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冯骥才:年夜思
冯骥才:年夜思
民间有些话真是意味无穷,比如"大年根儿"。一年的日子即将用尽,就好比一棵树,最后只剩一点根儿——每每说到这话的时候,便会感受到岁月的空寥,还有岁月的深浓。我总会去想,人生的年华,到底是过一天少一天,还是过一天多一天?
今年算冷够劲儿了。绝迹多年的雪挂与冰柱也都奇迹般地出现。据说近些年温温吞吞的暖冬是厄尔尼诺之所为;而今年大地这迷人的银装素裹则归功于拉尼娜。听起来,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称呼,厄尔尼诺却似男性的名字。看来,女性比起男性总是风情万种。在这久违的大雪里,没有污垢与阴影,夜空被照得发亮,那些点灯的窗子充满金色而幽深的温暖。只有在这种浓密的大雪中的年,才更有情味。中国人的年是红色的,与喜事同一颜色。人间的红和大自然的银白相配,是年的标准色。那飞雪中飘舞的红吊钱,被灯笼的光映红了的雪,还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鲜红的鞭炮碎屑,深深嵌入我们儿时对年的情感里。
旧时的年夜主要是三个节目。一是吃年饭,一是子午交接时燃放烟花炮竹,一是熬夜。儿时的我,首先热衷的自然是鞭炮。那时我住在旧英租界的大理道。鞭炮都是父亲遣人到宫北大街的炮市上去买,用三轮运回家。我怀里抱着那种心爱的彩色封皮的"炮打双灯",自然瞧不见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得意洋洋的姐姐和妹妹们。至于熬夜,年年都是信誓旦旦,说非要熬到天明,结果年年都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声里,不胜困乏,眼皮打架,连怎么躺下、脱鞋和脱衣也不知道。早晨睁眼,一个通红的大红苹果就在眼前,由于太近而显得特别大。那是老时候的例儿,据说年夜里放个苹果在孩子枕边,可以保平安。
在儿时,我从来没把年夜饭看得特别非凡。只以为那顿饭菜不过更丰盛些罢了。可是轮到我自己成人又成家,身陷生活与社会的重围里,年饭就渐渐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每到年根儿,主要的事就是张罗这顿年饭。70年代的店铺还没有市场观念。卖主是上帝。冻鸡冻鸭以及猪头都扔在店门外的地上。猪的"后座"是用铡刀切着卖;冻成大方坨子的带鱼要在马路上摔开。做年饭的第一项大工程,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把这些带着原始气息的荤腥整理出来。记忆中的年饭是一碗炖肉,两碟炒菜,还有炸花生米,松花蛋,凉拌海蜇和妻子拿手的辣黄瓜皮——当然每样都是一点。此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那是一只我们宁波人特有的红烧鸭子,但在70年代吃这种鸭子未免奢侈,每年只能在年饭中吃到一次。这样一顿年饭,在当时可以说达到了生活的极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年饭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最真实的上限的"水位"。我说的中国人当然是指普通百姓,决不是官宦人家。年的珍贵,往往就是因为人们把生活的企望实现在此时的饭桌上。那些岁月,年就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尽全力来实现出来的生活的理想啊!平日里把现实理想化,过年时把理想现实化。这是中国人对年的一个伟大的创造。
然而,这年饭还有更深的意义。由于年饭是团圆饭。就是这顿年饭,召唤着天南海北的家庭成员,一年一次地聚在一起。为了重温昨日在一起时的欢乐,还是相互祝愿在海角天涯都能前程无碍和人寿年丰?此刻杯中的酒,碗里的菜,都是添加的一种甜蜜蜜的黏和剂罢了。那时,父亲在世,年年都去他家,钻进他的阴暗的小屋,陪他吃年饭。他那时挨整。每天的惩罚是打扫十三个厕所,冬天里便池结冰,就要动手去清理。据说"打扫厕所就是打扫自己脑袋里的思想"。于是我们的年饭就有了另一层意愿——叫他暂时忘了现实!可是我们很难使他开心地笑起来。有时一笑,好似痉挛,反倒不如不笑为好。父亲这奇特而痛苦的表情就被我收藏在关于年的记忆中。每年的年夜都会拿出来看一看。
旧时中国人的年,总是要请诸神下界。那无非是人生太苦,想请神仙们帮一帮人间的忙。但人们真的相信有哪位神仙会伸手帮一下吗?中国人在长期封建桎梏中的生存方式是麻痹自己。1967年我给我那时居住的八平米的小屋起名字叫宽斋。宽是心宽,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宽也是从宽,这是对那个残酷的时代的一种可怜的痴望。但起了这名字之后我的一段生活反倒像被钳子死死钳住了一样。记得那年午夜放炮时,炸伤了右手的虎口,以致很长时候不能握笔。
我有时奇怪。像旧时的年,不过吃一点肉,放几个炮。但人们过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头?那时没有电视春节晚会,没有新春音乐会和新商品展销,更没有全家福大餐。可是今天有了这一切,为什么竟埋怨年味太淡?我们怀念往日的年味,可是如果真的按照那种方式过一次年,一定会觉得它更加空洞乏味了吧!
我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误解了年?
我们总以为年是大吃大喝。这种认识的反面便是,有吃有喝之后,年就没什么了。其实,吃喝只是一种载体,更重要的年赋予它的意义。比如吃年饭时的团圆感、亲情、孝心,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希冀与祝愿。正为此,愈是缺憾的时候,渴望才来得更加强烈。年是被一种渴望撑大的。那么,年到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当然它首先是精神的!它决不是民族年度的服装节与食品节。而是我们民族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发,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大团聚,是现实梦想的大表现。正因为这样,年由来已久;年永世不绝。只要我们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紧拥不弃,年的灯笼就一定会在大年根儿红红地照亮。
写到此处,忽有激情迸发,奔涌笔端,急忙展纸,挥笔成句,曰:
玉兔已乘百年去,
青龙又驾千()岁来;
风光铺满前程地,
鲜花随我一路开。
一时写得水墨淋漓,锋毫飞扬,屋内灯烛正明,窗外白雪倍儿亮。心无块垒,胸襟浩荡是也。
2、冯骥才:书桌
冯骥才:书桌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上边的漆成片地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黯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新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热水杯烫成的一个个套起来的深深浅浅的白圈儿。它一边只有三个小抽屉,抽屉的把手早不是原套了。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来的铜把手,另两个是后钉上去的硬木条。别看它这副模样,三十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这么难看还要它干吗?!要是我早劈掉生火了!""它又不实用。你这么大人将就这样一个小桌子,早晚得驼背!""你怎么就是不肯扔掉这破玩意儿。难道它是件宝?你说呀……"我笑而不答。那淡淡的笑意里包含着任何知己都难以理解,难以体会到的一种,一种……一种什么呢?
没有共同的经历就不会有同感。有时,同感能发挥出非常奇妙的作用,它能成为两颗心相融的最短、最直接的通道。如果没有同感,说它做什么?还不如独自一人到树林里,踩着落叶,自己对自己默默地说它一阵子,排遣出来,倒是一种慰安。
我无法想起,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使用这小桌的。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最初,我是站在它前面写写画画,而不是坐着。待我要坐下时,屁股下边必须垫上书包、枕头或一大叠画报,才能够得上桌面……记忆里,幼时的事,都是穿不成串儿的珠子。这珠子却在记忆的深井的底儿滴溜溜、闪闪发光地打转,很难抓住它们——我把"人"字总误写成"入"字,就在这桌上吧!
我一排排地晾干弹弓子用的小泥球儿,就在这桌上吧!
我在小木板上钉钉子,就在这桌上吧!
对,就在这儿。桌面上原来有一块能够照见自己脸儿的光光的玻璃板,给我钉钉子时打碎了——这件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为此我还挨爸爸一通好打呢!也许打得太疼,我才记得十分牢。但过后我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从此我做过的、经历过的、经受过的许许多多的事,都在这没有玻璃板保护的桌面上留下了痕迹。
桌面上净是些小瘪坑。有的坑儿挺深,像个洞眼,蚂蚁爬到那儿,得停一下,迟疑片刻,最后绕过去……细细瞧吧,还满是划痕呢,横竖歪斜,有的深,如一道沟;有的轻浅,还有的比蛛丝还细。这细细的印痕,是不是当初刮铅笔尖留下的?那一条条长长的道道儿,是不是随意用指甲划上去的?那儿黑糊糊的一块,是不是过年做灯笼,烤弯竹条时碰倒了蜡烛烧的?分辨不清了,原因不明了,全搅在一起了;这中间还混着许多字迹。钢笔的、铅笔的、墨笔的,还有用什么硬东西刻上去的。也有画上去的形象,有的完整,有的破碎——一只靴子啦,枪啦,一张侧面脸啦,这是不是我的自画像?年深日久,早都给磨得模糊一片。痕迹斑驳的桌面,有如一块风化得相当厉害、漫漶不清的碑石。
但我从中细心查辨,也能认出某些痕迹的来由,想起这里边包含着的、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并联想到与此有关或无关的、早已融进往昔岁月中的童年生活。
为此,我很少用湿布去拭抹它。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十分瘦弱。她年龄与我一般大,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两条短短的黄辫儿,简直是两根麻绳头。一天,上语文课,我没听讲,却悄悄把眼前的两条黄辫子拴在这女同学的椅子背儿上。正巧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一起身,拴住的辫子扯得她痛得大叫。我的语文老师姓李,瘦削的脸满是黑胡茬,连脸颊上都是。一副黑边的近视镜遮住他的眼神,使我头次见到他时以为他挺凶,其实他温和极了。他对我们调皮的忍耐限度比别的老师都大。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好厉害,把我一把拉到课堂前,叫我伸出双手,狠狠打了十多板子。他真生气呢!气呼呼地直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指着门瞪圆眼对我吼道:"走!快走!"我离开了课堂,一路跑回家。我手疼倒没什么,但当众挨打受罚,我的自尊心受不了。于是,我眼泪汪汪地在桌上写了"李老师是狗!"几个字。我写得那么痛快和解气,好像这几个字给我报了什么"仇"似的。这几个字就相当威风地在我桌上保留了好长时间。
在表的滴答声中,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雨和雪轮番交替地敲打窗子声中,我长大起来,事也懂得多了。桌上那几个字却不那么神气了。反而怕被人瞧见,似乎成了一种不光彩,甚至是耻辱的污迹,我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对李老师,还是对长大后再也遇不到那个瘦弱的女同学的愧疚心情,用手巾尖儿蘸些水使劲把这几个字抹下去。
真奇怪!字儿抹掉了,好像心里干净了一些。
我上了中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我的许多事,写信、写文章、画画、吃东西,做些什么零七八碎的事都在这桌上,它一直伴随着我。
但它在我长大起来的身躯前,渐渐显得矮小,不合用了;而且用久了,愈来愈破旧,在后来买进来的新家具中间,显得寒伧和过时。它似乎老了,早完成了使命,在人世间物换星移的常规里等待着接受取代。
有一天我画画。画幅大,桌面小。不得不把一半画纸垂到桌下,先画铺在桌面上的一半;待画得差不多时,再拉上纸来画另一半。这样就很难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感,我画得那么别扭,真急了,止不住愤愤地骂道:
"真该死,这破桌子!"
它听着,不吭一声。等我画好了画儿,张挂起来;画面却意外地好。我十分快活,早把桌子忘在一旁。它呢?依然默默旁立。它就是这样与我为伴,好像我不抛掉它,它就一心而从无二意地跟随着我。是不是由于它仅仅是无生命的物品,我从未把它作为一只小猫、小鸟、小兔那样的伴侣?但是,小兔死了,小猫跑了,小鸟飞了,它却不声不响地有心地记下我生活经历过的许多酸甜苦辣。并顺从地任我做任何有损于它的事。当一次,我听说自己遭遇不幸,是因为被一位多年来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出卖时,我忍受不住,发疯似的猛地一拍桌面:
"啪!"
桌面上出现一条长长的裂缝;我那颗初入社会纯真的心上,也暗暗出现一条裂痕。它竟同我一样。
从此,我便不觉地爱护起它来了。
我有过一个女朋友。她是一只快乐的小鸟——那早晨站在沾着露水的枝头抖动翅膀,在阳光里飞来飞去,在烟囱上探头探脑的小鸟。她总笑。她整天似乎除去快乐什么也不知道。她在任何一群人中出现,都能极快地把快乐通过笑,通过活泼的目光,通过喜气洋洋的俊俏的小脸儿,通过率真的动作,传染给每一个人。我说她的快乐是照眼的、悦耳的、香喷喷的;是魔术。我称她为"快乐女神"。
她一双腿长长。爱穿一条淡蓝色的短裙。她一进屋来,常常是一蹦就坐到小书桌上——这或许是她还带着些孩子气儿;或许她腿长,桌子矮,坐上去正合适。
我呢?过去吻她高矮也正好。我吻她,她不让。一忽儿把脸甩向左边,一忽儿又甩到右边,还调皮地笑着。她那光滑的短发像穗子一样在我笨拙的嘴唇上蹭来蹭去。
以后,由于挺复杂的原因,她终于说:"我们的爱没有物质土壤,幻想的种子连幻想也结不出来了。"这句话,她说了许多遍,一次比一次肯定,最后她无可奈何又断然地离去了。
稀奇的是,那快乐女神始终与我这哑巴桌子连在一起。每当我的目光碰到桌沿,就会幻觉出她当初坐在桌上的样子。浅蓝色的短裙扇状地铺开,一双直直又顺溜儿的长腿垂下来,两只小巧的脚交叉地别着。这时她那动听的笑声好似又在桌上的空间里发出来。
我需要记着的,这桌儿都给我记着了。而那女神与我临别时掉在桌上的泪滴,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大概那不是泪,而是水滴。
桌上惟有一处大硬伤。那是——那天,一群穿绿服装、臂套红色袖章的男女孩子们闯进我家来。每人拿一把斧头,说要"砸烂旧世界",我被迫站在门口表示欢迎,并木然地瞅着他们在顷刻间,把我房间里的一切胡乱砸一通。其中有个姑娘,模样挺端正,但她的眼神叫我害怕。她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异乎寻常地细致。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把尚且完整的东西翻出来,一件件、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然后,她翻出我一本相册,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全都撕成两半。她做这些事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忽然把一张照片面对我,问:
"这是谁?"
这是我那"快乐女神"的。我说:
"一个朋友。"
她微微现出一种冷笑,一双秀气的眼睛直盯着我,两只白白的手把这照片撕成细小的碎片。我至今不明白,在那时为什么一些女孩子干这种事时,反比男孩子们干得更彻底、更狠心、更无情。相册中所有女人的照片——我姐姐、妻子、母亲的,她撕得尤其凶,"刷、刷、刷"地响。仿佛此刻她心里有什么受不了的情感折磨着她,迫使她这样做。
最后,她临去时,一眼瞥见我的书桌。大约这书桌过于破旧,开始时并没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刻在一堆碎物中间,反而惹眼了。她撇向一边的薄薄的唇缝里含着一种讥讽:
"你还有这么个破玩意儿!"
随手一斧子,正砍在桌角上。掉下一块挺大的木茬。
就这样,我过去生活的一切,无论是快乐和幸福的,还是忧愁和不幸的,都留在桌上了。哪怕我忘了,它会无声地提醒我。
它就摆在我窗前。从窗子透进的光笼罩着它。我窗外是一棵大槐树的树冠。这树冠摇曳婆娑的影子总是和阳光一起投照在我这小小的桌面上。
每当这树冠的枝影间满是小小的黑点时,那是春天;黑点点儿则是大槐树初发的芽豆豆。这期间,偶尔还有一种俗名叫做"绿叶儿"的候鸟,在枝间伶俐地蹦跳的影子出现在桌面上。夏天来了,树影日浓,渐渐变成一块荫凉,密密实实地遮盖住我的小桌。等到那块厚厚的荫凉破碎了,透现出一些晃动着的阳光的斑点时,秋风还会把一两片变黄的叶子吹进窗;像几只金色的小船,落在我这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平光光的桌面上。随后该关窗子了,玻璃蒙上了薄薄的水蒸气。那片叶无存、光秃秃、只剩下枝桠的树影,便像一张蒙模糊的大网,把我的小桌罩住……我常常被这些情景弄得发呆。谁说它丑、它无用、它应当被丢弃?它有着任何华贵的物品都无法代替的风韵和诗意。在它的更深处,甚至还潜藏着思想。
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里,乌云像拉上的厚帘子把窗户遮暗了,小桌变成黑影,很像一块浓雾里的礁石,黑黝黝的,沉默无语。忽然一道闪电把它整个照亮,它那桌面上反射着可怕的蓝色的电光。但在这一瞬间的强光里,它上边的一切痕迹都清晰地显现出来,留在这中间的往事一下子全都复活了……我闭上眼,情愿被再现在幻觉中的往事深深地感动着。
我终于失去了它。
在地震中,塌落下来的屋顶把它压垮。我的孩子正好躲在桌下,给它保护住了生命。它才是真正地为我献出了一切呢!等我从废墟中把它找出来,只是一堆碎木板、木条和木块了。我请来一个能干的木匠,想把它复原。木匠师傅瞅着它,抽着烟,最后摇了()摇头。并且莫名其妙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不明白我何以有此意图——又不是复原一件破损的稀世古物。
它就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没了。
我需要书桌,只得另买一张。新买的桌子宽大、实用、漆得锃亮,高矮也挺合适。我每每坐在这崭新却陌生的大书桌前,就觉得过去的一切像那不能再生的书桌一样,烟消云散,虚无飘渺,再也无从抓住似的……我因此感到隐隐的忧伤。不由得想起几句话,却想不起是谁说的了:
"啊,生活,你真迷人……哪怕是久已过去的,也叫人割舍不得;哪怕是不幸的,也渐渐能化为深沉的诗。"
3、冯骥才名言
冯骥才名言
1、我特别担心,三峡建成后,一些景观淹没了,好机会也来了,谁抢在先谁赚钱,一些人急功近利,急于上马,一窝蜂地粗制滥造假名胜。既没有美学价值,也没有文化价值。长江两边会被搞得庸俗不堪。我非常担心这种情况出现。
2、于是,有一种荒唐的说法,把城市的改造和城市特色的保护说成一对矛盾。只有舍鱼才能得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这说法成了放开手脚、对城市大拆大改的一种理由。同时,在这种说法的背后还有一种潜台词,似乎任何不加文化限定的城市改造都是为民谋利,而执意强调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特征,则成了文化人的精神奢侈。
3、城市,你若把它视为一种精神,就会尊敬它,保卫它,珍惜它;你若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物质,就会无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
4、由于忽视了传统节日中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节日被人为地淡化。没有年意了!没有年味了!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一种很深的失落,一种文化的失落。
5、世界许多名城都以保持自己古老的格局为荣,我们却在炫耀“三个月换一次地图”这种可怕的“奇迹”!
6、只有整个社会具有文化良心,我们的文化才有希望。
7、我同意京剧进入小学,这是教育保护。不要全国都学京剧,这样就又进入样板戏年代了。如果将来小学、中学都学京剧,我认为是愚蠢的。
8、一个国家或城市怎么对待博物馆,体现它的现代文明程度。
9、鞭炮不是一种罪过,而是一种民俗,谈不到用“严禁”二字。……西班牙人斗牛充满风险,但西班牙人不会禁止这一风俗,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举不胜举。因为风俗浸透着民族的精神和情感,对一种浓郁的表现民情民意的风俗,最好不用禁令。
10、从城市保护的角度看,文物与文化不是一个概念。()
11、人们从老街可以找到的往日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故而,一个城市由于有了几条老街,便会有一种自我的历史之厚重、经验之独有,以及一种丰富感和深切的乡恋;它是个实实在在的巨大的历史存在,既是珍贵的物质存在,更是无以替代的精神情感的存在,这便是老街的意义。
12、历史离去时,有时也十分有情。它往往把自己生命的一切注入一件遗落下来的细节上。细节常常比整体更具魅力。如果你也有情,就一定会被这珍罕的细节打动,从中想象出它原有的那个鲜活的生命整体来。
13、在中华大地上,文化正面临着旅游化,但旅游却没有文化化。
14、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在被改造的浅显粗陋。然而,这文化的粗鄙化带来的更深、更长远的危害,不仅仅在文化本身,还将败坏我们的国民精神,即精神走向浅尝辄止、粗糙浮泛、不求精神和甘居落后,伪文化将进一步使民族低素质化。
15、文化的交流与科学的交流不同,科学追求同一目标,文化追求多元形态,或者说各自独有的不可替代形象。
16、死者只对爱他的人重要。
17、一个成功的商人是虎,一个失败的商人是狼,你和他们中间哪个打交道?
4、韦庄:章台夜思
《章台夜思》
作者:韦庄
清瑟怨遥夜,绕弦风雨哀。
孤灯闻楚角,残月下章台。
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来。
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
注释:
1、殊:绝。
2、乡书:指家书。
译文:
长夜中清彻的琴瑟撩人幽怨;
好象风雨绕弦无尽凄楚悲哀。
孤灯之下听到楚地号角凄怆;
西边一钩残月巳经落下章台。
韶花宛若芳草经秋业已衰落;
当年深交老友也都绝迹不来。
寄给亲眷家书正愁难以发出,
尽管传书秋雁又从北塞南回!
赏析:
这首诗是怀人思乡之作,在概是寄给越中家属的。诗以“夜思”为题,开篇却不写思,而写夜听瑟声,接着写听到悲凉的楚角,勾动了游客怀“思”。诗的后半,即为所“思”的内容:芳草已暮,韶华已逝,故人不来,乡思难寄。最后点出时当秋节,更令人秋思不断。诗中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恨,读来不胜悲凉凄楚,叫人肠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