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楼居随笔

观垂柳

农谚：“七九、八九，隔河观柳。”身居大城市，年老不能远行，是享受不到这种情景了。但我住的楼后面，小马路两旁，栽种的却是垂柳。

这是去年春季，由农村来的民工经手栽的。他们比城里人用心、负责，隔几天就浇一次水。所以，虽说这一带土质不好，其他花卉，死了不少。这些小柳树，经过一个冬季，经过儿童们的攀折，汽车的碰撞，骡马的啃噬，还算是成活了不少。两场春雨过后，都已经发芽，充满绿意了。

我自幼就喜欢小树。童年的春天，在野地玩，见到一棵小杏树，小桃树，甚至小槐树，小榆树，都要小心翼翼地移到自家的庭院去。但不记得有多少株成活、成材。

柳树是不用特意去寻觅的。我的家乡，多是沙土地，又好发水，柳树都是自己长出来的，只要不妨碍农活，人们就把它留了下来，它也很快就长得高大了。每个村子的周围，都有高大的柳树，这是平原的一大奇观。走在路上，四周观望，看不见村庄房舍，看到的，都是黑压压、雾沉沉的柳树。平原大地，就是柳树的天下。

柳树是一种梦幻的树。它的枝条叶子和飞絮，都是轻浮的，柔软的，缭绕、挑逗着人的情怀。

这种景象，在我的头脑中，就要像梦境一样消失了。楼下的小垂柳，只能引起我短暂的回忆。

1990年4月5日晨

观藤萝

楼前的小庭院里，精心设计了一个走廊形的藤萝架。去年夏天，五六个民工，费了很多时日，才算架起来了。然后运来了树苗，在两旁各栽种一排。树苗很细，只有筷子那样粗，用塑料绳系在架上，及时浇灌，多数成活了。

冬天，民工不见了，藤萝苗又都散落到地上，任人践踏。

幸好，前天来了一群园林处的妇女，带着一捆别的爬蔓的树苗，和藤萝埋在一起，也和藤萝一块儿又系到架上去了。

系上就走了，也没有浇水。

进城初期，很多讲究的庭院，都有藤萝架。我住过的大院里，就有两架，一架方形，一架圆形，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和现在观看到的一样，藤身有碗口粗，每年春天，都开很多花，然后结很多果。因为大院，不久就变成了大杂院，没人管理，又没有规章制度，藤萝很快就被作践死了，架也被人拆去，地方也被当作别用。

当时建造、种植它的人，是几多经营，藤身长到碗口粗细，也确非一日之功。一旦根断花消，也确给人以沧海桑田之感。

一件东西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要用很多人工、财力。

一件东西的破坏，只要一个不逞之徒的私心一动，就可完事了。他们对于“化公为私”，是处心积虑的，无所不为的，办法和手段，也是很多的。

近些年，有人轻易地破坏了很多已经长成的东西。现在又不得不种植新的、小的。我们失去的，是一颗道德之心。再培养这颗心，是更艰难的。

新种的藤萝，也不一定乐观。因为我看见：养苗的不管移栽，移栽的又不管死活，即使活了，又没有人认真地管理。

公家之物，还是没有主儿的东西。

1990年4月5日晨

听乡音

乡音，就是水土之音。

我自幼离乡背井，稍长奔走四方，后居大城市，与五方之人杂处，所以，对于谁是什么口音，从来不大注意。自己的口音，变了多少，也不知道。只是对于来自乡下，却强学城市口音的人，听来觉得不舒服而已。

这个城市的土着口音，说不上好听，但我也习惯了。只是当“文革”期间，我们迁移到另一个居民区时，老伴忽然对我说：

“为什么这里的人，说话这样难听？”

我想她是情绪不好，加上别人对她不客气所致，因此未加可否。

现在搬到新居，周围有很多老干部，散步时，常常听到乡音。但是大家相忘江湖，已经很久了，就很少上前招呼的热情了。

我每天晚上，八点钟就要上床，其实并睡不着，有时就把收音机放在床头。有一次调整收音机，河北电台，忽然传出说西河大鼓的声音，就听了一段，说的是呼家将。

我幼年时，曾在本村听过半部呼延庆打擂，没有打擂，说书的就回家过年去了。现在说的是打擂以后的事，最热闹的场面，是命定听不到了。西河大鼓，是我们那里流行的一种说书，它那鼓、板、三弦的配合音响，一听就使人入迷，这也算是一种乡音。说书的是一位女艺人。

最难得的，是书说完了，有一段广告，由一位女同志广播。她的声音，突然唤醒我对家乡的迷恋和热爱。虽然她的口音，已经标准化，广告词也每天相同。她的广告，还是成为我一个冬季的保留欣赏节目，每晚必听，一直到呼家将全书完毕。

这证明，我还是依恋故土的，思念家乡的，渴望听到乡音的。

1990年4月5日下午

听风声

楼居怕风，这在过去，是没有体会的。过去住老旧的平房，是怕下雨。一下雨，就担心漏房。雨还是每年下，房还是每年漏。就那么夜不安眠地，过了好些年。

现在住的是新楼，而且是墙壁甫干，街道未平，就搬进来住了。又住中层，确是不会有漏房之忧了，高枕安眠吧。谁知又不然，夜里听到了极可怕的风声。

春季，尤其厉害。我们的楼房，处在五条小马路的交叉点，风无论往哪个方向来，它总要迎战两个或三个风口的风力。加上楼房又高，距离又近，类似高山峡谷，大大增加了风的威力。其吼鸣之声，如惊涛骇浪，实在可怕，尤其是在夜晚。

可怕，不出去也就是()了，闭上眼睡觉吧！问题在于，如果有哪一个门窗，没有上好，就有被刮开的危险。而一处洞开，则全部窗门乱动，披衣去关，已经来不及，摔碎玻璃事小，极容易伤风感冒。

所以，每逢入睡之前，我必须检查全部门窗。

我老了，听着这种风声，是难以入睡的。

其实，这种风，如果放到平原大地上去，也不过是春风吹拂而已。我幼年时，并不怕风，春天在野地里砍草，遇到顶天立地的大旋风过来，我敢迎着上，钻了进去。

后来，我就越来越怕风了。这不是指风的实质，而是指风的象征。

在风雨飘摇中，我度过了半个世纪。风吹草动，草木皆兵。这种体验，不只在抗日，防御残暴的敌人时有，在“文革”，担心小人的暗算时也有。

我很少有安眠的夜晚，幸福的夜晚。

1990年4月7日晨

暑假随笔（一）

愉快的暑假过去了，但是有一件事在我的脑海中却难以忘掉，那就是我在暑假里滑旱冰的事。

有一次，哥哥说他学会了滑旱冰，我很羡慕他，就决定一定要学会滑旱冰。于是，爸爸给我买了旱冰鞋。

下午，我兴致勃勃地拿着自己心爱的旱冰鞋来到旱冰场。旱冰场真大呀！比我们学校的操场还要大。旱冰场的四周都用栏杆围着，那是为初学的人创造的。栏杆外有许多大椅子，那是休息时用的。我坐在椅子上穿好了鞋，就开始学滑旱冰。我扶着杠子滑，过了好一会儿，我终于学会了。我很羡慕那大哥哥和大姐姐们，不仅正着滑滑得那么好，而且还会倒着滑。我决心学习倒着滑。没想到刚后退一步，就跌了一跤。我想，做一件事不可能一学就会，得靠不懈努力，才能获得收获。

这件事多有意义啊。

暑假随笔（二）

暑假里的一天，我和妈妈约上了赵佳怡和她妈妈，一起去参观省博物馆。

早上一开馆我们就领票进去了。

博物馆好大呀！显得我们好小好小。一进去我就觉得好像回到了古代，这里的装饰都是古代的东西：正对着博物馆大门的墙上雕刻着的是几条蛇盘着鹰的图案；柱子上是古代门上的兽形扣环……

我们跟随讲解员参观了北朝壁画、名窑名瓷、曲阳石雕三个展厅。每一个展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名窑名瓷展厅我最喜欢。这里有许多古代瓷器，每件瓷器都很特别，很好看。有一件瓷器我非常喜欢：粉彩加金百蝶纹赏瓶。这个瓷瓶上画着一百只姿态不同、五颜六色、栩栩如生的蝴蝶。通过听讲解员介绍我知道了，这只瓷瓶不是用来插花的而是用来观赏的，是很珍贵的。

不知不觉参观完了三个展厅，在这里我们学到了很多课外知识。我很喜欢省博物馆，以后我还要来。

暑假随笔（三）

“噢，又来一个，哈哈！”听，那是什么声音。噢，原来是我们捕鱼摸河蚌时发出的欢呼声。

今年暑假，爸爸带我们回老家。几天里，我们把都梁公园、八仙台、淮河风光带玩了个遍，可是最有趣的就要数我们回南京时在我爷爷家旁边捕鱼摸河蚌时的情景了。

到了小河旁，我和姨妹冲下了车，又追又跑，好不开心啦。这时候，爸爸把衣服给全部脱掉，大声喊：“看好了。”然后慢慢地走下河去，游起泳来。我顿时惊叹不已，夸爸爸的游泳技术高超。爸爸高兴的把手往下一伸，一摸。呵，一个大河蚌就落在了爸爸的手中。爸爸得意洋洋的把河蚌扔到了岸上，然后爸爸让我和姨妹一起去我爷爷家拎个“水”桶。不一会儿，我们便拎了个铁桶晃晃悠悠的来到了小河旁，我突然看到地上有许多河蚌，我便奇怪的问道：“这些河蚌全部是爸爸摸得吗？”妈妈笑着说道：“你爸很厉害的，所以这些全部都是你爸爸摸得。”我听到后立即把铁桶递给爸爸，然后夸奖道：“爸爸，你太有才了。”爸爸听到后乐呵呵的笑了起来。突然，爸爸的脸色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叫道：“你这个大笨蛋小鱼，竟然敢啄我，看我不把你捉拿归案。”于是爸爸使出浑身解数，三下五除二便抓住了两条小鱼，扔了上来。“哇，爸爸，()你太牛了，竟然捉了两条昂针鱼，太厉害了。”妈妈说：“这一条野生昂针鱼就值20元钱，如果你爸爸在多捉一点，那我们家可不是赚大了吗。”这时爸爸又扔上两条鱼，我赶快跑过去看，呀，又来了一条昂针鱼，还有一条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鱼。我的好奇心用上来了，问道：“爸爸，你摸了多少河蚌啦？”“满满一桶啦。”爸爸回答道。“接住，又来三条鱼。”爸爸喊道。妈妈手忙脚乱地把在地上活蹦乱跳的鱼给抓住了。爸爸把铁桶放在了岸边，然后走了上来。爸爸把衣服迅速的穿好，然后对我说：“聪聪，你过一会儿把这些地上的河蚌送到你爷爷家去。”爸爸妈妈把地上的河蚌包装好以后，然后开车把我们送到上坡上。然后我拎两袋河蚌，姨妹拎一袋鱼来到爷爷家。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了爷爷奶奶，爷爷奶奶高兴的合不拢嘴。然后，我又上了车，坐在座位上，看着河蚌。突然，我发现了上面有许多虫子，于是我问妈妈：“那个上面的东西是什么？”“呀，河蚌什么有蚂蝗。”我心想：今天晚上的晚饭一定有红烧河蚌肉，但是河蚌上面有蚂蝗，太恶心了，我绝对不吃。

到了家，爸爸下车把河蚌全部从桶里倒了出来，并且笑眯眯的看了看这些河蚌，指出了哪些是河蚌精，哪些是河蚌小兵。这下可把我们笑得前俯后仰，直不起腰来。晚上，我们家的餐桌上真的出现了红烧河蚌肉，可是我却一点儿也没有胃口。

哈哈，回老家真有趣，我也必须学习游泳了，好在下次回老家捕鱼摸河蚌的时候能助爸爸一臂之力。

随笔感悟

曾经，在同学的微博里，见到这样的话：“羡慕那些文采好的人。”而我呢？在内心深处，却是这样的感叹着：“羡慕那些口才好的人”。

上帝是公平的，他给了你这样那样的好处，他也必然保留了这样那样。因而，人无完人，我们身上依然有着许许多多的缺憾等待着去改进，去完善。

然而文采犹可以去看书，去借鉴，去深思，去领悟。而口才呢？却又是如何去发挥提高？

喜怒于色，言行于表。越来越发现这会让自己永远的不够成熟。虽然我并不自认为是天生的乐观开朗，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用虚无的坚强来掩盖内心深处更多的脆弱罢了。殊不知，这竟是更大的错处。

“深信，一直善良下去就会幸福！”这是另一个同学的签名档。（人生感悟 ）虽然我也深信善良的人终究会得到幸福。然而很多时候善良的代价是在考验你能够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很多年前，曾经疑惑着自己是不是太过于自私了。现在越来越发现，正是自己不能够自私一点，不能够更加专注自己。一路走来，迷失了自我，也迷失了自己。

生命很短，真的很短。很多时候已经不容许自己停下脚步，恣意荒废。再回首，昔日早已模糊。

曾经，疑惑着自己的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是否会有将来的自己来指点迷津，走出那条迷失的小路。当自己磕磕碰碰，一路从迷失中走了出来，才发现自己早已经错失了太多。这是多么的辛酸与无奈。

现在，也许应该清醒的告诉自己，是时候了，再也没有时间可以允许自己随意逗留，恣意放荡。

人生没有如果，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男孩，满载金光闪耀，迷失了自己，是自己太放肆了吗？还是自己不够成熟？再也没有诸多的理由，没有任何毫无意义的借口。

走过一个街头，换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应该尽自己最大的能耐，去适应那一片新的街景，闪耀自己，点缀那片辽阔的天地。

当星星还在西边闪亮的时候，唤醒了曾经的自己，那个迷失的梦。

深海湛蓝，晴空万里，月之初升，清风习习。

孙犁：清明随笔

——忆邵子南同志

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几年了。在这几年里，我时常想起他，有时还想写点什么纪念他，这或者是因为我长期为病所困苦的缘故。

实际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间，既谈不上什么深久的交谊，也谈不上什么多方面的了解。去年冯牧同志来，回忆那年鲁艺文学系，从敌后新来了两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话也不说……”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爱好，当然不能说是完全相反，但确实有很大的距离，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实在为我所不喜欢。

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达延安的。最初，我们住在鲁艺东山紧紧相邻的两间小窑洞里。每逢夜晚，我站在窑洞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有时一转身，望见他那小小的窗户，被油灯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个人在写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会声闻户外的。

后来，系里的领导人要合并宿舍，建议我们俩合住到山下面一间窑洞里，那窑洞很大，用作几十人的会场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愿意搬的意见。

这当然是因为我不愿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领导人没有勉强我，我仍然一个人住在小窑洞里。我记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没有，但我知道，如果领导人先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定表示愿意，至多请领导人问问我……我知道，他是没有这种择人而处的毛病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虽然不为我所喜欢，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说，他有些地方，很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劲，那股子热情，那说干就干、干脆爽朗的性格。

我们最初认识是在晋察冀边区。边区虽大，但同志们真是一见如故，来往也是很频繁的。那时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住在一个叫三将台的小村庄，他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住在离我们三四里地的一个村庄，村名我忘记了，只记住如果到他们那里去，是沿着河滩沙路，逆着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间小屋里，帮着油印我们的刊物《文艺通讯》。他同田间同志来了，我带着两手油墨和他们握了手，田间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却高声地说：“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从此我们就熟了，并且相互关心起来。那时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做一样工作的同志们，虽然不在一个机关，虽然有时为高山恶水所阻隔。

我有时也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在团里是一个文学组。四五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放着钢板蜡纸，墙上整齐地挂着各人的书包、手榴弹。炕上除去打得整整齐齐准备随时行动的被包，还放着油印机，堆着刚刚印好还待折叠装订的诗刊。每逢我去了，同志们总是很热情地说：“孙犁来了，打饭去！”还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们都是这样热情，非常真挚，这不只对我，对谁也是这样。他们那个文学组，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见他们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紧张，有秩序，活泼团结。他们对团的领导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间很亲切，简直使我看不出一点“诗人”、“小说家”的自由散漫的迹象。并且，使我感到，在他们那里，有些部队上的组织纪律性——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我那时确实很喜欢这种军事情调。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区刚刚成立游击队。有一天，我在安国县，同当时在政治部工作的阎、陈两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对面过来一位领导人，小阎整整军装，说：“主任！我们给他敬个礼。”临近的时候，素日以吊儿浪当着称的小阎，果然郑重地向主任敬了礼。这一下，在我看来，真是给那个县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气氛，事隔多年，还活泼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因此，在以后人们说到邵子南同志脾气很怪的时候，简直引不起我什么联想，说他固执，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时，他们的文学组编印《诗建设》，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诗，那用红绿色油光纸印刷的诗传单上，也每期有他写的很多街头诗。此外，他写了大量的歌词，写了大型歌剧《不死的人》。战斗，生产他都积极参加，有时还登台演戏，充当配角，帮助布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说，邵子南同志在当时所写的诗，是富于感觉，很有才华的。虽然，他写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很喜欢。但它好像也为后来的一些歌剧留下了不小的影响，例如过高的调门和过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欢它，是觉得这种形式，这些咏叹调，恐怕难为群众所接受，也许我把群众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当时，邵子南同志好像是以主张“化大众”，受到了批评，详细情形我不很了解。他当时写的一些诗，确是很欧化的。据我想，他在当时主张“化大众”，恐怕是片面地从文艺还要教育群众这个性能上着想，忽视了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他们的才能和创造，才是文艺的真正源泉这一个主要方面。不久，他下乡去了，在阜平很小的一个村庄，担任小学教师。在和群众一同战斗一同生产的几年，并经过学习党的文艺政策之后，邵子南同志改变了他的看法。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他忽然爱好起中国的旧小说，并发表了那些新“三言”似的作品。

据我看来，他有时好像又走上了一个极端，还是那样固执，以致在作品表现上有些摹拟之处。而且，虽然在形式上大众化了，但因为在情节上过分喜好离奇，在题材上多采用传说，从而减弱了作品内容的现实意义。这与以前忽视现实生活的“欧化”，势将异途而同归。如果再过一个时期，我相信他会再突破这一点，在创作上攀登上一个新的境界。

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甚至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这正是他的可爱、可以亲近之处。他的反映性很锐敏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不叫他发表意见是很困难的。他对待他认为错误和恶劣的思想和行动，不避免使用难听刺耳的语言，但在我们相处的日子，他从来也没有对同志或对同志写的文章，运用过虚构情节或绕弯暗示的“文艺”手法。

在延安我们相处的那一段日子里，他很好说这样两句话：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时谈着谈着，甚至有时是什么也没谈，就忽然出现这么两句。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来谈话的，即使是闲谈，他也总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这两句话他说得总是那么斩钉截铁，说时的神气也总是那么趾高气扬。说完以后，两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紧紧一闭，简直是自信到极点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好说这样两句话，有时甚至猜不出他又想到什么或指的是什么。作为警辟的文学语言，我也很喜欢这两句话。在一个问题上，独抒己见是好的，在一种事业上，勇于尝试也是好的。但如果要处处标新立异，事事与众不同，那也会成为一种虚无吧。邵子南同志特别喜爱这两句话，大概是因为它十分符合他那一种倔强的性格。

他的身体很不好，就是在我们都很年轻的那些年月，也可以看出他的脸色憔悴，先天的营养不良和长时期神经的过度耗损，但他的精神很焕发。在那年夏天，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头发，明朗的面孔，紧紧闭起的嘴()唇。灰军装，绿绑腿，赤脚草鞋，走起路来，矫健而敏捷。这种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还是栩栩如生。他已经不存在了。

关于邵子南同志，我不了解他的全部历史，我总觉得，他的死是党的文艺队伍的一个损失，他的才华灯盏里的油脂并没枯竭，他死得早了一些。因为我们年岁相当，走过的路大体一致，都是少年贫困流浪，苦恼迷惑，后来喜爱文艺，并由此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共同度过了不算短的那一段艰苦的岁月。在晋察冀的山前山后，村边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迹，也留有他那些热情的诗篇。村女牧童也许还在传唱着他写的歌词。在这里，我不能准确估量邵子南同志写出的相当丰富的作品对于现实的意义，但我想，就是再过些年，也不见得就人琴两无音响。而他那从事文艺工作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初心，我自认也是理解一些的。他在从事创作时，那种勤勉认真的劲头，我始终更是认为可贵，值得我学习的。在这篇短文里，我回忆了他的一些特点，不过是表示希望由此能“以逝者之所长，补存者之不足”的微意而已。

今年春寒，写到这里，夜静更深，窗外的风雪，正在交织吼叫。记得那年，我们到了延安，延安丰衣足食，经常可以吃到肉，按照那里的习惯，一些头蹄杂碎，是抛弃不吃的。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沟里拾回一个庞大的牛头，在我们的窑洞门口，架起大块劈柴，安上一口大锅，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里面，他说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不记得我和他分享过这顿异想天开的盛餐没有。在那黄昏时分，在那寒风凛洌的山头，在那熊熊的火焰旁边，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谈阔论，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好像又看到听到了。

1962年4月1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