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临街的窗

在我幼小的时候就注意到胡同东口那一家的临街的窗子了。高大的合欢树，永远紧闭的暗红色的门，剥落的油漆，稀稀落落的、步伐沉重的行人，推车卖货的小贩，吵吵闹闹的上学和下学的孩子，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就在这单调的与乱哄哄的诸种景色之中，有一扇小小的高高的窗。是一扇永远打不开的窗。是一块安装上了的玻璃。是一个透光的方孔，尽可能安置得高。这样，在采进光照的同时却不会暴露室内的秘密。

我们的城市是不作兴把窗子开在临街一面的。人们都是把窗开在院子里，叫做四合院也可以，虽然未必四面都有房子。所以，当晚间走过这个胡同，那多半是看完了白云或者陈云裳主演的、完全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的孩子看的乏味的电影之后。

黝黑的胡同和更加黝黑的树影里，只有一扇窗口透露出橙黄色的灯光，只有这一家人没有用绝对的砖墙把自己与胡同、与街、与城市、与不相干的路人隔阻开来，这使我觉得温暖，我推测，那里面大概住着一个好心的母亲和她的女儿，母亲正催促女儿在昏黄的灯光下做功课。也可能是一个会写童话的孤独的老头儿，他看一眼自己的住室的高高的临街的窗口，就会想出一个逗人的故事。或者就是一个准备远行的青年吧，第二天天不亮就会有人在窗下轻声叫他，他们一起出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不那么残暴也不那么穷困的地方去了。

后来我大了，我没有固定的职业。有的医生说我的肺部有某种感染，有的说没有什么。这样，我常常有时候徘徊在离那窗口很近的合欢树下。每年学生考试、放暑假、升学并因而焦头烂额的时刻，合欢的金红花儿盛开。合欢花儿就像我的青春一样地虚无缥缈，然而灿烂。在合欢树下，我听到了——隐约地听到了窗里传来的说话声和音乐声。

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音乐，是西乐还是国乐，是什么乐器在响，是什么旋律和节奏。我好像没有抓住它的声音，甚至也没有感染到它的情绪。但是我已经共鸣了，我已经震颤了，一种温柔的暖流已经流遍我的全身，我傻笑了，我觉得我已经不完全是我自己，世界也不完全是这个破烂的、摇摇欲坠的世界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她的说话声：

你好，我的朋友！

这是在对我说么？她是谁？再也听不见什么了，但还是有喃喃的低语，有一种诱导和抚摸，有一种语气，有一种呼吸，有一种人的温热，人生并不总是那么孤独。

记得当年年纪小，

我爱唱歌你爱笑……

这是我悄声唱起的歌。也许，她能听见？

后来我参加了革命。后来我离开了家，离开了那条胡同，忘记了那扇窗。我很忙。我唱完全不同的歌：

我们是投弹组，

战斗里头逞英豪，

杀呀！

几十年后我们那么快地老了，离职休养回到家，回到我们的城市仅存的几条面貌依然的小胡同来了。

我找到那间具有临街的窗的房子了。窗已经堵死了，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居民，才能依稀分辨出窗的遗迹及它与后砌的砖的接茬，尽管这茬口已经掩盖在白灰、青灰与麻刀的灰皮之下。合欢树已经没有了，代替合欢的是年轻的杨。行人稠密，儿童欢笑，还常常有汽车经过这里，汽车的牌子有上海、雪铁龙、奔驰和桑塔那。暗红色的门的油漆剥落得更多，但门是经常打开的，有许多人从这门里进进出出。有出来打太极拳的，早上。也有挽着手出来去跳舞的，礼拜六晚上。

我看着已经堵上的临街的窗，祝福它过去的和现在的主人。想象着一幢一幢的新楼，一排又一排的大玻璃窗灯火通明。传出了让·米歇尔·雅尔的电子合成音乐《朔望》和芭尔芭拉唱的“我没有带给你一束花……”窗帘也愈来愈讲究了。它们将唤起新的、密集得多也奇妙得多的幻想，给新的徘徊者以安慰，我想建议有关部门努力减少街道上的噪音，使窗里的人生活得更安逸、美好。

这间房子老显得黑洞洞。向阳的一面窗子开得很小。南院墙离得近了，常常把阳光挡住。窗下堆着一大堆煤块，是四轮车从皮里青矿拉来的，当然，漆黑。我们又是冬天搬进去的，冬天日头矮。

不过门前有一株苹果树，每年长出七八片叶子，过晚地发芽，过早地枯黄，无人过问，却还活着。但总要死的。

冬季取暖用的火墙连同给墙提供火的砖砌的灶把房间一分为二。屋内的墙潮乎乎，不白。房子刚修好，还没有干。住人生火以后，满屋的湿霉麦秸味儿。每天早晨水汽把窗玻璃涂上厚厚一层雾障。

几天以后墙上的原先没有溶透的石灰开始爆炸，绽开了百花。又过几天，奇迹出现了。和泥用的麦秸里是不乏没有扬净的麦粒的，这说明了生产队劳动责任心的缺乏。在适宜的温度与湿度的作用下，麦粒苏醒了，萌动了，欣欣然发出了碧绿的芽。我的四面墙壁生机盎然。

“这是我的‘试验田’。”我告诉来访的新结识的维吾尔农民朋友。他们笑个不停。他们忠告我说，这样潮的房子，又是冬天，是不能住的。勉强住进去，会得关节炎。

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同样的逻辑，那么多倒楣的事都碰到了，还怕关节炎么？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地住下来了。

火墙的一分为二是把少半部分分在向阳面，背阴面倒在正房。正房有两扇对开的较大一些的窗户，临街。

这是一九六五年我先到伊犁、妻后来也到了伊犁以后住的第二“所”房子。九月份妻到了，分到伊宁市的一所中学，先临时住在共青团总支部的一间废弃了的办公室。十一月天寒地冻以后才搬进这所修好的极端简易的土房子。

但我们充满了生活的新鲜感，对来到伊犁，对在伊犁的重新团聚，对分到新房子，对临街的窗。从前（注意，是从前，就像老祖母给孙儿讲故事似的）我们在北京的时候，还没住过有着临街的窗的房子。

窗外的街巷是一条宽广的土路。两面各有一道小渠，并不经常有水。渠边是两排杨树，树干挺拔有力。土路上来来往往的主要是步行的与骑自行车的人。有时候有两三个骑马的人走过。有时候一匹马夫妻两个人骑。妻子在丈夫的前边，在丈夫的怀里，让人觉得很有爱情。即使别的什么都还没有。伊犁人骑马的习惯与南疆喀什噶尔人不同。喀什噶尔的一对夫妻骑马与美国西部片上的一对情人骑马奔逃的形象是一样的，男在前，女在后，双手攀着男子的肩。伊犁之所以相反，据说是因为伊犁人的妻子是抢来的。清代为了屯垦荒凉的伊犁地区，鼓励喀什噶尔人到伊犁安家落户，并且规定凡去伊犁种麦子的，有“权”抢一个媳妇。抢来的媳妇，更加宝贵，当然要搂在怀里，不可须臾离之了。

每天拂晓以前，可以听到车轮轧轧声与马脖子上的铜铃的叮冬响，那是去煤矿拉煤的车。冬季，他们到煤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这样，便竞相早起，越起越早，五更不到就冒着夜气严寒起床备车备马了。伊犁谚语：车夫就是苦夫，真的。而到了下午三点左右，煤黑子车夫疲惫不堪地赶着装满煤的车子回城上来了。这也是从窗向外看到的秋冬一景。

深夜，常常有喝醉了的男人高声唱着歌从窗下走过。他们的歌声压抑而又舒缓，像一个波浪又一个波浪一样地涌起又落下，包含着深重永久的希望、焦渴、失却、离弃而又总不能甘心永远地沉默垂头下去的顽强与痛苦。他们的嘶哑的、呼喊式的歌声，常常使我落泪。还有比落泪更沉重的战栗。

后来就是春天了。杨树先长出了不美丽的却也是蓬勃的穗。鸟儿在树上飞来飞去，吱吱喳喳。在富饶的伊犁河谷，在人们不认真地把粮食从田地里收净的那些年，鸟儿大概比人吃得足实一些，发育得饱满。春风吹了一阵，放风筝的各族儿童在土路上跑来跑去了一阵。化雪翻浆，轧成一道沟一道沟的土路终于干燥、硬结。虽说还没见到万紫千红的似锦繁花，却首先看到了穿着色彩缤纷的衣裙的各族女孩子们。

伊犁的女孩子最喜欢成伙成对地走路了，勾肩搭背，又说又笑又唱，总是那么亲热又那么活泼。她们用维语唱着：

达格达姆约力芒艾米孜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感谢这面临街的窗。它使身处逆境、独在异乡的我们迅速克服了陌生感，使我们分外觉得伊犁河谷是真切而美丽的，伊宁市的土路是真切而美丽的，伊犁人的生活是真切而美丽的。

但这扇窗也出了难题。当我去公社“劳动锻炼”的时候，夜间剩下妻一个人，这扇窗便成了她的心病。整夜，她听着清晰的脚步声、说话声、车轮声、马蹄声、歌声、笑声，觉得缺乏安全感。窗子低低的，一层薄薄的玻璃，几根歪斜的木条，只要轻轻一敲一捅，玻璃就会稀里哗啦，任何想跳进室内的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跳进来，不需要事先练习跳跃或者武功。这使她夜夜难以成眠。

为此我们多次向校方要求安装保护性的木窗扇。在伊犁，多数家庭的窗都临街，人们把临窗赏街景视作生活的一大乐趣。但临街的窗必有木窗扇，木窗扇上多有浮雕花纹，夜间入睡以前把木窗扇关起，用一根铁棍两只穿钉把窗扇固定起来，自然万无一失。木窗扇不仅有利于安全，冬季也有助于保护室内的温暖。但这一排新落成的简易房子，却没有这美好的设施。大家都要求装木窗扇，学校无力解决。

“文化大革命” 开始以后， 窗外的升平景象减少了，增加了戴柳条帽的武斗“野战军”队员，游斗的牛鬼蛇神，还有各种狂热的敲锣打鼓欢呼“特大喜讯”的队伍。但是妻反而放心了一些，“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人们无心去防小愉了。

一天，一个歪戴着肮脏的硬顶帽的顽童，突然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向我们的这窗抛来。砰的一响，窗玻璃裂了几条大缝，把我们吓了一跳。我恰在室内目睹顽童的恶行，气急败坏地夺路出门去追，顽童已不见踪影。但街上的其他小朋友主动热心地前来向我提供线索，告诉我顽童的姓名、住址，并都愿充当向导领我去找那个顽童算账。不知道这是由于他们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或是由于他们与那顽童有隙，还是仅仅由于他们烦闷无聊喜欢看人与人发生冲突。我在热心人的带领之下，迅即找到顽童家里，先看到了一个青年小伙子，估计是顽童的哥哥。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便从里屋把那个顽童揪着耳朵揪出来了。我确认就是他以后，青年人照着顽童就是一拳，使我反而起身劝解。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位老人，银须长袍，道貌岸然，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对我的街窗被砸深表同情和遗憾，并讲述了他的关于人人应是兄弟、各族应是一家的崇高信念。我怒火全消，也不好意思再提出赔偿损失之类的要求。只好自认倒霉，回到窗已被砸的小屋里去。

这样，临街的窗就变得更加不安全了。妻要求我回来得勤一点。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我每天都等待着灾难的降临，诸如收到某个“革命组织”的勒令，被揪回乌鲁木齐、被关入“群众专政队”之类。

但截至窗玻璃被砸的那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专门针对我的事。我只是在一种“雷霆万钧” 的威慑下， “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罢了。而且这种“规规矩矩”是完全自觉的。我小心翼翼地思量了一下，认定多回几趟家，照看孤身处于玻璃被砸的临街的房室的妻子，也许尚不能算是对抗文化革命的大罪，便自动增加了每周回家的次数。

当然，回家不能影响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得到改造和新生。我是在每天下田耕作之后，洗一把脸，再骑上我的杂牌破自行车，一小时之后才回到伊宁市，才回到家来的。夏季农田里干活时间长，九点才下班，到家就十点多了，有时候还更晚。

夜深人静之时，骑自行车离开村镇，走上公路，穿过碱滩，穿过坟茔，穿过臭味扑鼻的沼地，经过一个又一个黝黑的大果园，经过星光和伸手不辨五指的黑暗——全仗着路熟。在下地劳动十小时之后，在骑车一小时之后，终于依稀看到伊宁市的萧疏的灯火了，终于自行车拐弯、拐进我家所在的胡同了，终于进家见到从愁容满面转变为喜形于色的妻子……这也是那个年月的一种快乐。虽说难免被批评者讥之为“卑微”。第二天天不亮便又走了。

但心里还是有点鬼，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的夜归早遁。随着社会形势的日趋紧张，这所家属院每晚十时便从里面扣上了门。于是我与妻约定，遇到我十时以后抵家，先按一定的节奏轻敲临街的破窗，然后妻给我小心翼翼地开启大门。

紧张的夏收开始了，我本来已经与妻说定，这一星期不回家了的。三天以后却又不放心起来，我想象着不远万里从北京随我来到新疆来到伊犁的妻，惊恐地注视着已被砸烂的窗，不得入梦、辗转反侧的情景，一种说不清的柔情和歉疚感使我觉得哀痛。即使有被枪决之虞，在枪决之前，我还是要多回去几次陪伴她，我含泪下了决心。于是，这一天，在劳动完了，吃罢晚饭，夜十一时半了，房东大娘已经为我准备了床铺之后，我突然说，我要回城里的家看看。

公路上已经没有一人一车，这使我反而感到自由，感到自己的强壮和“伟大”，我很满意于自己的决断力与想像力，还有勇气。生活锻炼了我，我虽写过几篇小说之类什么的，但我毕竟不是梦游式的或清淡式的文人。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活下去，想方设法活得自由而且快乐。差不多夜里一点了，我回到了家。我的独有的敲窗曲——小夜曲（？）立刻得到了惊喜的妻的回应。

但是大门已经锁上了，而钥匙并不在这个院子里。这样的深夜去找钥匙开大门，“政治上”与技术上几乎都是不能允许的。

事情有点麻烦。隔着大门，听完妻子的述说，我觉出她已快哭出来了。

我分析情况，当机立断。大门下面，有一道缝，瘦削的我完全有可能爬进去，虽然不雅。自行车就没有办法了，只好锁起放在巷里，我们的窗下。

妻子对我的方案还在怀疑，我已开始了行动。一分钟后，浑身是土的笑嘻嘻的我已站在妻面前，我的表情甚至是得意洋洋的。

这也是胜利。我们都快活。

一小时后，我们刚刚睡下，窗下传来了人声。原来是几个汉、维同胞研究这辆破车。他们分析说，这辆车可能是小偷偷掉，用完，甩在这里的。

我连忙在窗内应声，说这是我的车。

“为什么扔在巷子里？”质问开始了。

我只好据实招去。

窗外安静了一会儿，他们改用维语小声计议，他们没想到我这个操着关内口音的汉人也懂维语。我听出他们是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州法院的巡夜的。他们认为我的自行车摆在那里实在不成体统，孕育着危险（什么危险？我不明白。我那辆破车白给也不会有人要的）。但他们并没有顺藤摸瓜，借自行车的古怪对我进行进一步审查。谢谢了，性本善的人们。

于是他们用汉语对我说，车这样放着不好，他们要把它搬到法院院里去，明天早晨，我可以去法院取。

我表示完全同意。就这样。然后人车平安，皆大欢喜。

从此，这扇窗似乎变得更亲切了，还有点——妙不可言。后来玻璃终于换了好的。后来我们在窗上挂了洁白的窗帘。窗帘是一个维吾尔女工帮助做的，她用精致的挑花技术，使两片普通的白布幻化出迷人的花与月的图案。当然，这图案花是地地道道的维吾尔()式的。

从此，不知究里的从巷子里路经我们的窗子的人认定这里住着维吾尔人。常常有寻找自己的亲友乃至来乞讨的维吾尔人来敲我们的门——穆斯林对于乞讨者都是慷慨施舍的，据说“伊斯兰”一词便是“义务”的意思，而施舍与朝觐、封斋、祷告、牺牲一道，是伊斯兰教徒的必尽义务。当他们敲门之后，看到开门的人并不是维吾尔人，他们脸上常常显出迷惑不解的神气。

但我终于没有使他们完全失望。我尽量像一个土着维吾尔人一样地尽义务和说话。如果说我至今没有忘记维吾尔语，至少有一部分是这窗、这窗帘的“认同”作用的功劳。

王蒙：我又梦见了你

一

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发现了你？那个秋天的钢管乐怎么会那样钻心？铜号的光洁闪耀着凋落了树叶的杨树林上方的夕阳，夕阳在颤动，树林在呜咽，声音在铜壁上滑来滑去，如同折射出七彩光色的露珠。天打开了自己的窗子，地打开了自己的门户，小精灵像一枚射上射下、射正射偏的子弹，一颗小小的子弹占据了全部秋天，画出了细密的折线，从蝉翼的热狂到白菜绿叶上的冰霜。而你就从那晃眼的铜壁上溜下来了，那时硝烟还没有散尽，戴着钢盔的战士蹲在地上，用双手掬起车辙里的积水。你轻轻巧巧，从从容容，深默得像一个天使的影子，朴素得像一件草绿色的书包，你握了我的手，微笑了，飘走了，像一个汽球一样地被风吹去了。夕阳染红了树林。树叶飘飘落落。

你有两条小小的辫子。这使我产生了一个疑惑，为什么男子不能留辫子呢？

二

后来我们在摆荡着的秋千上会面，那秋千架竖立在一个贸易集市上，四周弥漫着浓郁的茴香气味。我们的身下是骡马的交易与羽行的洗染，插着羽毛的帽子像海浪一样地涌动。秋千跟随着笑语和喘气声摆来摆去，越摆越快，越摆越高，集市和集市旁流淌着混水的大渠都被卷过来卷过去，卷成了一块大蛋糕。蛋糕上铺满了核桃仁和葡萄干。秋千上上来的人愈来愈多。我说上来的人太多了，我怕秋千支持不住，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我害怕我们的秋千碰上飞翔的鸽子，我说完了遍天果然出现了红嘴巴鸽子，鸽哨响作一片，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我不喜欢有这么多人看着我们，我们已经不是孩子，我们已经超过了荡秋千的年龄；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无论如何要让秋千停一停，我要下来，要下地，我感到了太长的晕眩，我想下地喝一杯酸酸的红果汁，你什么也没说。秋千不但摆荡，而且剧烈地旋转，四面都是太阳。

然后你嫣然一笑，所有的鱼都从太液池底跳了出来。怎么又是夏天了呢，不然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莲花！你的笑是无声的，是融化的。在你的笑声中，鸽子散去了，众星散去了，宇宙变得无比纯净，然后没有秋千，没有人群，没有水渠和牛马了。没有你和你的笑和你的飞扬的辫子，我不是成为多余的了吗？

甚至于在睁开眼睛直到黎明以后，连晕眩也不知去向。

三

然后我急急忙忙地给你打电话。我急急忙忙地坐了火车又坐了汽车，我下了火车又下了汽车，我跑，我摔倒了又爬起来。我跑过炸山的碎石，跑过临时工棚、钢钎和雷管，跑过疾下的涧流，跑过坚硬的石山。没有到这样的山里来过的人可真白活一世。在一家香烟店里我找到了电话。电话是老式的，受话器和号盘固定在墙壁上，听筒可以取下，我可以拿着听筒走开，只要我长出长长的嘴，例如像一只白鹤。我知道你的好几个电话号，我知道你并不是固定呆在某一处的。“５３４２７”打通了，说是你不在那里，你一个小时以前刚刚离去。

这样说你不在，而那声音又像是你自己的，电话里响着那永远的温柔的大管的乐声，只是声音分外低沉。是你自己亲口告诉我你不在那里，匆匆地我根本不在乎这里面有没有分析。我赶紧又拨另一个电话，不再是东城的电话了，现在是西城的，“４３８４５”，我真喜欢这五个数字，这几个数字好像出自李白的诗。西城的电话告诉你不在西城。许许多多的电话我不停地打着、拨着、听着、叫着，电话变得这样沉重，号盘好像焊死在话机上了。所有的电话都告诉我找不到你。当我拨通东城的电话的时候你到西城去了。当我拨通“４”局的电话的时候，你到“３”局去了。当我拨通南城的时候你在北城。当我叫通市中心的时候你在市郊。我看见你奔忙在市郊的麦地里，再一定睛，你不见了，我仍然没有与你接通电话。无论如何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你已经不梳小辫子，墙上的电话变成了一只猫，猫发出凄婉的喵呜声。电话线变成了绿色的藤蔓，藤蔓上爬着毛毛虫。货架上摆着的香烟都冒起了蓝色的烟雾，每包香烟里都响着一座小钟，钟声咚咚当当，钟声为我们不能通话而苦恼地报警。队伍缓缓地行进。猫说：“她也正在给你打电话呢。”这时，星星在满天飞舞，却一个也抓不着。然后天亮了，我急匆匆地跑回汽车和火车，跑回我的铿锵作响的工地。我们在修公路。

四

后来我们在一起点燃炉灶，我砌的炉灶歪歪扭扭，这使我怪不好意思。人家往火里添煤，我们往里面填充石头，这怎么行！然而石头也能燃烧，发出蓝色的迷人的光焰。火很美，很温暖但又不烫手，我们可以把两双手放在蓝火里烧，我们可以在火里互相握手，只觉得手柔软得快要融化。你的手指上有一个小疤。我惊呼你受伤了，你说受伤的不是你，而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火变成了温暖的水流，这水流变成了大洪水。洪水从天上流来，从房檐上冲下，从山谷流来，从地底涌出汩汩地响。人群纷纷躲避，我不想躲避。

洪水流来了，却没有冲走我，或者已经冲走了却和没有冲走一样，就像坐在火车上一动也不动，火车却正在飞驰一样。

我好像停止了呼吸，在水里人是可以不呼吸的。是不是我长出了鳃？我的周围是漂浮着的房顶、木材、锅和许许多多的月亮。青蛙成队游过，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只青蛙，而你穿着白纱做的衣服，显示出你的非人间的笑容，只有我知道你笑容的芳香，只有我知道你笑容里的悲苦。你坐在水面上，问我吃不吃饺子，你把饺子一个又一个地扔到水里，水里游动着一条又一条白鱼。有一条水蛇在泡沫中灵活地游动，它领着我在水底打了一个电话：

喂，喂，喂……

是我。

你说，是我，我感动得在水里转起圈来，像一朵旋涡，从旋涡中生出一朵野花，脖子上套着花环的小鹿在山坡上奔跑，松涛如海。

五

你生气了，你不再说话。“是你吗”，我问的时候你不再说“是我”。我拉开了抽屉，抽屉里有许多纸许多书信还有许多钱，包括纸币和硬币。我拉开抽屉后它们通通飞了出来，像一群蝴蝶，我没有找到你。我也没有在乎它们这些蝴蝶，我深知凡是离去的便不会再返回，我不再徒劳地盼望和寻觅。我打开房门，房门外是一团团烟雾，好像舞台上施放干冰造成的效果，烟雾中出现了一个个长袖的舞者，她们都梳着辫子，都陌生而冷淡地笑着，没有你。我想，她们的辫子已经落伍了，现在辫子应该梳在胳肢窝里。果然，她们的腋下甩出了发辫，我吓得叫不出声来，我成了哑巴。我找了墙角的柳条包，那里有许多铜碗铜碟铜筷铜勺铜锤，在我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跳跃起来，飞舞起来，碰撞起来，叮叮咚咚哒哒，一片混战。我才知道，这是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我们为什么争吵？这真使我喘不过气，而且疲劳。我们的争吵使我们筋疲力尽，我知道我的食道上已经长出了恶性肿瘤，肿瘤像一个石榴，红白相间的果皮，许许多多籽粒，流着血。

多么冷的风啊！我知道了，我奔跑如飞，我打开了电冰箱的门，冰箱内亮得耀眼，空空如也。难道不是？

啊！这种可能性使我战栗。我打开了速冻箱的小门，果然，你蜷曲在那里，坚硬得像石头，而你仍然是微笑的。你怎么会寻这样的短见！我的眼泪落在你的脸上，你的脸在触到泪滴时冒着热气……

六

多么宽阔的花的原野！一匹黄马在草原上奔驰。当它停下来扬一扬头的时候，我才看见它长着一副教授的受尽尊敬的面孔，他一定会讲几种外语。我的面前是一台白色电话机。也许这只是一只白色的羊羔吧，柔软的羊毛下面埋藏着一台电话。然而，我已经忘记了你的电话号，我甚至于忘记了你的名字。这怎么可能呢？你不是就叫？？？吗？恨死我了，我知道你正在等着我的电话，至少等了三十年。

我拿起了电话，我茫然地拨动着号盘，电话通了，这是什么？呼啸的风，尖利的哨音，叽叽喳喳的鸟，铜管乐队又奏响了，只是旋律不可捉摸，好像音乐在隐藏着自己。是你！

是你的温柔娴()静的声音。我又拨一个奇怪的号码，“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仍然是你，仍然是你的从容的倾诉。又拨一个，又拨一个９８７６５……拨到天上，地上，海里，山里，飞机上，小岛上，舰艇上，大沙漠的古城堡里，哪里都是你，哪里都是你，哪条电话线都通向你，哪里传出的都是你的声音，虽然有的嘶哑，有的圆润，有的悲哀，有的欢喜。

你说：“是我！”像是合唱。

我不敢相信，这幸福这可靠的凭依，我一次又一次地相问：是你吗？你是谁？是你吗？

你说是我。你说是我。你说是我。铜管乐演奏起来，我演奏起来了，嘹亮的号声吹走了忧愁，也吹走了暗中的叽叽喳喳。地上全是水洼，亮晶晶映着正在散去的阴云。好像刚刚下过雨。你缓缓地说：

“是我。”白鸽成群飞起。楼房成群起飞。我们紧紧地拥抱着，然后再见。然后我们成为矗立街头迎风受雨的一动不动的石头雕像。几个孩子走过来，在雕像上抹净他们的脏手。

１９７９年９０年２月

王蒙：安详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

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

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

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别人的理解呢?

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

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

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你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恣肆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戏看了。

安详属于强者，骄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

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无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

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躁越没有用。动不动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吓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活得那么痛苦，给旁人带来那么多的不快。

王蒙：灰鸽

一百块洋灰砖上，闪耀着一百个白热的太阳。楼房挡住了仅有的一点风，但风也是热的。槐树上的蝉在热风中声嘶力竭地叫喊。轰隆隆，各种各样的大小车辆，在楼前的柏油路上驶来驶去，一次又一次地轧过了他的神经和躯干。

强发在这没遮拦的一片白光中生活，赤着黝黑的脊背，穿着一条原本是白的，如今已经变成了灰黄色的浸透了汗水的裤衩，脚上是一双四分五裂了的塑料凉鞋。

炎热使他昏涨，炎热使他麻木，炎热使他悲愤痛苦。从大城市的金山银海里挣上一点点，怎么就这么难？他背井离乡，他露宿街头，他每天干活十五六个小时，他每天只吃二斤大饼、五分钱咸菜，就着不要钱的凉水。

“钱——”蝉在阳光里一面燃烧着一面诱惑地叫着。

他是个年轻的木匠，从山那边樱桃谷来。樱桃谷有山、有树，有小小的水库和涓涓的山涧，有荫凉，有永远轻松的风。

但是这里有钱。为了赚钱，二十二岁的强发第二次到大城市来，给搬进了新楼的城市居民打家具。当他推刨子的时候，那钢刃铲削木头的声音是“一——毛、一——毛……”当他拉锯的时候，那钢牙咬啮木头的声音是“现——钱、现——饯……”当他清扫被太阳晒得冒了烟的白花花的刨花和锯末的时候，他恨得牙疼——为什么这不是一堆白花花的钱？

他去年第一次进城，带了一千块回樱桃谷。他挣了一千五，吃了五百。他吃过富强粉饺子，木犀肉与米饭，还喝过被家乡的老人称作“马尿”的啤酒。今年，他要带回去两千，他已经向他追求的姑娘彩云许下诺言、夸下海口。钱这个玩艺挣起来是有瘾的，愈多愈不嫌多，愈赚愈想赚！

今年木器贵了，工钱高了，他又勒紧裤带。已经两个月了，他没吃过一次炒菜，更不要说是肉。有时候他嫌买饼耽误时间，便一次多买一点。天热，等到吃第二顿的时候，饼已经变馊，他便馊着吃下去。“又省下一块五。”他鼓舞自己，离两千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一——毛，一——毛，现——钱、现——钱……这两千块钱他是为了彩云挣的。他爱恋着那长着娇嫩的小嘟噜嘴的彩云。去年，他已经托人去说了一回媒。今年春天，他自己又追上正在挑水的彩云，心狂跳着，亲口对彩云说：“我在银行里有一千，今年还要挣两千，秋上咱们办了吧，我有手艺，累死累活也要让你享一辈子福！”他把心都掏出来了，但彩云没有答言。

难道还嫌我钱少么？是的，柿子坡村有一个能人，倒腾粮票，赚的钱数不清，十块一张的票子论斤约，一斤票子是七千块。

倒腾粮票？他不会，也不敢。他只会卖力气，卖手艺，延长干活时间和苦自己，老不吃肉，嘴是苦的。大街上饭馆里传出来的炒菜香味，还有住在楼里的各家炖肉、煎鱼的香味使他流口水，使他发晕。

樱桃谷的樱桃也不多了，栽樱桃不进钱，还不如大蒜。强发给彩云爹建过议，砍掉樱桃，栽蒜。彩云家有个年代久远的樱桃园，春天樱桃树开满了银色的花，可惜，白花花的，却不是钱。

绕过彩云家的樱桃园，是一座破败了的天主教堂，村里没有人信教了，大队在那里设立了兽医站和外贸收购点。教堂门口张贴着收购马鬃马尾的宣传画。教堂里有许多野鸽子，到处都是鸽子窝。夏日黄昏，教堂尖顶的歪斜了的十字架上，常常落满了灰色的野鸽。

强发掏过鸽子窝，捡过鸽子蛋，烤过鸽子肉。听人说，鸽子肉是世上最香的肉，在城里吃一只鸽子要花好几块钱，或许花好几块钱还吃不着。有一次他捉鸽子，被彩云看见了，彩云是那样紧锁眉头、满脸愁云，使他不自在了好半天。

唉，小女子。勾人魂魄。

一——毛，现——钱……现在这里，没有樱桃树，没有山涧，没有彩云，没有教堂，也没有野鸽子，连麻雀都不见。

现在只有满天满地的太阳，他到天黑要把一个写字台做出来。他甘愿蓬首垢面、汗臭熏天、省吃俭用地干。只要彩云知道他的心，知道他愿意为了她受累受苦。等彩云答应了，秋天办喜事的时候，他要宰五口猪！

他要樱桃谷的彩云，想起彩云他就想哭一场。他一定要得到彩云。如果三千块不行，他就挣五千。五千不行七千，八千，一万。彩云，我给你挣一万！你还会那样一脸愁容地看着我吗？

他有点心慌。他的手一抖，刨子在手里跳了一下。

这就会出现一个坎儿。怎么补救呢？手艺不能含糊。

一个东西白花花地一闪。没等他转过向来，这个东西已经落在他狗眼前，落在他刨得不太平滑的一块木板的另一端。

肉！

长而肥的脖子，颈上长着一圈褐黑色的毛，肚皮是那样柔软肥嫩，长满羽毛的大腿是那样丰厚结实，连翅膀也是饱满多肉的。它歪着小小的头，毫无警戒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灰鸽子？哪儿来的？樱桃谷飞来的？

肉！香啧啧的肉！

他仿佛正在扒掉裹在鸽子毛外的黄泥，他仿佛正在把外焦里嫩的鸽子肉放到口里，他仿佛听到了鸽子的热油烫得口水吱吱响。

他的手已经触到了鸽子头部的柔软的茸毛，他只要一用劲就能把鸽子的脖颈扭断，他渴望鸽子的血滴到自己的虎口上——让它成为真正的肉！

但是鸽子不慌不忙地飞走了。

鸽子飞得不高，也不快，好像在贪恋着什么。

强发眼睛红了，非吃你娘的不花钱的肉不可！

只扬了几下翅膀，鸽子落到楼前马路正中。

嘎地一声，一辆上海牌小轿车刹了急闸。又咯地一声，一辆连挂式大型公共汽车紧急刹车。强发向鸽子冲去，被车流挡住了。

又一辆无轨电车停下了，许多自行车停下了。人们惊讶地看着大模大样地妨碍着交通的灰鸽。它站在公共汽车的水箱前，昂着头，歪着脖。

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两个年轻人轰鸽子，它不但没有听从劝告离去，反而变本加厉，钻到公共汽车底盘下面去了。

所有围观的人都向公共汽车司机打手势：不要开车！不要轧着鸽子！

小汽车门打开了，一个中年干部和一个白发老者走了出来，他们走近公共汽车，俯身寻找车下的淘气的灰鸽，并且急急地说着什么。

公共汽车司机一跃而下，气急败坏地骂着灰鸽，像骂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

交通民警皱着眉大步走来，当弄清情况以后，这位在大街上有着无上威严和魄力的指挥官却不知道该怎样指挥了。他急出了一头汗。

好多人围观。咕咕咕、嘘嘘嘘、哧哧哧、嗵嗵嗵，人们发种响声，吹口哨，跺脚，扔石子和土块……

灰鸽硬是不肯出来。

强发拨拉开两边的人和自行车。当他看准鸽子的位置以后，略一犹疑，便趴下，向车底爬去。

他听到一阵惊呼，一阵赞叹。“危险！”是司机与交通民警同声呐喊。

他的手又一次触到了鸽子的羽毛，他似乎已经攥到了鸽子的一只脚，忽然，他想起了有那么多车停在这里，那么多人围在这里，看着他，他的手软了。鸽子从车底盘下逃了出去，飞起来了。

灰鸽在街道和新楼上空盘旋，渐渐升高。

强发从车底盘下倒退出来，站起的时候，听到的是一片欢呼和鼓掌。他懊丧地睁开被灼热的瓦斯熏得闭起了的眼，在白花花的天空上，隐约有一个灰点子。

有人拍打他的肩膀，有人向他打听为了什么和怎么回事。好像还有一个女孩子对他说：“您真好！”

我——真好？我是——您？

那女孩子的声音使他想起了彩云。他想起了家乡的野鸽子在山涧和教堂尖顶上成群盘旋，每只鸽子的尾巴张开以后就像张开的折扇一样地浑圆。他想起队里集合上工和召集开会时敲响的钟声。他想起那片他建议砍去的樱桃园地面上的野薄荷的清香。他想起今年春天，在满园都是白花花的樱桃花的时候，他看见彩云挑水，她一边走着一边轻巧地换肩，头发一甩一甩，连眉毛的扬动也叫他心疼得要命……“您真好！”彩云是不会这样说他的，即使强发献给她一万块钱。

但那不是“真”的。他勇敢地()钻到车底下并不是为了解救那只鸽子。他不真好。

当鸽子已经平安，围观的人群走散，各种车辆恢复了正常的流转以后，他流下了混浊的泪水。为了他确信是从樱桃谷飞来的灰鸽，为了彩云的满面愁容，为了他从来都不了解的比三千块更好的“真好”……他哭了。

楼上阳台出现了一个少女，身穿白底v字形大蓝条纹无袖连衣裙，口衔着蜡管，正在喝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樱桃汽水。她看了看木匠，又看了看大街。

“怎么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问。

“没事，爷爷，没事。”少女悠扬而又轻柔的回答，活像天使。她微笑着吸吮了一下，一股清爽甜香的淡红色的汽水，顺着蜡管进入了她的口腔，流到了胃里。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