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旧上海

所谓旧上海，是指抗日战争以前的上海。那时上海除闸北和南市之外，都是租界。洋泾浜（爱多亚路，即今延安路）以北是英租界，以南是法租界，虹口一带是日租界。租界上有好几路电车，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办的只有南市一路，绕城墙走，叫做华商电车。租界上乘电车，要懂得窍门，否则就被弄得莫名其妙。卖票人要揩油，其方法是这样：

譬如你要乘五站路，上车时给卖票人五分钱，他收了钱，暂时不给你票。等到过了两站，才给你一张三分的票，关照你：“第三站上车！”初次乘电车的人就莫名其妙，心想：我明明是第一站上车的，你怎么说我第三站上车？原来他已经揩了两分钱的油。如果你向他论理，他就堂皇地说：“大家是中国人，不要让利权外溢呀！”他用此法揩油，眼睛不绝地望着车窗外，看有无查票人上来。因为一经查出，一分钱要罚一百分。他们称查票人为“赤佬”。赤佬也是中国人，但是忠于洋商的。他查出一卖票人揩油，立刻记录了他帽子上的号码，回厂去扣他的工资。有一乡亲初次到上海，有一天我陪她乘电车，买五分钱票子，只给两分钱的。正好一个赤佬上车，问这乡亲哪里上车的，她直说出来，卖票人向她眨眼睛。她又说：“你在眨眼睛！”赤佬听见了，就抄了卖票人帽上的号码。

那时候上海没有三轮车，只有黄包车。黄包车只能坐一人，由车夫拉着步行，和从前的抬轿相似。黄包车有“大英照会”和“小照会”两种。小照会的只能在中国地界行走，不得进租界。大英照会的则可在全上海自由通行。这种工人实在是最苦的。因为略犯交通规则，就要吃路警殴打。英租界的路警都是印度人，红布包头，人都喊他们“红头阿三”。法租界的都是安南人，头戴笠子。这些都是黄包车夫的对头，常常给黄包车夫吃“外国火腿”和“五枝雪茄烟”，就是踢一脚，一个耳光。外国人喝醉了酒开汽车，横冲直撞，不顾一切。最吃苦的是黄包车夫。因为他负担重，不易趋避，往往被汽车撞倒。我曾亲眼看见过外国人汽车撞杀黄包车夫，从此不敢在租界上坐黄包车。

旧上海社会生活之险恶，是到处闻名的。我没有到过上海之前，就听人说：上海“打呵欠割舌头”。就是说，你张开嘴巴来打个呵欠，舌头就被人割去。这是极言社会上坏人之多，非万分提高警惕不可。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人在马路上走，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跌了一交，没人照管，哇哇地哭。此人良心很好，连忙扶他起来，替他揩眼泪，问他家在哪里，想送他回去。忽然一个女人走来，搂住孩子，在他手上一摸，说：“你的金百锁哪里去了！”就拉住那人，咬定是他偷的，定要他赔偿。……是否真有此事，不得而知。总之，人心之险恶可想而知。

扒手是上海的名产。电车中，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谨防扒手”的标语。住在乡下的人大意惯了，初到上海，往往被扒。我也有一次几乎被扒：我带了两个孩子，在霞飞路阿尔培路口（即今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等电车，先向烟纸店兑一块钱，钱包里有一叠钞票露了白。电车到了，我把两个孩子先推上车，自己跟着上去，忽觉一只手伸入了我的衣袋里。我用手臂夹住这只手，那人就被我拖上车子。我连忙向车子里面走，坐了下来，不敢回头去看。电车一到站，此人立刻下车，我偷眼一看，但见其人满脸横肉，迅速地挤入人丛中，不见了。我这种对付办法，是老上海的人教我的：你碰到扒手，但求避免损失，切不可注意看他。否则，他以为你要捉他，定要请你“吃生活”，即跟住你，把你打一顿，或请你吃一刀。

我住在上海多年，只受过这一次虚惊，不曾损失。有一次，和一朋友坐黄包车在南京路上走，忽然弄堂里走出一个人来，把这朋友的铜盆帽抢走。这朋友喊停车捉贼，那贼早已不知去向了。这顶帽子是新买的，值好几块钱呢。又有一次，冬天，一个朋友从乡下出来，寄住在我们学校里。有一天晚上，他看戏回来，身上的皮袍子和丝绵袄都没有了，冻得要死。这叫做“剥猪猡”。那抢帽子叫做“抛顶宫”。

妓女是上海的又一名产。我不曾嫖过妓女，详情全然不知，但听说妓女有“长三”、“幺二”、“野鸡”等类。长三是高等的，野鸡是下等的。她们都集中在四马路一带。门口挂着玻璃灯，上面写着“林黛玉”、“薛宝钗”等字。野鸡则由鸨母伴着，到马路上来拉客。

四马路西藏路一带，傍晚时光，野鸡成群而出，站在马路旁边，物色行人。她们拉住了一个客人，拉进门去，定要他住宿；如果客人不肯住，只要摸出一块钱来送她，她就放你。这叫做“两脚进门，一块出袋”。

我想见识见识，有一天傍晚约了三四个朋友，成群结队，走到西藏路口，但见那些野鸡，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向人撒娇卖俏，竟是一群魑魅魍魉，教人害怕。然而竟有那些逐臭之夫，愿意被拉进去度夜。这叫做“打野鸡”。有一次，我在四马路上走，耳边听见轻轻的声音：“阿拉姑娘自家身体，自家房子……”回头一看，是一个男子。我快步逃避，他也不追赶。据说这种男子叫做“王八”，是替妓女服务的，但不知是哪一种妓女。总之，四马路是妓女的世界。洁身自好的人，最好不要去。但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

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

上海的游戏场，又是一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当时上海有四个游戏场，大的两个：大世界、新世界；小的两个：花世界、小世界。大世界最为着名。出两角钱买一张门票，就可从正午玩到夜半。一进门就是“哈哈镜”，许多凹凸不平的镜子，照见人的身体，有时长得象丝瓜，有时扁得象螃蟹，有时头脚颠倒，有时左右分裂……没有一人不哈哈大笑。里面花样繁多：有京剧场、越剧场、沪剧场、评弹场……有放电影，变戏法，转大轮盘，坐飞船，摸彩，猜谜，还有各种饮食店，还有屋顶花园。总之，应有尽有。乡下出来的人，把游戏场看作桃源仙境。我曾经进去玩过几次，但是后来不敢再去了。为的是怕热手巾。这里面到处有拴着白围裙的人，手里托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盛着许多绞紧的热手巾，逢人送一个，硬要他揩，揩过之后，收他一个铜板。有的人拿了这热手巾，先擤一下鼻涕，然后揩面孔，揩项颈，揩上身，然后挖开裤带来揩腰部，恨不得连屁股也揩到。他尽量地利用了这一个铜板。那人收回揩过的手巾，丢在一只桶里，用热水一冲，再绞起来，盛在盘子里，再去到处分送，换取铜板。

这些热手巾里含有众人的鼻涕、眼污、唾沫和汗水，仿佛复合维生素。我努力避免热手巾，然而不行。因为到处都有，走廊里也有，屋顶花园里也有。不得已时，我就送他一个铜板，快步逃开。这热手巾使我不敢再进游戏场去。我由此联想到西湖上庄子里的茶盘：坐西湖船游玩，船家一定引导你去玩庄子。刘庄、宋庄、高庄、蒋庄、唐庄，里面楼台亭阁，各尽其美。然而你一进庄子，就有人拿茶盘来要你请坐喝茶。茶钱起码两角。如果你坐下来喝，他又端出糕果盘来，请用点心。如果你吃了他一粒花生米，就起码得送他四角。每个庄子如此，游客实在吃不消。如果每处吃茶，这茶钱要比船钱贵得多。于是只得看见茶盘就逃。

然而那人在后面喊：“客人，茶泡好了！”你逃得快，他就在后面骂人。真是大杀风景！所以我们游惯西湖的人，都怕进庄子去。最好是在白堤、苏堤上的长椅子上闲坐，看看湖光山色，或者到平湖秋月等处吃碗茶，倒很太平安乐。

且说上海的游戏场中，扒手和拐骗别开生面，与众不同。

有一个冬天晚上，我偶然陪朋友到大世界游览，曾亲眼看到一幕。有一个场子里变戏法，许多人打着圈子观看。戏法变完，大家走散的时候，有一个人惊喊起来，原来他的花缎面子灰鼠皮袍子，后面已被剪去一大块。此人身躯高大，袍子又长又宽，被剪去的一块足有二三尺见方，花缎和毛皮都很值钱。这个人屁股头空荡荡地走出游戏场去，后面一片笑声送他。这景象至今还能出现在我眼前。

我的母亲从乡下来。有一天我陪她到游戏场去玩。看见有一个摸彩的摊子，前面有一长凳，我们就在凳上坐着休息一下。看见有一个人走来摸彩，出一角钱，向筒子里摸出一张牌子来：“热水瓶一个。”此人就捧着一个崭新的热水瓶，笑嘻嘻地走了。随后又有一个人来，也出一角钱，摸得一只搪瓷面盆，也笑嘻嘻地走了。我母亲看得眼热，也去摸彩。第一摸，一粒糖；第二摸，一块饼干；第三摸，又是一粒糖。三角钱换得了两粒糖和一块饼干，我们就走了。后来，我们兜了一个圈子，又从这摊子面前走过。我看见刚才摸得热水瓶和面盆的那两个人，坐在里面谈笑呢。

当年的上海，外国人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其内容可想而知。以上我所记述，真不过是皮毛的皮毛而已。我又想起了一个巧妙的骗局，用以结束我这篇记事吧：三马路广西路附近，有两家专卖梨膏的店，贴邻而居，店名都叫做“天晓得”。里面各挂着一轴大画()，画着一只大乌龟。这两爿店是兄弟两人所开。他们的父亲发明梨膏，说是化痰止咳的良药，销售甚广，获利颇丰。父亲死后，兄弟两人争夺这爿老店，都说父亲的秘方是传授给我的。争执不休，向上海县告状。官不能断。兄弟二人就到城隍庙发誓：“谁说谎谁是乌龟！是真是假天晓得！”于是各人各开一爿店，店名“天晓得”，里面各挂一幅乌龟。上海各报都登载此事，闹得远近闻名。全国各埠都来批发这梨膏。

外路人到上海，一定要买两瓶梨膏回去。兄弟二人的生意兴旺，财源茂盛，都变成富翁了。这兄弟二人打官司，跪城隍庙，表面看来是仇敌，但实际上非常和睦。他们巧妙地想出这骗局来，推销他们的商品，果然大家发财。

１９７２年

丰子恺：梦痕

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这是我儿时游戏中在门槛上跌破了头颅而结成的。相面先生说这是破相，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由这痕迹可以探寻我的儿童时代的美丽的梦。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家为了“打送”（吾乡风俗，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来作客，辞去时，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亲、姑母、婶母和诸姊们都在做米粉包子。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母亲们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做一只碗的形状；夹取一筷豆沙来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再用手法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绞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在脊梁凑合的中心点上打一个红色的“寿”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陈列在大匾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大；有时盛称姑母的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的做得象个?饼。笑语之声，充满一堂。这是年中难得的全家欢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们的，在这种日子更有无上的欢乐；在准备做包子时，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时候，我只要噪闹一下子，母亲们会另做一只小包子来给我当场就吃。新鲜的米粉和新鲜的豆沙，热热地做出来就吃，味道是好不过的。我往往吃一只不够，再噪闹一下子就得吃第二只。倘然吃第二只还不够，我可嚷着要替她们打寿字印子。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来一塌糊涂，看不出寿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来又不清楚；况且位置要摆得正，歪了就难看；打坏了又不能揩抹涂改。所以我嚷着要打印子，是母亲们所最怕的事。她们便会和我商量，把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一小粒米粉给我，叫我“自己做来()自己吃。”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开了这个例之后，各人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米粉，就都得照例归我所有。再不够时还得要求向大盘中扭一把米粉来，自由捏造各种粘土手工：捏一个人，团拢了，改捏一个狗；再团拢了，再改捏一只水烟管……捏到手上的龌龊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变成了灰色的时候，我再向她们要一朵豆沙来，裹成各种三不象的东西，吃下肚子里去。这一天因为我噪得特别厉害些，姑母做了两只小巧玲珑的包子给我吃，母亲又外加摘一团米粉给我玩。为求自由，我不在那场上吃弄，拿了到店堂里，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后来我知道是我们店里的学徒，但在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儿时的最亲爱的伴侣。他的年纪比我长，智力比我高，胆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种种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儿来，使得我惊奇。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寻出几个印泥菩萨的小形的红泥印子来，教我印米粉菩萨。

…………

现在我对这些儿时的乐事久已缘远了。但在说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时，还能热烈地回忆神情活跃的五哥哥和这种兴致蓬勃的玩意儿。谁言我左额上的疤痕是缺陷？这是我的儿时欢乐的佐证，我的黄金时代的遗迹。过去的事，一切都同梦幻一般地消灭，没有痕迹留存了。只有这个疤，好象是“脊杖二十，刺配军州”时打在脸上的金印，永久地明显地录着过去的事实，一说起就可使我历历地回忆前尘。仿佛我是在儿童世界的本贯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这成人社会的“远恶军州”来的。这无期的流刑虽然使我永无还乡之望，但凭这脸上的金印，还可回溯往昔，追寻故乡的美丽的梦啊。

丰子恺：白鹅

抗战胜利后八个月零十天，我卖脱了三年前在重庆沙坪坝庙湾地方自建的小屋，迁居城中去等候归舟。

除了托庇三年的情感以外，我对这小屋实在毫无留恋。因为这屋太简陋了，这环境太荒凉了；我去屋如弃敝屣。倒是屋里养的一只白鹅，使我恋恋不忘。

这白鹅，是一位将要远行的朋友送给我的。这朋友住在北碚，特地从北碚把这鹅带到重庆来送给我，我亲自抱了这雪白的大鸟回家，放在院子内。它伸长了头颈，左顾右盼，我一看这姿态，想道："好一个高傲的动物！"凡动物，头是最主要部分。这部分的形状，最能表明动物的性格。例如狮子、老虎，头都是大的，表示其力强。麒麟、骆驼，头都是高的，表示其高超。狼、狐、狗等，头都是尖的，表示其刁奸猥鄙。猪猡、乌龟等，头都是缩的，表示其冥顽愚蠢。鹅的头在比例上比骆驼更高，与麒麟相似，正是高超的性格的表示。而在它的叫声、步态、吃相中，更表示出一种傲慢之气。

鹅的叫声，与鸭的叫声大体相似，都是"轧轧"然的。但音调上大不相同。鸭的"轧轧"，其音调琐碎而愉快，有小心翼翼的意味；鹅的"轧轧"，其音调严肃郑重，有似厉声呵斥。它的旧主人告诉我：养鹅等于养狗，它也能看守门户。后来我看到果然：凡有生客进来，鹅必然厉声叫嚣；甚至篱笆外有人走路，也要它引亢大叫，其叫声的严厉，不亚于狗的狂吠。狗的狂吠，是专对生客或宵小用的；见了主人，狗会摇头摆尾，呜呜地乞怜。鹅则对无论何人，都是厉声呵斥；要求饲食时的叫声，也好像大爷嫌饭迟而怒骂小使一样。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这在大体上也与鸭相似。但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平剧里的净角出场。这正是它的傲慢的性格的表现。我们走近鸡或鸭，这鸡或鸭一定让步逃走。这是表示对人惧怕。所以我们要捉住鸡或鸭，颇不容易。那鹅就不然：它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简直不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颈子来咬你一口。这表示它不怕人，看不起人。但这傲慢终归是狂妄的。我们一伸手，就可一把抓住它的项颈，而任意处置它。家畜之中，最傲人的无过于鹅。同时最容易捉住的也无过于鹅。

鹅的吃饭，常常使我们发笑。我们的鹅是吃冷饭的，一日三餐。它需要三样东西下饭：一样是水，一样是泥，一样是草。先吃一口冷饭，次吃一口水，然后再到某地方去吃一口泥及草。大约这些泥和草也有各种滋味，它是依着它的胃口而选定的。这食料并不奢侈；但它的吃法，三眼一板，丝毫不苟。譬如吃了一口饭，倘水盆偶然放在远处，它一定从容不迫地踏大步走上前去，饮水一口。再踏大步走到一定的地方去吃泥，吃草。吃过泥和草再回来吃饭。这样从容不迫地吃饭，必须有一个人在旁侍候，像饭馆里的堂倌一样。因为附近的狗，都知道我们这位鹅老爷的脾气，每逢它吃饭的时候，狗就躲在篱边窥伺。等它吃过一口饭，踏着方步去吃水、吃泥、吃草的当儿，狗就敏捷地跑上来，努力地吃它的饭。没有吃完，鹅老爷偶然早归，伸颈去咬狗，并且厉声叫骂，狗立刻逃往篱边，蹲着静候；看它再吃了一口饭，再走开去吃水、吃草、吃泥的时候，狗又敏捷地跑上来，这回就把它的饭吃完，扬长而去了。等到鹅再来吃饭的时候，饭罐已经空空如也。鹅便昂首大叫，似乎责备人们供养不周。这时我们便替它添饭，并且站着侍候。因为邻近狗很多，一狗方去，一狗又来蹲着窥伺了。邻近的鸡也很多，也常蹑手蹑脚地来偷鹅的饭吃。我们不胜其烦，以后便将饭罐和水盆放在一起，免得它走远去，比鸡、狗偷饭吃。然而它所必须的盛馔泥和草，所在的地点远近无定。为了找这盛馔，它仍是要走远去的。因此鹅的吃饭，非有一人侍候不可。真是架子十足的！

鹅，不拘它如何高傲，我们始终要养它，直到房子卖脱为止。因为它对我们，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供献。使主母和主人都欢喜它。物质上的供献，是生蛋。它每天或隔天生一个蛋，篱边特设一堆稻草，鹅蹲伏在稻草中了，便是要生蛋了。家里的小孩子更兴奋，站在它旁边等候。它分娩毕，就起身，大踏步走进屋里去，大声叫开饭。这时候孩子们把蛋热热地捡起，藏在背后拿进屋子来，说是怕鹅看见了要生气。鹅蛋真是大，有鸡蛋的四倍呢！主母的蛋篓子内积得多了，就拿来制盐蛋，炖一个盐鹅蛋，一家人吃不了！工友上街买菜回来说："今天菜市上有卖鹅蛋的，要四百元一个，我们的鹅每天挣四百元，一个月挣一万二，比我们做工的还好呢，哈哈，哈哈。"我们也陪他一个"哈哈，哈哈。"望望那鹅，它正吃饱了饭，昂胸凸肚地，在院子里跨方步，看野景，似乎更加神气了。但我觉得，比吃鹅蛋更好的，还是它的精神的贡献。因为我们这屋实在太简陋，环境实在太荒凉，生活实在太岑寂了。赖有这一只白鹅，点缀庭院，增加生气，慰我寂寥。

且说我这屋子，真是简陋极了：篱笆之内，地皮二十方丈，屋所占的只六方丈。这六方丈上，建着三间"抗建式"平屋，每间前后划分为二室，共得六室，每室平均一方丈。中央一间，前室特别大些，约有一方丈半弱，算是食堂兼客堂；后室就只有半方丈强，比公共汽车还小，作为家人的卧室。西边一间，平均划分为二，算是厨房及工友室。东边一间，也平均划分为二，后室也是家人的卧室，前室便是我的书房兼卧房。三年以来，我坐卧写作，都在这一方丈内。归熙甫《项脊轩记》中说："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又说："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我只有想起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得自己满足。我的屋虽不上漏，可是墙是竹制的，单薄得很。夏天九点钟以后，东墙上炙手可热，室内好比开放了热水汀。这时候反教人希望警报，可到六七丈深的地下室去凉快一下呢。

竹篱之内的院子，薄薄的泥层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芭蕉之类，却不能种树木。竹篱之外，坡岩起伏，尽是荒郊。因此这小屋赤裸裸的，孤零零的，毫无依蔽；远远望来，正像一个亭子。我长年坐守其中，就好比一个亭长。这地点离街约有里许，小径迂回，不易寻找，来客极稀。杜诗"幽栖地僻经过少"一句，这室可以受之无愧。风雨之日，泥泞载途，狗也懒得走过，环境荒凉更甚。这些日子的岑寂的滋味，至今回想还觉得可怕。

自从这小屋落成之后，我就辞绝了教职，恢复了战前的即居生活。我对外间绝少往来，每日只是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而已。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是认为幸福的。然而这幸福必须两个条件：在太平时，在都会里。如今在抗战期，在荒村里，这幸福就伴着一种苦闷—-寄寂。为避免这苦闷，我便在读书、作画之余，在院子里种豆，种菜，养鸽，养鹅。而鹅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它有那么庞大的身体，那么雪白的颜色，那冬雄壮的叫声，那么轩昂的态度，那么高傲的脾气，和那么可笑的行为。在这荒凉举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点。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推窗一望，死气沉沉分惟有这伟大的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像一个武装的守卫，使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子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

我的小屋易主的前几天，我把这鹅送给住在小龙坎的朋友人家。送出之后的几天内，颇有异样的感觉。这感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感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恋。现在我写这篇短文，就好比为一个永决的朋友立传，写照。

这鹅的旧主人姓夏名宗禹，现在与我邻居着。

1946年夏于重庆。

茅盾：上海

一我的二房东

在旅馆里只住了一夜，我的朋友就同我去"看房子"。

真是意外，沿马路的电灯柱上，里门口，都有些红纸小方块；烂疮膏药似的，歪七竖八贴着。这是我昨天所不曾看到的，而这些就是"余屋分租"的告白。

我们沿着步行道慢慢地走去、就细读那些"召租文学"。这是非常公式主义的，“自来水电灯齐全，客堂灶披①公用，租价从廉"云云。不进去看是无所适从的，于是我们当当地叩着一家石库门上的铜环了。我敢赌咒说，这一家石库门的两扇乌油大门着实漂亮，铜环也是擦得晶晶耀目，因而我就料想这一家大约是当真人少房子多，即所谓有"余屋"了。但是大门一开，我就怔住了；原来"天井"里堆满了破旧用具，已经颇无"余"地。进到客堂，那就更加体面了；旧式的桌椅像"八卦阵"似的摆列着。要是近视眼，一定得迷路，因为是"很早"的早上九点钟，客堂里两张方桌构成的给"车夫"睡的临时床铺还没拆卸。厢房门口悬一幅古铜色的门帘，一位蓬松头发的尖脸少妇露出半截身子和我们打招呼。我们知道她就是"二房东"太太。

①灶披即厨房。

她唤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仆引我们上楼去看房间。在半楼梯，我第二次怔住了。原来这里有一个箱子形的搁楼，上海人所谓"假二层"，箱子口爬出来一位赤脚大丫头。于是我就有点感到这份人家的"屋"并不怎样"余"了。

客堂楼和厢房楼本不是我的目标。但听那里边的咳嗽声和小孩子的哭闹也就知道是装满了人。我的目标是后厢房。这是空的，即所谓"余屋"。然而这里也有临时搁楼，一伸手就碰到了那搁楼的板壁。"这也在内么？"我的朋友指着搁楼说。

二房东的女仆笑了一笑，就说明这搁楼，所谓"假三层"，还是归二房东保留着，并且她，这女仆，就宿在这搁楼上。

我再也忍不住了，连说"房子不合式"，就同我的朋友逃下楼去。这回却要请我们走后门了。穿过那灶间的时候，我瞥眼看见这不满方丈的灶间里至少摆着五副煤球风炉。

“那人家，其实并没有余屋呀！"

到了马路上的时候，我就对我的朋友说。

但是马路旁电灯柱上和里门口，有的是数不清的"余屋分租"告白。我们又接连看了几家，那并不是真"余"的现象是到处一样。我觉得头痛了。而我的朋友仍旧耐心地陪了我一家一家看过去。他说：

“上海人口据说是有三百万啦，除了极少数人住高大洋房，那是真真有余屋，而且余得太多，可是决不分租，其余百分之九十的上海人还不是这样装沙田鱼似的装起来么？这是因为房租太贵，而一般上海人就顶不讲究这一个住字。还有，你没看见闸北的平民窟呢！"我的朋友是老上海，他的议论，我只好接受。并且我想：在现社会制度下，世界的大都市居民关于住这方面，大概都跟上海人同一境地。

最后，我"看"定了一家了。那是在一条新旧交替的马路旁的一个什么里内。这一簇房屋的年龄恐怕至少有二十多岁。左右全是簇新的三层楼新式住宅，有"卫生设备"，房租是以"两"计的。可是这些新房子总有大半空着，而这卑谦的龌龊的旧里却像装沙田鱼的罐头。上海的畸形的"住宅荒"，在这里也就表现得非常显明。

这些老式房子全是单幢的，上海人所谓"一楼一底"。然而据说每幢房子里至少住三家，分占了客堂，客堂楼和灶披楼。多的是五家，那就是客堂背后以及客堂楼背后那么只够一只床位的地方，也成立了小家庭，我住的一幢里，布置得更奇：二房东自己住了统客堂，楼上是一家住了统客堂楼，又一家则高高在上，住了晒台改造成的三层楼，我住的是灶披楼，底下的灶披也住了一家。

同是沙田鱼那样紧装着，然而我的这位二房东以及邻居们在经济地位上就比我第一次"看"的那份人家要低得多又多呢！但是对于我，这里的灶披楼并不比那边的后厢房差些，租钱却比那边便宜。

二房东是电车公司里的查票员，四十多岁的矮胖子。他在住的问题上虽然很精明，然而穿吃玩都讲究。他那包含一切的统客堂里，常常挤着许多朋友，在那里打牌，哄饮。

然而他对于"住"一问题，也发表过意见；那是我搬了去的第二天早上：

“朋友！这么大一个灶披楼租你十块钱，天理良心，我并没多要你的！有些人家靠做二房东吃饭的，顶少也要你十四块。我这房子是搬进来顶费大了，嘿，他妈的，四百块！我只好到三房客身上找点补贴对不对？"“哦，哦，好大的顶费！有多少装修呢？”

“有个屁的装修，就只那晒台上的假三层，按月拿八块钱连电灯的房租。我是借了红头阿三①的皮球钱②来顶这房子的，我有什么好处？"①红头阿三旧时对上海公共租界印籍巡捕的鄙称。

②皮球钱一种利上加利的高利贷。

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顶下来呢？我替他大略一算，他借了高利贷花那么大本钱做二房东似乎当真没有多大好处。

“一个人总得住房子呀！我本来住在那边××里，"他随便的举手向西指了一指，“自己住客堂楼，灶披楼，租出了底下，灶披公用，那不是比这里写意得多？可是大房东要拆造了，翻造新式房子，就是那边高高的三层楼，我只好搬走。上海地方房子一翻造，租钱就要涨上一倍。我住不起，只好顶了这幢来，自家也马马虎虎挤紧些。"我相信二房东这番话有一部分的真理。在上海，新房子愈多造，则人们愈加挤得紧些。那天我和朋友"看"房子的时候，也因好奇心的驱使，敲过几家新式房子的大门。这些住了三层楼"卫生设备"的人家竟有把浴间改造成住人的房间来"分租"的。我当时觉得很诧异，以为既然不要浴间，何必住新式房子。可是我的朋友也说是房钱太贵了，人们负担不起，而又找不到比较便宜的旧式房子，就只好"分租"出去，甚至于算盘打倒浴室上头。

由此可知我的这位二房东查票员毅然借了高利贷顶下这房子来，也是再三筹画的结果。

二我的邻居

到上海来，本要找职业。一连跑了几处，都是"撞木钟"。不知不觉住上了一星期，虽然"大上海"的三百万人怎样生活，我不很了了，—-甚至同里内左右邻人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可是同一后门进出的三位邻居终于混熟了。

先是跟住在灶披里的一家做了"朋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每天总得经过他们的"大门"。第一次见面的仪式是点头，各人脸上似笑非笑地，喉管里咕噜了一声；后来就渐渐谈话。这位三房客，——就称他为"下邻”罢，大约三十开外，尖下巴，老鼠眼睛，好像有老婆，又好像没有老婆。职业呢，也好像有，也好像没有。每天总有几个人，长衫的或短衫的，到他"家"里唧唧哝哝好半天才走。有一次，我经过他"家"，刚好那"大门"开了一条缝，我瞥眼看见里头有黄豆样的灯火，一个人横在旁边捧着竹节短枪。这是抽鸦片烟，我知道。我笑了笑，也就走过了。但是回来的时候却碰到那位"下邻"站在他自家门口，我们照例把嘴唇片皱成个笑样，就算打过招呼，不料我的这位“下邻"忽然请我"进去坐坐"。

屋子里只有他一人，倒收拾得干干净净，黄豆大的灯火和短枪都不见了。他很关心似的问我"寻着生意"没有，听说了还没有，他就侧着脸，搔头皮，又说他认识一个朋友，"人头很熟"，他愿意同我介绍。我自然"感谢"。末了，他拿出一个纸包来，说是朋友寄存在他那里的，可是他"家"里门户不谨慎，想寄到我房里去，“明后天就来拿去"。

纸包不大，却很有点分量。我当即猜到是"土"，我老实不很愿意招惹这些闲事，但因为面皮嫩，又想到鸦片已经公卖，在上海地方"家"里有"土"并不犯法，我也就接收了。这就是所谓"出门人大家帮忙"。

回到房里我偷偷地打开纸包角一看，才知道不是"土"，而是些小小的红色丸子。我直觉到这一定是报上常见的什么"红丸"了。红丸在上海是查禁的，我真糟了！然而我既答应代①保管，我就不好意思送回去，结果我把它藏在床下。

①"红丸"以海洛因制成的吸食用毒品。

幸而当天晚上我的"下邻"就来取他的宝贝了。我装出了开玩笑的样子对他说道：

“喂，朋友！你有这号货色，也没请我尝尝，多么小气呀！再者，你为什么不老实告诉我呢？我可以藏得好些。"那"下邻"只是闪着老鼠眼睛笑。

从这一回以后，我和他算是有了特别交情。渐渐我知道他的职业是：贩卖红丸，以及让人到他"家"来过瘾，一种最简陋的"私灯"。他自己也抽几口，可是不多。

“现在，卖鸦片是当官，卖红丸就算犯法，他妈的，要说到害人，还不是一样！不过人家本钱大，就卖鸦片，我是吃亏本钱太小罢了！"有一天，他忽然发牢骚；他说这番话时，一对老鼠眼睛闪闪地就像要咬人家；于是，又像看透了什么似的，他摸着尖下巴，很有自信地接着说下去：“鸦岂不能禁，不敢禁，为的一禁了，上海地面就出乱子，可是你瞧着罢，将来总有一天红丸也要当官！你说，上海是有钱人多呢，还是穷人多？"“自然是穷人多啦！可是怎么鸦片一禁就得出乱子？"我热心地反问；近来我觉得这位不正当职业的"下邻"颇有意思了。

这可打开了这位"下邻"的话匣子。他很"义愤"似的骂那些贩卖黑货的，他把贩卖黑货的内幕说了出来，——自然一半是他们中间的"传说"，然而又一半大概是真的，末了，他看定了我问道：

“你想想，要是当真禁鸦片，这一班人哪里来饭吃？他们砸了饭碗，还不惹事么？我们贩红丸的，抢了他们的生意，就说红丸顶毒，要禁了；可是，朋友，上海人一年一年穷下去了，吃不起鸦片，只好拿红丸来过瘾，我们这项生意是一年年做大。将来总有一天，红丸也要当官，哈哈！"这位"下邻"是老门槛，他的议论，我不能赞一词。他以为无论什么"生意"，一有了势力，——能够养活一帮人，而这一帮人吃不饱时便能捣乱，那就只好让这项"生意"当官：他这“当官哲学"也许是对的。可是他忘记了一点：无论什么"生意"，既当官了，本钱大的，就可以垄断。我立刻将这意思对他说了。他好像很扫兴，又侧着脸搔头皮，勉强干笑着说道：“保不定下次航空奖券就有我的头彩呀！"后来我知道这位"下邻"原先也是斯文一脉，是教书的，不知道怎样一来就混到了这条"红路"上去了。这话是住在统客堂楼的邻居告诉我的。

这位"前邻"，是个有职业的人了。有老起，也有孩子，本人不过三十岁左右，眼前的职业是交易所经纪人的助手。我同他是在扶梯上认识起来的。全幢房子里要算他最有"长衫朋友"的气味。而我也是还没脱下"祖传"的长衫，所以很快地我们俩也成为"朋友"了。

不用说，我们俩朋友之轧成，是我一方主动的。因为我妄想着，或者他有门路给我介绍一个职业。

我忘记不了我讲起找职业时他的一番谈话。当他知道了我的经济情形，并且知道我是挟着怎样的指望到上海来的，他就很恳切地说：

“你不要见怪，照我看来，你还是回乡下去想法子罢！"“哦，哦？"我苦闷地喊出了这疑问的声音来。

“你现在是屋漏碰到连夜雨，"他接着说，“你到上海来托朋友寻事体，刚刚你的朋友自己也没事体，你的运气也太坏！可是你就算找到了事，照你说的一个月三四十元，眼前想想倒不错，混下去才知道苦了。”

“哎，哎！我只要够开销呀！"

“哈哈，要是够开销，倒好了，就为的不够呀！你一个月拿三十多元，今年是够开销了，明年就不够。"他提高了嗓子，眼睛看着我的脸，"照你所说，你的事情只有硬薪水，没有外快，在上海地面靠硬板板的薪水过日子，准要饿死的！"“哦，哦！"

“你想，住在上海，开销是定规一年大一年，你的薪水却不能一年加一年，那不是今年够开销，明年就不够了么？所以我们在上海混饭吃，全靠外快来补贴。正薪水是看得见的，‘外快就大有上落。顶少也得个一底一面。譬如我们的二房东，他要是单靠正薪水，哪里会吃得这么胖胖的？"我用心听着，在心里咀嚼着，不知不觉怔住了。过一会儿，我鼓起了勇气问道：

“那么，你看我能不能改行呢？我这本行生意只有正薪水，我想来一定得改行了。”

谈到这里，我的"前邻"就笑而不答。但好像不叫我绝望，他迟疑了半晌，这才回答道：

“人是活的，立定主意要改，也就改了。譬如我，从前也不是吃交易所的饭，也是混不过去才改了行的。"我觉得是"机会"来了，就立刻倾吐了求他帮忙介绍的意思。他出惊地朝着我看，好像我这希望太僭妄。但他到底是“好人"，并没挖苦我，只说：

“你既然想进这一行，就先留心这一行里的门槛罢。"我自然遵教。以后碰到他在"家"时，我就常常去找他闲谈，希望得点交易所的知识。但是"知识"一丰富，我就立刻断定这一行我进不去，因为第一须有脚力很大的保人，我这希望诚然是太僭妄了呵！

在我热心于这项幻想的时候，因为闷在"家"里无聊，就时常到北京路，宁波路，汉口路一带观光。这里是华商银行和钱庄的区域。我记不清那许多大大小小的银行名字，只觉得起多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些银行的名字乡下人都不知道，然而有钱的乡下人带了钱到上海来"避难"，可就和这些银行发生关系了。银行的储蓄部尽量吸收这些乡下逃来的金钱。

我的"前邻"的上司——交易所第×号经纪人，据说就"代表"了好几家银行，有一天，我跟我的"前邻"到交易所去看过。这位经纪人手下有六七个"助手，而我的"前邻"夹在中间好像异常渺小。他只听从另一助手的指挥，伸出手掌去，涨破了喉管似的叫，——据说这就是"做买卖"。可是后来回"家"后我的"前邻"问起我"好不好玩"的时候，他蓦地正色庄容卖弄他的"本领"道：

“你不要看得伸手叫叫是轻便的差使，责任可重要得很呢！公债的涨跌，都从我的伸手叫叫定局的哪！几万人的发财破产都要看我这伸手叫叫！"听了这样的话，我只有肃然起敬的份儿。而且我相信他的话并不是吹牛。虽则他的"伸手"和"叫叫"就同傀儡戏中的木偶一样全听命于他的上级同事——另一助手，可是我仍旧原谅他的自豪，因为那另一助手也是同样的木偶，听命于更上级的那个经纪人，而经纪人的背后牵线者则是那几个银行。

三二房东的小少爷

我的朋友答应再等一星期就有确定的消息。我算算袋里的家财，还可以混上两星期，于是我就安心再等他几天。

出门去，多少得花几个钱，我整天守在"家"里，有时闷气不过，就到里门口看街景。这样，我就同二房东的小少爷发生交情了。他是在小学校念书的，可是下午三点以后就看见他挟了书包在弄堂里或是马路旁呼朋引友玩耍。

我去参观过那个小学校。这是上海所谓"弄堂小学"，差不多每一弄堂里总有这么一两所。校舍就是"一楼一底"的房子，我所参观的那个小学校则同普通人家一样，也是"后门进出"。灶披作了办公室兼号房，还兼了"学校商店"，楼上楼下是两个课堂，“天井"里搭了亮棚，却是校长太太的香房了。校门外的弄堂就是上体操课的操场。

这些"弄堂小学"实在就是私塾，然而到底比私塾"高明"些罢，二房东的小少爷在"弄堂小学"里四年，居然便能看"小书"了。所谓"小书"，是半图半字的小说，名为"连环图画小说"。《三国志》，《封神传》，《水浒》，《七侠五义》，差不多所有的旧小说，都有简易的"连环图画"本。我第一次看见二房东的小少爷拿着这种"小书"一面走一面看的时候，我很惊奇。我拉住了他问道：

“什么书，给我看一看！"

这位小朋友于是得意洋洋地对我夸说剑仙如何如何，侠客如何如何，——许多剑仙的名儿，我都不曾听见过。他看见我对答不来，更加得意了，哈哈哈笑了一阵，就拍着我的口袋问道：

“你有铜子么？有，我就领你去看去。真多！"我还有点迟疑，可是这位小朋友拉着我就走。出了里门不多几步，就是一所"公厕"，在那"公厕"的墙边，有几个孩子围住了什么东西，热心地一面看，一面议论。我们也是朝那里走去。于是我猛然想起往常见过一个老头子守着两扇门似的东西站在那"公厕"的旁边，而那门样的板上花花绿绿有些像是书。要不是二房东的小少爷今回引我去，我是万万想不到"公厕"旁边就有书摊的。

到了那摊儿跟前，我又看见还有短衫朋友坐在板凳上也在看这些小书。我的小朋友又拍着我的衣袋问道：

“铜板多不多？"

“六七个是有的。"我回答，一面仰脸看那花花绿绿的两扇板门的书架子。

“六个就够了！喂，老头子，《侠盗花蝴蝶》！"我的小朋友很内行似的支配了我和那摆书摊的老头子。于是一部什么"侠盗"，大约是薄薄的小册子二十多本，到了我们手里。我约略翻了一翻，方才知道所谓"连环图画小说"者，不只是改编几本旧小说，简直还有"创作"，只要有剑仙，有侠盗，有飞剑，有机关埋伏，便有人欢迎。

并且我又知道这书摊上的书只出租，不出卖，租回家去看的，固然也有，但大多数是当场看了一套再换一套。我的小朋友门槛精得很，他和这老头子有不成文契约，是六个铜子当场租看两套。

于是我觉得这"公厕"旁边的尺寸地简直是图书馆，称之曰书摊，还是太失敬了！

这一次以后，我每逢在马()路上走，便看见到处有这些"街头图书馆"，差不多每一街角，每一里门口，每一工厂附近，都有这些两扇板门的"图书馆"，而所有的书也同样是那几种"武侠"连环图画。看书的不尽是小孩子，也有大人，不过穿长衫的大人很少很少。

我知道上海并没有完备的公共图书馆，现在我更知道上海却有此种"通俗"的街头图书馆，并且还撒下了异常精密的“阅览网"呵！

一个星期的期间过后，我的职业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朋友动我再等一星期，再去碰碰门路，可是我觉得已经够了。”住"的问题，“外快"的问题，“红丸"的问题，内地银子跑到上海变成公债的问题，已经叫我了解上海是怎样一个地方，而上海生活又是怎样一种生活了。尤其那些"弄堂小学"和"街头图书馆"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我很怀疑，世界上找得出像上海那样的第二个大都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