有限的，他的生活大半是被那个创造新生命的盲目意识支配着()，实在可以说在“替天行道”！在四十以后，性灵的威力，人格的表现才开始占着上风。在他或她已经执行了替天道的使命以后，这才猛抬头发见一向被冷落了的“自我”，从黑角里奔出来，质问道：“我呢？现在总应该给我一点机会吧！来！

让我来干一下子。时间不早了，努力前进，让我来把这‘张三’两个字，或‘李四娘’三个字，在事业上，功德上，或着述上，留下永远的名声，在天地间永久存在着，在人心里享受无穷的爱戴！”

这种四十的大转变，当然以体气性格与环境的种种不同，在个人感觉方面，自有其轻重浓淡深浅的分别：有的人只是恍恍惚惚地感觉一点；有的则在心理与生理上都感觉着狂风暴雨般的大变动；当然一半也还凭本人自身分析力的敏锐或迟钝为转移。

但是有刚才四十岁的人，就自称衰老，遽尔颓丧，那就未免太过自暴自弃了，因为他的一生事业，这时才真正开始咧！

民国三十年三月。原载《星期评论》第十九期。

（选自《行年四十》）

袁昌英：忙

“忙”字一只，就够概括我最近的生活。嗨，这个“忙”字的滋味真够你受！

它有压榨紧捆威逼利诱的威力。我自小就害怕棺材，因为睡在里面，出不得气。

“忙”就像这末一个长方形的，木头有半尺来厚的木匣子，把你嵌在里面，脑袋儿不能伸，脚尖儿不能顶，两手更是没法抱着头儿伸个懒腰儿！眼儿吗？那更是没得说的了！任你秋光怎样明媚，秋菊怎样凄艳，秋月怎样皖洁，这个匣儿把你封得紧紧的，不让你的一双眼儿越雷池一步。

忙！像我这末一个身兼数种要职的大员，怎样会不忙呢？我是个主妇。当然，跑厨房，经管柴米油盐酱醋茶，应接宾客，都是我的本分。一会儿，“太太，油没有了。”一会儿，“太太，洗衣皂没有了。”一会儿，“太太，挑水的要钱。”一会儿，这个那个，给你脑袋儿叫个昏，两腿儿跑个酸，好在这个职务虽是重要，我只挑得小半个在身上，其余的大半个，有个非常的老好人儿替我肩去了。我又是个母亲。大的孩子虽是高得超出我的头两三寸，小的却仍相当小。儿女不管大小，总是要占去母亲不少心思。要是生起病来，那就简直要母亲的命！就是平常强健无事，他们身上的衣服鞋袜，就够你焦心。春夏秋冬四季，没一季不要早早给他们筹备。

最可怕的是鞋袜，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终年补破袜，做新鞋，一辈子也闹不清！

从前有仆妇代劳，现在非亲手操作不可。当然，你要是腰缠十万，代劳还是有的。

穷教授的家庭，那来这一份儿便宜？

我又是个教授，而且自命是个挺认真的老教授。每星期八九个钟头的正课，编讲义，看参考书，改卷本，已经就够一个人整个身心的忙了，况且还要这里参加一个会议，一去半天，那儿参加一个座谈会，又是半天。青年学生有的是精力，演戏呀，开音乐会呀，出壁报呀，都得请老师帮些忙，出点力！你说我忙不忙！

其实，做主妇也得，做母亲也得，当教授也得，三职一身兼之，都是我分内之事，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可是，我这个不守本分的人，还有一个毛病，说起来，挺难为情的！我……咳！快别做声吧，免得把人羞杀！什么？那有什么害躁的！人世间自命是什么什么的多着，自命是什么，并不一定真的是什么。所以我自命是皇帝，也不打紧，也无害于天地万物！因此，我这里敢于大胆地说出来：我自命是个作家。

因为我自命是个作家，就有许多杂志、书店、机关、社会、邀我做文章。这末一来，就真的把我忙杀了！上春四五月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一时心血来潮，打定主意耍出一种“复兴丛书”，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国事人事，都包括在内。

他设计周详之后，邀我替他编着《法国文学》一书，十万字左右，约定十月底交稿。

糊涂虫的我，也可谓是贪一笔稿费的我，竟贸然提起笔，将“袁昌英”三个字签在契约上，一溜烟送入邮箱去了。

这真有点像浮土德和墨非斯托夫力士换了契约一样，从此不得自由了。记得从七月五日开始工作，在整个将近三个月的暑假里，我苦作的像个黑奴。因为屋小人多，我把书籍笔砚，搬到一间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兼便房的屋子里，实行埋头苦干。

天气有时热到九十七八度，汗流浃背，我也不管。小孩哭叫，我也不管。柴米油盐，我也不管。应酬交际，我也不管。什么也不管！其实我又何尝能够完全不管！只是管那万不得已的而已。如此苦干，苦到十月中，已写到十万字左右。可是，字数虽已如约泡制，然而书并未写完。为免虎头蛇尾起见，非再补四五万字的一篇不可。

在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应早已写完。但是十月中学校开学，教授的职责，非全力肩起不可，又因今年教一门新课，非编讲义不可，所以美丽的《法国文学》，还缺着三只脚趾儿没有绣完！

您看，我最近几个月儿的生活，是不是装在这个“忙”字的木匣子里，使我吐不得气，伸不得腰，感觉浑身是束缚？就是这末“忙”，也还不打紧，还有更可怕的是欠着一身的债。《法国文学》的稿费，已经支用一半，契约期已过，尚不能交稿，这个精神的负担该多重！四五个月以来，所有亲戚朋友的信，堆满一抽屉，都得回复。一家人的破衣破袜，集成一大包，都得缝补。一切应酬来往，都得补行。

还有堆积如山的书报杂志，都得补读。所以还了第一笔大债以后，预备今后三个月的工夫，完全跳出那“忙”字的木匣子，去自由自在清清闲闲还其余的债！

（选自《行年四十》）

袁昌英：再游新都的感想

六年前一阵薰暖的南风，将我吹送到新都去住了几天，结果我在《现代评论》发表一篇《游新都后的感想》。今年暑假又不知一阵什么风，把我飘送到那儿去住了两个多月。李仲揆先生说我“趋炎赴势！”这话果真蕴藏着一点深意。因为我到南京那天，室内寒暑表有的升到百十四度。“趋炎”两字我当然不能不承认了。至于“赴势”咧，京都是势利之地，我没由无故地跑到那儿去，谁还说不是“赴势”呢？

“趋炎”也好，“赴势”也好，半打年后的新都，究有些什么变动？旧名胜依然如故地凄然相对着。鸡鸣寺、雨花台、秦淮河、玄武湖仍是那副龙钟老耄的表情，对于我的重游，似乎不是特别的欢迎，眉宇间仿佛在埋怨着：“六年来一趟，也还是这个样儿！不见你带些什么光荣的礼物来奉献与我们，不听得你诉说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件，你们这六年之中所成就的─—来宽慰我们的心！”我站在台城上，面着枯槁的玄武湖─—养活一条鱼的水都没有的玄武湖─—憔悴的紫金山，瘠瘦的田野，我不禁抚然，不禁怆然而泣下了。在这悠悠时间中的六段节奏里─—简直是激昂、愤厉，而又悲哀至于毁灭点的节奏─—我及我的民族是受到了极度的，人世间再无以复加的创伤，且无以自解的耻辱。慈悲的祖土，你不能怪我没有出息。我是曾经愤怒过，拼命挣扎过的，只是到头来都是失败与悲哀而已。我的心。此刻全然坦露在你面前，你不见这两页心房，满是疮痍吗？这一大块，活似晒枯了的苦瓜皮的可怜心是为东四省热泪流枯的余迹，你欲再从上面榨出一滴水来，即用铁压来榨。怕也是枉然！这一块鲜血的，一触即见血的，是为我慈爱的老父，永辞人间的老父而结的伤疤。慈悲而伟大的祖土，只有你才能产生他！他那雄浑而又慈悲得像佛祖的心魂以及他一生所忍受所苦斗的一切，只有你身上所负的泰山与南岳略可比拟。我此刻对着你及他老人家的已往，我不能不低头、不能不痛哭、不能不疾恨令他过度苦痛的种种！为我这私有的悲哀，在人前我不能哭，在你前，我非哭不可了！你呢？你容颜上这股深郁沉愁，明明表示你也是悲哀过度的呀。当然，你亲眼见着我们这些无聊不肖的儿孙，将你那满是血液，满是生命的躯体，忍心无耻地一块块割让与异族，将你一直爱护有加的人民，残忍酷恶地用鸦片烟、吗啡、土匪、病毒、洋货等，一群群断送到黑暗无边的苦海里去，你的心何能不痛？你的泪何能不流竭？你的容颜何能不苍老？可怜的古迹，你既悲痛，我也如丧家之犬，无所依归，我们尽可抱哭一场吧！可是冷淡得可怕的时间，你如何不略一住脚，以与我们共饮一觞苦泪，以示哀感？悠久广漠的时间，你似有情，却又无情，人间的痛苦，江山的变迁，在你原不算一回事。可是我们此刻的悲哀是有要求你略止飞奔，以示哀悼的权利！

然而铁面无私的时间竟不我惜。旧时的名胜，你我的悲悼是永无止绝的；只得姑将这大掬同是天涯孤苦者的同情泪聊作一个段落吧。

经过六年满眼风沙的生活之后，又回到新都的新名胜，印象果真极佳了。陵园及谭墓的茂林修竹，暗柳明花在我干枯的心灵上，正如沙漠上的绿洲对于骆驼队一样的新鲜可爱。在这里，我感觉人生不是完全无希望的，这里一切似乎指示给我看出宇宙中原不调和的可以培植出调和来，原无秩序的可以整理出秩序来，原是丑恶的粗暴的可以蜕变出优美雄壮来！政治家若是能有治园者的手腕；我们这丑陋杂乱的社会岂不也能变为一个有秩序有调和性的优美壮健的国家吗？然而事实却不然。六年中治园者的努力竟将原是一片荒山芜田的废地，培植得琼花相对，玉树争妍，到处皆春的乐园了。六年中政治的进步在那里？社会民生的改善在那里？虽是不能完全曰无，可是显明的进步是不易标明出来。结症究在何处？难道治园者的手段果然比政治家高强吗？事实是：植物易治，动物难驯─—尤其是我们这自命为万物之灵的这种怪动物。然而我以为还有一个至理在其中：就是，治园者以人的资格来治植物，是以异类治异类，政治家以人的资格来治人类是乃同类相治。以高明的人类来治无知的植物，当然容易见功。以一部分高明的人类来治同样高明的人类，问题当然困难得多。试思以少数植物来治其余的植物，其事不是近于笑话吗？然而人类却安然于此事而不以为可笑，是亦笑话中之大笑话了。然而碧眼红须的动物却能组织出相当完善的社会国家。并无所谓另一种更高明的什么类来治理他们！这又是什么理由？我以为只有自治或自然的演进可以答复这疑案。再不然，那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精神的压力，一个大家认为较诸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要的信仰在治理他们。我们这黑发黄脸的动物，虽然自然演进的程度有相当高，却尚不知自治为何物，更无有所谓一种共同信仰或精神力量来维系他们，而要勉强求治，是岂非缘木求鱼吗？然而以陵园谭墓本身之美满而论，与它们有关系之人类是不能完全无希望的。

由陵园谭墓之美观，我竟牵想到社会国家组织的大问题，我这思路的紊乱也可谓达于极点了。现在我得捉住我这驰骋的思神来谈谈这两个名胜之优点。六年前未竣工的陵园在我心灵上所发生的印象颇有些缺憾。这次可不同得多了。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墓前的最高处，我始终未能上去；所以居高临下的壮观，我无从道一字。但是立在前面各处时，我已尽情感觉其豪华富丽与轩昂的气概。然而一种莫明其妙的不适惬不息地侵入我的心头。我宛然觉得不是站在自己的国度里，似乎一种异国的情调氛围绕住我。这里树木配置的匀称，花草铺陈的有致，建筑的壮丽，可谓尽人工之美了。然而这个美的节奏不能代表我们民族，不是从我们民族性灵深处发扬出来的！这个音节是喜悦的、飘然的、活跃的，不比我们在北平古建筑物前所感受的音节是沉毅的、雄浑的、深思的。仿佛一是法国音乐，一是德国古典派的音乐。我不能称彼美于此或此优于彼，只是种类之不同而已。在愁郁深思的时候，我愿立于古建筑物的前面，任我的心灵去与古人谈着已往的慷慨悲歌的盛事，谈到好处，共掉几滴伤心泪。可是舒畅心广的时节，血管里的生命盛旺时，我也高兴来这里盘桓。陵园所代表的莫非是我们尚未经验到的那种有活力、生气蓬勃而正方兴未艾的未来中华民族吗？

几何年前谭组安先生仍留人世，而今则已是占有新都最幽妙的地方的古人了。时间，你的食量可真算不小。自古以来，在你黑暗的口内消灭的生命，究成一个什么数目字？幸而你的生产力是与食量相等，或许更大一些；不然，这地面不是要渐渐成为整片沙漠吗？其实，你的食量与生产力都一样无聊，就是你本身的存在也是大可不必！可是你，你只能在活人面前玩花头。对于孙、谭二老，我的爱父，以及恒河沙数的古人，你又能施展什么威风？时间，你不必这般压迫我，我将有一天也会不感觉你的。

但是，我虽悲痛，却不该咒诅时间。这目前的一切不是时间的赐与吗？这重重叠叠，愈入愈深，愈深愈绿的幽境，不是时间的培植，从何而来？我在这浑厚沉壮，不露锋芒的谭墓环境内，又不得不惊叹时间与治园者的成绩。满林的硕干老树非时间的抚养不能成就。治园者能不辜负它们而能组织成这个特有所在，诚亦有几分本领。谭墓的优点在其有曲折、有含隐，威而不露、富而不丽的气概。若谓陵园象征活跃的、盛旺的、行将复兴的中华民族，谭墓可说是中华民族已往四千年光荣历史精神的具体化。

新都，你的旧名胜困于沉愁之中，你的新名胜尽量发挥光大着。可是你此刻的本身咧，却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池罢了。这话似乎来得奇突。城池难道也有灵魂的吗？当然有！英国十九世纪大诗人渥寺渥斯在伦敦的西寺桥上经过。伦敦的伟大灵魂被他诗人的灵眼发见了。他将这发见收入在一首诗内。我现在以简明的散文将诗译出如下──

大地再不能有别的来表现更壮美的了：

那人一定是性灵笨重，若他能轻易走过这堂皇动人的景致：

这个城池，如蒙华服般，

此刻正披上了晨曦之美。

沉静，光赤─—

均是向天坦露在田野里，

船只、尖塔、圆顶、戏院、寺庙─—

一切皆是光明而灿烂，

在这丝烟不展的太空中。

太阳初开的光荣，

沉缅着山谷、岩石、山岗，

从不曾如这般绚缦。

我永未见过，感觉过

这样深沉的恬静。

河流一如欢意的轻溜着：

慈爱的上帝呀！

就是房屋也似安然清梦着；

整个的壮伟心魂，

是在宁静的休憩着。

此地渥寺渥斯所指的：“整个的壮伟心魂”是伦敦全体居民所结聚的一种精神。在渥氏那天清晨看起来，伦敦的壮伟心魂正在安然沉睡着，可是它醒后之活动、行为与气概，就可由这诗外之音想见梗略了。一个城池当然有它自己的心灵。巴黎、柏林、纽约、莫斯哥、北平，那一个城不有它特别的精神与气质？换言之，那一个城不有它的城格，正如人之各有其人格一般？新都，你除了陵园谭墓还足以自矜外，更有别的可引以自重吗？不错，你有几条马路，几座殿宫式的衙门，不少的洋式官舍与私宅。然而我每次在这些衙门、官舍与私宅前经过时，我总觉得它们多半是些没主宰的空虚的躯壳，它们实在一大部分是些魂不附体的空建筑，因为主宰它们的灵魂或许是往上海洗浴去了、理发去了、跳舞去了、看电影去了、买物事去了，与情人或妻子厮混去了，再不然，就是在北平牯岭外国闲逛去了！

新都，你只须举()目一望，在这浑圆的大好地球上面，你能发见多少像你这般空虚的都城？你是个政治的所在地，但是政府人员多半不以你为家，即或每周或每月来看你一次，也无非是为着点卯或取薪水的缘故。新都，此岂非君之辱，君之耻吗？试问在这种散漫空虚的生活里，你如何能产生、营养，发挥一种固定的，有个性的、光荣的文化出来？你若没有这种文化，你的城格从何而来，从何而高尚？你被立为都城已经不少的时间了，然而全城不见一个可观的图书馆、一个博物馆、一个艺术院、一个音乐馆、一座国家戏院！你这种只有躯壳而不顾精神生活的存在，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没面子！新都，你如欲在这天地人间堂堂皇皇的立得住脚，白天不畏阳光的金照，夜里不忌月亮的银辉，你就非将你的心魂捉住在家不可，非创造出一种轰轰烈烈的特有文化不可，不然，你如何能代表伟大的中华民族而向世人说话呢？临别珍重，幸勿以吾言为河汉。

民国二十三年

（选自《山居散墨》）

袁昌英：爱美

我生平最爱美，人造美与自然美于我均是同样宝贵。人造美中如小巧玲珑的器皿，特是我所珍惜。偶尔得着一件香色俱古，或摩登得有趣，而形式极佳的瓷器或玉器，我可以饮食俱废，浓情蜜意的把玩几天，然后藏之宝库，不时取出爱抚。若是一旦得到一本装璜美印刷美而内容尤美的书，那我真会乐以忘忧，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自然美中，大者如高山之峻拔，巨川之洪流，常使我的性灵异样震撼：峻拔如给我以纬的提高，洪流如予我以经的扩大。小者如一朵娇艳鹅黄的蔷薇花，可以使我颠倒终日，如醉如梦的狂喜，仿佛宇宙的精华与美梦都结晶在它身上；一只伶俐活泼的翠鸟，相遇于溪畔枝头，可令我雀跃三丈，宛然它那翠得似在动颤的颜色与那再完美也没有的形体拽引了我性灵深处的一线灵机，使我浑然相与为乐，忘乎物我之异了。

可是美的人，才真是我的特好。记得少年时留学英法，每见一个碧眼金发，皮肤红白柔嫩得那样可爱的洋娃娃，一阵阵的热泪会从我的心坎奔放出来，使我觉得一个能够产生这种可爱的生物的地球，实在值得我的敬爱与留恋。至若一个美丽的女郎，或是一个拔萃的美男子，都于我更有不可抵御的魅力。在这种他或她之前，我的性灵的兴奋，有如朝霞之灿烂，我的心身的慰藉，有似晚天的温柔。即或一旦他或她给我识破了人格上的弱点，我虽一定与之疏远，然而这位子都或西施，在我的心底上，总还留下两分缱绻，三分原宥，因为我觉得生得美的人，应该有这末一点特权的。

容貌上的美，对于我的魔力，是如此猛烈而深入。可是天赋特厚，内心优美的人，也是我的崇尚。只要他与她不是拒人于千里外的特别狰狞者，我的相善，总是一往情深，一见如故的。我可说是最爱朋友的一个人。我爱与朋友谈心：在那语言笑诨的交流中，我如()晒满秋阳的温暖，浑身是舒适；在那披肝沥胆的论争中，我如吸饱冬风的冷削，性灵上特起一番愤发。我也爱与友朋默然对坐或寂然偕行：在那相互嫣然一笑中，或恬然对视的静默中，我宛若窥见世外的消息，神秘的恩情！朋友之于我，诚如空气之于有肺动物，水之于鱼，不可一日无也。

至于那才，情，貌，均臻极峰的人物，一旦相遇为知已，我必视为人中之圣，理想中之理想，梦寐中之妙境，花卉中之芬芳，晚霞中之金幔，午夜中之星月，萦于心，系于神，顷刻不能相忘；屈子之思念怀王，明皇之哀恋贵妃，想亦不过如此之热烈而缠绵！吾痴乎？吾妄乎？斯亦不过爱美特甚，奉美为宗教的心理上的表征耳。

（选自《行年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