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花都漫拾

笔者来巴黎只有七个多月，为了争取生活的关系，每日埋头撰述中文稿件，寄到香港一个文化机关发表，很少机会和法国人士接触，也很难对一般社会情形作深刻一点的观察。现在只能将短期内，表面所见于法国的，向国内作一简单的报告，要想我作进一步研究，那只有姑待将来了。

自从第一次大战以后，欧洲元气，均未恢复，法国人口增殖率本来比别国来得低，有人说是中了马萨斯人口论的毒。其实马萨斯是十七八世纪的人，离开现代已一百余年，他的学说初发表时，虽然轰动世界，反对他的可也不少。法国固然有许多人相信他的学说，也不过是少数知识阶级，要说他的学说竟支配了整个法国民族，自十八世纪直到于今，那便未免远于事理。因为除了宗教以外，任何学说不会有这样大的力量，而马萨斯的人口论却不是宗教。

法国人增殖率之慢，有其内在的原因。有人说是由文化发展过高，一般人民运用脑力过度，生殖力自比较减退。关于这，笔者愧非生理学专家，恕难作答。照我看，法国人口增殖之慢，由于工业发达，下级社会——即生殖力最强的一阶层——的妇女都离开家庭，进入工厂，当然不愿养育孩子为生活之累。再者欧洲人乳哺一个孩子，的确比中国靡费数倍，当此生活日趋艰难的时代，真是“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一知怀孕，便千方百计地去坠胎。法国政府对于这件事虽悬为厉禁，效果还是微乎其微。消极的禁止既然无效，只有积极地来奖励。政府在国内遍设育婴院孤儿院收容弃婴和孤儿，提高私生子的社会地位。一对夫妇诞育孩子在两个以上，政府每月津贴他们养育费二万法郎。这个数目也算不小，虽然有人贪图，多数人还是不愿做孩子的奴隶。幸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视坠胎为莫大罪恶，即桑格夫人节制生育的办法，天主教也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严格禁止。法国民族之得绳绳继继，繁衍下去，天主教的教义，倒是一个中坚的力量，否则这个优秀绝伦的法兰西民族，不出数百年，怕将消声灭迹于大地了。

天下事权利义务必定相对，而后行得通，不享权利，单尽义务，最高尚的人还觉为难，何况是一般民众呢？我们中国人善于养孩子，经过这么多年的内争和外战，目前人口还有四亿七千数百万，这当然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宗法社会的恩赐。宗法社会要我们每一氏族都永远传衍，所以有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惧祖宗之不血食”，“若敖鬼馁”来作警戒和鼓励。同时提倡孝道，子女对父母的反哺，乃是神圣的职责，违者以大逆不道论。中国大家庭制度，弊端虽多，好处也不少。中国民族之繁衍有人说全靠这个制度。一般民众也有一句口头禅，即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话五四运动以来，大遭时贤诟病。胡适博士于其诞育第一位公子时，作诗，有“只要你堂堂地做人，不必做我的儿子”，一时传为美谈。可是，我们知道养育儿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千辛万苦地把儿女养大，竟半点好处也得不着，谁又乐意？能够避生育，当然避免了。西洋人不愿意养孩子，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现在请举一目前之例，以概其余。

数月前，一个文艺界的朋友，谈起巴黎某区有一位老女作家，过去出身贵族，广有钱财，十七八岁时，在文坛便相当活跃。写了一本书，居然一鸣惊人，成为优秀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力非常之大，写作的方面又非常广阔。自少年时代到现在为止，创作连编译竟出版了五十多册书。她从前家中组织了一个沙龙，日与文人学士相周旋。嫁了一个丈夫，也是一个作家，兼任出版事业。他们自己有一个书店，夫妇俩的作品都在这书店发行。因为自己素性挥霍，又因两次大战关系，法郎贬值，弄得毫无积蓄，丈夫多年前亡故，书店盘给别人，连版权都盘过去，一文版税也收不到。还算书店看她面子，在四层楼上给了一间小房，作为她的住处，每月给她三千法郎作为零用。

这位女作家，八十岁上还在写作，现在已活了九十岁，虽然五官灵敏，神智清明，笔是早放下了。我们去拜访她时，只见满屋灰尘厚积，窗帏和沙发套罩破旧不堪。她身上穿的一件衬衫，多月不换，已由白色变成灰黑了。她见我们来很表欢迎，自己抖率率地在酒精炉上煮了一壶茶请我们喝。可是，我们看见那茶杯的垢腻，谁又喝得下去，只有捧着杯假品了一阵，便搁下了。谈起来，才知她有一个女儿，现已五十余岁，嫁的丈夫还算有钱，但一向同她意见不合，对于她的作品也不甚佩服。她每星期来看母亲一次，给母亲带粮食来。她母亲穷到这地步，室中当然没有什么可以藏储新鲜食品的冰箱之类。所以她吃的永远是陈了的东西，肉是腌的，蔬菜是干瘪的。法国面包离开烤炉半小时便发僵，一星期以上，便硬成石块了，可怜这位老女作家，每天便将她的老牙根来对付石块。她每天在酒精炉上摸摸索索，煮点东西，从来不下楼一步，外面节季的变迁，都不知道。我的朋友替她带了一基罗的行将下市的葡萄来，她高兴地喊道：“瞧，这是才上市的么！”

我另外一位朋友是一个画家，留法前后已二十余年。告诉我她所住的公寓有一位老画家，虽有儿女，每年圣诞节才来看他一次。他患病在床，儿女恰不在巴黎，当然不能来伺候。他断了气，陈尸榻上，一直过了三日，人家才来替他收殓。像我前文所举那位老女作家，过去在文学界大有声名，至今她所诞生的某城，有一条大街以她之名为名，以表城人对她的尊敬，但她暮年生活潦倒至此。这位画家也是对艺术界有很大贡献的，而死时几如齐桓公之“虫出于尸”，有儿女却等于没有。名人尚如此，普通人又将如何呢？

法国人口本来稀少，这一次战争，壮丁的牺牲，虽没有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惨重，但也可以说相当多。现在法国政府最感头痛的，是老年人的过剩。自从医药进步，卫生设备周全，人类寿命的水准都提高了。但是人类工作精力的延长，却不能和寿命的提高作正比。一个人到了古稀之年，究竟只能算是一个尸居余气的废物。当国家富庶，时代升平，老人星特殊灿烂，可说是一种祥瑞，否则倒成为灾殃。我们倘然在巴黎街上蹓跶蹓跶，所接于目者都是步履龙钟的老翁，和鹤发驼背的老妇。在公共汽车，地道车里，所遇见的，也都是些孔子要以杖叩其胫的人物。更奇怪的，他们差不多都不良于行，男人还可以说是因为过去打仗受伤，女人呢，她们并没有去当娘子军，为什么大都跛着一只脚，扶着拐杖，很艰难地在走路？这由于什么关系：是气候？是食物？还是什么脚气病？请教法国人，他们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大约是见惯了反不知注意的缘故吧。这班老人对社会贡献已等于零，穿衣吃饭住房子还是和普通人一样。据说现在一个法国青年或壮年，平均要维持三个人的生活，并不是他们自己赡养父母，这班老人是政府和社会共同挑担着的，把重税加在他们身上，那也等于要他们负担了。法国政府对于老人过剩问题，虽然甚为焦虑，可是既不能学中国古书所说，某地每将老而不死者舁入深山，听其饿毙；或效法非洲土人，将老年父母逼上高树，阖家合力摇撼树身，使其跌下枝头而亡，也只有听其自然罢了。

生活既难，可以工作的老年人，总还是勉强工作。政府各机关的人员，商店的职员，以及各种比较轻便些的职业、岗位都是老人占着。假如你请教他们一件事，把个字条儿他们看，摸索老光眼镜，那是他们第一步万不可少的手续。老人生理机能退化，工作效率当然不会怎样高，行动也嫌过于迟缓。从美国来的人常慨叹道：拉丁民族，已是日趋衰老，在法国人身上更充分表现，这满街疲癃残疾的老人，便是具体的例。是呀，法国人行动的缓慢，连我这个从东方古国来的人，都觉得有些不耐烦，那些朝气勃勃的美国小伙子，怎样瞧得惯？

法国人善于享乐人生，过去巴黎繁华甲天下，妇女的衣装，成为全世界的模特儿，好似从前中国的上海。但现在情形已大大不同。你走到巴黎最繁盛的街道，像rue de faubourg，rue de saint honore时装型式，既没有从前的善于变化，衣料也大都淡素单纯，像香港各衣料店那么五光十色，无奇不有，一半也比不上。香港无论男女，都穿得花花绿绿，街上所见妇女衣衫花样，很不容易发现有雷同的。妇女们每天盛装得过节一般，一年到头逛商店购买衣料，叫裁缝做衣裳，巴黎人对此也要自愧不如的。总之，现在法国人生活过得都相当刻苦，外表上虽不大看得出，我们知道他们腰带都束得紧绷绷，有似第一次战后企图复兴的德国人。法国教育界也相当清苦，所以教员授课甚多，并为人补课，企图额外的收入。我初到时曾到一个专为外国人而设的法文学校，上了一些时候的课。这个学校历史颇久，名誉极佳，其中教授均具有多年教读经验，教法极其精良。但我见其中教授每人每天上正课二小时到四小时，另外还为学生补习二三小时。女教授上了课以后，还要回家料理家务，甚至烧饭洗衣都自己动手。看他们年龄大半都在五十以上，教书累得声嘶力竭，我实在不胜同情，但普天下教书先生都穷，何况又值大战以后？他们不这么苦干，又怎样能维持一家子生活！

巴黎大小商店，星期日一例关门休息，倒不去论它了，大部分的店子自星期六下午关闭起，一直要到星期二上午才开。巴黎是个有名的不夜城，于今普通商店，天才黑便上了铁栅门，晚间在街上走走，除了几盏路灯，到处黑沉沉的一片。一方面是他们讲究休息，一方面也由于社会一般购买力低落，生意萧条。巴黎报纸到星期日也一概停版，只有一二份星期日出版的报纸应个景儿。这倒是我们中国不常见的事。小商店和摊贩为了生意难，也就没有从前老实。买东西交钱给他们找，往往会故意抹去几个法郎。水果等物本来不许挑选，但他们倘看见你是黄脸皮的东方人，总是把烂的枯瘪的给你。同他略一争论，他便把东西一把抢回，不卖了！记得我曾在一家书铺选择两本旧书，一本是九十法郎，一本是七十，当我将书交给店主，转身到书架再寻别的书籍时，他已将书的价码，各加一竖，每本书凭空贵了一百法郎了。这虽然是极小极小的事，也可见战争所破坏的不但是物质，也破坏精神。

不过法国的治安究竟()比中国不知强多少倍。我是在香港住过一年的人，香港匪风之盛，至今教我谈虎色变。略为有钱的人，家里铁栅门无论白天黑夜，锁得严密无比，稍不留心，便遭械匪闯入。报纸上天天有商店和行人被抢的新闻。闹市上走着的人，手表、钱袋可以被人硬行抢去。偏僻的巷衖，和行人寥落的道路，那更不在话下。我觉得香港下层阶级的人，在有人处是平民，无人处便立刻变为匪。不但下层阶级，便是受过教育的学生，有机会也要干这一手。我有一个女友，便曾被一中学生抢去了数百元港币。在香港没有钱，日子不容易过，有点钱，又要日日夜夜提心吊胆，这种地方岂不太可怕而又极端可厌么？在巴黎虽然说不上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但这种精神威胁，却完全没有。在香港住过的人来到巴黎，最感到痛快的便是这一件事。

丁立梅：花都开好了

记忆里，乡村多花，四季不息。而夏季，简直就是花的盛季，随便一抬眼，就能看到一串艳红，或一串粉白，趴在草丛中笑。

凤仙花是不消说的，家家有。那是女孩子的花。女孩子们用它来染红指甲。花都开好的时候，最是热闹，星星点点，像绿色的叶间，落满粉色的蝶，它们就要振翅飞了呀。猫在花丛中追着小虫子跑，母亲经过花丛旁，会不经意地笑一笑。时光便靓丽得花一样的。

最为奇怪的是这样一种花，只在傍晚太阳落山时才开。花长在厨房门口，一大蓬的，长得特别茂密。傍晚时分，花开好了，浅粉的一朵朵，像小喇叭，欢欢喜喜的。祖母瞟一眼花说，该煮晚饭了，遂折身到厨房里。不一会，屋角上方，炊烟就会飘起来。狗开始撒着欢往家跑，那后面，一定有荷着锄的父母亲，披着淡淡夜色。我们早早把四方桌在院子里摆上了，地面上洒了井水（消暑热的），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就要来了。花在开。这样的花，开好的时候，充满阖家团聚的温馨。花名更是耐人咀嚼，祖母叫它晚婆娘花。是一个喜眉喜眼守着家的女子呀，等候着晚归的家人。天不老，地不老，情不老，永永远远。

喜欢过一首低吟浅唱的歌，是唱兰花草的，原是胡适作的一首诗。歌中的意境美得令人心碎：“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定是一个美丽清纯的乡村少女，一天，她去山中，偶遇兰花草，把它带回家，悉心种在自家的小园里，从此种下念想。她一日跑去看三回，看得所有的花都开过了，“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多失望多失望呀，她低眉自语，有一点点幽怨。月华如水，心中的爱恋却夜夜不相忘。是有情总被无情恼么？未必是。等到来年的春天，会有满园花簇簇的。

亦看过一个有关花的感人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女孩，在三岁时失了母亲。父亲不忍心让小小的她受到伤害，就骗她说，妈妈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等院子里的桃花开了，妈妈就回来了。女孩于是一日一日跑去看桃树，整整守候了一个冬天。次年三月，满树的桃花开了。女孩很高兴，跑去告诉父亲，爸爸，桃花都开好了，妈妈就要回来了吧？父亲笑笑说，哦，等屋后的蔷薇花开了，妈妈就回来了。女孩于是又充满希望地天天跑去屋后看蔷薇。等蔷薇花都开好了，做父亲的又告诉女儿，等窗台上的海棠花开好了，妈妈就回来了。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女孩在美丽的等待中长大。健康而活泼，身上没有一丝忧郁悲苦的影子。在十八岁生日那天，女孩深情地拥抱了父亲，俯到父亲耳边说的一句是，爸，感谢你这些年来的美丽谎言()。

花继续在开，爱，绵绵不绝。

画家黄永玉曾在一篇回忆录里，提及红梅花，那是他与一陈姓先生的一段“忘年交”。当年，黄永玉还是潦倒一穷孩子，到处教书，到处投稿，但每年除夕都会赶到陈先生家去过。那时，陈先生家红的梅花开得正好。有一年，黄永玉没能如期赶去，陈先生就给他写信，在信中这样写道：“花都开了，饭在等你，以为晚上那顿饭你一定赶得来，可你没有赶回来。你看，花都开了。”

你看，花都开好了。冰天雪地里，红艳艳的一大簇，直艳到人的心里面。它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世界有好人，有善，有至纯至真。多美好！

不是所有的花都是向日葵

文/张军霞

“麦卡锡，我要去画画了，再见！”童年的记忆里，尼古拉斯·麦卡锡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姐姐安娜背着画夹去学习画画，这不仅意味着他又将孤单地呆在家里，更让他感觉无比自卑。因为，麦卡锡出生时就没有右手，右臂只有肘上短短的一截，这使他看起来就像个截肢者。

安娜非常有绘画天赋，她画的一幅向日葵在全省的比赛中获了奖，全家人都为她感到骄傲，父亲特意将这幅画装裱起来，端端正正地挂到了客厅，没有人注意到麦卡锡的表情有多么失落。直到有一天，父亲下班归来，看到麦卡锡满头大汗坐在画板前，他的左手沾满了颜料，脚下是一堆揉皱的画纸，看得出来，他也想画向日葵，但尝试很多次都失败了。

麦卡锡沮丧的样子，让父亲非常自责，他拿出一本厚厚的花卉图，指指点点地告诉儿子：“你看，这是玫瑰，这是百合，它们都不是向日葵，却各有各的风采和美丽。这就好像安娜擅长画画，但你可以喜欢画画之外的事情，没有必要攀比……”

接下来的日子，麦卡锡牢记父亲的话，开始不停地尝试新生活。麦卡锡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战骑自行车，如果征服了它，就可以自己去上学。学习骑自行车，原本不是太难的事情，但对于麦卡锡来说却是个难题，为了用左手掌握车子的平衡，他不知摔了多少次跤，母亲心疼得看不下去，屡次要伸手相助，都被麦卡锡拒绝了。两个月之后，麦卡锡尝到了胜利的快乐，他成了小区第一个会骑自行车的孩子。

初战告捷，让麦卡锡渐渐不再自卑。在他14岁生日那天，父亲为他买了一台电子琴当礼物。从那天开始，麦卡锡开始自学如何使用左手和残缺的右臂来弹琴，他发现自己能用残缺的右臂弹出单键音符，于是就用学校音乐课学到的知识教自己识谱，依靠cd来学习弹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乐曲。

有一天，麦卡锡又在练习弹琴时，父亲在楼下和邻居聊天，他大声喊道：“把音响的声音关掉，有点吵。”麦卡锡把头伸出窗外，俏皮地说：“我没有开音响，这是我在弹琴呢！”父亲显然吃了一惊，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独手儿子，或许是个音乐天才！

很快，父亲请了一位家教专门教麦卡锡学习钢琴，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他就跃跃欲试要参加考级。当麦卡锡走进考场时，主考官发现他只有一只手，不禁发出疑问：“你也能弹琴吗？”麦卡锡回答说：“当然！”他坐到钢琴前，流畅地弹了起来，当他弹到一半时，偷偷看了一下主考官的脸，发现对方的神情已经由“惊骇”变成了“露齿微笑”。最终，麦卡锡以高分通过了第一次钢琴考级。

为了让自己的琴艺更加精湛，麦卡锡又报名参加伦敦盖德豪尔音乐学院的周末进修班，就是在那里，他遇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老师——着名钢琴家路茜·帕尔汉姆。()这位老师告诉麦卡锡，世界上有许多专供左手弹奏的美妙乐曲，其中最着名的是拉维尔的d大调钢琴协奏曲，她要求麦卡锡不再借助残缺的右臂，而是只用左手来演奏“左手乐曲”。

麦卡锡得知自己必须放弃贝多芬和莫扎特，感到十分难过，但帕尔汉姆的态度十分坚决，她解释说：“借助残缺右臂弹奏，就算能够取得成功，也会被人们看作‘怪人秀’。如果你只用左手弹奏，却有可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最终，麦卡锡决定听从老师的建议，开始刻苦练习左手弹奏，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8月，23岁的麦卡锡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顺利毕业，成为该学院成立130年来第一位独手钢琴家。他在弹琴之余，还把自己的故事写了下来，希望可以带给与自己处境相似的残障人士一些启发，他曾在文章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不是所有的花都是向日葵，只要愿意，就像我这样只拥有左手的人，一样可以拥有灿烂的人生……”

不是每种花都能结果，但每种花都有自己的花季

文/黄小平

朋友说，小时候，他梦想成为一个画家，一有空闲就开始画画。父亲见他如此痴迷画画，便领他去拜访一位老画家。老画家看了他的画后，问：“孩子，你为什么要学画画呢？”

“我想成为一个画家。”他说。

“但不是每一个学画画的人最后都能成为画家。”老画家提醒他说：“孩子，你在画画时觉得快乐吗？”

“快乐。”他回答说。

“有快乐就够了！”老画家说，“因为快乐就是人生的花朵，快乐就是人生最美的图画。”

老画家还告诉他，世界上有两种花，一种花能结果，一种花不能结果，而不能结果的花却更加美丽，比如玫瑰，又比如郁金香，它们从不因为不能结果，而放弃绽放自身的快乐和美丽。人也像花一样，有一种人能结果，成就一番事业，而有一种人不能结果，一生没有什么建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但普通人只要心中有快乐，脸上有欢笑，照样可以像玫瑰和郁金香那样，得到人们的欣赏和赞美。临走时，老画家拍拍他的肩膀，鼓励他说：“孩子，去做一个快乐的人吧！”

现在，朋友仍然保持画画的习惯，但目的再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画家，而是在画画的过程中去领略和享受人生的快乐。就像老画家所说的那样，有快乐就够了，因为快乐就是人生的花朵，快乐就是人生最美的图画。

我的另一个朋友告诉我，打从记事开始，他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笨拙的孩子。而母亲经常告诉他：每种花都有开放的机会，都有属于自己的花季，那些还没有开放的，只是未到自己开花的季节，但在这个时候，需要努力地吸收养分和阳光，储蓄足够的能量，耐心地等待属于自己的花季来临；每个人都是一朵花，都有开放的季节，都有成功的机会，在机会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也要像花一样，学习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人生智慧，等属于自己的季节一到，自然就会绽放出美丽的人生之花。

在学生时代，朋友因为长得憨头憨脑，加上行为举止幼稚可笑，成了同学嘲弄的对象。进入社会后，朋友因长得憨态十足而难以找到工作。

但朋友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他时刻牢记母亲的教诲，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朵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季，现在还没有机会开放，还没有机会成功，只是还没有到自己开花的季节。面对他人一再的嘲讽和打击，面对人生一再的挫折和失败，他始终不气馁、不放弃、不绝望，他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进取，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剧组的导演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他憨态可掬的表演后，录取了他。后来，他成为了一位有名的喜剧演员，成为了一朵人中之“花”。

每一个人都是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开放的季节，有的开放早，有的开放晚，有的开放在春夏，有的开放在秋冬，在还没有开放的时候，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努力地积蓄生命的养料。

人生如花，不是每一种花都能结果，但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最美花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