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齐满花

还是赵家的事。

赵家的二儿妇叫齐满花，结婚的那年是十八岁。她娘家是东关，有一个姐姐嫁在这村，看见赵家的日子过得不错，就叫媒人来说，赵家也喜欢满花长得出众，这门亲事就定准了。

那时赵家二儿子在部队上，驻防山海关，大伯给他去了一封信，征求意见，他来信说可以，腊月初八就能到家。大伯为了办事从容，把喜日子定在了腊月二十。家里什么都预备好了，单等着娶。腊月初八，儿子没有回来，家里还不大着急，十五来了一封信，说是不回来了，这才把大伯急坏，闹了一场大病。大娘到满花娘家去说，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退婚，一个是由小姑玉彩代娶，娘家和满花商量，结果是同意了第二个办法。

过门以后，一蹭过年，大娘就带着满花，来到秦皇岛。大娘是带着一肚子气来的，一下火车，才知道光带了信瓤，没带信封，儿子的详细住址是写在信封上的。婆媳两人很着急，好在路上遇到两个买卖的部队上的炊事员，一提儿子所在部队的番号，他们说：

“打听着了，跟我们来吧。”

到了部队上，同志们招待得很好，有的来探问满花是什么人，知道是送新媳妇来了，大家就争着去找老二。

老二从外面回来，看见母亲身边站着满花，第一句话是：

“你们想拖我的后腿吗？”

第二句就笑了：

“娘，你们累不累呀？”

部队上帮助结了婚。夫妻感情很好，星期天，儿子带着满花到山海关照了一个合影，两个人紧紧坐在一起。满花没有这么坐惯，她照的相很不自然，当把这个相片带回家来，挂在屋里的时候，她用丈夫另外一张小相片，挡住了自己。

我第一次到赵家的时候，大娘领我看了看她二儿子的照片，大娘当时叫满花摘下来，小镜的玻璃擦得很明亮。

大娘经常教导儿媳妇的是勤俭，满花也很能干，家里地里的活儿全不辞辛苦。她帮着大伯改畦上粪，瓜菜熟了，大伯身体不好，她替大伯挑到集上去。做饭前，我看到过她从井里打水，那真是利索着哩！

大伯家村边这块园子里，有一架水车。村西原有大沙岗，大伯圈起围墙，使流沙进不到园里。这菜园子收拾得整齐干净漂亮，周围种着桃树，每年春天，他家桃花总是开得特别繁密，紫一块，红一块，在太阳光下，园子里是团团的彩霞。

水车在园子中间，小驴儿拉得很起劲。

园子里从栽蒜起就不能断人儿，菜熟了每天晚上整菜，桃熟了，要每天早起摘桃。从四月起，大伯大娘就在园里搭个窝棚睡觉，在旁边放上一架纺车。满花在园里干活，汗湿了的褂子脱下来，大娘就在井台上替她洗洗，晒在小驴拉的水车杠上，一会儿就干。

园里的收成很好，菜豆角儿，她家园里的能长到二尺来长，一挑到南关大集上，立时就被那些中学和荣军院的伙食团采买员抢光了，大伯和满花在集上吃碗面条儿，很早就回来了。只是豆角变卖的钱，就可以籴下一年吃不清的麦子。五月鲜的桃儿，她家园里也挂得特别密，累累的大桃把枝子坠到地面上来，如果不用一根木叉早些支上，那就准得折断。用大伯摘桃时的话来讲，这桃树是没羞没臊地长呢！

这都因为是一家人，早起晚睡，手勤肥大。

谁也羡慕这块园子，如果再看见满花在园里工作，那就谁也羡慕这年老的公婆能娶到这样勤快美丽的媳妇，真比一个儿子还顶用！

每年正月，大娘带满花到部队上去一趟。一年，满花带回丈夫送给她的一只小枕头，一年带回来一条花布棉被。

满花的姐姐，和满花只隔一家人家，可是，要去串门，绕两个胡同才能走到。拿这姐妹两个相比，那实在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姐姐长得丑陋，行为不端。她的丈夫，好说诳言大话，为乡里所不齿。夫妻两个都好吃懒做。去年冬天，嚷嚷着要卖花生仁，摘借了本来，一家人就不吃白粥饭，光吃花生仁。丈夫能干吃一斤半，老婆和他比赛，不喝水能吃二斤。几天的工夫就把老本吃光了。今年又要开面馆，也是光吃不卖。自己还吹嘘有个吃的命，原因是过去每逢吃光的时候，曾赶上过反黑地和平分，现在把分得的东西变卖完了，又等着“入大伙”，两口子把这个叫做吃“政策”。自然，他们将来一定要受到教训的。但是，这夫妇两个确也有些骗吃骗穿的手段。去年过年的时候，她家没有喂猪，一进腊月，男的就传出大话说：

“别看俺们不喂猪，吃肉比谁家也不能少。”

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满花到姐姐家去串门，果然看见她家煮了一大锅肉，头蹄杂碎，什么也有。满花是个孩子，回来就对婆婆说：

“看人家俺姐姐家，平日不趴猪圈，捣猪食，到年下一样的吃肉。”

大娘正在灶火坑里烧火，一听就很不高兴地说：

“那你就跟着她们去学吧！”

平日婆媳两个，真和娘和闺女一样，说话都是低言悄语的，这天大娘忽然发脾气，满花走到自己房里哭了。

不多一会，西邻家那个嫂子喊起来，说是满花的姐夫骗走了她家的肉，吵了一街的人。满花为姐姐害羞，一晚上没出来。但事情过了以后，满花还是常到姐姐家去，大娘对这一点，很有意见，她说她们会把满花教唆坏了。

满花家园里，什么树也有，就是缺棵香椿树。去年，在集上卖了蒜种，满花买了两棵小香椿，栽到园里墙边上。她浇灌得很勤，两棵小树，一年的工夫，都长得有她那样高。冬天，她怕把树冻坏，用自己两只旧鞋挂在树尖上，因为小香椿就是一根光杆。今年开春，有一天，我在南关集上买回一小把香椿芽儿，吃鲜儿。满花看见了，说：

“我那香椿也该发芽了，我去看看。”

不看还好，一看把她气得守着树哭了起来。不知道是谁，把树尖上的香椿芽儿全给掰了去，只有一棵上，还留着一枝叶子，可怜的像小孩们头上的歪毛。她忍不下，顺着脚印找了去，她姐姐正在切香椿拌豆腐呢。大吵一顿。从此，姐妹两个才断了来往，就()是说，根绝了一个恶劣环境对一个劳动女孩子的不良影响。

现在，满花更明白，勤劳俭朴就是道德的向上。她给远在前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

1953年9月14日记

孙犁：转移

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大院了。

一九五一年，从天津山西路移居此院。先住后面小屋，又搬到后院楼上，再搬到正房中间，又搬到正房西侧。除去“文革”三年，没有离开过。

三十七年间，私人之事有：我之得病，母亲去世。文革中，白昼轮番抄家，寅夜聚众入室。限两小时，扫地出门，流放到佟楼去等等。国家之事有：反胡风，反丁陈，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大地震等等。他人之事，亦变幻百端，不及详记。

人们都说我不愿搬家。人的感情是复杂的，这也很难说清楚。我之迟迟不搬，实由于惰性，并非因为这里是宝地。

大院之变化，乃时代之缩影。在这里，静观默察，确实看到了，近似沧海桑田的自然景观；也体会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人情世态。很多是过去不能懂得的。

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几年以前，一位老同事，曾对我说：再遇大乱，还有老百姓，像根据地那样，掩护我们吗？我笑而不答。心想：不出大门，五步之内，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都很难说。这位同事有心脏病。“文化大革命”时，因为他老婆的关系，有一派人保他，没有受过什么罪，所以还会有以上想法。他好像有什么预感，很快就搬走了。

青年作家某，曾对我感叹说：人，不怕贼偷，就怕贼琢磨。我以为是名言，深记不忘。

在这里，我是最老的住户，人熟地熟，都是好事。但这个地方，常常引起我不愉快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我实在不愿再看到一些人的面孔，不愿再听到一些人的声音。见到或听到，都能使我在白天五内不安，在夜间辗转反侧。这次搬家，与其说是搬开环境，不如说是搬开视听，求得耳目一新。

这种感情，过去也是没有的，天实为之。

青年时出来抗日革命，是两袖清风，一无所有的。及至晚年，无甲可解，无田可归。国家给安排一套四居室的住房，虽挤于楼群之中，四方干扰，也算不错了。

笨鸟先飞，从春()节以后，就开始整理东西，今已初步就绪。计书籍二十一箱，书画一箱，瓷器五筐，文具一筐，衣服被褥五箱，破鞋烂袜一筐。其他生活用品，如锅碗盆勺，尚未收拾。

行李之大，长物之众，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和厌烦了。奇怪的是，什么东西也不肯丢，舍不得处理。很多都是过时、破旧、无用之物，如一针一线也不放弃，搬过去，将无处堆放。

书籍，文革时是四旧之长。现在，有好几位过去的造反者，恭维地对我说：你那些书，都是无价之宝呀！这又使我为之不安，认为是一大隐患。就像过去，他们传说我有多少古董一样。

老屋，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之处。门窗都坏了，没有一扇关得严实，冬天很冷。房顶每年漏雨，房子周围，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都遇到困难。前些日子，天花板的一角，已经塌落，幸未伤人。

另外，这次搬家，比文革时那次搬家，体面多了。孩子们给买了新灯，新窗帘，张挂起来，到时一定有一番红花热闹的。

1988年6月12日凌晨记

孙犁：王福绿

——人物速记

因为她的丈夫叫邢福红，我们便叫她王福绿了。

我住在她家的对过一间小房里，同在一个北山坡上。一天，阴着天，我坐在房子里抽着恶劣的烟草，这个已经成了一个小媳妇，足有三个月了，然而年纪还不过十五六岁，在各方面还是表现着孩子气的女人，呆呆地站在一棵嫩小的桃树下面了。

这女人直望着远方。我跟了这女人的动作回忆起关于她的家庭、生活上的一些传说来。离这里二十里地，有一个镇子，爹爹和哥哥做着打铁的活计。

这孩子便是在火红的炉灶旁边，看着火烧红的铁块，听着叮当的锤打，看着火星的飞迸，长大起来。在三岁上，便死去了母亲，这孩子不知道悲哀，而爹爹是知道的。爹爹每天早晨，用熟练的手给她穿上裤子，系上带子，便放她在风箱盖上，叫拉风箱的哥哥逗她玩，叫她听风箱呼打呼打的声响笑……爹爹最怕她哭。

去年，遭了敌人的烧杀，爹爹和哥哥，便也不能安静住在那个镇上了。他们背着、担着家具，从这里走到那里，做着零碎活，冬天，爹爹便下决心，给她找了个婆家。

爹爹，夜里敲打着铁铲，卖了去，给她换了一条洋布格花棉裤，因为买的不够长，下面又接了一截裤筒……

自从她嫁娶了以后，爹爹来看过她两次。

第二次，是前几天来的，爹爹拿了一把鹤嘴锄，送给了婆家，算是陪送女儿罢。当这被烟熏黑了脸，衣服上带着许多火烧的小洞的老人走了以后，她的丈夫邢福红跑到我这里来了，我问他：

“你丈人来了呢，叫人家吃的什么？”

“吃的不错呀，萝卜条菜。”

“人家给你们拿来了个鹤嘴锄呢……”

“谁稀罕他那个，麻烦的很，你，你知道吗，他想要我们的粮食呢！”

我不明白这个，他一五一十地说起来，他丈人给他们送来鹤嘴锄，可是还肩上背了个“背褡”，这“背褡”据邢福红的母亲推测：“一定是想换些粮食走的！”

“你们给了他粮食吗？”

“谁给他，我们还没的吃哩！”

我就想起那老者，如果真的怀着这么颗心走来，那就该怀着颗什么样的心走回去了……

又一回，这女人的哥哥()来看她，那个细长而有点颠跛的青年人，在邢福红家院里梯子上整靠了一个上午……

邢福红的爹坐在房顶上抽烟，邢福红的娘坐在房子里，邢福红来到我房子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

然而，我始终望着那个细长而有点颠跛的人垂着头……

当下午，这个哥哥告辞要走，而已经走到斜坡的时候，妹妹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送下去……

回来，这女人的两眼红红的了。

这女人，据我看聪明而良善，我每天看见她围绕着婆婆，跟在后面，问着一些事情，她有时拉着小弟弟到坡下面去，有时捧着饭，喂着妹妹……

我常看见她，领着弟妹们，而当弟妹们不走时，她便默然地蹲下身去，等到那孩子伏在她的背上，她便一闪斜身子走起来，走过去了……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记着这个女人还充当着村子里孩子们的教员，她一到上课时间，看见孩子不到齐，便很着急，东跑西跑，呼叫着孩子们。

（原载《晋察冀文艺》第1期，1942年1月20日出版）

贾平凹：孙犁论

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好文章好在了不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犁那里难寻着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爨宝子》虽然也好，郑燮的六分半也好，但都好在奇与怪上，失之于清正。而世上最难得的就是清正。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地去，却没有仙风道骨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时下的中国，尤其天津大码头上，真是不可思议。

数十年的文坛，题材在决定着作品的高低，过去是，现在变个法儿仍是，以此走红过许多人。孙犁的文章从来是能发表了就好，不在乎什么报刊和报刊的什么位置，他是什么都能写的，写出来的又都是文学。一生中凡是白纸上写出的黑字都敢堂而皇之地收在文集里，既不损其人亦不损其文，国中几个能如此？作品起码能活半个世纪的作家，才可以谈得上有创造，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 ，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多大！

评论界素有"荷花淀派"之说，其实哪里有派而流？孙犁只是一个孙犁，孙犁是孤家寡人。他的模仿者纵然万千，但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因此，模仿他的人要么易成名而不成功，为一株未长大就结穗的麦子，麦穗只能有蝇头大，要么望洋生叹，半途改弦。天下的好文章不是谁要怎么就可以怎么的，除了有天才，有宿命，还得有深厚的修养，佛是修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初学者都喜欢拥集孙门，学到一定水平了，就背弃其师，甚至生轻看之心，待最后有了一定成就，又不得不再来尊他。孙犁是最易让模仿者上当的作家，孙犁也是易被社会误解的作家。

孙犁不是个写史诗的人（文坛上常常把史诗作家看得过重，那怎么还有史学家呢？），但他的作品直逼心灵。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发老辣得没有几人能够匹敌。举一个例子，舞台上有人演诸葛，演得惟妙惟肖，可以称得"活诸葛"，但"活诸葛"毕竟不是真正的诸葛。()明白了要做"活诸葛"和诸葛本身就是诸葛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孙犁的道行和价值所在。

1993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