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啦吕思清演讲稿：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

特别高兴今天来到《开讲啦》现场，咱们有句俗话，叫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我这个君子平时都是动手的。在舞台上呢，当然我们都是用音乐跟大家沟通。音乐，对一个人来说，它会让你的心灵有很多的感知、感受，它可以让你在看世界的时候，有更多的视角，可以感受到世界给你更多丰富的情感。我其实特别想说，没有音乐的人生是遗憾的。我真的是特别感恩我父亲，他能够让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音乐。我还记得在我们家里，小时候，我父亲收集了很多黑胶的唱片，七十八转的。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唱机，你们太年轻了。那时候家里能有一个唱机，是很奢侈的事情。那个七十八转的黑胶唱片，它一面基本上只能放几分钟，不像现在的这个cd呀，或者是usb储存，可以储存很多很多东西。那时候一面只是几分钟，所以你想一个，比如说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我记得是要这么厚一摞。我就记得我特别痴迷于去放这个唱机，我就看着这些唱片啊，柏林爱乐乐团的贝多芬，又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我就特别兴奋，听着这些音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这些唱片直到现在，还在我们青岛的家里放着，是我们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

我现在真的是特别幸运，能够在全世界各地，给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家的人们来演奏，非常地开心。但是我更开心的是，我能够去把我们自己的中国的作品，能够带给全世界的观众。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音乐家，我们还是要有使命感，要有责任感。我经常说，如果中国的音乐家，你不去推广自己的作品的话，谁去帮你推广。

我演奏的最多的一个曲子就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它其实完成于1958年，是探索小提琴演奏民族化的这么一个课题，然后也想西洋音乐民族化，交响音乐民族化，这么一个课题。我们在演奏它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问题，因为它是根据中国的这个五声音阶来的，越剧的唱调来的。我们这个小提琴是根据七声音阶的这个结构来设计的，所以拉外国曲子很容易，那个把位啊，各方面都是很准确的，都是很规范的。但是拉到中国曲子以后，像音准啊，跳跃的东西啊，就变得比较麻烦。而且就是说跟外国乐团演奏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外国的这些音乐家，他是很职业的，他拿到一个曲子，他就是看音符，所以他并不理解这个《梁祝》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一开始去国外，演这个《梁祝》的时候挺费劲的，因为我每次都要给他讲这个故事。而且那时候吧，这个故事还不太好讲，因为它还挺复杂的嘛，那时候我这个英文也不够好，所以给他们讲很长时间，总算他们就弄懂了，懂了以后呢，他们就会表现得比较好。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窍门，我就跟他们说啊，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这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莉叶》，这个行，他们一下就懂了。我也不用说两年同窗什么的，又要抗婚等，这个就太复杂了。但是我说有一个地方，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化蝶。因为化蝶是《梁祝》一个重要的思想表达，对于爱情，对于自由的一种向往。那《罗密欧与朱莉叶》没化蝶啊，我说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浪漫的，但是你还得给他们稍微讲一下，是什么呢？就说中国人对于情感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们是比较含蓄的。祝英台喜欢梁山伯，她最多就是暗示他，对吧，也没说出来，但《罗密欧与朱莉叶》不是的，他是在阳台底下喊的，对不对。西方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是比较直接的，所以在它的音乐当中，其实也是的，而且它是比较曲折，比较丰富的。所以你在演奏的时候呢，也相对是要比较含蓄一些，把东方人的这种唯美的情感，要把它表达得好一点。

对学习西洋音乐的人来说，这个滑音就是变得非常麻烦，这样吧，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问一下，你们知道滑音是什么吗？就是这么一滑，这是滑音，这就是个滑音。西方音乐，它就直接滑，但是这个《梁祝》里，它有很多种。像刚才这个，它是个小三度的滑音，跨了一个三度，有的时候它是抹音，没有三度，它只是回了一点。然后有的是从中间滑，有的是从底下滑，所以就是这个滑音啊，对于国外的音乐家，就是个很大的难题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听国外这个提琴家演奏《梁祝》，觉得不中不外的，就是觉得不地道，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滑音。滑音他没掌握，因为他就没听过越剧，也没听过中国的音乐，他怎么知道这个滑音怎么滑，所以这个滑音，还是要教他们的。包括有两段，小提琴和大提琴的这个对话嘛，每一次排练，我都要单独跟这个大提琴家要练好多遍。他光听吧，也不能够完全掌握，也需要我告诉他，就是这些滑音啊，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具有戏剧效果的，一种情感的表达。

我记得陈刚老师（《梁祝》作曲家之一）曾经跟我说过，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我记得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当时我们组织了一场很大的音乐会，是在洛杉矶好莱坞碗型剧场，那是个很漂亮的剧场，依山而建，观众其实是往山坡上去的。当时这个演出，现场有差不多两万多观众，这个《梁祝》，我这个主旋律一起来，那个掌声就从半山坡，哗就滚到台前了，那在一般的音乐会上是没有的。一般音乐会，我们拉着是不能鼓掌的，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很自豪，听到了自己民族的非常着名的曲子，也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得很快，我们都在求快、求变、求新，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现在都是变得非常快，扯都扯不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音乐就可以给我们一些心灵上的抚慰，让我们沉淀下来，让我们能够去更好地感受生活当中的这种美好。很多人觉得音乐，尤其是这个古典音乐，太深奥了，太高高在上了。其实古典音乐没那么高高在上，从了解它，到真正地理解它，其实你就是少了一个从陌生到接触，然后再到熟悉这么的一个过程。我们音乐家其实就应该给你们创造这个过程，希望音乐能够永远伴随着你们，也希望在今后，我能给你们带来更多美的音乐，谢谢大家。

【开讲啦吕思清演讲要点】：

1、我其实特别想说，没有音乐的人生是遗憾的。

2、如果中国的音乐家，你不去推广自己的作品的话，谁去帮你推广。

3、《梁祝》的主旋律一起来，那个掌声就从半山坡，哗就滚到台前了，那在一般的音乐会上是没有的。

4、音乐可以给我们一些心灵上的抚慰，让我们沉淀下来，让我们能够去更好地感受生活当中的这种美好。

开讲啦陈凯歌演讲稿：我和我所处的时代

很高兴能在这儿跟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在一起，那这事儿本身其实是难为我，一般地说在拍电影的时候总是要给把椅子的，今天看样子是大家坐着我站着。也好，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个见到这么多年轻的朋友高兴，而且我想到在电视机前头，也还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所以我今天站在这儿我就想，我不能说大话、空话，更不能说假话。今天想说的无非是，我自己切切实实的一点生活体验，你们若是认为我说了大话、空话、假话，立即制止我。谢谢大家。

刚才撒贝宁谈到我7月上演的电影叫《道士下山》，人家问我说是什么启发了你让你拍这么一个故事，我说《道士下山》里边王宝强演的这个道士是在寺庙里长大的，对山下的世界一无所知。跟我十六七岁时候一样，一脚踏入红尘见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儿，找不找自己。这个情形我就想，非常像今天的年轻人，今天的年轻人走出校门和我们当年所遇到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虽然我上过电影学院，算是大学本科，但我一直自嘲说我的真正文化水平不过是初中一年级而已，跟你们是不能比的。

我先说所我自己，我是出生长大在北京的，家里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吧。我父亲也是一个电影导演，那个时候北京没有雾霾，说晒蓝天不用你晒，天天都是蓝天，阳光灿烂，所以对我而言童年的回忆特别明媚。可是突然之间，我才上了北京四中没多长时间，一年，就有一个事发生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把所有人的生活都改变了，包括我本人在内。我16、7岁，就去了云南，当了知青。我临走之前，我父亲给我买了十管巨型牙膏，大概有这么大，一个人用的话省省可以用一年，给我买了十管，这个其意自明——就是我回不来了。看了这十管牙膏我一惊，难道我的人生就这么被决定了吗？这时候我父亲殷殷关切又给了我一箱子书《史记》啊什么的。不好意思，其实基本都让我后来卷烟给抽了。

我当时是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做什么工作呢，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我们到达的那天晚上是很奇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凡经过之处全是萤火虫，美的不得了，心里也很高兴说"到了一个好地方"。第二天早晨看见的时候面貌完全改观，发给我们的是一把砍刀，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原始森林里把这些树砍倒，等晒干了以后放一把火全部烧掉然后再去种橡胶树。我得跟大家坦白，就是我这双手沾满了大树的鲜血，今天我心里边还感到非常的惭愧，那时候我所在的地方今天大家说起来是一个好地方——西双版纳景洪县，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生活非常非常的艰苦，更主要的是心情苦闷，找不着出路，回不了家，后来我就想我把树都砍倒了，换来的是两手血泡，我看着手上的血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明白了什么是生活——生活原来是用鲜花做了补丁补好了的一件破衣服。我就干完活休息的时候坐在原始森林的大树下边看天看地看树看云，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非常脆弱。可是就是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我慢慢地长大了。

过了挺长的时间终于有机会当了兵，为什么？因为我个儿还算高，会打篮球，再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北京，在工厂做了三年的工人。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像我这样幸运。我还记得我的一些朋友、同学长时间的留在了边疆，和当地的人结婚，还有另外一些虽然是少数，在山花烂漫的田野中间化作泥土，因为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劳作中间死了。被树压倒的，被火烧着的，17、8岁的年轻生命就在这个上山下乡运动中间消失了。还有很多的人依次回到了大城市，北京、上海还有很多其他的城市，可是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找不到在这个社会中间的位置，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

十年的漂泊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十年，因为我太小了，可是又是我生活中间最为浪漫和幸福的十年。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有无穷的精力也很年轻，然后我隐隐约约我觉得有一个希望在头顶不远处一直指引着我。我在这十年里头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你不管遇到多大难处你要咬紧牙关，你不能抱怨，你还这世界一张笑脸，即使它对你不公，那也是你给你自己的礼物。

微笑，学会笑可能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初试被淘汰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什么是电影的节奏？”这是一个要做很多年学问才能回答的理论问题，我很少年气盛，于是我就开始滔滔不绝，滔滔不绝不过十几分钟之后我就收到了不录取书，是因为后来增加了招生的名额我才有机会进入复试，我又见到了我尊敬的这位教授，我是笑着跟他说的，我说：“老师，倘若我当时告诉你我正是因为不懂，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我才要来电影学院学习，是不是这样你就不会淘汰我了？”记着我是笑着问的，老师看着我也笑了，我才有机会复试，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我记得是3000多人争夺28个位置，我很荣幸我是其中的胜出者。这时候我相信，你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所培育和磨炼出来的微笑的能力，是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

我确实看到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很年轻，实际上80后、90后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因为计划生育。你们应该绝大多数人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之下的家庭关联是至高无上的，你们得到大大的恩宠，但同时你们又在应试教育的这个压力之下，要去面对极其激烈的竞争，我都感觉到你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都没机会好好享受你们的童年。开灯、关灯之间都是在做功课，不像我们小时候知道什么叫上房揭瓦，怎么爬树、怎么打架，在中国发生巨大改变的年代里头，你们可能面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物化的、现实的、实际的。所以我就觉得也许你们是难以浪漫的一代，我特别希望咱们聊聊，能够使你们更加相信自己。

我刚才提到《道士下山》这个电影，王宝强演的道士，孤儿，从小在道观里长大，一脚踏进红尘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质问题，没饭吃。等有饭吃了以后新的问题来了，就是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和他想象的世界不是同一个事儿，究竟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还是去对抗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告诉他。所有的事情都得靠你们自己去实践和领悟，像这个小道士一样最终学会了八个字叫“不嗔不恨不离不弃”。不离不弃什么呢？就是不离不弃你们自己，一直的相信你们自己。我自己有感觉就是，其实我们在社会中立身，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你生活在什么时代你才有什么样的作为。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说陈凯歌您再拍另外一个《霸王别姬》，我说不瞒你说我真拍不了了，为什么？我不觉得我不能拍了，我是觉得时代不再给我这个条件，时代的力量非常之大，你几乎不是时代的对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几乎不是时代的对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在时代面前除了顺应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其实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很多的都是关于疑问的教育，那当时()我，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时代风气我就拍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黄土地》。我如果没有众多的前辈，对我的扶持和帮助，所谓第五代导演没办法开启一个新的艺术运动。我们既要顺应，又要疑问，所有的进步都是从疑问开始的。

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希望我每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当成第一部电影来拍，谦虚谨慎，向年轻人学习，向观众学习。同时内心又要骄傲，骄傲不是自傲，骄傲的含义是“骄傲可以推得动自己，向较为理想的方向推动。骄傲是可以对自己有要求，骄傲可以不看轻自己”。我说的是轻重的轻。鲁迅说：“一国有骄傲的国民，真是一国的幸福。”我拿这句话和在座的所有的年轻朋友共勉，做一个骄傲的人，做骄傲的事情!

谢谢大家！

开讲啦叶辛演讲稿：写好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前不久，大概两个多月以前，我到了永州。所有的人，我周围的邻居、我的老同学、朋友都问我说：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在上海没有找到你？我说我到永州去了。无论是谁，听到我到永州去了，马上就说，是柳宗元去过的地方。柳宗元写过《永州八记》，写过《捕蛇者说》，柳宗元是一千两百年前的古人，唐宋八大家里面一个很出名的老作家，为什么一千两百多年以后的中国人，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电影院售票的，有的是卡车司机，他们退休了，他们为什么也知道柳宗元？文化的力量。

大家都读过《捕蛇者说》，他的文字虽然很短，但是他写的是捕蛇人的苦难。他问那个捕蛇人说：既然你的爷爷是死于捕蛇这个职业，你的父亲是死于捕蛇这个职业，你自己捕蛇也几次险些死掉，为什么你还要捕蛇呢？他说：我捕蛇可以有一碗饱饭吃，我比普通老百姓生活得好。这个课文大家都读过，为什么这个故事一千两百年以后还会流传，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接地气的，是和我们老百姓的心相通的。

其实中国文学的传统，不单是柳宗元，我们的苏东坡，我们的范仲淹，我们的黄庭坚，他们都写下了寄情山水，写下了和当地老百姓深有感情的那些文字，所以这些人一代一代，唐宋元明清，从古说到今，到了今天还在被人们念叨着，我在想这个就是文学的传统。当然，我的创作不能跟这些古代辉煌的名字相比，但是我从小因为读了这些书，我的创作也是基于跟我上山下乡的生活有关，跟我插队落户的生活有关。

19岁那年，我碰上了上山下乡这样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们坐上刚才开场白当中说到的绿皮火车，坐了整整五十六个小时，从上海两天两夜还多到达贵州，开始了我十年七个月的上山下乡生活，也开始了我用自己的一双眼睛看待山也遥远、水也遥远，道路也是十分遥远的贵州高原。

我插队落户的那个寨子叫砂锅寨，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说它像一个倒扣的砂锅一样，还有一个说法，它是当地修文县、开阳县、息烽县，三个县最边上的一个寨子，贵州话当中有一句话叫“砂锅”，所以就也叫砂锅寨，最偏远的一个寨子，就在那里插队落户。生产队的会计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干一天五毛九分六，觉得我们不能理解那个五毛九分六的份量，就说，这是我们方圆二、三十里的寨子劳动值最高的，周围的村寨有四毛多的，有两毛多的，我今天的妻子，当年的恋人，就在我隔壁的一个生产队，她劳动一天，一毛六。就开始思考，我们这个劳动有没有价值。

有一天，我跟一个老农在田坑下往上戽水，戽水你们大概没听说过，因为贵州的田地都是一块一块的，像梯田一样，下雨以后水都在比较低的梯田里面，那么上面的田要栽秧的时候要种稻子，怎么办呢？我们的古人就想出用一个戽斗，戽斗两边一人拴两根绳子，这样一摇，戽到上面那块田去。我跟着一个53岁的老农，我这个体力不行，我戽五十多下，我的腰就弯下去直不起来了，这个老农53岁了，一点也没事，很轻巧地这么戽。我就说了，哎呀，这么重的农活，我们从早戽水戽到黑，这个田，太阳这么大，水都不一定淹得了，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他就跟我说，是啊，人到这个人世间来，就是吃苦的，干活是吃苦的。“山坡是主，人是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一说呢我眼睛瞪大了，他只读过两年私塾，他怕我没有听懂，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他指着那个山头说，看，山头上有棵古树，我九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带着我，走在寨路上告诉我，这个山坡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这些人是客人。这句话我就记下来了。

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散文叫《当好客人》，你到人世间来走一趟，你要当好人世间的客人，正是在这样的岁月里，一边劳动、一边思考、一边想象，我开始拿起笔来，写一点我感受到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就写了《客过亭》这样一本长篇小说，为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客过亭》呢？出版社出书的时候，我的责任编辑，他特地飞到上海来跟我谈，希望我把这个名字改一改。他说你这个名字“客过亭”，很生疏，读者看到这个名字，不会买这本书，要找一个吸引人的名字。我说我不改了，为什么不改呢？我就跟他讲了我当知青的时候，跟老农一起戽水的故事，“山坡是主，人是客”。所以我说，我的写作只写我经历过的、我体验过的、我思考过的生活。

很多人问我，你这个《蹉跎岁月》是什么意思啊？小说刚刚发表和出版单行本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念成“差它”岁月。就字面上来理解，它是消磨过去的岁月，但我经常说，我说：风雨如磐见真情，岁月蹉跎志犹存。我初出到贵州山乡的时候，是带着一双上海小青年的自以为是的目光来看待偏远的村寨，但是当十年以后离开村寨的时候，我的感觉变了，我经常也会像农民一样，带着一双农民的眼光看待北京、上海这样一些大都市。我换了一副目光，重新来看待这个都市的时候，又有很多天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容易忽视的东西。我小说当中写过：上海马路上自行车的洪流。编辑就把这句话划出来，怎么自行车的洪流呢？我说我在偏远的村寨上待过，再站在上海的十字街头的时候，我的这个感觉就特别强烈。实际上我的《孽债》这个长篇小说，大家都关注那五个小孩子的命运，我借用的就是五个孩子，在西双版纳长大的孩子看待上海的目光，这个角度来写的。知识青年用城市青年的目光，看待偏远的乡村，农村里长大的知识青年的子女一代人，回过头来看待都市，当这两副目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往往会有一些新的感悟。

我们为什么记得柳宗元，记得苏东坡，记得陶渊明，记得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写下不朽诗篇的文学家，因为他们流传下来的千古绝句也好，他们脍炙人口的，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也好，都是和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的人民休戚相关的。文化的传承，传承什么？传承的是作家和生活的土地的关系，和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普普通通的人民的关系，和你生活的这块土地上的山山水水的关系。为什么到了一块地方，就能够从山水当中找到人生的乐趣？他对他这个国家、他生活的这片土地很有感情，当然这片土地上面的景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美的，美是和人们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开讲啦叶辛演讲要点】：

1、为什么一千两百多年以()后的中国人，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电影院售票的，有的是卡车司机，他们退休了，他们为什么也知道柳宗元？文化的力量。

2、生产队的会计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干一天五毛九分六。就开始思考，我们这个劳动有没有价值。

3、“山坡是主，人是客”，人到这个人世间来，就是吃苦的。

4、知识青年用城市青年的目光，看待偏远的乡村，农村里长大的知识青年的子女一代人，回过头来看待都市，当这两副目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往往会有一些新的感悟。

5、文化的传承，传承什么？

开讲啦宋世雄演讲稿：我用声音作名片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确实很紧张，因为我除了站在撒贝宁我的同事跟前以外，我面前是你们这些个学子们，你们都是在高等教育的熏陶下在不断地培养自己。同时呢，我又感到很兴奋，因为我站在你们的中间，我已经75了，但是看到你们青春的活力，看到你们这种朝气，我马上想到我的年轻的时代，引起了许多我很多难忘的回忆。我今天还很渴望，我渴望在这里，除了介绍我自己的感悟以外，我希望从你们的身上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所以我特别希望在今天咱们的交流互动当中能够从你们那里学习好多东西，这是我由衷的希望。我希望今天我们轻松、幽默、真诚，好不好？

我呢，是从小爱好我这个职业，爱好体育转播到了痴迷的程度。我们的偶像不是刘德华，不是周杰伦，不是成龙，是谁呢？是我们体育场上的那些个优秀的选手。像足球的年维泗，足球的张宏根，方纫秋，王陆，篮球的钱澄海，杨伯墉，乒乓球的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这些，这是我们的偶像。我在中学偶尔的一次足球比赛中，我突然听到大喇叭有一个广播，当时呢，是在广播先农坛体育场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就是北京队对八一队，我在我学校的操场里边，我通过这个声音我就了解了整个比赛的场面，我感到非常兴奋，当时我想这位高者是谁？他怎么能够在先农坛体育场把这种精彩的场面能介绍给大家呢？在座的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位是谁？就是张之老师。我听到张之老师的转播以后，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太高明了，他能够坐在体育场里边，把整个比赛的情况都介绍给大家。而且他的语言是惟妙惟肖的，我简直是被他迷住了。后来我就根据他的转播，再不断地模仿他。

1957年，张之老师在57年前，在先农坛体育场广播，“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是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向大家现场直播世界足球锦标赛，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足球队对印度尼西亚足球队的一场比赛，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把双方的队员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出场的队员，一号守门员黄兆文，二号右后卫陈复赉，三号中卫王德发，四号左后卫王克斌，五号右前卫王希文，六号左前卫任斌，七号右边锋丛者余，八号右内锋张宏根，九号中锋年维泗，十号左内锋方纫秋，十一号左边锋王陆”张之老师介绍完阵容以后，马上就说：“中国足球队有一个龙头是张宏根，张宏根几乎在每场比赛里边都能够进球，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中国队先进攻，中国队把球传给禁区外，张宏根35米以外射门，球进了！”比赛刚刚开始半分钟，正如张之老师所料，张宏根就进了一个球，我当时一种心理，真是神了，料事如神，我马上被他这种激情的解说所感动。就从那次开始，我开始确立了我一生我要向体育解说、体育评论这个行业进军。

那个时候我就站在北京广播大楼的六楼楼顶上，看着下边的车辆就讲，“现在自行车过来了，现在提着一个粉色提包的一个女青年已经过了马路，现在她已经走到马路中间，一辆汽车过来……”就这样慢慢慢慢练。我盼望着和我这位崇拜的偶像见面，我给张之老师写过信，1956年，张之老师约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见面，这是我一生当中最荣幸的一件事，张之老师穿着毛蓝的一套外装，然后给我沏了一壶茶，坐在会客室里边，我们谈了45分钟，我说张之老师，这样吧，我给你学一段，您听听怎么样。当着张之老师就说了一段，张之老师说，嗯，还可以，但是你有一点做作，声音不太真实。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体育比赛转播，是讲场上的情况，做战术的分析，必须要提高自身的素质，你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这次谈话更坚定了我从事这方面的事业。

1960年5月23日我踏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门，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因为我爱好，所以我在不断地去攀登。1961年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重大的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中国乒乓球健儿夺取了男子团体，女子单打，男子单打的世界冠军，中国运动员这种小老虎的精神，为国争光的精神人，人生能有几回搏，容国团的这种强大的目标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结束以后，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收到了大量的来信，数以万计的来信，用成麻包地装，这使我感觉到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年轻人的爱好，不是单纯的一种模仿，而是在传递信息，传递我们中国体育健儿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传递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面貌，传递中国人民那种团结一致的精神。

现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杯的转播，是中央电视台1978年6月25日，这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是争夺第三名的一场比赛，就是意大利对巴西，6月26日，北京时间是转播了争夺冠军的比赛，是阿根廷对荷兰。朋友们，在1978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转播过世界性的这种大型比赛，这个转播需要在阿根廷布宜斯艾丽斯把信号传到大西洋的卫星，英国的广播公司把它接收下来，再传到印度洋的卫星，印度洋的卫星再发射，我们北京地面站把它接收，再传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在70年代不像现在大家已经成了，世界已经成了地球村了，卫星转播已经司空见惯了，那个时候条件很差。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后，确实觉得很困难，大家知道，凡是这种大型的转播，我们都要派记者到现场去采访，比如了解这个比赛的情况，了解比赛的安排，了解运动员，看这个队训练，得到更多的材料，但是我们在北京，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没有这些资料，怎么办呢？我们到北京国家体委的科研所，去找这些资料，我们到国际台的对外部，拉美部去找这些报纸，然后把这些报纸把它剪下来，把所有运动员的照片把它一个一个的都放在我们的台前，然后辨认。这个是阿根廷的肯佩斯，这个是阿根廷的贝托尼，这个是荷兰的雷森布林克，一个一个地认，这场转播的关键是线路，所以由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前副台长刘毅琴专门联系这线路，由我们的导演张嘉诚，王忠智来负责节目的安排，我来解说，又请了顾问，五六个人完成了这件事。这是中国第一次进行卫星转播，到了1982年我们在香港转播，为什么到香港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转播的费用很高，我们国家的财力，和我们自己的经费很难达到一步到位，我们需要购买报道权，这样我们和香港亚广联的十个国家和地区来分担这个报道权，来分担这个线路费，这样我们就节省了很多钱。我们到香港，一共解说了22场比赛和19个专辑，从晚上的23点15分解说第一场，3点钟解说第二场，4点钟解说第三场，9点钟开始录专辑，我们一共报道组4、5个人，大家废寝忘食，大家就想到，我们后边千千万万的人得等着看这个比赛，现在的体育转播已经不是我们单纯的爱好，体育转播是做好观众的耳目，体育转播是使观众身临其境，我们有了很强的这种意识，这种爱好。我想，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1982年我们转播了52场比赛，1986年我们也在香港孙正平和我一共转播了64场比赛，到意大利，1990年我们到了罗马，这时候我们有财力了，我们自己买了报道权，我们自己租用了线路，我自己租用了演播间，我们转播了64场比赛，到1994年，我们到美国的达拉斯，我们又转播了美国的世界杯的比赛，也是64场。我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爱好。有了坚定的事业心，有了这种爱好，有了这种追求，什么都不在话下。

现在社会进步了，大家看到我们国家的繁荣，看到我们民族的昌盛，看到我们事业的发展，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生活很艰苦，我和我的夫人，我的夫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主播新闻和主播一些节目，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到1979年才86块，同时我们要养两个孩子，每次工资发下来以后，我的夫人都把它分成包，这5块钱是孩子的学费，这5块钱是给孩子留着看病，在那么一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对事业没有丝毫的动摇，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能给人带来欢笑。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所有的体育项目里边，这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没有一天能够到底的，随时随地，都是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一个人的一生里面，我感悟最深的，就是要辛勤地劳动，不停地，一时一刻不休息地在开动脑筋在想，怎么去做，怎么去探索。朋友们，要说的话太多了，咱们今天都相识了，以后你们不忙的时候打个电话，宋世雄，你过来咱们谈谈心，我就过去了，我认识了大家非常地高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这些个介绍，感悟到，爱好是最好的老师，()辛勤的劳动是我们成功的关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