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惶惑

一

他第一次到ｔ城来是２８年以前的事，比四分之一个世纪还长三年。那时候他２３岁，大学才毕业，体重只有１０１市斤，穿一身柞绸中山服，自以为是高级衣料了，神神气气地进行他的第一次出差，而且走到哪里也不忘记戴一顶短帽沿的灰布帽子。那时候他对坐火车，对列车员姑娘一再用拖把擦洗车厢里的地板，对按路程分段计价收费、穿在列车用大瓷碗盖的疙瘩上的圆茶水票以及车厢里的大喊大唱的广播喇叭都觉得新鲜、有趣。还有，从北京到ｔ城的直快硬座车票要十几块钱，他身上带着一百块钱的盘缠，他觉得是在进行一次耗资巨大、身携巨款的旅行。那一百块钱是放在内衣的小兜里的，兜口，用两个别针别得严严实实。

他现在５１岁，刚刚提升为环境保护机构的主任，到ｔ城参加那里的专业座谈会。他这个主任工资级别虽然不太高，但职务按人事部门的说法相当于专署级：司、局长之上，部长之下。他是为数不多的年富力强、又红又专、既被上级了解赏识、又被群众信赖拥戴、官而不僚、专而不僻、走红运而不被嫉妒的前途无量的人才之一。三中全会以来他的体重增加到了１４１斤，近日开始注意了采取一点点防止继续发胖的措施。他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华达呢棉布陆军服（陆军服与中山服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上衣衣兜的四枚扣子都隐在兜盖后面），同时他有好几套毛料服装，遇到节庆大典、外事活动时再穿。他从来不戴帽子，而且上衣的第一个纽扣从来不扣。他带着一个助手出差，助手在硬席卧铺车厢，他在软席卧铺车厢。他不知道、也无暇过问车票是多少钱，出差费预支了多少。即使在软席包房里，他还在不断地看资料：国务院文件、简报、总结、汇编和外文资料。只是在深夜，当他被列车摇睡了又摇醒了以后，他披上一件毛线衣坐了起来，掀开绸窗帘和挑花窗帘的一角，看了看窗外正在行进和振荡着的月光。月光冲撞着远山、丘陵，漫盖过白花花的田野、庄稼苗，推拉着树影和只剩了影的树。他觉得列车像是一艘在海里行驶的船。他点起一支烟，怕污染包房环境，只吸了两口就又掐掉了。“２８年了！”他默默地自语。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妹爱上（了个）三哥哥，

他们俩是知心（的）人。

村念作“葱”，人念作“仍”——浓重的乡音。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下面是笛子独奏：《放风筝》。”虽然是在车厢里，却有一丝不苟的报幕。

３——５——ｉ～～～～～～～～６　６　５　３　２　１……１９５４年来ｔ城那次，他正好碰到民歌合唱团的演员和他坐同一个车厢。（她们巡回演出，为什么不买卧铺票呢？）不知是哪一个旅客先“发难”的，都半夜１２点了，旅客一啦啦，她们就唱上了，不但全车厢都兴奋起来、活跃起来了，而且引来了不少外车厢的旅客和衣着齐整的蓝色的列车员。

一刹那间，他似乎又听到了当年的《放风筝》的旋律，颤抖的笛膜负载得了那么多欢乐吗？

笛声退去了，车轮声震耳。

二

上次来ｔ城的时候是在老火车站下车，提着包，走过天桥，走出站来，耳边是一片夏天的蝈蝈叫似的叫卖声。青玉茭子、豆腐干、醪糟鸡蛋、赤豆冰棍，还有《大众电影》。他摸了摸自己的内衣兜——是想探一探钱丢了没有，却被误认为是要掏钱，结果，一群少年小贩把他包围了起来。

这次是上午１０点１２分正点到达，帮他提包的有他的助手，他潇潇洒洒下了车，与到站台来迎接他的当地的汪厅长、黎副厅长、吴处长和赵秘书握手。

“刘主任，晚上睡得好吧？”

“欢迎刘主任！”

“刘主任是第一次来ｔ城吗……噢——，５０年代来过，你是老ｔ城了，哈哈哈……”

在他自己的工作单位，其实听不到这么多刘主任和主任刘。人们尊敬他和他的新任职务，这当然是好事，主要是，这种尊敬是他推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然而，在这种一口一个主任的称呼里，他又好像失去了一点什么。

“你姓啥？”

“刘。你们叫我小刘好了。”

上次，他对ｔ城人是这样答的。

他们走出车站，来到停车场，太阳正好从一片薄云下挣脱出来，耀眼的阳光照耀着面前笔直的林荫大道。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是条状的草坪与花坛。

那时候，何曾有这样的大街？何曾有这样的人流和车流？

那时候在ｔ城，代步一半靠公共汽车，一半靠毛驴车。

“这是新车站，这条路也是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才修出来的……”厅长们说。

当然，城市大大发展了。不过空气里充满了煤烟，含硫量大大超过了国家所允许的标准，还有顽固不化的氮氧化合物，还有一氧化碳，还有放射性元素。落后的能源与落后的工艺。即使不是专家，不用仪器，只靠常人的鼻子也闻得出来。

他登上了为他开来的银灰色的“上海牌”小汽车，车飒地开动了，四分钟以后，汽车开进了有着美丽的灯柱的宾馆大门。五分钟以后，他进入了为他准备的房间。有单人睡的双人床，有写字台和会客间。卫生间的设备是“国际水平”的，恭桶上和浴盆上都用写有英文和日文的说明的纸带封着，表示在一次彻底清洗消毒以后，未曾有人用过。

那时候住旅馆连介绍信都不用。他背着草绿色的帆布书包打问了一下，找到一处住一夜只收六角钱的旅馆。他住进一间四人一室的背阴的房子。同屋的另外三个人都比他年岁大。

一位是善于辞令“见面熟”的梆子剧团琴师，一位是默默无言的已经还俗了的和尚。还有一位实在是惨，他是个农民，妻子死于难产，婴儿又得了颅水症——头大得像南瓜。他带着孩子到ｔ城来看病，在旅馆要了一张床位，虽然这严重地影响了这个房间的安静和舒适，但是不论旅馆的人还是同室的人都同情他的遭遇，谁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位不幸的父亲对年龄远远比自己小得多的小刘也是一口一个“大哥”，更使小刘心里过不去。工作之余，一有空小刘就帮助他伺候孩子。几天之后，当不幸的父亲抱着不治的孩子离去的时候，小刘为他几乎落了泪。

三

午饭以后，刚回到房间，电话铃响了起来。

是他的助手，助手说，宾馆大门口来了一位女同志，自称是他的５０年代的老相识，要求见他。

“她叫什么名字……”

“鲁采凤，”好像是这么几个字，没听清。

“她是干什么的？”

“说是ｔ城一中的教员。”

他搜索自己的记忆：鲁采凤？吴采凤？陆才丰？楚再逢？

不，一无所有，根本不沾边。

“不，我不记得她，你再问问，必要的时候你接待一下她好了，问问什么事情。如果是叙旧，你替我感谢她，解释一下，我的时间很少，事又多。如果是告状，替她转给信访部门。”

毫无办法，想不到到了ｔ城也有人来找。最近一、两年，找他的人实在太多了，老邻居、老同志（从小学到大学）、老战友、老同事、老病友、老牛（棚里的朋）友……以及当今工作的上级下级、左邻右舍……他懂得“联系群众”的重要，对于青云直上的他来说，搞不好群众关系，远远比消除不了废水、废气和噪音更危险。但是，经过一年来联系群众的非凡努力，他终于悟出了一条真理，即使他不搞专业，一天２４个小时接待找上门来的可爱的群众们，也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一次热情接待只能缩短第二次来访的周期，而且，他从而负下了回拜的债，而且，有那么多熟人托他办的远远比高温中合成的ｎｏｘ更棘手的事情。

一到ｔ城就冒出来一个“穆裁缝”？他有点厌烦。

２８年前他的生活消消停停，大家都是同志，工作配合就是工作配合，生活互助就是生活互助。大家都忙，大家都年轻，无旧可叙，无时间东拉西扯，无事可托办。来ｔ城出差的最后几天他得了肠炎，旅馆的一个梳小辫子的服务员给他送汤、送药、送流食，他非常感谢她，却彼此连姓名都不曾通过。

四

下午去机械厂，看了他们在电镀件漂洗方面采用的新技术，并且不得不即席发表了几条其实相当一般，但据说给了人家厂子“很大鼓励、很大帮助”的指示，之后，他回到了宾馆。他感到很疲劳。

那位纠缠不休的女同志坐在宾馆的传达室等他，“上海牌”进门的时候他并没有停车，也没看见她，但是他一进房间，电话铃就响了。

“您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楚（陆、鲁）……”她终于说服了传达室，被允许直接把电话打到他这里，“您能让我进去吗？”

他想说，他需要休息，他想说，他大概与她没有多少交道可打，他想说，他马上要去就餐，他想说，他现在只想讨论双槽逆流漂洗和喷雾淋洗怎样结合使用……但他终于没有说，他叹了口气，说：“好吧。”

到机械厂这一路，怎么看不出一丝一毫往日的痕迹来呢？那是阳湖公园吗？阳湖公园他在五四年去过好几次，他曾坐在那里的长椅上遐想——爱情、事业、前途。那个公园似乎有点荒凉，游客稀稀落落，公园四周有农舍和菜地，枯树和奔跑着的狗。现在的阳湖公园，四周都是高楼，省展览馆建筑得非常宏伟、漂亮。透过汽车玻璃匆匆一瞥，但见游人如蚁，却不是星期天。

敲第二次门的时候他才听到，“进来”，他在原地叫了一声，背对着门，眼睛看着窗外。门柄轻轻地旋转着，被打断了思绪的刘主任懒洋洋地转过了自己的身躯。他看见了推门进来的这位瘦小的、黑不溜秋的妇女。她穿着千篇一律的蓝布套服，剪着短发、头发稍有点乱。他想，教师可是应该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呀。只有她的眼睛，虽然那是胆怯和顺从的，却又是执拗和热烈的。她的目光里似乎有一种与她的年龄、她的装束、她的举止、以及与这个硫磺味严重、烟雾蒙蒙、质量评价根本不及格的城市环境不大相适应的东西，使他的心一动。

“是的，是您，您没有变样，走在街上我也能认出您……不，您大变样了，您完全像……”她伸出了手，说的话令人不知所云。

这也是规律，来访他的人都要这样说的。说没变样是为了赞美他的驻颜有术，说变了样是暗示他的成就，他的地位。而这位女同志，却一股脑推销起她的最好的矛和最好的盾来。

多没意思！

他是冷淡的，她好像不怎么计较。她从提包里掏出一个老式的漆皮笔记本，“您想起我来了吧？”她期待地问。

他想不起。他把笔记本接了过来，翻开第一页，是一幅并不高明的水彩画，画着太阳从山后升起，光芒万丈。他仍然糊涂，黑不溜秋的女教师却兴奋得声音都颤抖了，“您翻过一页，请您再翻一页……”

第二页，上面写的是：

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人生活得更美好。

书赠我的不相识的善良的朋友

刘俊峰　１９５２年新年前夕

后面又有一行小字：

你一定有最灿烂的前途。请跳一个舞。

是？分明是他的名字，他写的字，只是，那时候的字，幼稚得像是出自一个孩子的手。

分明什么也不记得。他的记忆力已经糟到这般田地了吗？

女教师回顾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夜晚的联欢。那时候刘俊峰在工业大学上学，他们班在除夕与附中的毕业班联欢。每个同学都准备了自己的礼物，为礼物题了词，并点了自己需看的节目。礼物包好，按照大学班与附中班分成两堆，然后各自从对方的礼物堆中拿起一个红纸包，津津有味地看各自得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和谁送的礼物，然后分别找送礼的人道谢，互通名姓、互相交谈，然后按照送礼者的要求分别表演节目。

黄金的岁月，黄金的年华！生活就像游戏一样快活，游戏却又像命运一样庄严。

是的，有过这样的新年联欢，有过这样的友谊和欢乐的赠礼。他已经记不起有关这项联欢的细节和形象，但他记得并完全承认当年迎新联欢的概念。

“那个除夕晚上我和您说了许多话，我知道，您是高才生，又是团小组长。您对生活的信念一直鼓舞着我。我一直保存着您的礼物，您的旭日东升的画和您的题词。我真喜欢您的题词。我们班的同学有的得到了一个布娃娃，有的得到了一块三角板，有的干脆是水果糖——他们的礼物都不如我！我真是最幸运的人。”

封皮上烫着“学习”两个金字的漆皮笔记本恍恍惚惚在刘俊峰的尘封已久的记忆中出现了，然而，他仍然不记得画和题词，更不记得这位当时的中学女生。３０多年了，他的命运几经起伏，他每年都要新结识几十、上百个人，认识得愈多，忘得就愈快。有远远比这个女教师更需要他记住的人物，很多，很多。

“我非常珍视您的笔记本，看到它，我就想到那个年代。不管什么时候，我不能忘记那个年代给我的教育。一想起这些，我的生活好像也变得好一些了……”

“真对不起……我忘了……”他摇摇头，苦笑着。他不能说假话，假装记得她。为什么要欺骗这样一个毕竟是在３０多年前邂逅过的，看来还满天真可爱、又有点罗嗦的女人呢？

“从前年我就在报纸上看到您的名字，我知道，那就是您。我看到了您参加联合国环境会议的消息，是在日内瓦还是斯德哥尔摩？后来我就到处找您。在《环境科学》杂志上，我读了您的文章。您的学问可真大！您现在是专家，又是大干部，我真高兴！我也光荣！我看准了，５０年代的共青团员里将会出现四个现代化的栋梁！也许将来你会当副总理，真的！”

刘俊峰摆了摆手，紧盯着她的脸，想从她脸上分辨她是不是虚伪阿谀。

“我知道您很忙，请原谅我打搅您。１９５２年秋天我考进了师范大学，学中文，１９５６年分配到ｔ城，一直在一中。对不起。我说话有点罗嗦。现在我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孩子们担心考不上大学，思想负担很重，有的年纪小小的就说活着没多大意思。我给他们念高尔基的《海燕》，念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都哭了，他们当中却有人无动于衷。我告诉他们，生活是美好的，他们不信。他们甚至于问我，可您的生活又有什么美好的呢，我气得要死，他们根本不懂得我多么热爱我的工作，多么愿意把理想和信念给他们……可是我太渺小了，我震动不了他们的灵魂。现在您来了，太好了，我已经把您给我的笔记本给孩子们看了，他们很受鼓舞。对不起，我得寸进尺了。您到我们班上去讲个话吧，哪怕只讲十分钟，哪怕不讲话也成，让孩子们看一看您这个有成就的大活人，对不起，我的话有点粗鲁。要让孩子们知道，人是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的，生活的前景是很广阔的，活着，是有许多事情要做的……”

刘主任感动了，这位早已忘却了的老相识（单识？）的心多好！然而……要命，他到ｔ城来难道是为了向一个班的中学生发表演说？甚至只是展览一下“大活人”？他不是黑猩猩！他不想满足那种看一看他的原始要求。他的仅有的五天的日程已经全部排满，他要听汇报，他要作报告，他要批文件，他要和北京通话，他要抽出剩余时间继续他的专业研究，还有好几个数据没有搞清楚。ｔ城还安排了什么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烦死人！他是一个工程师，又是一个领导干部，他不是普渡众生、有求必应的菩萨。他不想乱伸手，也不想拉选票。而且，这个女同志呆的时间太久了。

“不行，我的日程排满了，就这样吧。”他硬起心肠，准备送客。

“那么晚上呢？”女教师的声音有一点像哭。“您到我那里坐一会儿行不行？我只叫我们班的班长和团干部参加，我给您做一顿饭，您只利用吃饭时间和他们说上两句，不影响您饭后的活动……只是，我的饭做得不好……”

他没有来得及表态，一阵轰隆轰隆的说笑声撞开了门，是省里和市里的领导同志对他的礼节性的拜会。他们气宇轩昂，声音洪亮，旁若无人。刘俊峰甚至没顾上注意女教师是怎样离去的。

五

刘主任在ｔ城的工作非常忙。会议说是专业性的，却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在专业之外。几个典型材料在介绍自己的新的技术成果的同时，要用一半以上的时间谈诸如怎样争取领导的重视，怎样发动群众，怎样解决环保与增产、环保与节约、环保与调整经济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党委重视是关键，依靠群众才好办，思想工作要先行，环保生产双进展！”这可能不算专业，但是没有这些就没有任何专业，专业干部进入了领导班子以后，为了专业，必须把自己的精力的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十分之七放在专业之外。他是清醒的，在会议上倾听这些句句是真理的套话和句句是套话的真理的时候，他虽有苦笑，却并无怨言。

鲁（？）老师又来了两次电话，锲而不舍，他终于答应了在第四天晚上到她那里去吃晚饭，见见她的班上的宝贝疙瘩一样的学生干部，“总共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他说。女教师的声音即使从电话筒里听去也叫人感动，可以说，那叫作“感激涕零”。

忙里偷闲，省和市的有关领导同志陪着他游了一次松山古刹，用了半天时间。陪游的人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古刹旁的一株“周柏”——周朝的柏树，我们的老祖父，像石，像钢，像现代派雕塑，死的枝干里仍然保持着活的汁液。他想着的却是，什么时候能使ｔ城的空气跟松山这里一样清新就好了。

１９５４年他游过松山古刹，在西大桥边等了一个小时才坐上了公共汽车，那时候古刹的汽车两个小时开一趟。汽车挤得叫刘俊峰透不过气。回程又错过了最后一班车。等回到城里，已经是午夜，饭馆、商店早已停止了营业，又没找到私人摊贩。他摸来摸去，在衣袋里摸出了一块半已经不清洁的硬块水果糖，这一块半糖便成了他的晚餐。古柏消失了，一块半糖却存活在他的记忆里，带着往日的好兴致和安贫乐道的自豪。

第三天晚上，省、市各有一位领导同志陪同他观看了梆子戏：《秦香莲》。他只不过闲谈的时候和赵秘书提了一句，１９５４年他听过这里的梆子：《鞭打芦花》和《喜荣归》。

立刻，赵秘书安排了这次看戏。地方同志待客的人情味像酒，而北京的干部对地方上来的同志像水。梆子的古朴苍凉的唱腔使他几乎落泪，他为秦香莲不平，为包黑子鼓掌，他再一次深深地、铭心刻骨地感到了我们的民族对于包公们期待得有多么久，有多么深。当然全非故意，他这位懂外文、出过国、在当地干部眼中看来相当“洋”的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新任领导干部竟能为一出梆子戏如此动情，这大大密切了他与当地干部的关系，沟通了他们的感情。很明显，听过这次戏以后，地方的领导同志更拿他当自己人了。

在这些礼节性、交际性的活动中他表现得相当随和。应该说，刚刚提上来、立足未稳的他，建立与各地领导同志的良好关系是有政治意义的，这对于推行他的环境保护计划，或许比再抓几套消烟除尘脱硫装置更重要。

听完戏的第二天上午的会上，汪厅长告诉他晚上请他到家里吃便饭，省委李副书记、赵副省长和朱市长都将去“陪他”。他当然不能拒绝。但他本来答应了鲁（？）老师的。他只好不睡午觉，吃过午饭后吸了两支烟便匆匆驱车来到第一中学，七拐八弯好不容易找到了母老师的家。只是在打听这位女教师的住处时，他才从一中的职工那里弄清，原来她不姓鲁、陆、吴、楚，而是姓母。母老师正忙着准备饭菜。母老师的丈夫最近才从外地调来，他的行动、反应有些迟缓，据说是因为吃多了受甲基汞污染的食物的结果。母老师的房子旧而小，墙壁上挂着一张已经变得暗黄了的卓娅像，大概也是什么人当年送给她的礼物。她至今还生活在５０年代么？还有复制的鲁迅手迹。还有一盆正在开着紫花的仙人球，比她们的房间和人都更高贵和富有亮色。

他根本没有时间与她和她的丈夫交谈，他只来得及表示一下歉意，他无法见她希望他见的她的班上的同学。２０分钟后，刘主任应该出现在环保座谈会的会场主席台的显要位置上。他应该做结论性的长篇讲话。讲话稿在公文夹里。公文夹和助手都在“上海牌”里等他。他吩咐不必灭火，汽车马达在母老师家门口嘟嘟地响。

“您总算来了我们学校，我要把您到来的消息告诉孩子们，谢谢！”女教师的睫毛上闪着泪花。

晚饭吃得很成功，人情和工作都取得了进展。李副书记喝了两杯酒以后显得更加质朴、亲切、豪爽。他说老刘的这次到来对全省环保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他保证，对于上一财政年度挪用环保专款的事一定要彻查、处理和通报全省。他同意和刘主任为首的部门充分合作，抓住电热厂做典型，出成绩、出技术、出经验、出思想、出材料，一抓到底，抓出个道道来。他拍拍老刘的肩膀，深情地说：“明年我也就退了，以后的中国，就看你们的了！”

结果他干脆没有时间沿着１９５４年走过的旧路在ｔ城走一走，没有能去当年徒步走过的城西大桥。大桥当年似乎相当辉煌，现在从汽车上望去却原来相当寒伧。汪厅长说，新桥即将落成，而这个桥即将拆毁。拆掉这个桥以后，５０年代的旧物就更少了。不拆又怎么样呢？即使他叫停汽车，下去走一走，又能辨认出些什么来？

六

没有怀旧，没有抒情，甚至连再去喝一碗２８年前使他赞叹啧啧的醪糟鸡蛋也不曾。比醪糟鸡蛋更好的东西还吃不过来。让现今的２３岁的青年人去品味生活吧，他的任务不是品味，而是工作，牛一样地工作，即使为了青年人能足够满意地品味，他也有责任提供更纯净的空气和流水。

就这样匆匆度过了五天，其实游古寺和赴便宴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有关工作的交谈。最后，夜１１点２０分，他又来到了五天前到过的新车站。送他的规格比接他的时候高了一点：除了汪厅长、黎副厅长、吴处长和赵秘书，李副书记亲自到车站送行来了。

站台上还站着——热心的、憔悴的女教师，在寒冷的夜风里披散着头发，她说她怕见不到刘俊峰，提前４０分钟就到站台来了。她拿着那个旧笔记本，请求刘俊峰再给她题几个字，签个名。

“３０年前，您鼓励过我。３０年后……”

他没有听完这位黑不溜秋的女人的话，这种不识时务已经超出了常识常规，他几乎想把她推开。

他和地方同志们话别，他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他对此行和他们的座谈会表示相当满意，并且在开车前一分钟，他从打开的车窗中探出头来，嘱咐汪厅长，一定要把电热厂的工作抓好，“就指着你们呢！”他说。

火车已经开动了，地方领导同志们的脸和手退向后去，忽然，从站台上飞进车厢他的怀里一尼龙网兜苹果，是母老师送给他的。他看见了正在与火车进行同步运动的母老师，看到她确信他接过了苹果时的焕发欣慰的容光。

七

ｔ城远去了，往日的ｔ城已经面貌全非，他这次出差并没有挖掘出多少湮没了的记忆和记忆的见证。他自己也已经面貌全新了，匆忙、紧迫、自信。《放风筝》的旋律已经不再震响耳边，《三十里铺》的歌声即使重新听一遍也难以恢复他当年的激动。患颅水症的病儿的肉体和灵魂早已灰飞烟灭。他的妻子次日上午不会到北京站。接他的自有他的下属。火车开行以后，他面对苹果似觉歉疚：难道硬是不能与她的学生见见面吗？又觉得不必婆婆妈妈，即使只是为了不再出现类似母老师的丈夫那样的甲基汞中毒，他也理应把他的善良情感化为推进工作的全方位努力。他在火车上想好了给母老师的新题词，大意是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四化”做出实际的贡献。他准备一到北京就端端正正地写好寄到ｔ城一中去。他告诉他的助手，别忘记提醒他办这件事。助手说：

“我看那位老师有点神经病。”

他很不高兴，他奇怪，尽管()这次到ｔ城出差比２８年前那次做的工作要多得无法比拟，他受到的礼遇也和那时候无法比拟，为什么在他的心里倒是２８年前那次更值得眷恋和珍重？更令他神往？然而那是不可能的。１９５４年和那一年的他（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可怜巴巴的呢）已经不会再回来。时光不会倒转，８０年代有８０年代的挑战，而他在８０年代担起了超重的担子。他大概不如１９５４年、当然也不如１９５１年给“不相识的朋友”题词时那样可爱了，他好像有那么一点冷酷……然而，做事情和可爱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一匹小马当然比一匹大马、更比一台拖拉机可爱，但是耕地还是要找大马，最好找拖拉机。可爱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脱硫。

他问助手：“是后天吧？我们几点钟会见日本的环境计测家代表团？”

但他无法驱除掉母老师给他留下的印象。直到回北京以后很久了，他仍然时不时地想起她来，而且，每当想起她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淡淡的，却又是持久的惶惑。

１９７９年８２年

王蒙：安详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

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

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

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别人的理解呢?

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

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

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你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恣肆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戏看了。

安详属于强者，骄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

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无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

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躁越没有用。动不动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吓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活得那么痛苦，给旁人带来那么多的不快。

王蒙：我又梦见了你

一

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发现了你？那个秋天的钢管乐怎么会那样钻心？铜号的光洁闪耀着凋落了树叶的杨树林上方的夕阳，夕阳在颤动，树林在呜咽，声音在铜壁上滑来滑去，如同折射出七彩光色的露珠。天打开了自己的窗子，地打开了自己的门户，小精灵像一枚射上射下、射正射偏的子弹，一颗小小的子弹占据了全部秋天，画出了细密的折线，从蝉翼的热狂到白菜绿叶上的冰霜。而你就从那晃眼的铜壁上溜下来了，那时硝烟还没有散尽，戴着钢盔的战士蹲在地上，用双手掬起车辙里的积水。你轻轻巧巧，从从容容，深默得像一个天使的影子，朴素得像一件草绿色的书包，你握了我的手，微笑了，飘走了，像一个汽球一样地被风吹去了。夕阳染红了树林。树叶飘飘落落。

你有两条小小的辫子。这使我产生了一个疑惑，为什么男子不能留辫子呢？

二

后来我们在摆荡着的秋千上会面，那秋千架竖立在一个贸易集市上，四周弥漫着浓郁的茴香气味。我们的身下是骡马的交易与羽行的洗染，插着羽毛的帽子像海浪一样地涌动。秋千跟随着笑语和喘气声摆来摆去，越摆越快，越摆越高，集市和集市旁流淌着混水的大渠都被卷过来卷过去，卷成了一块大蛋糕。蛋糕上铺满了核桃仁和葡萄干。秋千上上来的人愈来愈多。我说上来的人太多了，我怕秋千支持不住，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我害怕我们的秋千碰上飞翔的鸽子，我说完了遍天果然出现了红嘴巴鸽子，鸽哨响作一片，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我不喜欢有这么多人看着我们，我们已经不是孩子，我们已经超过了荡秋千的年龄；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无论如何要让秋千停一停，我要下来，要下地，我感到了太长的晕眩，我想下地喝一杯酸酸的红果汁，你什么也没说。秋千不但摆荡，而且剧烈地旋转，四面都是太阳。

然后你嫣然一笑，所有的鱼都从太液池底跳了出来。怎么又是夏天了呢，不然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莲花！你的笑是无声的，是融化的。在你的笑声中，鸽子散去了，众星散去了，宇宙变得无比纯净，然后没有秋千，没有人群，没有水渠和牛马了。没有你和你的笑和你的飞扬的辫子，我不是成为多余的了吗？

甚至于在睁开眼睛直到黎明以后，连晕眩也不知去向。

三

然后我急急忙忙地给你打电话。我急急忙忙地坐了火车又坐了汽车，我下了火车又下了汽车，我跑，我摔倒了又爬起来。我跑过炸山的碎石，跑过临时工棚、钢钎和雷管，跑过疾下的涧流，跑过坚硬的石山。没有到这样的山里来过的人可真白活一世。在一家香烟店里我找到了电话。电话是老式的，受话器和号盘固定在墙壁上，听筒可以取下，我可以拿着听筒走开，只要我长出长长的嘴，例如像一只白鹤。我知道你的好几个电话号，我知道你并不是固定呆在某一处的。“５３４２７”打通了，说是你不在那里，你一个小时以前刚刚离去。

这样说你不在，而那声音又像是你自己的，电话里响着那永远的温柔的大管的乐声，只是声音分外低沉。是你自己亲口告诉我你不在那里，匆匆地我根本不在乎这里面有没有分析。我赶紧又拨另一个电话，不再是东城的电话了，现在是西城的，“４３８４５”，我真喜欢这五个数字，这几个数字好像出自李白的诗。西城的电话告诉你不在西城。许许多多的电话我不停地打着、拨着、听着、叫着，电话变得这样沉重，号盘好像焊死在话机上了。所有的电话都告诉我找不到你。当我拨通东城的电话的时候你到西城去了。当我拨通“４”局的电话的时候，你到“３”局去了。当我拨通南城的时候你在北城。当我叫通市中心的时候你在市郊。我看见你奔忙在市郊的麦地里，再一定睛，你不见了，我仍然没有与你接通电话。无论如何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你已经不梳小辫子，墙上的电话变成了一只猫，猫发出凄婉的喵呜声。电话线变成了绿色的藤蔓，藤蔓上爬着毛毛虫。货架上摆着的香烟都冒起了蓝色的烟雾，每包香烟里都响着一座小钟，钟声咚咚当当，钟声为我们不能通话而苦恼地报警。队伍缓缓地行进。猫说：“她也正在给你打电话呢。”这时，星星在满天飞舞，却一个也抓不着。然后天亮了，我急匆匆地跑回汽车和火车，跑回我的铿锵作响的工地。我们在修公路。

四

后来我们在一起点燃炉灶，我砌的炉灶歪歪扭扭，这使我怪不好意思。人家往火里添煤，我们往里面填充石头，这怎么行！然而石头也能燃烧，发出蓝色的迷人的光焰。火很美，很温暖但又不烫手，我们可以把两双手放在蓝火里烧，我们可以在火里互相握手，只觉得手柔软得快要融化。你的手指上有一个小疤。我惊呼你受伤了，你说受伤的不是你，而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火变成了温暖的水流，这水流变成了大洪水。洪水从天上流来，从房檐上冲下，从山谷流来，从地底涌出汩汩地响。人群纷纷躲避，我不想躲避。

洪水流来了，却没有冲走我，或者已经冲走了却和没有冲走一样，就像坐在火车上一动也不动，火车却正在飞驰一样。

我好像停止了呼吸，在水里人是可以不呼吸的。是不是我长出了鳃？我的周围是漂浮着的房顶、木材、锅和许许多多的月亮。青蛙成队游过，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只青蛙，而你穿着白纱做的衣服，显示出你的非人间的笑容，只有我知道你笑容的芳香，只有我知道你笑容里的悲苦。你坐在水面上，问我吃不吃饺子，你把饺子一个又一个地扔到水里，水里游动着一条又一条白鱼。有一条水蛇在泡沫中灵活地游动，它领着我在水底打了一个电话：

喂，喂，喂……

是我。

你说，是我，我感动得在水里转起圈来，像一朵旋涡，从旋涡中生出一朵野花，脖子上套着花环的小鹿在山坡上奔跑，松涛如海。

五

你生气了，你不再说话。“是你吗”，我问的时候你不再说“是我”。我拉开了抽屉，抽屉里有许多纸许多书信还有许多钱，包括纸币和硬币。我拉开抽屉后它们通通飞了出来，像一群蝴蝶，我没有找到你。我也没有在乎它们这些蝴蝶，我深知凡是离去的便不会再返回，我不再徒劳地盼望和寻觅。我打开房门，房门外是一团团烟雾，好像舞台上施放干冰造成的效果，烟雾中出现了一个个长袖的舞者，她们都梳着辫子，都陌生而冷淡地笑着，没有你。我想，她们的辫子已经落伍了，现在辫子应该梳在胳肢窝里。果然，她们的腋下甩出了发辫，我吓得叫不出声来，我成了哑巴。我找了墙角的柳条包，那里有许多铜碗铜碟铜筷铜勺铜锤，在我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跳跃起来，飞舞起来，碰撞起来，叮叮咚咚哒哒，一片混战。我才知道，这是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我们为什么争吵？这真使我喘不过气，而且疲劳。我们的争吵使我们筋疲力尽，我知道我的食道上已经长出了恶性肿瘤，肿瘤像一个石榴，红白相间的果皮，许许多多籽粒，流着血。

多么冷的风啊！我知道了，我奔跑如飞，我打开了电冰箱的门，冰箱内亮得耀眼，空空如也。难道不是？

啊！这种可能性使我战栗。我打开了速冻箱的小门，果然，你蜷曲在那里，坚硬得像石头，而你仍然是微笑的。你怎么会寻这样的短见！我的眼泪落在你的脸上，你的脸在触到泪滴时冒着热气……

六

多么宽阔的花的原野！一匹黄马在草原上奔驰。当它停下来扬一扬头的时候，我才看见它长着一副教授的受尽尊敬的面孔，他一定会讲几种外语。我的面前是一台白色电话机。也许这只是一只白色的羊羔吧，柔软的羊毛下面埋藏着一台电话。然而，我已经忘记了你的电话号，我甚至于忘记了你的名字。这怎么可能呢？你不是就叫？？？吗？恨死我了，我知道你正在等着我的电话，至少等了三十年。

我拿起了电话，我茫然地拨动着号盘，电话通了，这是什么？呼啸的风，尖利的哨音，叽叽喳喳的鸟，铜管乐队又奏响了，只是旋律不可捉摸，好像音乐在隐藏着自己。是你！

是你的温柔娴()静的声音。我又拨一个奇怪的号码，“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仍然是你，仍然是你的从容的倾诉。又拨一个，又拨一个９８７６５……拨到天上，地上，海里，山里，飞机上，小岛上，舰艇上，大沙漠的古城堡里，哪里都是你，哪里都是你，哪条电话线都通向你，哪里传出的都是你的声音，虽然有的嘶哑，有的圆润，有的悲哀，有的欢喜。

你说：“是我！”像是合唱。

我不敢相信，这幸福这可靠的凭依，我一次又一次地相问：是你吗？你是谁？是你吗？

你说是我。你说是我。你说是我。铜管乐演奏起来，我演奏起来了，嘹亮的号声吹走了忧愁，也吹走了暗中的叽叽喳喳。地上全是水洼，亮晶晶映着正在散去的阴云。好像刚刚下过雨。你缓缓地说：

“是我。”白鸽成群飞起。楼房成群起飞。我们紧紧地拥抱着，然后再见。然后我们成为矗立街头迎风受雨的一动不动的石头雕像。几个孩子走过来，在雕像上抹净他们的脏手。

１９７９年９０年２月

王蒙：灰鸽

一百块洋灰砖上，闪耀着一百个白热的太阳。楼房挡住了仅有的一点风，但风也是热的。槐树上的蝉在热风中声嘶力竭地叫喊。轰隆隆，各种各样的大小车辆，在楼前的柏油路上驶来驶去，一次又一次地轧过了他的神经和躯干。

强发在这没遮拦的一片白光中生活，赤着黝黑的脊背，穿着一条原本是白的，如今已经变成了灰黄色的浸透了汗水的裤衩，脚上是一双四分五裂了的塑料凉鞋。

炎热使他昏涨，炎热使他麻木，炎热使他悲愤痛苦。从大城市的金山银海里挣上一点点，怎么就这么难？他背井离乡，他露宿街头，他每天干活十五六个小时，他每天只吃二斤大饼、五分钱咸菜，就着不要钱的凉水。

“钱——”蝉在阳光里一面燃烧着一面诱惑地叫着。

他是个年轻的木匠，从山那边樱桃谷来。樱桃谷有山、有树，有小小的水库和涓涓的山涧，有荫凉，有永远轻松的风。

但是这里有钱。为了赚钱，二十二岁的强发第二次到大城市来，给搬进了新楼的城市居民打家具。当他推刨子的时候，那钢刃铲削木头的声音是“一——毛、一——毛……”当他拉锯的时候，那钢牙咬啮木头的声音是“现——钱、现——饯……”当他清扫被太阳晒得冒了烟的白花花的刨花和锯末的时候，他恨得牙疼——为什么这不是一堆白花花的钱？

他去年第一次进城，带了一千块回樱桃谷。他挣了一千五，吃了五百。他吃过富强粉饺子，木犀肉与米饭，还喝过被家乡的老人称作“马尿”的啤酒。今年，他要带回去两千，他已经向他追求的姑娘彩云许下诺言、夸下海口。钱这个玩艺挣起来是有瘾的，愈多愈不嫌多，愈赚愈想赚！

今年木器贵了，工钱高了，他又勒紧裤带。已经两个月了，他没吃过一次炒菜，更不要说是肉。有时候他嫌买饼耽误时间，便一次多买一点。天热，等到吃第二顿的时候，饼已经变馊，他便馊着吃下去。“又省下一块五。”他鼓舞自己，离两千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一——毛，一——毛，现——钱、现——钱……这两千块钱他是为了彩云挣的。他爱恋着那长着娇嫩的小嘟噜嘴的彩云。去年，他已经托人去说了一回媒。今年春天，他自己又追上正在挑水的彩云，心狂跳着，亲口对彩云说：“我在银行里有一千，今年还要挣两千，秋上咱们办了吧，我有手艺，累死累活也要让你享一辈子福！”他把心都掏出来了，但彩云没有答言。

难道还嫌我钱少么？是的，柿子坡村有一个能人，倒腾粮票，赚的钱数不清，十块一张的票子论斤约，一斤票子是七千块。

倒腾粮票？他不会，也不敢。他只会卖力气，卖手艺，延长干活时间和苦自己，老不吃肉，嘴是苦的。大街上饭馆里传出来的炒菜香味，还有住在楼里的各家炖肉、煎鱼的香味使他流口水，使他发晕。

樱桃谷的樱桃也不多了，栽樱桃不进钱，还不如大蒜。强发给彩云爹建过议，砍掉樱桃，栽蒜。彩云家有个年代久远的樱桃园，春天樱桃树开满了银色的花，可惜，白花花的，却不是钱。

绕过彩云家的樱桃园，是一座破败了的天主教堂，村里没有人信教了，大队在那里设立了兽医站和外贸收购点。教堂门口张贴着收购马鬃马尾的宣传画。教堂里有许多野鸽子，到处都是鸽子窝。夏日黄昏，教堂尖顶的歪斜了的十字架上，常常落满了灰色的野鸽。

强发掏过鸽子窝，捡过鸽子蛋，烤过鸽子肉。听人说，鸽子肉是世上最香的肉，在城里吃一只鸽子要花好几块钱，或许花好几块钱还吃不着。有一次他捉鸽子，被彩云看见了，彩云是那样紧锁眉头、满脸愁云，使他不自在了好半天。

唉，小女子。勾人魂魄。

一——毛，现——钱……现在这里，没有樱桃树，没有山涧，没有彩云，没有教堂，也没有野鸽子，连麻雀都不见。

现在只有满天满地的太阳，他到天黑要把一个写字台做出来。他甘愿蓬首垢面、汗臭熏天、省吃俭用地干。只要彩云知道他的心，知道他愿意为了她受累受苦。等彩云答应了，秋天办喜事的时候，他要宰五口猪！

他要樱桃谷的彩云，想起彩云他就想哭一场。他一定要得到彩云。如果三千块不行，他就挣五千。五千不行七千，八千，一万。彩云，我给你挣一万！你还会那样一脸愁容地看着我吗？

他有点心慌。他的手一抖，刨子在手里跳了一下。

这就会出现一个坎儿。怎么补救呢？手艺不能含糊。

一个东西白花花地一闪。没等他转过向来，这个东西已经落在他狗眼前，落在他刨得不太平滑的一块木板的另一端。

肉！

长而肥的脖子，颈上长着一圈褐黑色的毛，肚皮是那样柔软肥嫩，长满羽毛的大腿是那样丰厚结实，连翅膀也是饱满多肉的。它歪着小小的头，毫无警戒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灰鸽子？哪儿来的？樱桃谷飞来的？

肉！香啧啧的肉！

他仿佛正在扒掉裹在鸽子毛外的黄泥，他仿佛正在把外焦里嫩的鸽子肉放到口里，他仿佛听到了鸽子的热油烫得口水吱吱响。

他的手已经触到了鸽子头部的柔软的茸毛，他只要一用劲就能把鸽子的脖颈扭断，他渴望鸽子的血滴到自己的虎口上——让它成为真正的肉！

但是鸽子不慌不忙地飞走了。

鸽子飞得不高，也不快，好像在贪恋着什么。

强发眼睛红了，非吃你娘的不花钱的肉不可！

只扬了几下翅膀，鸽子落到楼前马路正中。

嘎地一声，一辆上海牌小轿车刹了急闸。又咯地一声，一辆连挂式大型公共汽车紧急刹车。强发向鸽子冲去，被车流挡住了。

又一辆无轨电车停下了，许多自行车停下了。人们惊讶地看着大模大样地妨碍着交通的灰鸽。它站在公共汽车的水箱前，昂着头，歪着脖。

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两个年轻人轰鸽子，它不但没有听从劝告离去，反而变本加厉，钻到公共汽车底盘下面去了。

所有围观的人都向公共汽车司机打手势：不要开车！不要轧着鸽子！

小汽车门打开了，一个中年干部和一个白发老者走了出来，他们走近公共汽车，俯身寻找车下的淘气的灰鸽，并且急急地说着什么。

公共汽车司机一跃而下，气急败坏地骂着灰鸽，像骂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

交通民警皱着眉大步走来，当弄清情况以后，这位在大街上有着无上威严和魄力的指挥官却不知道该怎样指挥了。他急出了一头汗。

好多人围观。咕咕咕、嘘嘘嘘、哧哧哧、嗵嗵嗵，人们发种响声，吹口哨，跺脚，扔石子和土块……

灰鸽硬是不肯出来。

强发拨拉开两边的人和自行车。当他看准鸽子的位置以后，略一犹疑，便趴下，向车底爬去。

他听到一阵惊呼，一阵赞叹。“危险！”是司机与交通民警同声呐喊。

他的手又一次触到了鸽子的羽毛，他似乎已经攥到了鸽子的一只脚，忽然，他想起了有那么多车停在这里，那么多人围在这里，看着他，他的手软了。鸽子从车底盘下逃了出去，飞起来了。

灰鸽在街道和新楼上空盘旋，渐渐升高。

强发从车底盘下倒退出来，站起的时候，听到的是一片欢呼和鼓掌。他懊丧地睁开被灼热的瓦斯熏得闭起了的眼，在白花花的天空上，隐约有一个灰点子。

有人拍打他的肩膀，有人向他打听为了什么和怎么回事。好像还有一个女孩子对他说：“您真好！”

我——真好？我是——您？

那女孩子的声音使他想起了彩云。他想起了家乡的野鸽子在山涧和教堂尖顶上成群盘旋，每只鸽子的尾巴张开以后就像张开的折扇一样地浑圆。他想起队里集合上工和召集开会时敲响的钟声。他想起那片他建议砍去的樱桃园地面上的野薄荷的清香。他想起今年春天，在满园都是白花花的樱桃花的时候，他看见彩云挑水，她一边走着一边轻巧地换肩，头发一甩一甩，连眉毛的扬动也叫他心疼得要命……“您真好！”彩云是不会这样说他的，即使强发献给她一万块钱。

但那不是“真”的。他勇敢地()钻到车底下并不是为了解救那只鸽子。他不真好。

当鸽子已经平安，围观的人群走散，各种车辆恢复了正常的流转以后，他流下了混浊的泪水。为了他确信是从樱桃谷飞来的灰鸽，为了彩云的满面愁容，为了他从来都不了解的比三千块更好的“真好”……他哭了。

楼上阳台出现了一个少女，身穿白底v字形大蓝条纹无袖连衣裙，口衔着蜡管，正在喝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樱桃汽水。她看了看木匠，又看了看大街。

“怎么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问。

“没事，爷爷，没事。”少女悠扬而又轻柔的回答，活像天使。她微笑着吸吮了一下，一股清爽甜香的淡红色的汽水，顺着蜡管进入了她的口腔，流到了胃里。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