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

一般来说，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相貌及性情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住在村东头的人和住在村西头的人有啥不同便少有人知了。村庄是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地方，一般的村子户不过百，人不足千，东西跨度也就几百米，那头咳嗽一声这头也能听得清清楚楚。这样的弹丸之地竟也有东西人之分，听起来你会觉得可笑。

住在村东头的人，被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醒。这是一天的头茬子阳光，鲜嫩、洁净，充满生机。做早饭的女人，收拾农具的男人，沫浴在一片曙光中，这顿鲜美的"阳光早餐"不是哪个地方的人都能随意享受。阳光对于人的喂养就像草对于牲畜。光线的质量直接决定着人的内心及前途的光亮程度。而当阳光漫过一个房顶又一个房顶到达村西头，光线中已沾染了太多的烟尘、人声和鸡鸣狗叫，成为世俗的东西。

早晨村东头的屋影；树影、烟影、人畜影层层叠叠压向村西头。早晨的影子是残梦；是梦幻与现实的暖昧与交替。这种影子里长大的人，忧郁、怀疑、好妄想。午后村西头的影子正好反过来压向村东头。午后的影子是疲惫，是一整天勤劳带来的收获与遗憾，是先到的夜晚。坐在这种阴影里吃饭的人们；咀嚼生活的自足与艰辛。早熟，早恋，早有所成。

住在村东头的男人，早晨面朝太阳，一泡激尿撒出三米远两丈高。这是憋了一夜的老尿，之所以憋一夜不在三五更放掉，就是为了一大早地晒晒太阳。越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就越是需要阳光，撒尿是个多好的正当理由，它让这个无期监禁的"家伙"偶尔出来放放风见见阳光。村东头的男人，无论高矮胖瘦皆悍劲阳刚。

水往东边流，一渠()水村西人洗过衣服村东人洗，虽说水过百米自然清，百米外的清水肯定已不是以前的水；风向西边刮，村东头的尘土刮到村西头，村西的尘土又刮到更西边另一个村庄的东头。

村东头的人以为太阳落尽时，太阳才落到村西头的房子后面，几栋矮土房足够遮挡人的眼光和观念。就像村西人以为太阳还未出来时，村东人已饮足了早晨的头茬子阳光。村西人的黄昏漫长；夜相对短些。村东人的黎明早，昼相应长些。前后一算又是一样的。先醒的人先睡着。误差极微小，才不易觉察地影响着人。

一个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太阳先照那么一阵，一个人夜夜早睡早醒，早早下到地里，四寂无人地先干那么一阵。

另一个人总是最后目睹日头落尽，看着人全回村，牲口都归圈。尔后关好院门。只有他知道一天真的完了。他最后一个端起饭碗，最后一个点灯又最后一个把灯吹灭。半村人鼾声大震时，另半村人正醒着。

这样的两种人像不像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他们气质、禀性中的不同东西肯定比相同的东西多得多。

人虽非草木，家却是根，把人牢牢拴在一处。人可以走东窜西，跑南奔北。大部分时间却还是在家里度过。家的位置对人一生有多重要。家安在盐碱滩，你的脚就一辈子返潮。家住沙沟梁，有风无风你都得把眼眯缝上。不同的生活方位造就着不同的人。几步之外，另有乾坤。村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在活得不对劲时，要想方设法搬搬房子，这比搬动其他更容易些。树挪死，人挪活嘛。1994年7月

刘亮程：谁喊住我

当我走了，那滩芦草会记得我。那棵被我无意踩倒又长起来、身子歪斜的碱蒿会记得我。那棵树会记得我。当树被砍掉，树根会记得我。根被挖了，留在地上的那个坑会不会记得我。树根下的土会不会记得我。

多少年后我如烟似风的魂儿飘过时，谁会喊住我。谁会依旧如故地让我认得我的前世。

能挡住我风一样的魂儿的，必定是那堵残破不倒的土墙，能缠住我烟一般的魄儿的，除了年复一年的草木，除了一朝一夕的炊烟，又会是谁呢。

我认识的人们不会在那时候，站在村头。和他们相貌一样的子子孙孙会在这片土地上来回走动。他们说话的声音不会让我陌生。在那些院子和田野里，人们依旧干着多少年前我干过的那些事，吃着多少年前我吃过的那些食物。我依旧会在那时的微风里，闻到米饭和拉面的香味，闻到炒土豆和酸白菜的香味，闻到酒、烟叶和清茶的香味……我在虚茫的飘游中必然被它们唤醒。我会激动。无由无端地感激我曾实实在在经历的一切。它让风中飘渺的我逐渐有了意识。让早已成一缕烟一粒尘土的我，突然间()有别于其它的烟和尘土。它停住。

刘亮程：蚂蚁

我们家屋子里有两窝蚂蚁。一窝是小黑蚂蚁，住在厨房锅头旁的地下；一窝大黄蚂蚁住在靠炕沿的东墙根。蚂蚁怕冷，所以把洞筑在暖和处，紧挨着土炕和炉子，我们做饭烧炕时，顺便把蚂蚁窝也煨热了。

小黑蚂蚁不咬人，偶尔爬到人身上，好一阵才觉出一点点痒。大黄蚂蚁也不咬人，但我不太喜欢，它们到处乱跑，且跑得飞快，让人不放心；不像小黑蚂蚁，出来排着整整齐齐的队，要到哪儿就径直到哪儿。大黄蚂蚁也排队，但队形乱糟糟，好像它们的头儿管得不严，好像每只蚂蚁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一年春天，我想把这窝黄蚂蚁赶走。我想了一个绝好的办法。那时蚂蚁已经把屋内的洞口封住，打开墙外的洞口，在外面活动了。我端了半盆麸皮，从我们家东墙根的蚂蚁洞口处，一点一点往前撒，撒在地上的麸皮像一根细细的黄线绕过林带、柴垛，穿过一片长着矮草的平地，再翻过一个坑（李家盖房子时挖的），一直伸到李家西墙根。我把撒剩的小半盆麸皮全倒在李家墙根，上面撒一把土盖住。然后一趟子跑回来，观察蚂蚁的动静。

先是一只在洞口处闲游的蚂蚁发现了麸皮，咬住一块啃了一下，扔下又咬另一块。当它发现有好多麸皮后，突然转身朝洞口跑去。我发现它在洞口处停顿了一下，好像探头朝洞口里喊了一声，里面好像没听见，它一头钻进去。不到两秒钟，大批蚂蚁像一股黄黑泉水涌了出来。

蚂蚁出洞后，一部分忙着往洞里搬近处的麸皮，一部分顺着我撒的线往前跑。有一个先头兵，速度非常快，跑一截子，对一粒麸皮咬一口，扔下再往前跑，好像给后面的蚂蚁做记号。我一直跟着这只蚂蚁绕过林带、柴垛，穿过那片长草的平地，再翻过那个坑，到了李家西墙根。蚂蚁发现墙根的一大堆麸皮后，几乎疯狂。它抬起两个前肢，高举着跳了几个蹦子，肯定还喊出了什么，但我听不见。跑了那么远的路，似乎一点不累，它飞快地绕麸皮堆转了一圈，又爬到堆顶上。往上爬时还踩翻一块麸皮，栽了一跟头，但它很快翻过身来。它向这边跑几步，又朝那边跑几步，看样子像是在伸长脖子量这堆麸皮到底有多大体积。

做完这一切，它连滚带爬从麸皮堆上下来，沿来路飞快地往回跑。没跑多远，碰到两只随后赶来的蚂蚁，见面一碰头，一只立马转头往回跑，另一只朝麸皮堆的方向跑去。往回跑的刚绕过柴垛，大批蚂蚁已沿这条线源源不断赶来了，仍看见有往回飞跑的。只是我已经分不清刚才发现麸皮堆的那只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我返回到蚂蚁洞口时，看见一股更粗的黄黑泉水正从洞口涌出来，沿我撒的那一溜黄色麸皮浩浩荡荡地朝李家墙根奔流而去。

我转身进屋拿了把铁锨。当我觉得洞里的蚂蚁已出来得差不多，大部分蚂蚁已经绕过柴垛快走到李家墙根了，我便果断地动手，在蚂蚁的来路上挖了一个１米多长、２０厘米宽的深槽子。我刚挖好，一大群嘴里衔着麸皮的蚂蚁已翻过那个大坑涌到眼前，看见断了路都慌乱起来。有几个，像试探着要跳过来，结果掉进沟里，摔得好一阵子才爬起来，叼起麸皮又要沿沟壁爬上来，那是不可能的，我挖的沟槽下边宽上边窄，蚂蚁爬不了多高就会掉下去。

而在另一边，迟缓赶来的小部分蚂蚁也赶到沟沿上，两伙蚂蚁隔着沟相互挥手，跳蹦子。

怎么啦？

怎么回事？

我好像听见它们喊叫。

我知道蚂蚁是聪明的昆虫，慌乱一阵后就会自动安静下来，处理好遇到的麻烦事。以它们的聪明，肯定会想到在这堆麸皮下面重打一个洞，筑一个新窝，窝里造一个能盛下这堆麸皮的大粮仓。因为回去的路已经断了，况且家又那么远，回家的时间足够建一个新家了。就像我们村有几户人，在野地打了粮食，懒得拉回来，就盖一间房子，住下来就地吃掉。李家墙根的地不太硬，打起洞来也不费劲。

蚂蚁如果这样做我就成功了。

我已经看见了一部分蚂蚁叼着麸皮回到李家墙根，好像商量着按我的思路行动了。

这时天不知不觉黑了()。我才发现自己跟这窝蚂蚁耗了大半天了。我已经看不清地上的蚂蚁。况且，李家老二早就开始怀疑我，不住地朝这边望。他不清楚我在干什么。但他知道我不会干好事。我咳嗽了两声，装得啥事没有，踢着地上的草，绕过柴垛回到院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跑出来，发现那堆麸皮不见了，一粒也没有了。从李家墙根开始，一条细细的、踩得光光的蚂蚁路，穿过大土坑，通到我挖的沟槽边，沿沟边向北伸了１米多，到没沟的地方，又从对面折回来，再穿过草滩、绕过柴垛和林带，一直通到我们家墙根的蚂蚁洞口。

一只蚂蚁都没看见。

——选自《一个人的村庄》

刘亮程：父亲

我们家搬进这个院子的第二年，家里的重活开始逐渐落到我们兄弟几个身上，父亲过早地显出了老相，背稍重点的东西便显得很吃力，嘴里不时嘟囔一句：我都50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他觉得自己早该闲坐到墙根晒太阳了。

母亲却认为他是装的。他看上去那么高大壮实，一只胳膊上的劲，比我们浑身的劲都大得多。一次他发脾气，一只手一拨，老三就飞出去３米。我见他发过两次火，都是对着老三、老四。我和大哥不怎么怕他，时常不听他的话。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到这个家，他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母亲。家里买什么不买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他看上去只是个干活的人，和我们一起起早贪黑。每天下地都是他赶车，坐在辕木上，很少挥鞭子。他嫌我们赶不好，只会用鞭子打牛，跑起来平路颠路不分。他试着让我赶过几次车。往前走叫"呔球"。往左拐叫"嗷"。往右拐叫"唷"。往后退叫"缩"。我一慌就叫反。一次右边有个土疙瘩，应该喊"嗷"让牛向左拐绕过去。我却喊成"唷"。牛愣了一下，突然停住，扭头看着我。我一下不好意思，"嗷、嗷"了好几声。

我一个人赶车时就没这么紧张。其实根本用不着多操心，牛会自己往好路上走，遇到坑坎会自觉躲过。它知道车轱辘碰到疙瘩陷进坑里都会让自己多费劲。

我们在太平渠使唤老了３头牛。有一头是黑母牛，我们到这个家时它已不小岁数了，走路肉肉的，没一点脾气。父亲说它８岁了。８岁，跟我同岁，还是个孩子呢。可牛只有十几岁的寿命，活到这个年龄就得考虑卖还是宰。黑母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副木讷神情。鞭子抽在身上也没反应。抽急了猛走几步，鞭子一停便慢下来，缓缓悠悠地挪着步子。父亲已经适应了这个慢劲。我们不行，老想快点走到想去的地方，担心去晚了柴被人砍光草被人割光。一见飞奔的马车牛车擦身而过，便禁不住抡起鞭子，"呔球、呔球"地叫喊一阵。可是没用，鞭子抽在它身上就像抽在地上一样，只腾起一股白土。黑母牛身上纵纵横横地爬满了鞭痕。我们打它时一点都不心疼。我们似乎觉得，它已经不知道疼，再多抽几鞭就像往柴垛上多撂几把柴一样地无所谓了。它干的最重的活就是拉柴禾，来回几十公里。遇到上坡和难走的路，我们也会帮着拉，肩上套根绳子，身体前倾着，那时牛会格外用力，我们和牛，就像一对兄弟。实在拉不动时，牛便伸长脖力，晃着头，哞哞地叫几声，那神情就像父亲背一麻()袋重东西，边喘着气边埋怨：我都快５０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父亲一生气就嘟囔个不停。我们经常惹他生气。他说东，我们说西。有一段时间我们故意和他对着干，他生了气就跟母亲嘟囔，母亲因此也生气。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有过一段很不愉快的日子。后来我们渐渐地长大懂事了，但父亲也渐渐地老了。

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了解父亲，对这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叫他作父亲的男人，我有一种难言的陌生。他会说书，讲故事，在那些冬天的长夜里，我们围着他听。母亲在油灯旁纳鞋底。听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我不知道父亲在这个家里过得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他把我们一家人接进这个院子后悔吗？现在他和母亲还有我最小的妹妹和妹夫一起住在沙湾县城。早几年他喜欢抽烟，吃晚饭时喝两盅酒。他从不多喝，再热闹的酒桌上也是喝两盅便早早离开。我去看他时，常带点烟和酒。他打开烟盒，自己叼一根，又递给我一根烟---许多年前他第一次递给我烟时也是这个动作，手臂半曲着，伸一下又缩一下，脸上堆着不自然的笑，我不知所措。现在他已经戒烟，酒也喝得更少了。我不知道该给他带去些什么。每次回去我都在他身边，默默地坐一会儿。依旧没什么要说的话。他偶尔问一句我的生活和工作，就像许多年前我拉柴回到家，他问一句"牛拴好了吗？"我答一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