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首富刘永好的财富人生

“食品安全隐患、猪肉价格高居不下、鸡蛋价格上涨……”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此类报道背后，中国农牧产业隐藏的深层次困境正露出冰山一角。作为中国最大的民营农业企业的掌门人，刘永好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建议政府重视解决工业和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出台政策支持农业转型。他以“腾农规划”为题目，阐述应如何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民，打造新型农业经济体系。

刘永好是上世纪90年代名气很大的中国首富，以猪饲料起家。此后，20多年开疆拓土，入股民生银行，让其一度在资本市场风生水起。涉足房地产、化工行业，更令其积累了充足的资本，而兄弟携手创业、分家，新希望系企业发展壮大的故事一直被商界津津乐道。与其同时代创业的企业家，大多难以逃脱衰落的命运，但新希望持续、稳健的发展势头让其在动荡的商业格局中屹立不倒。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虽然农业一度的利润不敌其他商业板块，但刘永好却从未放弃。

刘永好将农业确立为新希望的支柱产业。如果将新希望比作一架飞机，那么农业就是机身，金融和地产则是机翼。在企业内部，他宣扬“反哺”理论——“农业有丰有欠，风险大、利润低，应该用金融和地产的高收益支持农业”。目前，新希望有近7万名员工从事农业，只有300名员工服务于地产业务。刘永好至今仍然保留着“下农村”的习惯。他衣着朴素，行事低调，坐在田间，蹲在地头，走进猪圈，与农民拉家常，“我已经在这个行业30年了，喜欢这个行业”。

四川新津，美丽的西南小城，1951年，刘永好出生在这里，兄弟中排行老四。艰难的生活并没有压垮他们求知的欲望和对理想孜孜不倦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四兄弟齐刷刷步入大学校门。1982年，他们开办了育新良种场，养殖良种鸡、鹌鹑，仅用五年时间，刘氏兄弟赚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0万。此后，他们将目光瞄准猪饲料，与国际对手正大正面厮杀。“哪里有正大，哪里就有希望”的扩张，奠定了新希望饲料主业的战略布局。1995年，四兄弟划江而治，刘永好旗下拥有21家公司，其中18家是饲料公司，继续以饲料大王征战大江南北。

单飞后的刘永好以南方希望作为传统的饲料产业稳扎稳打，以上市的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多元化投资。短短几年间，他以兼并和收购国营饲料企业、自建新厂的双箭齐发模式实现扩张。虽然饲料业的利润在90年代后期越来越薄，但刘永好有更长远的规划。一方面，到海外建厂为国内饲料业的冬天找寻出路;另一方面，中国农业迄今没有引爆爆发点，国外大规模畜牧业的生产方式是中国产业的未来所在，布局产业链打造规模化养殖大有可为。

后面的这个想法，盘桓在刘永好脑子里已有十年之久。其优势在于，养殖业使用土地少，通过技术和资金，可以实现集中工厂化、规模化，而国外育种、饲料、防疫、治病和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模式相当成熟。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新希望在全国建立了不少示范厂、实验场，有不少养殖专家，具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的可行性。但是，困难也很明显。以猪肉产业链为例，虽然农村(特别是四川)很多家庭都养猪，但基本以散养为主，企业养猪的成本涉及土地、猪舍、劳动力、饲料等，根本无法与散养成本相比较，当时很多政府资助的养殖场都因亏损不得不关门。

规模化养殖在中国行得通吗?新的机会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出现了。近年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直接导致农村散养户急剧减少。农民工进城后提高了肉蛋奶的需求量，约4亿农民从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市场空间的增加改变了定价的机制——大中型养殖企业通过规模化养殖满足市场需求。“城市化、消费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吃粮食越来越少，肉蛋奶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家禽以玉米、大豆为原料，在耕地红线无法触动的前提下，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实现规模化、高效率的养殖方式势在必行。”刘永好说。在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各种场合，他不止一次地就“谁来解决中国肉蛋奶”这个问题发表见解。

从2005年开始，刘永好全力打造养殖产业链——以山东六和为据点，布局鸡鸭等家禽产业链，以四川为基地打造猪肉产业链。“消费禽肉比猪肉更经济，老百姓近年来家禽的消费已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从养殖的角度，鸡和鸭养殖周期短，饲料转化率高。”“如果从战略布局的角度，家禽和猪肉的产业链相互替代，养鸡的周期只需要40多天，猪肉收购价格低时，企业迅速调剂。”多年扎根农业产业的经历，让他对风险控制极其敏感。

然而，联合农民将新希望打造成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即使对于跟农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刘永好也并不容易。“我们与农民打交道的方式必须与时俱进。”他说。在他看来，进城务工回到农村的农民已经无法满足传统意义上“自由自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他们希望发展成养上百头猪、上千只鸡的小型农业企业的新型“农场主”;另一方面，农民自发地组织成乡村合作社，原来的技术帮助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还需要金融服务、引导建立商业组织等社会化的服务。

新希望开创性地发展了“六方合作”的商业模式。所谓“六方”，是指政府、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担保公司、企业、农户，它们构建起“公司+基地+农村合作组织”的规模养殖单元。新希望从生产企业转型为服务企业——提供技术、金融担保、产供销一体化的360度服务体系。刘永好与他的团队开始了中国农业史无前例的创新试验——从原来一家一户向以农业合作和农业企业为龙头的规模化养殖演变。短短四年间，新希望已经形成年产8亿只肉禽和850万头生猪的产业链体系，4万养殖户、10余万农民参与其中，预计2011年新希望农业产业板块的收入将突破600亿元。

过去两年间，胡永忠管理的乐山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开创了新希望农牧事业的新起点——在全国原料成本最高的四川与养殖户合作，实现从生猪养殖到屠宰加工的整条产业链。在当地，他们创新性地采用了合作养殖、合作社适度规模自繁自养的模式，用更低成本控制上游养殖资源，同时通过服务模式，实行从种苗、饲料到兽药、疫苗的全程监管。

在乐山试点的过程中，通过对正大、中粮的模式比较，新希望创新性地将农民的利益与公司利益捆绑在一起。首先，新希望投入巨资建立育种猪核心群和繁育体系，从加拿大引进海波尔原种猪建立主代、父母代的核心群猪场。“将有技术含量的环节交给企业，将程序化的放给农户，有利于迅速扩大规模。”胡永忠说。其次，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民的风险，做大合作社。（创业  ）由农民投资建立猪舍，新希望的担保公司为农民提供贷款担保，种苗、饲料、药品等都由农牧公司配送。生猪出栏之后，如果行情不好，农牧公司会按照商品猪的成活率付给农户劳务费，让农户不赔钱;当市场行情好时，农牧公司在支付了劳务费之后与农户进行六四分成。“通过融资、技术服务的平台，与农户形成利益关联。”胡永忠说。

短短几年间，通过发展农户，整合中小型猪场，联合大猪场，乐山体系的年出栏猪达到30万头，建立了两个祖代场和一个自动化的父母代场，集团农牧担保贷款额预计今年将达到80亿，预计2014年将达到150万头的年出栏量。

余向前无疑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他是乐山五通桥地区合作社的带头人。30岁的他从事猪生意已经有15年。今年，他放弃与四川巨星合作，将部分生猪养殖转与新希望合作，分别采用新希望的自繁自养模式(引种二杂母猪150头)和合作养殖(1,500头)的模式经营，预计利润将达到100万。“养猪最困难的是疫情和行情低迷。新希望在行情低迷时提供保护价，疫情时提供保险，服务配套还包括担保流动资金、直供饲料和系统技术。”他说。

越来越多农户向余向前的合作社聚拢，从去年的34户增加到今年的54户。最近一个月，又有4户加入。在新希望的试验尝到甜头的余向前再次押注，将所有的生猪养殖转与新希望合作，并计划再加盖一个占地30亩的原种猪养殖场。不同于大型公司一次性大规模投资实现规模养殖的路径，新希望发展的“余向前”式的合作社，它们如星星之火在乐山壮大起来。其生命力在于双方优势互补，各取所需。发展适度规模养殖规避了环保风险。生猪养殖的成本大约70%是饲料，余向前的合作社每年的饲料消耗就是1,000吨左右，新希望联合了余向前这样的大客户。

如果说在刘永好打造的产业链的巨大链条中“余向前们”是一颗颗螺丝钉，那么山东六和等被收购与整合的公司则是紧紧咬合在一起的锁链。2006年前后，仅仅用了100天时间，刘永好就完成了收购六和的全部法律手续，接手六和45%的股份。另外10%的股份用于管理层激励。山东六和是刘永好为新希望布局的另一枚重要的棋子——打造鸡和鸭的家禽产业链。这家公司是农业大省的饲料大王，其培育的密集开发服务模式创造了中国饲料业的客户最高满意度。收购之初，这家企业就建立了包括饲料、屠宰加工、养殖、贸易的完整产业链条，年生产饲料240万吨，销售收入75亿。

“关键是人，要让联合体系中的企业和农民获得利益。”刘永好说。在收购六和、成为董事长之后，他只派了总裁和财务总监，原有的创始人继续做副董事长，负责战略、技术和财务。新希望禽类加工全部由六和承担。短短五年间，六和发展成为拥有262家公司的中国最大禽肉加工公司，年销售收入达到400亿元，生产饲料规模达到1,000万吨。未来五年，这个规模还将翻番。

收购壮大发展，是刘永好农业帝国版图扩张中主要的策略。但他从来不用“兼并”和“收购”这类字眼，而是坚持用“联合”与“合作”，“通过股权、技术、生产模式、经营运作模式的联合，助力新希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牧企业。”他说。收购六和的同一年，刘永好再度出手，控股60%收购北京千喜鹤。后者是北京大型生猪屠宰加工、深加工的企业，年屠宰产能达到500万头，与原有的新希望旗下的美好肉食品牌形成联动，负责产业链的后端深加工。

两家工厂收购的生猪绝大多数来源于新希望前端的养殖，这样就构成了从养殖到深加工的闭环，形成了可追溯的食品安全体系。这仅仅是刘永好打造全产业链模式的初衷之一，这个模式兑现了其“为耕者谋福利，给食者造福”的承诺，更承载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宏大理想。在他看来，通过科学、现代的养殖手段，可减少饲料浪费，提高养殖效率，防范疫病;借助农企、农社和农户结合的道路，农民有钱可赚，以农业龙头企业引领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可改善城市肉蛋奶供应不足的局面，让老百姓吃上了放心的肉。对企业而言，从种苗、饲料、养殖、屠宰到深加工，整个产业链的每个环节的累积增值达到最大，通过产业链的互补增强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近年来，刘永好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上。在终端领域，前期投资“乐客多”、在上海试水“滋生活”鲜肉连锁店后，刘永好入股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成为第三大股东。后者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达到360亿元。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布局种植业，虽然涉及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种植仍然没有出现商机，但刘永好已经开始在粮食收储和生产体系上“做文章”，宣布在辽宁投资50亿元，发展包括以辽宁中稻为主体的大米精深加工、一家从事玉米收储的企业以及生猪养殖。

越来越多的热钱进入农业。刘永好的竞争对手名单中不乏互联网精英、成功的实业家和房地产开发商，但他看起来在竞争中游刃有余，“农业的发展大机会已经来临，农业产业的发展模式变革势在必行”。新希望正在以厚积薄发之力频频出手。仅2010年一年，刘永好就完成了8个国家级的龙头企业股权合作，还有几十家市县级的龙头企业。

看似“大跃进”的背后，是一次次的反复论证。多年商战的历炼，让刘永好对“机会”敏感而谨慎。这源于其投资房地产、化工、乳业等非农业领域时培养的习惯。每当新机会出现，他总是自己查资料，面访业内专家，组织团队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批判”。熟悉他的人说，刘永好是能赚十块就绝不赚九块半的人。不过，他时刻准备踩下刹车：“批判式的项目认证方法，批判的最终目标是把我说服了。”

华人新首富李泽钜：财富背后的心理秘笈

亚洲首富李嘉诚分家了！这个世界第九大富豪、华人首富，终被爆出分家方案。大儿子李泽钜，正式接班李嘉诚，成为总市值达8521.02亿港元的家族信托（lks unity）掌门人，而李泽钜本人身家，也一跃增至2900亿港元，成为华人新首富。二儿子李泽楷，分家后名下资产不到哥哥的1/20，不过李嘉诚表示会全力帮助李泽楷收购心仪的公司，而提供的资助金额，将会是李泽楷现有资产的“以倍数计算”。面对两个儿子完全不一样的分配方案，李嘉诚认为，两兄弟在事业和财产上都没有冲突。

消息一出，在网络上迅速引起了高度关注。俗话说的好：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物价飞涨之时，缺少金钱或财富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毋庸讳言，我们每个人对财富都是心向往之的，当然多少会令人满足因人而异。对于财富的追求，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为此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从著名的晋商到徽商，到当今的浙商、苏商、闽商、潮汕商团等等，都在不断地实现商业帝国的打造。

当一些人已经拥有大量财富以致富可敌国之时，为什么还在不断地孜孜以求、兢兢业业地追求财富的积累？富人成功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是怎样的驱动力不断地驱使他们对财富的追求？而为什么我们又常常看到富不过三代？以下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诠释财富背后的心理秘笈。

人为什么追求财富？——追求财富，是生存本能与自我实现之需要

从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满足生理需要是人生存的基本要求，人只有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之后才能从事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特别在社会竞争激烈、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也就愈加激烈。而从弗洛伊德关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观点分析，自我保护是生本能的功能之一，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因此，对于财富的追求也可以说是人的本能之一。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些富豪们在拥有了终生享用不尽的财富以后，还不能满足自身对于财富的欲望，仍在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使财富聚集，有人将这种心理归结于人性的贪婪，在我看来，其实不然。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在满足基本的需要之后，需要的层次会有所提高，更多的是出于对诸如社会地位、受到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

特别是当人生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刻，会有一种高峰体验的经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调查一批有相当成就的人士时，发现他们常常提到生命中曾有过的一种特殊经历，“感受到一种发至心灵深处的颤栗、欣快、满足、超然的情绪体验，”由此获得的人性解放，心灵自由，照亮了他们的一生。马斯洛把这种感受称之为高峰体验。这也是有些人用尽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人生体验，如台湾的“经营之神”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92岁高龄仍奔波世界各地亲自参加商务活动，可惜的是，在美国出差期间终因心脏衰竭而客死异乡。

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富人？——苦难的经历是造就成功的基石

纵观中国第一代富豪们的创业史，大多具有草根创业、野蛮生长的共同特征。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时代背景给予了第一代创业者良好的时代机遇，但是并不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都能成功。分析50、60后的成功人士，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大多是在贫穷的环境中成长，经过岁月的磨练才最终在同类中脱颖而出的。即使像李嘉诚这样的亚洲首富，也是最初从学徒做起，起点之低与后来的成就之巨所形成的反差，不得不令人震撼！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苦难的童年经历，一方面如果后来的人格发展得到良好地引导会给人以巨大的发展驱动力，另一方面如果控制不当，也会造成人格的颓废，导致自暴自弃甘于平庸的境地。而那些最终成功的人，都是具有坚韧毅力、执着追求的人。他们也成功地将困难的经历化作了巨大的成功、成就的原动力。正是因为经历过苦难，才会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才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求发展机会，并善于捕捉机会。

诚然，中国的第一批富豪中也有众多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自我膨胀、贪得无厌或不讲规则触犯法律底线者，他们或被卷入时代洪流淘汰出第一梯队，或被法律制裁锒铛入狱。苦难的经历是把双刃剑，是利是弊只有适度把握，善用这种财富才会创造更多更大的财富。

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家庭教育方式是主导因素

无论古今还是中外，都普遍具有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原因固然复杂，且具有多方面的决定因素。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富裕家庭错误的教育方式是主导因素之一。

首先，富二代的生存背景与富一代有显著不同，富一代基本都是白手起家，在创富的过程中有许多磨练自我的机会，而富二代基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由于富一代在成长过程中经受过多的磨难，出于心理补偿作用，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重复自己的老路，这样无形中剥夺了富二代应该经受磨练的机会，也间接剥夺了富二代成长的动力和精神追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富二代由于精神的空虚，将成长的动力转移为追求不正常的刺激活动，如故意炫富、疯狂飙车等等事件。当然，也有比较好的转移成长动力的方式，比如将这种动力升华为追求艺术的创作，像国外诸多富豪那样进行艺术品的收藏等等。

其次，当人们意识到富不过三代这个问题时，也有主动寻求解决方式，提早做好准备工作的富一代。比如李泽钜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年轻时期就被父亲李嘉诚安排进行许多商业锻炼，因此可以顺利的进行家业传承。在大陆，目前富二代承接上一代家业的成功案例也不在少数，诸如宗庆后之女宗馥莉、刘永好女儿刘畅、汤臣集团的汤子嘉、汤珈铖等等，都在预备接下上一代的指挥棒。

再次，从总体上看，能够成功承接上一代家业并能发展壮大的还是少数。由于成长的背景与环境的关系，很多富二代形成了心理学中的舒适区难以改变，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整与适应新的环境，改变心态，很难成功继承和发扬上一代的功业。因为，沉溺于舒适区的人，会有很多负面效应。诸如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对现状充满着一定的满意度，既没有强烈的改变欲望，也不会主动地付出太多的努力，所有的行为，无非是为了保持舒适的感觉而已；没有危机感，甚至产生自我麻痹感和优越感。最终，就像温水煮着的青蛙一样，失去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敏感度，终将被淘汰。

作为亚洲首富的李嘉诚，着实有着自己的远见，为了能使大儿子李泽钜能够顺利接班，传承家业，多年前就开始着手培养布局，既言传身教，又提供机会进行实践锻炼，但愿李泽钜能够不负众望，再创家族事业的辉煌，成就华人商业的巨大成功。

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激励、奋进的话，但学会正确对待苦难更有现实的意义，毕竟，苦难不是幸事，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的。

在一次聚会上，那些堪称成功的实业家、明星谈笑风生，其中就有著名的汽车商约翰·艾顿。艾顿向他的朋友、后来成国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回忆起他的过去——他出生在一个偏远小镇，父母早逝，是姐姐帮人洗衣服、干家务，辛苦挣钱将他抚育成人。但姐姐出嫁后，姐夫将他撵到了舅舅家，舅妈更是刻薄，在他读书时，规定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还得收搭马厩和剪草坪。刚工作当学徒时，他根本租不起房子，有将近一年多时间是躲在郊外一处废旧的仓库里睡觉……

丘吉尔惊讶地问：“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这些?”艾顿笑道：“有什么好说的呢?正在受苦或正在摆脱受苦的人是没有权利诉苦的。”这位曾经在生活中失意、痛苦了很久的汽车商又说：“苦难变成财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战胜了苦难并远离苦难不再受苦。只有在这里，苦难才是你值得骄傲的一笔人生财富。（励志文章  ）别人听着你的苦难时，也不觉得你是在念苦经，只会觉得你意志坚强，值得敬重。但如果你还在苦难之中或没有摆脱苦难的纠缠，你说什么呢?在别人听来，无异于就是请求廉价的怜悯甚至乞讨……这个时候你能说你正在享受苦难，在苦难中锻炼了品质、学会了坚韧?别人只会觉得你是在玩精神胜利、自我麻醉。”

艾顿一的席话，使在丘吉尔重新修订他“热爱苦难”的信条。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苦难，是财富还是屈辱?当你战胜了苦难时，它就是你的财富；可当苦难战胜了你时，它就是你的屈辱。

那么，让苦难不再成为屈辱的前提是：坚强面对，不屈挠，勇于奋斗，最终战胜苦难，而让它成为你人生中真正值得汲取的财富!

中国新女首富周群飞：创业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

2015年3月30日，蓝思科技已经高达70.98元/股，公司董事长周群飞手中所持的5.92亿股市值也高达420.2亿元。周群飞成为新的中国女首富。

站在红磡地铁站的月台上，人声嘈杂，她却心如刀绞：日本供应商掐断了原材料来源，深圳的生产线几乎弹尽粮绝，美国的客户在等着她履约交货，若此事无法解决，十余年的辛苦将毁于一旦……有那么一刹那，她悲愤得几乎要跳下路轨……

当然她没有，她的人生中有过太多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她总能在逆境中满血复活。她就是闻名遐迩的“手机玻璃女王”周群飞，她是中国最优秀的女性创业者之一，她所创立的公司就是蓝思科技。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周群飞是个神秘的女富豪。确实，有关她的公开消息少之又少，若不是蓝思科技a股上市行将成为创业板“旗舰”，恐怕没有多少人会了解她和她那庞大的手机玻璃视窗的王国，更不会有人知道为了自己的事业她到底闯过了多少关、迈过了多少坎。想听她亲口说自己的故事真的很不容易，但当你真诚走近她时，会发现她比你多的，正是那份在坎坷路上坚持到底的勇气。

父亲的言传身教

命运多舛。

周群飞5岁那年，母亲便离去了，而周父又是一个因意外事故造成视力衰弱、接近失明的人。在上世纪70年代湖南湘乡的农村里，周群飞所处的家庭可谓比贫寒更甚。用她自己的话说来就是：“吃完上一顿饭，下一顿饭要怎么计划、要吃什么，也得去筹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小的农家女孩脑子里的“理财”观与生俱来。

幸在父亲是个坚强而且充满智慧的男人。“他拜过八位师傅，这八位师傅将他带入了不同行业。”他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只能不停的学做各种各样的手艺活，赚钱来贴补家用。“他是一个残疾人，还要不停地学，何况我是一个健康的人。在这样一个家庭，你只有逼着自己去学！”这也正是为何周群飞后来会把打工生涯的首站选在深圳大学附近的原因之一——方便半工半读。

打工的日子里，她先后考取了会计证、电脑操作员证、报关证、甚至包括一张b牌驾驶证。“没有学好英语。”周群飞说，“我报考英语班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放弃了学英语，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身教言传，父亲的勤劳好学影响着她，他的教诲也令童年的周群飞早早对自己有了要求。

“他的字写得非常好。小时候要求我背诵《增广贤文》，要我读《三字经》。有一些经典的句子现在还记得，它也成为了我做人做事的一个准则。”面对记者，周群飞不假思索的便吟出了一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正是贫寒的家境和熟读的《增广贤文》让她始终存在紧迫感，从懂事起，她就暗下决心，必须靠努力学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语文老师教给她的

只是，在1970—1980年代的湖南山村，通过正常求学改变命运的机会本就寥寥无几，父亲已尽力供她上学，可因必须承担超出自身年龄、繁重的家务和农活，她连正常上课的时间都不能完全保证。念书时她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就在蓝思科技上市前夜的创业历程交流会现场，周群飞便请到了当年的语文老师，在所有来宾面前向他表示感谢。“他会来家访，教我要写好作文，一定要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

蓝思科技有一款镀膜视窗玻璃的专利发明，最初的创意正是来自于周群飞回想小时候对荷叶的观察。“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形成水珠，水珠滚动后叶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周笑着回忆那个细节，“要不是从小老师教我细心观察，我可能就没这灵感发明这个专利。”

就像她从来不避讳自己出身微寒一样，周群飞也毫不讳言自己的事业起点是一家小小玻璃加工厂的打工妹。而打工妹的起点，又是从一声至今未能道出的“感谢”开始的。

“20几年前来深圳打工，那时的南山还有很多农田，路灯都没有。从韶关出发坐了十几个钟头车，下车后是晚上还下着雨。我要找一家开在深圳大学附近的工厂，可自己怎么找也找不到。我只好走进深圳大学，找到一个大学生，是他把我送到了那家工厂——工厂规模实在太小，完全没有知名度，甚至连个显眼的招牌都没有，现在我还记着那个好心人，因晚上没灯光，也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子。只能在心里一直感激他，是他让我找到了事业的起点。”

改变人生的辞职信

最初的工作是加工手表玻璃。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周群飞认为当初的工艺实在太简单。“一片普通的玻璃原料，再切割、仿形、抛光就可以出货了……”那家企业规模很小，“一栋小三层，不到一千平米，设备全是旧机器翻新的，工艺也不齐全，员工吃、住、工作都在那栋小楼里。”做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周群飞便觉得那里“没有东西给我学。”她迫切的期望转型，于是写了人生第一封辞职信。岂料，这封信却真的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

一个不足20岁初出茅庐的打工妹，就地升职，要自己去筹备一个新部门–丝网印刷部。

回想起来，周群飞也没搞明白怎么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也许是我的字写得不错，所以引起了厂长的注意。”又或许是在那个年代打工妹给厂长递辞职信本身就是一件很文艺的事，而周又在信中诚挚的表达感谢，让厂方深觉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优秀女生。“留下我，还要升我职，交给我一个全新的部门去管。”

23岁的打工妹做了小老板

没有谁可以教周群飞，好在她从一个北京来的同事那里得到了一本来自北京图书馆的《丝网印刷》，她如获至宝。我把这本书天天捧着看，总能找到那么几句话可以解决工艺上的一些疑难问题。“这本书至今还是蓝思科技的”传家宝“。

”书中自有黄金屋“一点不假，遇到丝印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就翻书，边学边做，从最初的丝印到后面的出菲林、晒网版、烘烤、调色、褪油等所有流程全部熟练掌握，据说现在行业使用的玻璃油墨也是来源于她的配方，行业首条自动印刷线、烘烤线、褪镀线、cnc加工的设备和工艺都来自于她和她的团队，且很乐于共享给同行业。

然而好景不长，正在周群飞干劲十足的时候，厂长离职了，出资人打算放弃在宝安筹建了一半的工厂，听到这个消息后，她找到了出资人，主动跟他说：公司的工艺我都懂了，我也很年轻，很需要一个给我发挥的机会。如果亏了你的钱，我一辈子给你打工，如果赚了，工资随便你给！”

这个年轻女孩的勇气和她前期的努力果然打动了出资的老板，由印刷部门的一个小主管，变成了统管全厂的责任人。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她所能施展拳脚的平台和学习积累的空间也越来越大。盖房、布线、消防、备案、报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三来一补小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周群飞都亲力亲为。三年后，原本的小小加工厂已经变成了一家颇具规模的正规工厂。此时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那时来深圳投资的港澳台小老板大都有一个特点，资金并不充裕，内地的社会关系又相对复杂。随着规模的扩大，“这个工厂出现了太多老板的‘皇亲国戚’，我越来越受排挤，无论怎么做都是错。”事实上，这也正是蓝思科技上市前夕网络上一些负面舆论指责周群飞的理由之一，说她“忘恩负义”，“从培养她多年的工厂辞职，还带走了骨干和客户……”

周群飞对此立场明确：“首先本人从未在报道中的那家公司工作过，而且那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其次我创业是帮玻璃厂及表壳厂加工电镀、丝印而已，而且当时的来料加工厂是不允许内销的，可我的客户都是大陆工厂（内销）何来抢客户之说，再说在我创业那个时间段中国也没有太多的亿万富翁，何来有人给我几个亿？”

当时在工厂管理上的矛盾突出，已经到了她无法妥协的地步，只有主动放弃。“还有媒体报道说是我想加工资，所以出走——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那个年代我还年轻，我不在乎工资，我只在乎我有多少学习锻炼的机会，包括现在我跟我的下属都是这么讲！”

那是1993年，不满23岁的周群飞自己做了老板。

两万多港币起家创业

蓝思科技所以选择在3月18日这天正式登陆创业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于掌门人周群飞的创业情结。1993年3月18日，她带着哥哥、嫂子、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堂姐妹，在黄田（现在宝安国际机场附近）租下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农民房”，干起了自己最熟悉的表面玻璃印刷。

说印刷厂太抬举它了，其实就是一个家庭作坊。促使周群飞下定决心搞作坊的，是她的堂姐。

“起先也没想过一定要自己创业。当时我在行业里有点小名气，知道我离职后，有人想请我。可堂姐跟我说：‘你给任何人打工都只是打工，还是要受气，要不然我们一起干！你发得出工资就发，发不出我们就跟着你！’”

创业的资本是她的“私房钱”，港币两万余元。“我也留了点心眼——正工资全给爸爸了，加班费自己存着，其实那时我也开了间时装店。”起步虽艰苦，但年轻人们对未来却满怀憧憬。“三房一厅这么安排：房间做宿舍，女孩子住大房间、上下铺，男孩子睡小房间；客厅做印刷、包装车间；厨房做食堂。”做的还是丝网印刷的老本行，当时买了一块大铝板，切割后加工成几台手动印刷机，自己拉订单，自己做生产。这支创业团队一直在这家“公司”坚持了四年。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周群飞的家庭作坊带来了直接的冲击，她发现自己原本就回收艰难的货款更加没着落了。“付不起加工费，他们就把一些旧设备折价给我。”为了维持“公司”运转，她唯有被动接受。“只能是把设备拉回来，整修翻新。去香港的旺角去买轴承、波条，靠一个双肩包背回来。”

“那次有女儿陪我去，在旺角车站红绿灯跟前——以前我瘦，背着包真是很重很重，可那一会儿我突然感觉背包轻了！我以为是包底磨破、东西掉了，赶紧转头看，发现——是女儿用双手托住了背包！”上世纪90年代末，周的女儿还是个瘦弱的小孩子，她在红绿灯前用尽全力的举动，深深的烙印在周群飞的脑海里。

“我一定要改变现状，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卖掉房子也要发工资

她整修好客户拿来抵货款的旧设备，又购置了几台国产新设备，重点在手表玻璃、丝网印刷的工艺上下功夫，一点一滴的用质量来打动客户、赢得订单。不辞劳苦，不言放弃。寸进之间，到2000年左右，她的工厂已经在行业内做得小有名气，也接触到了业内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

可是，此时的她内心却极其焦虑，渴望转型。当时的珠三角集中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钟表行业产能，相关配套加工企业发展如日中天，好不容易有了起色的周群飞为何不能安于现状呢？

确实，当时珠三角的钟表行业配套加工企业数量极其庞大，所以也良莠不齐。对周群飞这样的创业者而言，自己除了要精研生产工艺、赶超同业对手，还不得不面临最劳神费力的工作——追讨货款。“整整三年过春节，我和先生都没回过老家。”并非他们不孝顺，而是春节是追讨货款的敏感期。当时有一部分小微企业主临近年关便开始“搬家”，连人带厂玩消失，拖欠其供应商的货款往往也不了了之。为此，周群飞和其丈夫也是创业伙伴郑俊龙必须在春节期间四处奔走，一路追访那些拖欠货款的老板们。

“利润非常的微薄，一个月几十万的生意额度，客户却又百来家。每天晚上我跟先生都要自己开车去送货，每个月为了给员工发工资都要收几十家的货款。曾经有两次客户赖帐，我们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换钱来给员工发工资……”

与收货款时的追踪与反追踪、侦察与反侦察相比，推销的艰难程度亦毫不逊色。

当时互联网不普及，除了翻黄页寻找客户之外，周群飞只能用最土的办法去找米下锅，“找那些表壳厂、手表厂，一家一家去陌生拜访。跟以前推销保险的方式有点类似，就走进每一幢工业大厦去敲门。有时候有可能有一条狼狗在你面前对着你吠，有可能就是保安员非常大声吼：‘滚开’！”

周群飞说她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虽然从小家境不好，但她的父亲、奶奶都很宠爱她。“那时出门拜访客户时，往往在敲门之前要想几套方案，如果人家拒绝的话我还能怎么说。”周说自己现在不太懂得拒绝别人，“因为我那时被拒绝得太多了，太痛苦了。”

跨界思维成就“手机玻璃女王”

不过，正如《增广贤文》中所说：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机遇，总会垂青那些不断努力的人。

2000年随着模拟手机的逐步兴起，通过一位做职业经理人的朋友，周群飞有了涉足手机视窗玻璃的加工生产的机会，当时因为自己的生产规模不大、产能不足，担心客户不会大量采用她的产品，为了将这个市场做大，她主动将竞争对手的联系方式提供给客户，正是她敏锐的意识和豁达的心胸使得苦苦寻找的转型方向得到了验证，从此各国内手机品牌都相继直接或间接成为了她的客户，手机视窗玻璃的订单也越做越多。

这是一个累积经验的过程，也是她逐渐转变思路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了三年。转型是痛苦的，如今梳理起来，周群飞感觉有五道关口最难突破。

其一是资金压力：以前手表订单只有几百、几千片，产品重复性高，手机都是专用、定制且量大，需要大量周转资金。其二是技术要求：手表的加工尺寸小、精度差，没有应力要求，需要重新开发生产设备和加工工艺。其三是客户群：原来客户都是些小规模的工厂，直接和老板对接，手机行业都是大企业，部门多、分工细、对接起来非常辛苦。其四是供应商：以前的供应商都是规模小、产能低，进入手机需重新开发、培养具备一定规模的供应链，这都是需要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第五是员工观念：以前的员工都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每个人过于保守，不愿意共享技术资源和经验，无法适应快速扩产的发展需求。

“大概是2003年，第一家国际品牌（手机）找到了我。”周群飞加冕“手机玻璃女王”之路从此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可那时她的公司规模很小，总共还不到一千号人，客户在了解情况之后有些不放心。“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这产品破了，（玻璃）割到我们的总统、割到哪个明星，你们赔得起吗？”而令这些挑剔的外商没有想到的是，周群飞偏偏是一个极其“霸蛮”的湖南女子，面对当时最为知名的国际手机巨头她并未怯场，而是打算要替自己和公司拼出一个未来。

为了得到客户认可，她三天三夜没离开工厂车间，将原材料通过离子交换法来做各种实验，不同的时间、温度、浓度，最终找到了最适合的加工参数。凭着执拗和一线生产多年的经验，周群飞终于成功的达到了客户设置的标准。“我们的样品从一个特定的高度范围内自由跌落不会破碎，超过某一高度范围跌落虽然可能破碎，但破碎以后也不会伤人！”至今她还保持着那份成功的喜悦，“当时在这个行业内，我们第一个达到了外商跌落测试的要求。”

她的“跨界”思维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摩托罗拉v3手机风靡市场时，正是周群飞通过结合手表玻璃镀膜、印刷的技术，完美解决了这款手机视窗玻璃面板印刷油墨较易脱落的问题。从此，她和她的产品得到了市场认可， “蓝思”已经不再默默无闻。

不过，真正让她在业内站稳脚跟的还是后来与摩托罗拉的深度合作。由于其产品质量过硬，愿意投入研发，对方主动联系周群飞要求她把公司全部的产能都给摩托。但周并没有这么做，她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继续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一手抓出口、一手搞内销。因为摩托v3的成功，诺基亚、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也都相继成了她的客户，全球首款智能手机也选择了与蓝思合作。没过多久蓝思便成为了深圳100强纳税大户。

如今，蓝思科技早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任何一个投资者只要敲开f10，都能看到它那令人称叹的市场占有率和业绩。从1993年举家创业，到2003年艰难转型，再到如今成功上市，周群飞从不放弃、追求完美的性格始终是其事业发展最充沛的驱动力。

也有过想不开的时候

坚如磐石的女子，也有过“想不开”的瞬间。

在周群飞超过20年的创业历程中，最为难熬的时刻也正是出现在与摩托罗拉合作那会儿。由于v3手机十分畅销，竞争对手看到小小的蓝思竟然能够享受如此巨大的利润，而他们因为几项技术瓶颈达不到客户要求，未能得到客户认证，就联合日本原材料供应商及香港代理卡住了蓝思的原材料供应，意欲逼迫客户认证其供应商资格。原材料突然被无情终止供应，而预付的货款又是用唯一的房子抵押贷来的，和客户签下的巨额订单正在陷入违约的风险。

记得当天她只身赶赴香港与供应商谈判，得到的却是无情的拒绝。公司生产线上传来的消息是“已经用光了最后一片原材料”——站在红磡地铁站的月台上，要强的周群飞竟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跳下去算了！”她在出门前已经向全公司上下作出保证，此行必须解决原料问题，确保完成与摩托罗拉的订单，可结果却是无功而返！

“跳下去就什么都了了！”正在她精神恍惚间，突然听到电话在响，接通后是女儿稚嫩的声音：“妈妈您什么时候才回家吃饭？”

不可以！“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是一个妻子，也是这么多员工的老板。更重要，我以后还要在这个行业混，而且要混得更好，我不能把我的客户得罪了！”孩子的电话让她突然醒悟，她迅步迈进地铁车厢，赶回公司办公室后周群飞赶忙拟了封email，邮件标题是“ls119”。

“ls是我们蓝思的简写，119是中国的火警电话。因为客户高层告诉过我：如果给他发邮件，要把主题写得很明确，因为他每天邮件很多，只会挑重要邮件看。我当时向所有认识我的客户相关人员群发邮件。”周群飞说，“因为原材料紧缺，我将采用新的原材料来生产他们的产品，我需要得到他们的认证。”在收到周的“求救信”之后，客户迅速的配合为其提供认证，确保了蓝思的生产线没有停机，周群飞也如约履行了合同。

“丈夫是我永远的精神支柱”

如今再谈创业点滴，或有慨叹，但更多的是感恩。周群飞常说：胸怀是被委屈撑大的。哪怕在蓝思科技成功上市之后，仍有流言蜚语漫天飞扬、仍有来自明里暗里的各种中伤在伏击着她。“谣言止于智者。那不认识我的人，听信谣言的人，我解释也没有用，也没有那个必要性。”

在她眼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家人和伙伴们坚定的支持。“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非常高大上的，很内敛的，风光的时候不会跟我去争风光。我难受的时候，他永远是我精神上的支柱。”也的确如此，周的丈夫郑俊龙既是她生活中相濡以沫的爱人，也是她创业路上同甘共苦的战友。“我过去性子也是比较急的，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做事业，性格不能表现得完全一样，总归有人需要作出一些改变，这样才能配合好。”郑俊龙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女强人”妻子，“她是受了很多委屈的，有些细节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

正是因为彼此共同的担当和信任，他们才有了共同享受成功喜悦的这一刻。在和记者交流时周群飞坦率的说：“我看到网上有些评论——其实之前没时间看，昨天晚上2点多起来，认认真真把各家媒体对蓝思、对个人的报道、评论都读了。觉得太不可思议，太偏离事实了，你说不在乎？绝对是假的，我的心胸有多大也容不下诽谤自己、诬蔑自己的话。但事实他们已经写了，我也只能笑对人生。先生也鼓励我说：‘不要理会闲言碎语，用有限的时间去做我们更有意义的事情。’”

是的，对周群飞而言，创业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送给大家一个更加强大、更加辉煌的蓝思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