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月光二题

空院残月

有一个邻家的汉子很会种瓜，扛着锄头这里看一看，那里挖一挖，似乎没有做什么，但他所到之处不久就会冒出肥大的瓜叶，逢沟过沟，逢坡上坡，甚至翻越墙垣，尽情地蔓延和覆盖。不知什么时候，瓜藤已潜游我家门前的路上，过不了多久，两三个南瓜居然憨憨呆呆地拦路把守，要收缴买路钱的样子，使我出入的时候得东躲西闪三步两跳。

“把瓜摘去吃吧。”他撑着锄头，乐呵呵地冲着我笑。

“我家也有瓜。你种的，你留着。”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就不饿，哪吃得完？”既然他是一个人居家，那他到处种瓜做什么？是有种瓜癖？是生性闲不住？还是对世界上一切荒土闲地有开发兴趣？

他家离我家不远。我走出院门，同张家的人点点头，同李家的人搭搭腔，然后就能看见他家斜斜的院门了。我去过他家，看见他家里的算盘和几个账本，知道他是村里的会计，有时还到小学代点课，无论数学还是音乐，都能教。我正巧看见五六个女孩子在他家排演歌舞，大概是准备学校里节日汇演的节目。他一双赤脚，腿上带着泥点，头发眉毛皮肤都被阳光烧灼成了浑然统一的土色，却是一个努力投人艺术想象的导演。“我们的祖国，花朵开放真鲜艳……”他边唱边舞，两手像扭着一条无形的毛巾，左耳边扭一下，右耳边扭一下，是一种挖土和挑粪般的舞蹈手势。“下腰，下腰，你们看看我……”他还来了个上身后仰的示范，直到自己仰得两眼翻白，耳根都涨红了。

这位赤脚导演没顾得上陪客人。我与妻子在一旁观摩和喝茶，其实是喝着热水瓶里的凉水，已经化不开茶叶。两只杯子也破旧零乱，一只搪瓷大杯，一只粗瓷酒盅。是他刚才找了半天才凑齐的。这确实是一个主妇缺席的家。

听邻居说，刘长子的老婆到南边打工去了。听邻居喝了酒以后说，他老婆实际上也是人家的老婆，帮一个老板管家，还生了个娃，只是把赚来的钱一个不少地寄回来，供这边的儿子读书。我不太理解这种事，尤其不太理解人们说起这事时的随意和淡漠，忍不住想多问几句。“有什么奇怪？闲着也是闲着，就等于出去寻副业么。”

一个妇人这样回答我。另一个老人笑了笑：“刘长子能怎么样？丈夫丈夫。只管得一丈远的。”他们转而说起了眼下学校收费的昂贵。他们的计算，供一个孩子读高中，非得有两个人打工进钱不可。因此刘长子福气好，不仅自己可以代课，还有一个既挣钱又顾家的老婆，要不他儿子恐怕早就搓泥巴了——这是务农的意思。

我见过一次他那个似有似无的妻子。大概是知道村里有些说法，她从来没让我看到过正面，即便是在水边的菜园里相遇，她也是去看天上的鸟，或者弯腰去扯除什么杂草，是一个躲避目光的影子。从背影和侧面来看，她身姿绰约，而且有了都市生活的风韵，比方衣摆剪裁得很合身，比方衣履有细心的颜色搭配，比方腰身和脚步有一种用心的收敛，没有乡间重担压出的那种粗放散乱，不会脚步乱刮或者胯骨乱甩什么的。但她没有市井虚荣，回家来探亲，不打牌，不人酒席，日子都浸泡在汗水中，挑着粪桶一闪就隐没人瓜棚豆架。那一片繁茂绿叶的深处偶尔飘出嘤嘤低语，大概是她与什么邻居说话，但听不清楚。

她们隔着绿叶的帷帐说说家常，互相也不见人影。

她丈夫没有来帮忙。其实，她丈夫无法下地了，因为一场大病，撑着拐杖也蹒跚欲倒，赶回乡下来料理。我不知道刘长子患了什么病，问起来，他只是笑笑，说得含糊。直到我看到他转眼间面容枯槁，头发眉毛渐次脱落，有明显的放疗和化疗迹象，才猜出他的病凶多吉少。

他扶着拐杖，再一次冲着我笑笑：“把瓜摘去吃吧。”

“你自己留着吃。”

“我怕是吃不上了。”

“你不要灰心。听我说，得这种病的成千上万，其中不少活过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天天扭秧歌或者踢足球的也大有人在。你一定要心情开朗，积极地与医院配合。”

“什么医院？明明是拦路抢劫的土匪。”他目光发直，两个眼珠挤成了一个斗鸡眼，“一个疗程就要我八千，要在我身上开金矿么？”

“有什么办法呢？病在你身上，还是要治的。”

“我绝不给他们吃冤枉钱。”

他看了看天边的风景，回家做饭去了，转过身，喘了几下，拾起了身边的几根豆角，又喘了几下，缓缓挪动了步子。我忙上前去扶住他，问他妻子为何这么快就走了，为何不留下来照料他。“家里也没有多少事，不用她天天守着。”“多个人手总是好一些。”“守着我，能守得出钱来？”

他说明它*就要考大学了，然后缓缓地朝夕阳走去。鸟雀正在归巢，水边的老牛正在回家，家家户户的炊烟都升起来的时候，他孤独的剪影定格在一片火烧云中。（*它：音砣。湘北方言，对小辈的昵称。）明它是他的儿子，一直在县城寄宿读书。我只见过他的考号和上了线的考分，受他父亲之托，与某大学的一位朋友通过电话，确保这所大学录下了他。直到我就要离开这个村子了，有一天从外面回来，才发现他们父子俩坐在我家。他儿子长得像个女孩，眉清目秀，有些腼腆，埋头翻着一本杂志。父亲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有一种怎么也看不够的劲头，目光软软地糍糍地抚摸着儿子侧面的每一个部位，摸得大学生更腼腆了，扭过头去看着墙角，躲开父亲的目光——他是知道这种目光为时不多从而不忍相接？还是年幼无知从而不觉得这种目光点滴都不可遗漏？

邻家汉子戴着帽子，盖住了头发脱落的头，是带着儿子来面谢的，顺便也讨教些大学读书的方法，问一点都市生活须知。墙边的几只大南瓜，当然是他的谢礼。在整个说话的过程中，他的兴致一直很高，听到儿子说起大学里一些趣事，甚至满面红光地哈哈大笑，只是通常比别人笑得慢半拍，目光有些发直，似乎卡在略有所思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将离开这里，春暖花开时节才会再来一这就是说，如果事情不出现奇迹，他此次戴着帽子的来访，对于我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次。我知道拒绝就医意味着什么。我看见他最后一次摸着我家的桌沿，最后一次放下我家的茶杯，最后一次艰难地站起来，最后一次扶着拐杖走向大门，最后一次给我视野里留下笑脸和弯曲的背影……事实上，我没有看到这个背影，而是让妻子去送客。我没有勇气在一片谈笑声中，在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曛蝉鸣雀噪的好日子，与一个活生生的人永别。这分明是一个欢欣的场景，容不下永别的情节。

我乘车离开此地的时候，甚至不敢朝他家的院门望一眼。此时，他也许站在那里，也许没有。这种种也许一晃就甩到了车后，离我越来越远。

现在，我又来到了这里。没有人向我提起他，我也没有问起他，一个人的名字就这样在大家心照不宣的约定之下被删除了。院墙外的瓜藤又开始蔓延，向路上延伸着妖娆的触须，大概是想拦住路人的脚步，想说点什么。花朵也开始绽放了，像举起一支支金色的喇叭，正在向这个世界大声地传诵和宣告什么。我不知道是谁又在这里种下了瓜，或者它们不过是野物，来自去年无人采摘的瓜，来自瓜腐成泥后重新人土的种子。如果没有人来采摘，它们也许会年复一年地这样繁殖下去。

清明节，远近的鞭炮声不时传来，当然是各家各户在上坟。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给刘长子上坟。也不知道他的坟在哪里。我只接到了他儿子的一个电话。他吞吞吐吐，想向我借一点钱。他说网上有人推销一种彩票透视眼镜，据说是发财致富的高新技术产品，他很想得到一副。

我不记得是如何回答他的，也不愿意把这个电话告诉村里的人，当然更不会告诉他父亲。晚上路过他家院门时，我让村长等我一下，然后推开半掩的竹门，习惯性地跨过院门的石槛。已近深夜了，西沉的残月隐在林子里，给曾经排演过歌舞的清冷地坪，筛下一片模模糊糊的光斑。正房门挂着一把锁。墙根已布满青苔。靠近厨房的一根竹管还流着水，但支架已经垮塌，泉水流到了地上。接水用的瓦缸还有半缸积水，有孑孓蚊蝇浮在水面，大概是房主去年所留。这个院子里也有很多瓜藤，从院墙那边蔓延过来，已经把一条通向屋后的小路封掩，然后爬上了石阶，攀上了檐柱，甚至缠住了檐下一张废弃的犁，在木柄上开出了小小花朵。我知道，待到秋天来临，这里将会有遍地金灿灿的南瓜，在绿叶下得意洋洋地纷纷探出头来，一心要给主人冷不防的惊喜。我踏着月光，完成了一次为时已晚的告别。

月下桨声

雨后初晴，水面长出了长毛，有千丝方缕的白雾牵绕飞扬。我一头扎入浩荡碧水，感觉到肚皮和大腿内侧突然碾压着冰凉。我远远看见几只野鸭，在雾气中不时出没，还有水面上浮着的一些草渣，是山上雨水成流以后带来的，一般需要三四天才能融化和消失。哗的一声，身旁冒出几圈水纹，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对面的船头上，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划桨。他们各忙各的，一言不发。我已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还有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他们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夜里经常听到的一线桨声，带着萤火虫的闪烁光点飘人睡梦，莫非就是这一条船？

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两年多，已经熟悉了张家和李家的孩子，熟悉了他们的笑脸、袋装零食以及沉重的书包，还有放学以后在公路上满身灰尘的追逐打闹。但我不认识船上的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这附近。

妻子说过，有城里的客人要来了，得买点鱼才好。于是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有鱼吗？他们望了我一眼。我是说，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

他们仍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摇手。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有鱼就卖给我好吗？

他们没有反应，不知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也许他们年纪太小，还不会打鱼，没有什么可卖。要不，就是前一段人们已经把鱼打光了——他们是政府水管所雇来的民工，人多势众，拉开了大网，七八条船上都有木棒敲击着船舷，梆梆梆，嘣嘣嘣，把鱼往设下拦网的水域赶。在水面上接连闹腾了好几个日夜。这叫做“赶湖”。有时半夜里我还能听到他们击鼓般的赶湖，敲出了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思索，还有切分音符的挑逗甚至浪荡……偶尔我还能听到水面上模模糊糊的吆喝和山歌。“第一先把父母孝，有老有少第二条，第三为人要周到……”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些久违的山歌，只有在夜里才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我后来去水管所买鱼。他们打来的鱼已用大卡车送到城里去了。但他们还有一点没收来的鱼，连同没收来的渔网。据说附近有的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严重破坏资源。

我的城里的客人来了，是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带着妻小，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大加赞美，一来就要划船和下水游泳，甚至还兴冲冲想光屁股裸泳。他说这里的水比黑龙江的镜泊湖要好，比广西北海的银滩要好，比泰国的帕堤亚也要好．说出了一串旅游地的名字，显得见多识广。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学校属紧俏资源，高价招生，收入颇丰，连他这样的小头头儿也富得买车买房，还公费旅游了好多地方。

我们吃着鱼，说到有些农民用蓄电池打鱼，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境保护意识也没有。

他还说来时汽车陷在一个坑里，请路边的农民帮着推一把，但农民抄着手，不给一百块钱就不动，如今的民风实在刁悍。这种情况我以前也碰到过。

客人们走后的第二天，院子里一早就有持久的狗吠，大概是来了什么人。我来到院门口，发现正是那个红衣女孩站在门外，提着一只泥水乎乎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赤裸着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

她是走错了地方还是有事相求？我愣了一下，好容易才记起了几天前我在水上的问购——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我接过她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摸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游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

我想起水管所干部说过的话，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是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大山里面，只因为弟弟还欠了学校的学费，两人最近便借了条小船，每天晚上在这里打鱼。他们的父亲帮不上忙，因为穷得没有医药费，已经中年病逝。母亲也帮不上忙，据说不久前已经走失了——人们只知道她有点神志不清，曾经到过镇上一个亲戚家，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回家。

我收下了鱼。在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也没有喝我妻子端来的茶。她似乎还怕狗咬，说话时总是看着狗，听我说狗并不咬人，还是怯怯地不时朝桌下看一眼，一见狗有动静，赤裸的两脚就尽可能往椅子后面挪。

“你很怕狗么？”我妻子问。她不好意思地笑笑。“你家没有养狗么？”她摇摇头。“你喝茶。”她点点头，仍然没有喝。

她提着塑料袋走了以后不久，不知什么时候，狗又叫了，窗外橘红色一晃，是她急急地返回来，跑得有点气喘吁吁。

“对不起，刚才错了……”她大声说。“错了什么？”“你们把钱算错了。”“不会错吧？不是两斤四两么？”“真是算错了的。”“刚才是你看的秤，是你报的价，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并没有……”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是，是你们多给了。”我有点不明白。

她红着脸，说刚才回到船上，弟弟一听钱的数字，就一口咬定她算错了，肯定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又算了一次，发现果然是多收了我们一块钱。为此弟弟很生气，要她赶快来退还。

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撩起橘红色衣襟，取出紧紧埋在腰间的一个布包，十分复杂地打开它，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也就是一块钱，你送鱼来，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我说。“不行不行……”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再说，我们以后还要找你买鱼的，一块钱就先存在你那里。”

“不行不行……”拨浪鼓还在摇。“你们还会打鱼吧？”“不一定。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你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他不打算读了。”“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她的运气不好。小钞票凑不起一块钱。递来一张大钞票，我们又没有合适的散钱找补。就这样你三我四你七我八地凑了好一阵，还是无法做到两清。我们最后满足她的要求，好歹收下了七角，但压着她不要再说了，就这样算了，你再说我们就不高兴了。

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浑身不自在。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傍晚，我们从外面回家，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一位正在路边锄草的妇人说，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了，见我们不在，就把葱留在门前。不用说，这一大把葱就是她对鱼款的补偿。

妻子叹了口气，说如今什么世道，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她清出一个旧挎包，一支水笔，说可以拿去给红衣女孩的弟弟上学，说不定能替他们省下两个钱。但我再没有遇上红衣女孩，还有那个站在船头为她摇桨的弟弟。有一条小船近了，上面是一个家住附近的汉子，看()上去比较眼熟。从他的口里，我得知最近水管所加强禁渔．姐弟俩的网已经被巡逻队收缴，他们就回到山里种田去了。他们是否凑足了弟弟的学费，弟弟是否还能继续读书，汉子对这一切并不知道。

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何况萍水相逢之际，我们有时候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说不出话来。每天早上，我推开窗子，发现远处的水面上总有一叶或者两叶小船，像什么人无意中遗落了一两个发夹，轻轻地别在青山绿水之中。但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每天晚上，我走在月光下的时候，偶尔听到竹林那边还有桨声，是一条小船均匀的足迹，在水面上播出了月光的碎片，还有一个个梦境。但我依稀听得出桨声过于粗重，不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腕力。

我走出院门，来到水边，发现近处根本没有船。原来是月夜太静了，就删除了声音传递的距离，远和近的动静根本无法区别，比如刚才不过是晚风一吹，远在天边的桨声就翻过院墙，滚落在我家的檐下阶前，七零八落的，引来小狗一次次寻找。它当然不会找到什么，鼻子抽缩着，叫了两声，回头看着我，眼里全是困惑。

我也不明白，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墙根？

（选自《2004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韩少功：夜晚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记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还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禾苗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觉。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我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阴里筛下的满地光斑，明灭闪烁，聚散相续；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着光浪浮游。就像我有一本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手，看见每一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盛夏之夜，只要太阳一落山，山里的暑气就消退，辽阔水面上和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阵阴凉，有时能逼得人们添衣加袜，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童年里的北斗星就在这时候出现，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星织女星也在这时候出现，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咕隆咚地一口完全吞下。我是躺在一个凉台上吗？我已经身在何处？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和漂浮？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这是一个必须绝对诚实全盘招供的时刻。

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

山谷里有一声长叫，大概是一只鸟被月光惊飞了。

韩少功：诗猫

我还没有说到我家的猫，这乡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员。我们本来并没有打算养猫，但入居新家的那一段，每夜都不得安宁，不是面条成了碎渣，就是腊肉少去半块，连储藏室的木门也被咬去一角。

生存保卫战刻不容缓。我们下了毒鼠药，设了捕鼠夹，效果均乏善可陈。老鼠们贼头贼脑，小眼睛嘀溜溜转，是何等聪明的高手，吃了一次亏以后，下次决不上当。无论我们如何机密行事，把下毒药说成“请客”，把设夹子说成“开床”，把老鼠一律爱称为“少爷”或者“相公”，但它们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能听懂这些黑话，一举识破我们的阴谋。

到最后，绕过毒米吃好米，戳倒了夹子再吃肉——它们总要大破我们的天门阵。报纸上说，省农业厅服务站有“电猫”出售。我赶到城里购得一只，其实是一套微型电网。这种电网需要主人小心布线，让裸线离地两公分左右，再接通电源，等待老鼠前来触网，啪啪地爆出火光。不幸的是，新武器一天天只是准确打击着空气，连老鼠影子也没打下来一个。

有天夜里妻子听到()鼠叫，以为正义之战终于开打，兴冲冲起来检阅战果，不料没看见什么战果，倒是自己不小心被电猫咬了一口，惨兮兮地大叫。

一切手段都失败之后，我们不得不接受农民的建议，返回最原始的方法。一只刚满月的小猫，毛乎乎的一团，由龙老师从三江镇带来，被我们随口一叫，就定名为“咪咪”。“咪陀”、“咪相公”、“咪大爷”、“110”等，是后来衍生的一些称谓。它背黄胸白，毛色鲜亮，机灵活泼，每天早上大练武功，翻滚，拳击，鱼跃，追逐自己的尾巴，陀罗一样飞旋不停，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一张椅子靠背的两道横栏，成了它反复翻腾和穿插的高低杠，难度系数不断攀高。农民送来一面祝贺新居的大镜子，没有地方好挂，一直靠墙闲搁着，眼下便成了它早上必用的练功镜——它把自己足足折腾一两个钟头，左翻两周半，右旋三圈半，乌龙绞柱，掀身探海，倒踢紧金冠，最后朝镜中盯上一眼，把自己美美地欣赏再三，满心崇拜着这个镜中的芭蕾男之星。

它把老鼠吓得无影无踪，自以为英雄盖世，仗着自己的年少气盛，更是独立和反叛，正如时下的某些新人类，把听话当作丢人的勾当，把傲慢当作流行的风度，不饿的时候根本不愿理人，甚至不愿回家。不管主人怎么叫，它就是不露脸，就是不应答，一点面子也不给。它情愿雍容矜持地蹲在墙头，观赏学校那边的广播操或者篮球赛；或是仙风道骨地蹲在院门顶上，凝望远处一片青山绿水，凝固在月光里或霞光里，如一尊久经沧桑的诗人，不，诗猫——正心事浩茫思接千古。

它是要写出七律还是要写商籁？

是正沉溺于婉约还是在蕴积着豪放？

韩少功：莴玮

冬天，公社一时要建粮食仓库，一时要建中学，总是往下来派任务：每人交烟砖五口。马桥没有钱买砖，只好到岭上去挖坟砖一当然是一些没有主的野坟。山里人多住茅棚或木屋，坟墓却里决不马虎，总是耗费不少烟砖，有一种千年万载永垂不朽的模样。这些坟历时太久，坟堆多已经坍塌，茂密的荆棘茅革覆盖其上，与平地的草木连成一片，随便看上一眼的话，不大容易想错坟的所在。我们用弯刀把坟上的草木砍除，用锅头将表土渐次掀开，让墓拱的青色烟砖一块块浮露出来。到这时候，胆子小的女知青便害怕地跑开了，躲得远远的。男人则一个比一个更勇敢，争着把钯齿插入砖缝，慢慢摇，摇得砖块松动，再猛地撬掉第一口砖。

如果是保存得比较好的坟，就像保温性能很好的一口锅，破坟之时，必有蒸腾的白色汽雾，一浪一浪从缺口翻涌而出，染开一片腥涩的尸骨之味，使我的胃不由自主地要呕。待白汽慢慢散尽了，我们怯怯地凑上前，从破开的砖孔里，窥见坟内黑暗的世界。借着一缕颤颤抖抖探入的阳光，可以看见曾经经历人生的骷髅，空大的眼窝或宽阔的盆骨。也可以看见乱糟糟的积土和朽木。一般来说，我们这些掘坟者不会期待能在坟里找到什么金银财宝，能找到一、两件铜器或陶器就算不错。何况我们所见的骷髅好几个都是朝下俯伏的姿态，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样的人都是恶死，比如遭雷劈的，吊颈的，枪杀的，后人不愿他们重返旧世延续恶运，断断乎不能让他们转生 ，让们脸面朝下，就是让他们无法重见天日的重要措施。

人活着不一样，死后也有不同的待遇。

有一次，我们挖出一具女尸，发现她虽然已成白骨，但头发乌黑发亮宛然还有活气，长度足可齐腰。两颗门牙也居然没有腐败，独秀于嘴而且向外延伸，似有三寸多长。我们骇得四散逃跑。最后，还是队委会研究，以两斤肉一斤酒为代价，请出最不怕祸的黑相公，给那具尸骨浇了些柴油，一把火烧了，防止这个女鬼再闹出什么事来。多少年后，我从一位学者那里得知，这其实不算什么稀奇。人的死其实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头发和牙齿这两种器官比较特殊，在某种合适的环境里，相当时期内还可以继续生长。外国医学界已有这方面的研究。

从岭上担回来的坟砖越来越多了。尸骨当然抛散在岭上。据说那一段岭上多老鹰，在天上飘来滑去，大概是嗅到了什么腥味，发动了食欲。还有人说，晚上听到岭上男嚎女叫，一定是鬼都跑出来了，冻得受不了，在那里咒骂挖坟的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天天上岭干缺德的事。

兆青的胆子本来也很小，挖祖坟却从不落后。我后来才知道，他每每抢在前面，是想找到坟穴里的一种稀贵之物；形如一颗颗大小不等的包菜，色彩鲜红，耀眼夺目，长在死者口舌处，似乎是呼吸的一种凝结，在墓穴悠悠岁月里绽开一朵惊人的美丽。农民把这种包菜模样的东西叫作“莴玮”，说是一种最好的补药，聚人体之精气，可理气补血，可滋阴壮阳，可祛风，可保胎，可延寿。《增广贤文》里有“黄金无真，莴玮无假”一语，就是指的这种东西。他们还说，不是任何人死了之后都能从嘴里吹出莴玮的，只有那些富贵人，尝精品细，着绵枕皮，阳世里保养出金玉之体，才会有百年以后嘴上的成果。

有一天，兆青挖着地，突然长长地悲叹一声。

“想不得，想不得。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摇摇头，“老子的嘴巴里以后是长不出莴玮来的。”

旁人明白了他的意思，面容也戚戚然。想一想每天日只吞下一些红薯丝和老包谷，只吞下黑乎乎的干菜，连屁都放不出什么臭味，还想嘴上长莴玮？

“罗伯是长得出的，”万玉很有信心，“他有干崽子在夷边寄钱来。”

“本义也有点指令他身上的精气足，肥料多。”兆青说，他贼娘养的三天两头到上头去开会，一开会就杀猪，肉坨坨把筷子都压驼。““干部开会是革命工作。你嫉妒呵？”仲琪说。

“什么工作，还不就是养莴玮？”

“话不能这么讲。要是人人都长得出莴玮，莴玮也就太便宜了，太不值钱了，还上得了《增广贤文》？”

“土改那年，老子也差点当了干部，”兆矮子无眼神往地回忆当年。

“你兆矮子连自己名字的倒顺都看不清，拿什么当于部？你要当得了于部，我天天倒起来用手走路”仲琪自己觉得这话好笑，咯咯咯地干笑了几声。

兆青说，“仲拐子，你看你那龙根样，天天把语录袋背起，把毛主席像章挂起，给哪个看呢？你还以为你嘴巴上也长得出莴玮？”

“我不要。”

“你长不出。”

“我不长，免得别个来挖坟。”

“你也有坟让别个来挖？”

兆青这句话很恶毒。仲琪无后人，在众人眼里，一直有死后无人埋的危险，而兆青一窝养了五六个娃崽，由他说出这句话，显然是仗着自己的优势，踩对方的痛脚。

“兆痞子，你烂肝烂肺的家伙。”

“这个猪嬲的货。”

“你爹娘没给你洗嘴巴呵？”

“你洗了嘴巴也没有用。一肚子粪。”

两人嘴里越来越不干净，越来越有戾气，好容易才被其他人的话插断。为了缓和气氛，复查便说起公社的周秘书，说本义算什么呢就算一个月开五个会，也只是间或油一下嘴巴，一肚子着丝包谷是化不开的。只有公社干部最好过，今天转到这里，明天游到那里，都有人招待，都是过年。你看周秘书那白里透红一身好肉，煎油都煎得一大锅。一条金嗓子中气最足，作一昼的报告还锣样响，比铁香的声音还好听。他以后长的莴玮还会小得了？

罗伯接过话头，“正是正是，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要说本义嘴巴里长莴玮，顶多也就长出个芋头大，十个也比不上周秘书的一个，以后要是挖坟，还是要挖周秘书的。”

他们从周秘书说到何部长，说到县里、省里的大人物，最后说到毛主席。他们一致相信毛主席福气最大，福份最高，百年之后的莴玮肯定了不得——岂止是治百病，定是长生不老之神药。这样的国宝恐怕要用高级化学方法保护起来的，重兵日夜把守。

大家想一想，觉得也是这么回事。这时日头已经偏西，就悠悠地把锄头拖上肩回家去。

几天之后，周秘书来马桥检查派砖找砖任务的完成情况，顺便要我帮他用复写纸复写一份材料，一个劲地表扬我的仿宋体标题做得好看。看着他笑眯眯的肿脸，我时常有片刻的恍惚，在他的嘴上想象出一颗包菜大小的莴玮——被他顶着到处走。他嗓音确实很亮，总是随着广播里的音乐，唱着最新的一支关于北京的颂歌，还不时问我他唱得如何，听取我重复了多次的吹捧。他还问我，他到县里当个文化局长怎么样？我说，当然，当然，凭你的艺术细胞，明摆着是文化局长的料。他更加高兴，不但继续哼哼唱唱，而且见什么人都亲热地招呼，问问娃崽如何，问问猪如何。他对自己今后嘴上长出更大的一颗莴玮，似乎浑身洋溢着自信。

他让本义领着去看烟砖去了。在我看来，是一颗大莴玮被一颗小莴玮领着去了，看以后不会有莴玮的人们挑成砖去了——这种胡思乱想居然挥之不去，让我有点惶然。我猜想一定是这一段挖坟挖得太多了，挖得一脑子都有了尸臭，没有什么好东西。

“你说，()除了仿宋字还有什么好看的字？”

“莴玮”

“你说什么？”

“哦，你是问……”

“我问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

我恍然醒悟，赶忙回答关于字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