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关于雷公

在市上买到乡人孙德祖的着作十种，普通称之日《寄龛全集》，其实都是光绪年间随刻随印，并没有什么总目和名称。三种是在湖州做教官时的文犊课艺，三种是诗文词，其他是笔记，即《寄龛甲志》至《丁志》各四卷，共十六卷，这是我所觉得最有兴趣的一部分。寄龛的文章颇多“规模史汉及六朝骈俪之作”，我也本不太了解，但薛福成给他作序，可惜他不能默究桐城诸老的义法，不然就将写得更好，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不过我比诗文更看重笔记，因为这里边可看的东西稍多，而且我所搜的同乡着作中笔记这一类实在也很少。清朝的我只有俞蛟的《梦厂杂着》，汪鼎的《雨韭庵笔记》，汪瑰的《松烟小录》与《旅谭》，施山的《姜露庵笔记》等，这《寄龛甲乙丙丁志》要算分量顶多的了。但是，我读笔记之后总是不满意，这回也不能是例外。我最怕读逆妇变猪或雷击不孝子的记事，这并不因为我是赞许仵逆，我感觉这种文章恶劣无聊，意思更是卑陋，无足取耳。冥报之说大抵如他们所说以补王法之不及，政治腐败，福淫祸善，乃以生前死后弥缝之，此其一，而文人心地偏窄，见不惬意者即欲正两观之诛，或为法所不问，亦其力所不及，则以阴谴处之，聊以快意，此又其二；所求于读书人者，直谅多闻，乃能立说着书，启示后人，今若此岂能望其为我们的益友乎。我读前人笔记，见多记这种事，不大喜欢，就只能拿来当作文章的资料，多有不敬的地方，实亦是不得已也。

《寄龛甲乙丙丁志》中讲阴谴的地方颇多，与普通笔记无大区别，其最特别的是关于雷的纪事及说明。如《甲志》卷二有二则云：

“庚午六月霄击岑墟鲁氏妇毙，何家溇何氏女也，性柔顺，舅姑极怜之，时方孕，与小姑坐厨下，小姑觉是屋热不可耐，趋他室取凉，才逾户限，霹雳下而妇殒矣。皆日，宿业也。或疑其所孕有异。既而知其幼丧母，其叔母抚之至长，已而叔父母相继殁，遗子女各一，是尝赞其父收叔田产而虐其子女至死者也。皆曰，是宜勉。”

“顺天李小亭言，城于峪某甲事后母以孝闻，亦好行善事，中年家益裕，有子矣，忽为雷殛。皆以为雷误击。一邻叟慨然曰，雷岂有误哉，此事舍余无知之者，今不须复秘矣。（据叟所述则某甲少时曾以计推后母所生的幼弟入井中，故雷殛之于三十年后，又申明其理由云：“所以至今日而后殛之者，或其祖若父不应绝嗣，俟其有子欤，雷岂有误哉。于是众疑始释，同声称天道不爽，”又《乙志》卷二有类似的话，虽然不是雷打：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钱塘潮八月十八日临安民俗大半出观。绍兴十年秋……潮至汹涌异常，桥坏压溺死数百人，既而死者家来号位收敛，道路指言其人尽平日不逞辈也。同治中南江浮侨亦觏此变。桥以铁索连巨舶为之，维系巩固，往来者日千万人，视犹庄逢焉。其年四月望郡人赛五都神会，赴江东当过桥，行人及止桥上观者不啻千余，桥霉中断，巨舶或漂失或倾覆，死者强半……徐柳泉师为余言，是为夷粤燹后一小劫，幸免刀兵而卒罹此厄，虽未遍识其人，然所知中称自好者固未有与焉。印之潜氏所记，可知天道不爽。”又《丙志》卷二记钱西箴述广州风灾火灾，其第二则有云：

“学使署有韩文公洞，在仪门之外，大门之内，岁以六月演剧柯中。道光中剧场灾，死者数千人，得脱者仅三人，其一为优伶，方戴面具跳魁罡，从面具眼孔中窥见满场坐客皆有铁索连锁其足，知必有大变，因托疾而出。一为妓女，正坐对起火处，遥见板隙火光荧然，思避之而坐在最上层，纤回而下恐不及，近坐有捷径隔阐干不可越，适有卖瓜子者在阑外，急呼之，告以腹痛欲绝，情负之归，谢不能，则卸一金腕阑畀之曰，以买余命，隔阑飞上其肩，促其疾奔而出，卖瓜子者亦因之得脱。”孙君又论之日：

“三人之褐脱乃倡优居其二，以优人所见铁索连锁，知冥冥中必有主之者，岂数千人者皆有夙业故紫之使不得去歇。优既不在此数，遂使之窥见此异，而坐下火光亦独一不在此数之妓女见之，又适有不在此数之卖瓜子者引缘而同出于难，异哉。然之三人者必有可以不死之道在，有知之者云卖瓜子者事婿母孝，则余二人虽贱其必有大善亦可以类推而知。”

我不惮烦地抄录这些话，是很有理由的，因为这可以算是代表的阴谴说也。这里所说不但是冥冥中必有主之者，而且大道不爽，雷或是火风都是决无误的，所以死者一，定是该死，即使当初大家看他是好人，死后也总必发见什么隐恶，证明是宜殛，翻过来说，不死者也必有可以不死之道在，必有大善无疑。这种歪曲的论法全无是非之心，说得迁远一点，这于人心世道实在很有妨害，我很不喜欢低级的报应说的缘故一部分即在于此。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卷三有一则云：

“人怀不良之心者俗谚辄曰黑心当被雷击，而蚕豆花开时闻雷则不实，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间不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谚语非妄，人可不知所惧哉。”尤其说得离奇，这在民俗学上固不失为最为珍奇的一条资料，若是读书人着书立说，将以信今传后，而所言如此，岂不可长太息乎。

阴谴说--我们姑且以雷殛恶人当作代表，何以在笔记书中那么猖撅，这是极重要也极有趣的问题，虽然不容易解决。中国文人当然是儒家，不知什么时候几乎全然沙门教（不是佛教）化了，方士思想的侵入原也早有，但是现今这种情形我想还是近五百年的事，即如《阴骘文·感应篇》的发达正在明朝，笔记里也是明清最厉害的讲报应，以前总还要好一点。查《太平御览》卷十三雷与霹雳下，自《列女后传》李叔卿事后有《异苑》等数条，说雷击恶人事，《太平广记》卷三九三以下三卷均说雷；其第一条亦是李叔卿事，题云《列女传》，故此类记事可知自晋已有，但似不如后代之多而详备。又《论衡》卷六《雷虚篇》云：

“盛夏之时，雷电迅疾，击折树木，坏败屋室，时犯杀人。世俗以为击折树木坏败屋室者天取龙，其犯杀人也谓之阴过。饮食人以不洁净，天怒击而杀之，隆隆之声，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无愚智莫谓不然，推人道以论之，虚妄之言也。”又云：

“图书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霄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音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击之声也，其杀人也引连鼓相椎并击之矣。世又信之，莫谓不然，如复原之，虚妄之象也。”由此可见人有阴过被雷击死之说在后汉时已很通行，不过所谓阴过到底是些什么就不大清楚了，难道只是以不洁食人这一项么。这里我们可以注意的是王仲任老先生他自己便压根儿都不相信，他说：

“建武四年夏六月雷击杀会稽靳专日食（案此四字不可解，《太平御览》引作郭县二字）羊五头皆死，夫羊何阴过而天杀之。”《御览》引桓谭《新论》有云：

“天下有鹤鸟，郡国皆食之，三辅俗独不敢取之，取或雷霹雳起。原夫天不独左彼而右此，其杀取时适与雷遇耳。”意见亦相似。王桓二君去今且千九百年矣，而有此等卓识，我们岂能爱今人而薄古人哉。王仲任又不相信雷公的那形状，他说：

“钟鼓无所悬着，雷公之足无所蹈履，安得而为雷……雷公头不悬于天，足不蹈于地，安能为雷公。飞者皆有翼，物无翼而飞谓之仙人，画仙人之形为之作翼，如雷公与仙人同，宜复着翼。使雷公不飞，图雷家言其飞，非也，使实飞，不为着翼，又非也。”这条唯理论者的驳议似乎被采纳了，后来画雷公的多给他加上了两扇大肉翅，明谢在杭在《五杂诅》卷一中云：

“雷之形人常有见之者，大约似雌鸡，肉翅，其响乃两翅奋扑声也。”谢生在王后至少相隔一千五百年了，而确信雷公形如母鸡，令人想起《封神传》上所画的雷震子。《乡言解颐》五卷，瓮斋老人着，但知是宝坻县人姓李，有道光己酉序，卷一天部第九篇曰雷，文颇佳：

“《易说卦》，震为霄为长子。乡人雷公爷之称或原于此乎。然雷公之名其来久矣，《素间》，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于知医道乎？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焉。又药中有雷丸雷矢也。梨园中演剧，雷公状如力士，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国史补》，雷州春夏多雷，霄公秋冬则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状类兔。其日雷闻百里，则本乎震惊百里也。曰雷击三世，见诸说部者甚多。《左传》曰，震电冯怒，又曰，畏之如雷霆。故发怒申饬人者曰雷，受之者遂曰被他雷了一顿。晋顾催之凭重桓温，温死，人间哭状，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故见小孩子号哭无泪者曰干打雷不下雨。曰打头雷，仲春之月雷乃发声也。曰收雷了，仲秋之月雷始收声也。宴会中有雷令，手中握钱，第一猜着者曰劈雷，自己落实者曰闷雷。至于乡人闻小考之信则曰，又要雷同了，不知作何解。”我所见中国书中讲雷的，要算这篇小文最是有风趣了。

这里我连带地想起的是日本的关于雷公的事情。民间有一句俗语云，地震打雷火灾老人家。意思是说顶可怕的四样东西，可见他们也是很怕雷的，可是不知怎的对于雷公毫不尊敬，正如并不崇把火神一样。我查日本的类书就没有看见雷击不孝于这类的纪事，虽然史上不乏有人被雷震死，都只当作一种天灾，有如现时的触电，不去附会上道德的意义。在文学美术上雷公却时时出现，可是不大庄严，或者反多存喜剧色彩。十四世纪的“狂言”里便有一篇《雷公》，说他从天上失足跌下来，闪坏()了腰，动弹不得，请一位过路的庸医打了几针，大惊小怪的叫痛不迭，总算医好了，才能飞回天上去。民间画的“大洋绘”里也有雷公的画，圆眼潦牙，顶有双角，腰里虎皮，正是鬼（oui，恶鬼，非鬼魂）一般的模样，伏身云上，放下一条长绳来，挂着铁锚似的钩，去捞那浮在海水上的一个雷鼓。有名的滑稽小说《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意即徒步旅行）后编下记者年朝山进香人的自述，雷公跌坏了在他家里养病，就做了他的女婿，后来一去不返，有雷公朋友来说，又跌到海里去被鲸鱼整个地吞下去了。我们推想这大约是一位假雷公，但由此可知民间讲雷公的笑话本来很多，而做女婿乃是其中最好玩的资料之一，据说还有这种春画，实在可以说是大不敬了。这样的洒脱之趣我最喜欢，因为这里有活力与生意。可惜中国缺少这种精神，只有《太平广记》载狄仁杰事，（《五杂俎》亦转录，）雷公为树所夹，但是救了他有好处，也就成为报应故事了。日本国民更多宗教情绪，而对于雷公多所狎侮，实在却更有亲近之感。中国人重实际的功利，宗教心很淡薄，本来也是一种特点，可是关于水火风雷都充满那些恐怖，所有纪载与说明又都那么惨酷刻薄，正是一种病态心理，即可见精神之不健全。哈理孙女士论希腊神话有云：

“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日本庶几有希腊的流风余韵，中国文人则专务创造出野蛮的新的战栗来，使人心愈益麻木萎缩，岂不哀哉。

廿五年五月

周作人：虱子

--草木虫鱼之二

偶读罗素所着《结婚与道德》，第五章讲中古时代思想的地方，有这一节话：

“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我记起我们东方文明的选手故辜鸿铭先生来了，他曾经礼赞过不洁，说过相仿的话，虽然我不能知道他有没有把虱子包括在内，或者特别提出来过。但是，即是辜先生不曾有什么颂词，虱子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位置也并不低，不过这似乎只是名流的装饰，关于古圣先贤还没有文献上的证明罢了。晋朝的王猛的名誉，一半固然在于他的经济的事业，他的捉虱子这一件事恐怕至少也要居其一半，到了二十世纪之初，梁任公先生在横滨办《新民丛报》那时有一位重要的撰述员，名叫扪虱谈虎客，可见这个还很时髦，无论他身上是否真有那晋朝的小动物。

洛威（r·h·lowie）博士是旧金山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近着一本很有意思的通俗书《我们是文明么》，其中有好些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第十章讲衣服与时装，他说起十八世纪时妇人梳了很高的髻，有些矮的女子，她的下巴颏儿正在头顶到脚尖的中间。在下文又说道：“宫里的女官坐车时只可跪在台板上，把头伸在窗外，她们跳着舞，总怕头碰了挂灯。重重扑粉厚厚衬垫的三角塔终于满生了虱子，很是不舒服，但西欧的时风并不就废止这种时装。结果发明了一种象牙钩钗，拿来搔痒，算是很漂亮的。”第二十一章讲卫生与医药，又说到“十八世纪的太太们头上成群的养虱子。”又举例说明道：

“一三九三年，一法国着者教给他美丽的读者六个方法，治她们的丈夫的跳蚤。一五三九年出版的一本书列有奇效方，可以除灭跳蚤，虱子，虱卵，以及臭虫。”照这样看来，不但证明“西洋也有臭虫”，更可见贵夫人的青丝上也满生过虱子。在中国，这自然更要普遍了，褚人获编《坚瓠集》丙集卷三有一篇《须虱颂》，其文曰：

“王介甫王禹玉同伺朝，见虱自介甫襦领直缘其须，上顾而笑，介甫不知也。朝退，介甫问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愿颂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众大笑。”我们的荆公是不修边幅的，有一个半个小虫在胡须上爬，原算不得是什么奇事，但这却令我想起别一件轶事来，据说徽宗在五国城，写信给旧臣道，“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照常人的推想，皇帝不认识虱了，似乎在情理之中，而且这样传说，幽默与悲感混在一起，也颇有意思，但是参照上文，似乎有点不大妥帖了。宋神宗见了虱子是认得的，到了徽宗反而退步，如果属实，可谓不克绳其祖武了。《坚瓤集》中又有一条“恒言”，内分两节如下：

张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贞公席，食鳗鱼蝗鱼。厄人误不置醋。张云，仓皇失措。文贞腰扪一虱，以齿毙之，血溅以上。张云，大率类此。文贞亦解颐。

清客以齿毙虱有声，妓哂之。顷妓亦得虱，以添香置炉中而爆。客顾曰，熟了。妓曰，愈于生吃。

这一条笔记是很重要的虱之文献，因为他在说明贵人清客妓女都有们虱的韵致外，还告诉我们毙虱的方法。《我们是文明么》第二十一章中说：

“正如老鼠离开将沉的船，虱子也会离开将死的人，依照冰地的学说。所以一个没有虱子的爱斯吉摩人是很不安的。这是多么愉快而且适意的事，两个好友互捉头上的虱以为消遣，而且随复庄重地将它们送到所有者的嘴里去。在野蛮世界，这种交互的服务实在是很有趣的游戏。黑龙江边的民族不知道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可以表示夫妇的爱情与朋友的交谊。在亚尔泰山及南西伯利亚的突厥人也同样的爱好这个玩艺儿。他们的皮衣里满生着虱子，那妙手的土人便永远在那里搜查这些生物，捉到了的时候，咂一咂嘴儿把它们都吃下去。拉得洛夫博士亲自计算过，他的向导在一分钟内捉到八九十匹。在原始民间故事里多讲到这个普遍而且有益的习俗，原是无怪的。”由此可见普通一般毙虱法都是同徐文贞公一样，就是所谓“生吃”的，只可惜“有礼节的欧洲人是否吞咽他们的寄生物查不出证据”，但是我想这总也可以假定是如此罢，因为世上恐怕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不过史有团文，洛威博士不敢轻易断定罢了。

但世间万事都有例外，这里自然也不能免。佛教反对杀生，杀人是四重罪之一，犯者波罗夷不共住，就是杀畜生也犯波逸提罪，他们还注意到水中土中几乎看不出的小虫，那么对于虱子自然也不肯忽略过去。《四分律》卷五十《房舍键度法》中云：

“于多人住处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尔。彼上座老病比丘数数起弃虱，疲极，佛言应以器，若磊，若动贝，若敝物，若绵，拾着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彼用宝作筒，佛言不应用宝作筒，听用角牙，若骨，若铁，若铜，若铅锡，若竿蔗草，若竹，若苇，若木，作筒，虱若出，应作盖塞。彼宝作塞，佛言不应用宝作塞，应用牙骨乃至木作，无安处，应以缕系着床脚里。”小林一茶（一七六三-一八二七）是日本近代的诗人，又是佛教徒，对于动物同圣芳济一样，几乎有兄弟之爱，他的咏虱的诗句据我所见就有好几句，其中有这样一首，曾译录在《雨天的书》中，其词曰：

捉到一个虱子，将它掐死固然可怜，要把它舍在门外．让它绝食，也觉得不忍，忽然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予母的东西，成此。

“虱子啊，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

（注，日本传说，佛降伏鬼子母，给与石榴实食之，以代人肉，因石榴实味酸甜似人肉云。据《香子母经》说，她后来变为生育之神，这石榴大约只是多子的象征罢了。）

这样的待遇在一茶可谓仁至义尽，但虱子恐怕有点觉得不合式，因为像和尚那么吃净素他是不见得很喜欢的。但是，在许多虱的本事之中，这些算是最有风趣了。佛教虽然也重圣贫，一面也还讲究--这你作清洁未必妥当，或者总叫作“威仪”罢，因此有些法则很是细密有趣，关于虱的处分即其一冽，至于一茶则更是浪漫化了一点罢了。中国扪虱的名士无论如何不能到这个境界，也决做不出像一茶那样的许多诗句来，例如--

喂，虱子呵，爬罢爬罢，向着春天的走向。

实在译不好，就此打住罢。--今天是清明节，野哭之声犹在于耳，回家写这小文，聊以消遣，觉得这倒是颇有意义的事。

民国十九年四月五日，于北平

阿英：周作人诗纪

一

光绪甲辰（一九○四），先生二十岁，日俄战争开始。四  月，在杂志《女子世界》第五期，发表七律二首，署“会稽萍云女士”，题《偶感》：迅急风潮催大梦，主人沉醉两昏昏。

三千年代文明国，

百万同胞孟密魂。

黄鹤徒传风鹤警，

黑奴犹是帝王孙。

凄凉读尽兴亡史，

东亚名邦有几存？

亡国遗民剧可哀，

苏门铜获尽尘埃。

不堪故国歌禾黍，

莫向昆明话劫灰。

大地山河如梦里，

王孙芳草循天涯。

中原不少罗兰辈，

忍把神州委草莱。

又有《题侠女奴原本》二律，载十二期，有“一误何堪再误来”，及“请君入瓮已堪伤，灌顶醍醐那可当”，“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诸联。两题虽未尽激昂，然慷慨之情怀可见，此时之先生，固一爱国之志士也。

二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先生二十五岁。时已改作新诗，得数十首，辑为《过去的生命》一秩行世。《小河》一篇，尤为当时文坛推重，盖完全反映五四期间新力量向旧社会冲决之精神也。有《两个扫雪的人》，载杂志《新青年》六卷三期，有警句云：一面尽扫，一面尽下，扫尽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洼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完全反映着为社会改造努力者之坚决，能耐，忍受一切的苦。此亦为当时名作。

十五年后之先生，是已成为一有力之社会改造家，中国新文学运动之推动人矣。先生一生，此其黄金时代也。

三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先生五十岁。有名之五十自寿《偶作打油诗二首》，出现于文坛。用原稿制版，首揭之杂志《人间世》创刊号，并有刘复等和作。先生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

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年无端玩骨董，

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

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

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

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

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

只欠工夫吃讲茶。

按先生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亦有一诗，不为人注意，题为《梦中得》，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证其前生为一“老僧”。《打油诗》之作，距《两个扫雪的人》又十五年，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先生原先之精神，变为“含悲泪”，不得已而谈狐说鬼吃苦茶矣。

四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先生五十四岁。平津于昨年（一九三七）秋沦陷，先生报友人书，嘱勿忘北方有苏武。不意一年未屈，蜕变竟生，先生已舍弃其“袈裟”荣任“新贵”矣。既言论之俱在，复照片之赫然，余纵爱先生，然亦只能“痛割”。故略辑先生过去诗篇，成兹诗纪，以示先生一  生经过，兼示事变之来，决非偶然。并系以不讲韵律之小词曰：三十年前志士，五四而后名流。

如今腼颜竟事仇，

不顾万年遗臭！

说鬼谈狐何碍，

坐禅吃茶无妨。

奈何花样()可新翻，

落个汉奸下场？

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五日

原载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７日《文汇报》，（署名鹰隼）

周作人：鸟声

古人有言：“以鸟鸣春。”现在已过了春分，正是鸟声的时节了，但我觉得不大能够听到，虽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经近于乡村。这所谓鸟当然是指那飞鸣自在的东西，不必说鸡鸣咿咿鸭鸣呷呷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鸽子之类也算不得数，因为他们都是忘记了四时八节的了。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这似乎都不能报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

英国诗人那许（nash）有一首诗，被录在所谓《名诗选）（goldenthepoetry）的卷首。他说，春天来了，百花开放，姑娘们跳着舞，天气温和，好鸟都歌唱起来，他列举四样鸟声：

cuckco,jug-jug,pee-wee,to-witta-woo！

这九行的诗实在有趣，我却总不敢译，因为怕一则译不好，二则要译错。现在只抄出一行来，看那四样是什么鸟。第一种是勃姑，书名鸠，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无疑了。第二种是夜莺，就是那林间的“发痴鸟”，古希腊女诗人称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夜莺”，他的名贵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乡间的黄莺也会“翻叫”，被捕后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与他西方的表兄弟相同，但他要吃小鸟，而且又不发痴地唱上一夜以至于呕血。第四种虽似异怪乃是猫头鹰。第三种则不大明了，有人说是蚊母鸟，或云是田凫，但据斯密士的《鸟的生活与故事》第一章所说系小猫头鹰。倘若是真的，那么四种好鸟之中猫头鹰一家已占其二了。斯密士说这二者都是褐色猫头鹰，与别的怪声怪相的不同，他的书中虽有图像，我也认不得这是鸱是1还是流离之子，不过总是猫头鹰之类罢了。几时曾听见他们的呼声，有的声如货郎的摇鼓，有的恍若连呼“掘洼（dzhuehuoang），俗云不样主有死丧。所以闻者多极懊恼，大约此风古已有之。查检观颓道人的《小演雅》，()所录古今禽言中不见有猫头鹰的话。然而仔细回想，觉得那些叫声实在并不错，比任何风声萧声鸟声更为有趣，如诗人谢勒（sheller）所说。

现在，就北京来说，这几样鸣声都没有，所有的还只是麻雀和啄木鸟。老鸹，乡间称云乌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欢喜的乌老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吧。

“嗽哳，嗽哳！”

“嘎嘎！”

一九二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