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读后杂感

文/王梅芳

说起鸦片战争，国人再不懂历史者也能说上几分，但若要细细推敲、点点分析，却发现太多所谓细节所谓真相其实并不明了。一百多年来，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不胜其数，观点却是大同小异。我们难免会疑惑，这场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战争，它的形成、爆发直至失败真的只是我们所了解的“贸易争端”、“奸臣卖国”、“忠臣难封”这么简单吗？

这诸多疑惑，在阅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一书后大都得到了解答。本书又名《鸦片战争再研究》，是茅海建先生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与之前所读文献不同，茅先生除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海量史实外，更致力于站在当时的情景下，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去解读历史，使得许多在今人看来荒谬的行为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他用鸦片战争中决策的皇帝与诸位官员构建书的脉络，在官员们的决策做法中窥探大清国的政治军事环境，评价清王朝在此历史转折点的所作所为，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如作者自己所言：“我选择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试图回答一些问题。”可谓推陈出新，别树一帜。

“历史学家可以说谎，但历史不会说谎。”本书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作者对待历史极为认真的态度，这从书中丰富详尽的引用和注释便可见一斑，更难得的是其坚持事实、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

在之前的认知中，琦善、伊里布等人就是“汉奸”、“卖国贼”，林则徐则是能救国于危亡却被构陷而壮志难酬的民族英雄。但在此书中，作者通过严格分析，将有关琦善“卖国”的证据一条条驳倒，告诉我们是琦善而非林则徐促成了道光帝“查剿鸦片”的决定，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是去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于是，“妥协”便被视为“投降”，“投降”又被提升为“卖国”，帽子便这样一顶一顶加在了琦善头上。他同样告诉我们，林则徐固然有着值得称颂的业绩与精神，却绝不是大厦将倾时可支的那根“独木”，与同时期其他官员相比，他肯致力于新知的努力，了解了英国殖民的历史，做着当时官僚士子们不屑于做的事情，实为难能可贵。但他的见识水平、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使他未能准确了解对手的实力、战术，亦未能对战争做出正确的判断。他是一个寻求进步的人，但再伟大的人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个人，总是无法彻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而当时人们对林则徐的盛赞和期许，更多是因为那是当时他们所能抓住的难得的希望；一百多年后的我们对林公的敬仰与怀念，多的是对那段苦难历史的侥幸与不甘。

历史学家与我们普通大众一样，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但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因此我们需要明白，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分析错误，从而避免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中华民族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我们不能忽视几千年历史沉淀所积累的民族缺陷，正视缺陷是消除缺陷的必要条件。这便是历史应当给予我们的价值。

回到书的内容。在阅读过程中，我不合时宜的想起了另一本似乎毫无关联的书——《三体》，脑海中总会浮现“歌者文明”对太阳系文明实行的“降维打击”。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与中国似乎就可以贴切的对应这两个文明。就像《三体》中面对“黑暗森林”法则自以为已做好准备沾沾自喜的太阳系文明一样，当时的清王朝也仍然沉浸在“天朝”的美梦里，以为泱泱中华根本不必将区区“岛夷”放在眼里。于是，英国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军事理念就如一块二相箔，使得清王朝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这不是两个国家的交战，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对旧时代无情的全面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下，忠臣良将、义理仁心都不过是蚍蜉撼树而已，更何况这个旧时代已是千疮百孔、根枯叶烂。

在长期领先于世界背景下，“天朝上国”成为了我们的定位，清王朝的强盛也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天朝”的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正如茅先生所说，“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而当这个梦被强行打破时，我们才恍然发现自己的落后与无能为力。

茅海建先生从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和军官三个方面将中英军事力量进行了对比，使我们看到了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和清军当时的种种乱象。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执法者犯法的罪恶足以致命。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但当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却又只是利用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讲述“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这种以偏概全的论调，难免让人觉得有“阿q精神”的味道。

除去军事上的种种问题，鸦片战争暴露出的君臣关系问题更令人深思。天朝的落败，打破了当时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固有的“天朝不可战胜，岛夷不自量力”的思想，他们虽然疑惑，却并不能从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社会本身去看问题，因而不可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正在他们津津乐道的天朝文物制度上。他们认为剿灭才是天朝对待这些蛮夷之邦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以此类推，败仗的责任自然不能推给皇上，就只能由不主战的大臣承担，而给他们带上“奸臣”的帽子，并且逐渐由“奸臣”变为“卖国贼”。对于在文化专制主义和儒家学说千年的影响之中形成的“君臣是非善恶忠奸”的理念，著作家和史料研究者们的行为不仅不是对当时社会忠奸理论的反思和改变，反而是为了使其更加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皇帝独断专制却又漫不经心，大臣战战兢兢却又谎话连篇。“知识给人力量，愚昧也给人力量，甚至是更大的力量。”在战争开始相当长时间之后，清朝自道光皇帝至各位大臣对英军的实力仍然模糊不清，以至于多次战争后清军的防御和战法都无创新。这又如何能不败呢？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本应看到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抵抗侵略，实际上却是上下欺瞒得过且过，实在令人扼腕。

其实早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就有完成军事现代化的组织，也就是全面进入热武器时代。但没有成功，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不支持。而皇帝和大臣互相不信任就更是自古以来的问题了。这倒可以解释另一个我本不理解的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对“汉奸”的指责？结合后来的“三元里抗英”中劝解三元里民众的余保纯成为了众人心中的“汉奸”一事，我想，在鸦片战争时期，“汉奸”可算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难以解释的是由、责任、后果，便可以被转移到“汉奸”身上。

在本书的最后，茅先生将清王朝与当时同样遭受列强侵略的日本做了对比，我们看到“黑船事件”之后的日本，是如何以与清王朝截然不同的态度开始奋斗与发展，终在“明治维新”后突飞猛进，甚至在鸦片战争结束52年后由当初的被侵略者成为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苦难。我思考着与作者相同的问题：在鸦片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他们的血如何才算没有白流？以鲜血换来的成功是荣耀的，而以鲜血换来的失败更应当被重视。唯有牢记“血的教训”，认真思过，直至奋发图强重振辉煌，方可称作不辜负。一百余年前是如此，一百余年后更是如此。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当如此吧。

鸦片战争，这是一段伤痛而屈辱的历史，但也正因为经历过这落后、蒙昧、痛苦的历史，我们才更能体会到，五十年后这个民族的觉醒，是多么的不易，又是多么的伟大。世界仍是百年前那个世界，幸而中国已不是百年前那个中国。茅海建先生在全书最末问道：“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我想，百年屈辱过后，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显现自己无可阻挡的实力的中国，定不会令我们每一个国人失望，不会令百年前在一片黑暗中仍能以血为烛的先辈们失望。

《漂亮朋友》读后杂感

文/向东门

捧它在手里，靠着高铁的软座，沐浴窗外的阳光。我仿佛在和时光谈恋爱，岁月一下回到了十几年前，我还是那个天真的小学生。我努力寻找当年读它的感觉，回忆最初故事开始的情节。但故友经年后还是避免不了彼此陌生的尴尬，我只看到他的外表，却丝毫想不起当年一起经历的快乐时光。多希望此时的高铁能慢一点，再慢一点，容我们叙谈，回忆一番。

在长城只作4天的停留，我便带着朋友辞职，毅然奔向上海。一路上，我把它放在书包里，寂寞了就拿出来看看。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躺在我身旁，或者在我枕边。第二天，我到了上海，故事也逐渐拉开了序幕。

初到巴黎，漂亮朋友还要数着法郎过日子，盘算着是吃午饭还是吃晚饭，总之只能吃一顿。我虽不是初到上海，但是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我仍旧是个新人。更相似的是，离家时带的2千现在折腾的只剩7百了，对，我和漂亮朋友一样，要数着钱吃饭了。生性潇洒的杜洛华③每晚还会去喝杯啤酒，在风流牧女娱乐场外徘徊一番。人生也是无巧不成书，正是一次徘徊让他偶遇了老相识福雷斯蒂埃——一个当地报社的政治部编辑。老朋友让他见识了什么是地位，什么叫混得好，并承诺给他安排个活干干。去年在同捷实习的时候，我也认识了个迁西老乡，似乎还觉得他能带带我，结果是我想多了。看来生活跟小说还是有差距的，或者说我没有他那么好的运气吧。这里没有什么娱乐场，也没有巴黎市区的繁华，我的老朋友也是干着跟我一样的工作。所以，我还是得靠自己的辛勤劳作来吃饭，别想着有什么特别的机遇。

自从那次和福雷斯蒂埃一遇，杜洛华便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起初是跟着一个我已忘记姓名的同僚学习，也就相当于我和王福宇④的关系吧。可是小说并没有过多的介绍这一段学习内容，只说一段时间后杜洛华已经成了这方面的老手，了解达官贵族、政府要员怎么交际，怎么从他们的嘴里套出话来。可是我这边的学习可没有小说进展的快，这马上又快两个月了，我还只是负责一些零八碎小的件。不过我承认学习这些东西也是必要的，况且我的说话和应变能力还差得很，照福宇还有一段距离呢。因此我倒没有什么怨言。我明显已经追不上杜洛华的脚步了，他已经在报社站稳了脚跟，初步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我当然要认清现实，继续我不骄不躁的学习。

当初杜洛华抑制不住年轻的欲火，曾经在风流牧女娱乐场有过两次艳遇。现在他有了稳定的收入和地位，因此会更渴望来一次符合他身份的风流记忆。这段记忆他想从福雷斯蒂埃夫人那里开始，毕竟那次帮他写稿件的际遇让他神魂颠倒，不能自拔。但是这个外表风流的少妇宁可跟着福雷斯蒂埃那个胖子，也不肯从他，只说要做真正的朋友。突然想起了王宝强和马蓉，看来马蓉更适合去浪漫成性巴黎，而宝宝是我们地道的中国男人。虽然福雷斯蒂埃夫人没有就范，但是她机智地提示杜洛华，马雷尔夫人会很高兴他去拜访。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杜洛华走进了马雷尔夫人的家，漂亮朋友的称号也就此得来。这全是洛林（马雷尔夫人的女儿）的功劳，一个估计是最早爱上杜洛华的人。但她只是个转承，故事还是发生在了她母亲的身上，她无可救药的爱上了这个漂亮朋友。似乎本书的作者并不对婚内出轨作任何批判，而且给我的感觉是法国是个出轨成性的国家。真实的法国我不了解，我只是从作者笔中知道，二十世纪的巴黎，人们对情妇情夫习以为常。不仅没有任何批判，甚至言语中还透露着自豪。杜洛华有了自信，是自己十足的魅力吸引了这个年轻丰满的少妇，嗬！我是多么棒的帅小伙啊！

这真的是我从这本法国名著里读到的最大文化差异，哪怕是二十一世纪的魔都上海，都不会出现这种“不知羞耻，反以为荣”的现象。看来传统文化决定着我们的普遍性格和价值观。不排除有各种各样特殊情况，但就多数而言，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就会是中国人的样子。杜洛华勾引马雷尔这段我在生活中是找不到的，起码是不会发生在我的身边。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我对这段内容很感兴趣，内心非常渴望他能成功的将马雷尔夫人勾引到手。我们大多数人应该也会很喜欢看这样的桥段，一个帅帅的、坏坏的男人，用不断散发的魅力征服无数少女或者少妇的心，然后剧情便开始了跌宕起伏。我没学过心理学，但是我喜欢揣摩人的性格和心思。很多人生活在一成不变的圈子里，渴望改变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跳的越来越强烈，这也正是那些选择突然改变的人不可辩驳的内因。可是改变分好坏，有人寂寞无聊中选择了出轨，有的选择了泡吧，吸毒，有的逛街，吃睡等等等等，而有人选择了读书，交友，旅游等等等等。改变分好坏，你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没有是非观的人或许还真的不知道呢。

自马雷尔夫人就范之后，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分分合合的故事，很有意思，但我又不想说的过细了。于是我们直接说几年之后杜洛华坐上了部门编辑，哪个部门的呢，我忘了，哈哈，任性。各方面他也能应付自如了，逐渐有了点如鱼得水的意思。但是他的伯乐，将他带进新闻界的福雷斯蒂埃却身体欠安，去了哪哪的一个疗养院过冬。分别的时候他去送行，特别嘱告福雷斯蒂埃夫人，他是她忠诚的朋友，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他。这话还真没白说，冬天还没过完他就收到了求救信——福雷斯蒂埃要完了。拿着信他觉得机会来了，于是立刻请假去看望福雷斯蒂埃。经过一天漫长的等待，他眼看着老朋友咽气了，他在死者面前对其夫人含蓄地表达了一番爱意，然后料理完后事就回去等着了。福雷斯蒂埃夫人当时没有答应，不过不久回来就来找他了。就这样，他们在一起写稿，恋爱，事业风生水起，爱情甜蜜。然后他们决定结婚了。在婚礼前一起去了趟杜洛华的老家去看望他的父母，这一路上，老杜不停地撩骚，然后……然后我去翻了下书，知道了福雷斯蒂埃夫人叫妈的来拿（玛德莱娜），前面这字有点巧……然后玛德莱娜说他像小学生。我擦，他们那时候小学生就这么骚啊？哈哈哈，其实意思是说让杜洛华注意体面，别太着急。老杜老实了一会，又不断在马德莱娜身上磨蹭，最终这娘们也没忍住，他俩在火车上干了一炮。真特么屌，火车上没别人吗？脱了裤子就干？唉，城会玩啊，没给法国人丢脸。想想这种桥段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不会发生在中国吧，类似新闻倒是有，但……但感觉也没有他俩屌。想想都激动，我也想——哈哈哈。

回家的事就不说了，总之结婚后杜洛华的事业扶摇直上，也接替了故友的位置和房产，当然还有夫人。地位高了，他有机会接触到了瓦尔特夫人，也就是他的老板娘。他逐渐对这个非常守规矩的老妇人产生了兴趣（性趣），觉得她风韵犹存，关键是很保守，越是规矩他就越想勾引她，这就是寻求刺激啊。他单刀直入，面对面表白，给老板娘吓傻了，因为这老板娘真喜欢他，毕竟又帅又迷人。但是规矩让她退步，人家是有节操的人，不要玷污人家。接着杜洛华又发动了几波攻势，最后老板娘终于顶不住了。宁可贞节牌坊不要，跟杜洛华在那个风流公寓啪啪啪了。巨大的心里压力都没拦住她，几十年的节操一下掉地上了。关键她没能得到几次冒险突破道德底线得到的快乐，因为很快杜洛华就对她失去了兴趣。当然了，毕竟老了嘛，可以理解，他还是更钟爱他的小克洛（马雷尔夫人）。就是当初那么迷恋的玛德莱娜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这话怎么说，就相当于偷来的东西最好吃。现实中这种现象可就太多了，得到了不珍惜，非要去寻花觅柳，最终西瓜芝麻一个也没落下。别的不说，近几年多少明星出轨，真是活作。

现在杜洛华不仅又抛弃了瓦尔特夫人，还很厌恶她。她不住的哀求，祈求他每周来家里做客一次，碍于老板的情面，杜洛华还是忍着每周都来，更何况她还有个乖巧惹人的小闺女。他心里觊觎着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可爱，心想要是得到了她就有实力和老东家抗衡了，最次还能分得几千万的家产。于是在一次聚会上，他勾引了小姑娘，老板娘的闺女——苏珊。告诉她什么人向他求婚也不要答应，等他，等他处理掉现在的这个妻子。小姑娘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毕竟她不知道她母亲的事情，只知道这是一个帅气有前途又深爱着自己的男人。同样是在这次聚会上，他看到玛德莱娜跟政治部长拉罗舍相谈甚欢，看来没有不偷腥的猫。一天晚上他假装去老板家吃饭，结果是等待玛德莱娜出门后直接报警，告诉警长他的妻子此时正在偷情。警长跟着他，捉奸在床，正是拉罗舍那个老秃驴。

他和妻子离婚了，障碍清除，而且还保护了自己的名誉，真是一举两得。于是他怂恿苏珊跟他私奔，小姑娘一听，激动地屁颠屁颠的。多么刺激的决策啊，就这样她差点气死自己的母亲，和母亲的情人私奔了。老板明白了一切，这个机智的年轻人果然不同凡响，不费一兵一卒就拿到了自己的家产。他和苏珊顺利的结婚了，从此走上了高富帅的人生巅峰。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看了2个月，从开始的看不进去到后来的舍不得多看。体会颇多，感慨颇多，更主要是了解了法国和中国社会风气的差别。在某些人眼里，这本书应该就是一本出轨偷情秘籍，或者是一个屌丝的逆袭故事。其实在我看来，也是这样的，哈哈哈。不过文中没有任何露骨的描写，都是点到即止，恰到好处。说实话，读这本书没有什么太深刻地体会，只是当做一个故事来读的，这样不累，还能调剂生活。

崩溃读后感

《崩溃》一书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建立在脆弱生态之上的社会，环境恶化往往引发社会崩溃。毫无疑问，在作者戴蒙德看来，地球的生态平衡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因此他反复敲响警钟：既然我们暂时没有另外一个星球可以过活，那么最好不要通过摧毁自己的生存基础来谋求发展，因为那不仅愚蠢，而且危险。

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随着对地球承受能力的了解日益深化，很多人都意识到，无限索取不可能是持续的，地球母亲的奶水迟早会枯竭；按科幻小说那个早熟的预言《弗兰肯斯坦》，到时人类会被自己亲手创造的怪物所毁灭。但贾雷德·戴蒙德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以文明/社会为单位，以法医解剖的方式来进行病理分析。他对复活节岛和格陵兰两个孤立文明的论断尤其带有死亡诊断书的味道，并带着一种隐喻的方式暗示我们：如果仍然那么愚蠢，那么这也可能成为整个地球文明的命运。

但有句话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列举了几个典型的案例加以分析，其位置散布在地球各个角落：复活节岛、格陵兰、卢旺达、海地和多米尼加……这一取样显然是精心选择的，地形、植被、气候、文明都有很大差异，各自具有指标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地点都带有一种“实验室环境”的特征：相对孤立、变量有限、大到足够具有代表性但不至于太大以致因素错综复杂难以分析。这样便于作者在实验器皿之外像上帝一样观察着该社会的成败兴亡，对他来说，实际上地球也是一个巨大的、正进行极其复杂化学反应的实验室，只是对这一实验，我们输不起。

这一思维方式本身是典型西方式的，十多年前著名的“生物圈2号”实验就是其产物。当时科学家们在亚利桑那沙漠中模拟地球环境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密闭实验室，作为火星殖民地的模型。实验的失败加深了人们的如下认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以及，人类尚未成为上帝。因此，我们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这个“有限地球时代”，谨慎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大自然有能力保护自己，极少有人设想人类干预的破坏性后果，原因之一是在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环境的反作用力相对微小，环境能够自然恢复。正因此，很多传统社会其实并不像现代人想象中的那样热爱环境，相反，古代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一旦成为人类殖民地，都伴随着一波大型动物的灭绝和生态变迁。现代环境恶化的加剧只是因为技术发达后破坏性更强，而对神灵的敬畏却下降了，获得了神一般的力量却像恶棍一样予以滥用，这基本上被视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既然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原始技术时代，那么敬畏自然和生命，也许是有限的选择之一。

在真正觉察到大难临头之前，人们通常很少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在环境问题上人类向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作者用两个名词“悄悄变化的常态”和“景观失忆”来描述这一危险，通俗地说也就是“温水煮青蛙”：人们往往对缓慢的变化失去警惕和记忆。但问题在于：当剧变到来时，一切都已晚了。生态崩溃到来的时候，无人可以幸免，就像空气污染面前，也是人人平等。

和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论述的一样，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总是与地理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避免再次被扣上“地理决定论”的帽子，他在本书中对论点进行了更谨慎的阐述。虽然他全书都在强调生态崩溃导致社会崩溃，但同时又补充说“没有一个社会的崩溃可以完全归咎于环境变化”，它是条件之一，但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尽管社会崩溃未必由生态崩溃引起，但生态崩溃却几乎总是引起社会崩溃，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幸，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过分关注，他在解释某些问题时总是易于受到诱惑，例如将卢旺达大屠杀归因于人口压力。但人口压力更大的印度比哈尔邦也未爆发大屠杀，而爆发种族清洗的波黑也谈不上有什么人口压力，大屠杀只能用集体暴力的政治来解释。

人类文明在地球摇篮里已经生存了五千年，如今在一种增长的绝望情绪之中，才开始反省：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地球？这么说是因为地球的未来正日益取决于人类的喜好。享受了地球哺育的人类，有必要进入一个反哺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改变我们的文明。作者再三强调：人类社会的应对、决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决定性未来只可能更强。说到底，地球和社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成败都怨不得别人，因此关键是要具备远见和避免群体决策失误，而这需要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以及意见的公开博弈。

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天朝的崩溃》读后杂感

文/王梅芳

说起鸦片战争，国人再不懂历史者也能说上几分，但若要细细推敲、点点分析，却发现太多所谓细节所谓真相其实并不明了。一百多年来，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不胜其数，观点却是大同小异。我们难免会疑惑，这场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战争，它的形成、爆发直至失败真的只是我们所了解的“贸易争端”、“奸臣卖国”、“忠臣难封”这么简单吗？

这诸多疑惑，在阅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一书后大都得到了解答。本书又名《鸦片战争再研究》，是茅海建先生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与之前所读文献不同，茅先生除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海量史实外，更致力于站在当时的情景下，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去解读历史，使得许多在今人看来荒谬的行为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他用鸦片战争中决策的皇帝与诸位官员构建书的脉络，在官员们的决策做法中窥探大清国的政治军事环境，评价清王朝在此历史转折点的所作所为，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如作者自己所言：“我选择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试图回答一些问题。”可谓推陈出新，别树一帜。

“历史学家可以说谎，但历史不会说谎。”本书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作者对待历史极为认真的态度，这从书中丰富详尽的引用和注释便可见一斑，更难得的是其坚持事实、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

在之前的认知中，琦善、伊里布等人就是“汉奸”、“卖国贼”，林则徐则是能救国于危亡却被构陷而壮志难酬的民族英雄。但在此书中，作者通过严格分析，将有关琦善“卖国”的证据一条条驳倒，告诉我们是琦善而非林则徐促成了道光帝“查剿鸦片”的决定，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是去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于是，“妥协”便被视为“投降”，“投降”又被提升为“卖国”，帽子便这样一顶一顶加在了琦善头上。他同样告诉我们，林则徐固然有着值得称颂的业绩与精神，却绝不是大厦将倾时可支的那根“独木”，与同时期其他官员相比，他肯致力于新知的努力，了解了英国殖民的历史，做着当时官僚士子们不屑于做的事情，实为难能可贵。但他的见识水平、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使他未能准确了解对手的实力、战术，亦未能对战争做出正确的判断。他是一个寻求进步的人，但再伟大的人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个人，总是无法彻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而当时人们对林则徐的盛赞和期许，更多是因为那是当时他们所能抓住的难得的希望；一百多年后的我们对林公的敬仰与怀念，多的是对那段苦难历史的侥幸与不甘。

历史学家与我们普通大众一样，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但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因此我们需要明白，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分析错误，从而避免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中华民族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我们不能忽视几千年历史沉淀所积累的民族缺陷，正视缺陷是消除缺陷的必要条件。这便是历史应当给予我们的价值。

回到书的内容。在阅读过程中，我不合时宜的想起了另一本似乎毫无关联的书——《三体》，脑海中总会浮现“歌者文明”对太阳系文明实行的“降维打击”。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与中国似乎就可以贴切的对应这两个文明。就像《三体》中面对“黑暗森林”法则自以为已做好准备沾沾自喜的太阳系文明一样，当时的清王朝也仍然沉浸在“天朝”的美梦里，以为泱泱中华根本不必将区区“岛夷”放在眼里。于是，英国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军事理念就如一块二相箔，使得清王朝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这不是两个国家的交战，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对旧时代无情的全面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下，忠臣良将、义理仁心都不过是蚍蜉撼树而已，更何况这个旧时代已是千疮百孔、根枯叶烂。

在长期领先于世界背景下，“天朝上国”成为了我们的定位，清王朝的强盛也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天朝”的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正如茅先生所说，“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而当这个梦被强行打破时，我们才恍然发现自己的落后与无能为力。

茅海建先生从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和军官三个方面将中英军事力量进行了对比，使我们看到了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和清军当时的种种乱象。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执法者犯法的罪恶足以致命。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但当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却又只是利用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讲述“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这种以偏概全的论调，难免让人觉得有“阿q精神”的味道。

除去军事上的种种问题，鸦片战争暴露出的君臣关系问题更令人深思。天朝的落败，打破了当时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固有的“天朝不可战胜，岛夷不自量力”的思想，他们虽然疑惑，却并不能从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社会本身去看问题，因而不可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正在他们津津乐道的天朝文物制度上。他们认为剿灭才是天朝对待这些蛮夷之邦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以此类推，败仗的责任自然不能推给皇上，就只能由不主战的大臣承担，而给他们带上“奸臣”的帽子，并且逐渐由“奸臣”变为“卖国贼”。对于在文化专制主义和儒家学说千年的影响之中形成的“君臣是非善恶忠奸”的理念，著作家和史料研究者们的行为不仅不是对当时社会忠奸理论的反思和改变，反而是为了使其更加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皇帝独断专制却又漫不经心，大臣战战兢兢却又谎话连篇。“知识给人力量，愚昧也给人力量，甚至是更大的力量。”在战争开始相当长时间之后，清朝自道光皇帝至各位大臣对英军的实力仍然模糊不清，以至于多次战争后清军的防御和战法都无创新。这又如何能不败呢？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本应看到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抵抗侵略，实际上却是上下欺瞒得过且过，实在令人扼腕。

其实早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就有完成军事现代化的组织，也就是全面进入热武器时代。但没有成功，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不支持。而皇帝和大臣互相不信任就更是自古以来的问题了。这倒可以解释另一个我本不理解的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对“汉奸”的指责？结合后来的“三元里抗英”中劝解三元里民众的余保纯成为了众人心中的“汉奸”一事，我想，在鸦片战争时期，“汉奸”可算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难以解释的是由、责任、后果，便可以被转移到“汉奸”身上。()

在本书的最后，茅先生将清王朝与当时同样遭受列强侵略的日本做了对比，我们看到“黑船事件”之后的日本，是如何以与清王朝截然不同的态度开始奋斗与发展，终在“明治维新”后突飞猛进，甚至在鸦片战争结束52年后由当初的被侵略者成为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苦难。我思考着与作者相同的问题：在鸦片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他们的血如何才算没有白流？以鲜血换来的成功是荣耀的，而以鲜血换来的失败更应当被重视。唯有牢记“血的教训”，认真思过，直至奋发图强重振辉煌，方可称作不辜负。一百余年前是如此，一百余年后更是如此。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当如此吧。

鸦片战争，这是一段伤痛而屈辱的历史，但也正因为经历过这落后、蒙昧、痛苦的历史，我们才更能体会到，五十年后这个民族的觉醒，是多么的不易，又是多么的伟大。世界仍是百年前那个世界，幸而中国已不是百年前那个中国。茅海建先生在全书最末问道：“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我想，百年屈辱过后，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显现自己无可阻挡的实力的中国，定不会令我们每一个国人失望，不会令百年前在一片黑暗中仍能以血为烛的先辈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