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一直都在，而我们都应该有信仰有尊严的活着

文/吉尔

那是一段无法忘怀的回忆，如果你能坚持看到最后，就知道这回答并非心灵fxxking鸡汤！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故事。

当时在一家外企工作，工资4500（税后？开什么玩笑？！当然是税前），和其他3个人一起合租房子，我和另外一个姐们合租一间，另外两间分别住着两个男的。我很清楚的记得，我们两个人的房租是1500,另外两个人的房租是每人800（自己加一下有多少钱，水电费和供暖费还是我们平摊！）。

当时最羡慕的职业不是高级白领，而是北京的房东们（勿喷！注意此处非全体北京人）。每一季度一到时间，就会开着小电动车转着圈的挨家的收租子（水电有问题了可是找不到人的），然后后三个月的生活费就到手了。他们提笼架鸟，怀里揣着蝈蝈，手里揉着核桃，正经职业是赌石头养鸽子，但，他们有房子，这就足够了。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的一个女同事，是个拆二代，我们问她“你家拆了那么多房还来上班干嘛，怪辛苦的”,她说了一句话我三观尽毁：我来上班就是找个事儿做，也不能天天做美容啊。诸如此类。虽然工资很低，但是我当时除去必须的交通费、房租、吃饭、购物等开销，居然每月还有结余。2008年奥运期间，我养了我在北京的第一条狗，名字起的也很奇葩，叫dollar,恰巧那一年，美元贬值了。

我每天8点半就能到公司（9点上班），从未迟到过；我每天坐北京最堵的7xx和300,练就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我每次移形换影闪转腾挪的挤上车，随便（注意这个牛x的带着自信的用词）一扫就知道哪几个人下一站能下，哪几个人是永远不下的（还老是坐在老弱病残孕座位上，怒！）。

我夏天等车时候经常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溅得一身泥浆，总会盯着汽车生好一会的气，京骂大抵就是那时学会的。一到平整的地上，踩得皮凉鞋呱唧呱唧的响，走在阿姨刚刚擦过的地砖上都特别不好意思。冬天则冻得手眼通红，到公司半小时之内额头都没有任何感觉，坐在公司冰凉的马桶上，屁股都能感受到贴心的温暖。

我和同事们每天带饭，虽然只是简单的菜色简单的食材简单的味道。我们分享食物和厨艺，分享挤公交地铁的趣事和技巧（重点是技巧）时常说的不亦乐乎。

一到周末，我都会和驴友们早早的起来（4点5点是常事儿），在德胜门集合，坐好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北京各个郊区去爬山暴走穿越拉练，晚上一起聚餐啊，喝酒啊，吹牛啊，扯淡啊，人生理想貌似是每个人都喜爱的话题。

那时的我从来不考虑我为什么要来北京、要留在北京，上司的一句简单的夸奖我可以玩命干好几个夜晚，老员工走的时候都会看着我笑，看着我盯着电脑二货的样子，满脸满足。

那时我觉得我有世界上最好的老板和同事，她/他们影响了我的一生；那时的我们都真诚、任性、都闪着光，只是有些光是肉眼看不到的，而是要用心去看。其实我从来没有刻意省钱，只是钱真的够花，我真的快乐，真的单纯。

还记得2009年我买的第一辆车是一个二手车（其实应该叫它三手车或者四手车，因为我在车本上都看不出我是它第几任主人），红颜色的起亚千里马，04年款，我从原车主手里拿过它的钥匙的时候，我幸福的几乎哭了（真没哭），因为那一刻我神奇的感觉我融入了这个城市一般。

我待它像我的家人一样，虽然它不再时尚，不再有闪亮的车漆和洁白的内饰，却悄悄的住进我心上最柔软的一块，那种感动，即使我又换了新车也再未有过。

时间在往前走，5年过去了，我的很多想法都不似当时那般单纯，貌似也渐渐看透了世事，对待这个社会总是感觉很无奈，或许更无力。

如今我每天10点上班，还是睡不醒，还是会经常以堵车为借口迟到（这个真的避免不了啊，亲）；以前幻想有个自己的厨房的我现在却再也没有带过饭；以前幻想有自己车的我却没有那时候周末坐公交地铁驴友的乐趣和坚持；我已经买了第二辆车，有了自己的住房（虽然目前还不完全属于我），每月几倍于之前的工资，却月月捉襟见肘，疲于应对，少了很多快乐，有些人说这叫成熟。

不知不觉写了好多，可能是回忆，或可能是某种共鸣，回归到这个题目，5000块钱不是一个标准也不是一个界限，你自己的需求的变化才是真正的标准和界限。当然参照物还有你的贪欲、懒惰和逝去的一个叫做青春的不计成本不怕失败的东西。

补充：

北京的生活的确多多无奈（尤其对于不是北京人的我们），我们都有过愤世嫉俗（也叫愤青）、感叹命运不公、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继而刷微博，泡天涯，打“喷嚏”（一个政治观点的网站，貌似5.4后就查封了，嗯已经开了），甚至试图通过2012末日这个可笑又充满希望的日子来改变现有的一切。

喧嚣过去，一切尘归尘，土归土，我们还是要收拾行囊，勇敢上路。更多的，还是我们应该心存感激，看到未来的哪怕一丝丝的光亮并坚持下去，为了自己的略显幼稚的目标。

总之记得，路，一直都在。而我们，都应该有信仰有尊严的活着。

我的信仰

文/越龙

这篇文章我想了好久，究竟要不要写，要写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写出来，里面许多事情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现在我决定写下来，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同时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努力，要进步。——题记

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渔夫和一个百万富翁，他们都在湖边捞鱼晒太阳，享受生活。渔夫朝发夕至，从小到大一如既往。百万富翁几经沉浮，尝遍人生百态、酸甜苦辣，此时在这里度假。一个人超凡脱俗，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另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曾经我的梦境里不止一次的出现过渔夫的画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好希望隐居世外，做一个世外高人，厌倦人间的圆滑世故，尔虞我诈，想过着像陶渊明一般的田园生活。

这个信念像病毒一样的蔓延开来，它影响到了我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从小，保护自己、隐藏自己，是我经常学习和练习的事情。我学会了怎么在别人面前小心翼翼，不被更多的人发现。怎样和人浅谈辄止的交往，保持一定的距离。怎么拒绝别人的好意，怎么不让别人踏进我的领地，怎么保护自己的那片生命禁区。我时常还会有一个梦境——就是我在一个象牙塔中生活着，那个塔好像欧洲中世纪的灯塔，它矗立在茫茫大海中的小岛上，我就住在那里。那里有着我歇斯底里的疯狂幻想，还有各种幻觉和妄想包裹着我的生活，疯狂至极。

慢慢的，我发现一切都成真了，那个信念就像《盗梦空间》中莱昂纳多给妻子植入的程序一样深植于我的内心。我给自己加了一层层厚厚的铠甲，威武无比，每天可以除了家和学校，哪都不去。我彻底隔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专心的在自己的“塔”里生活，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不沟通、不交流、不进步，我对世界和生活失去了热情，我开始一直不清楚怎么回事，而实际上这都是自己小的时候给自己信念，接下来的一切只是水到渠成。我并不想再去抱怨童年的遭遇和另类的曾经，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没得选，我生下来就注定在这个家庭里，我也注定会发生那些本来就该发生的事情，也遇见了那些没有对错之分就该遇见的人。我们的世界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那个信念——thesecret，掌控者就是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

2010，我受到了前公司的处罚，遭遇了和乔布斯类似的人生窘境。那时恰逢自己又得了肺炎，生活的压力几乎要把我逼上绝境，我现在还记得夜晚孤身一人坐在冰冷的墙边上的感觉。曾几何时，改变一词开始植入我的大脑，我试着改变，走了许多弯路，可这些弯路，却促成了现在的我。后来我说：越龙“被海鹏公司处罚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好的事情。尽管前景未卜，且异常糟糕，但从头开始的轻松感和渴望改变的强烈愿望取代了之前所有的沉重感。这使我进入了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

“我要走出那间城堡，接触/拥抱世界。”刚走出那个“塔”，我觉得好不适应，我习惯了被保护的感觉，当我摘下自己威武的武装，露出青面獠牙的面孔，我都害怕。10年11月，我启程前往宁波，参加陈安之、翟鸿燊等人的励志演讲；11年1月，事隔多年后——上次是小学，再次在公司年会上登台表演舞蹈《如果你要嫁给我》；11年2月，孤身一人前往西藏拉萨，寻找精神启蒙和寄托。11年5月，前往兰州，开始心理咨询师的学习和培训，11月再次前往。12年4月周庄之旅，终见脆弱无助的自己。12年10月，从江阴到武当山，完成人生重要的改变。13年……我想好了。

改变自己，以万变应万变——原来渔夫的生活，现在我不想要了。我不想成为什么百万富翁，可我想成为和百万富翁一样子的人，他们虽然都晒太阳，很多人都羡慕渔夫，因为他好自在。可我觉得他们的内心世界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人活一辈子，身边的东西都是浮云，我们所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感才是最宝贵的。安逸的生活很舒服，内心纯洁善良美好，也确实很好。可我想要的是看尽世间繁华，尝遍人间百态，最好再能直面生死瞬间——内心饱满、外表朴实，做一个平凡的人。在精铸，每天我都尝试着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试着改变着自己一些很微小的习惯和性格，不断的沟通和交流，不断的看书和学习，不断的提醒自己——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过去离自己好远啊！——今天看晓辉姐姐的结婚视频，想起小时候的一瞬间，仿若隔世。那些都好像是我上辈子的事情了，那是我又不是我，我要改变自己，不再在“城堡”里伸出头跟人说话，不再刻意伪装自己，不再需要任何的幻觉支撑生活。过去的，都过去了，爱与恨，仇与怨，有和无都无所谓了。现在一个人走在大街小巷，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城市，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回到十堰工作，这个自己出生的地方，现在开始也不晚。

给自己植入一个信念，也就是现在信仰——改变自己，与时俱进。

我们和我们的信仰

文/宋石男

这是我眼中的现世：所有的利益都集中在大城市，在那里，铁石心肠的野心家可以大显身手，其余的人则路断车轮生四角。城市在侵略乡村，乡村则在模仿城市。我们迷失在慢性自杀般的孤立之中，对我们的出生地茫然不知，切断了与过去的所有联系，被迫生活在匆匆忙忙的现实，像尘埃一样被吹向广阔无垠的平原。故土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的心灵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寄托了。

然而生活仍有希望，我们仍有希望。希望来自力量——如果不感到自身充满力量，就不可能有生活；力量来自信仰——如果没有坚如金石的信仰，生活就不值得过。

别害怕生活，要相信生活是值得一过的，而信念将帮助我们创造这一事实。生活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有信仰的勇者才能得救。

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世俗意义的信仰，而非宗教意义的信仰。这信仰翻译成一个字，就是爱。

一旦我们有爱，生活就开始有意义。一旦我们将责任赋予爱，生活就持久而丰盈。一旦我们在充满责任的爱中发现诗意，生活就再也不可能被毁掉。

所有爱情都是短暂的，爱情到最后要维系下去，只能变成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复合体，变成责任的主体和客体。责任就是为所爱者许下无需说出的大小承诺，然后一一实现。责任听起来不浪漫，但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东西之一。

不过，仅仅拥有责任感还不够。如果说责任是爱的骨骼，那么诗意则是爱的血肉。海德格尔引荷尔德林的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一句非常深刻的话，触到了人类生活的本质。生活若没有诗意，可能沦为一张纸币；这诗意若没有爱，则可能走向纳粹美学。

当然，我们也承认，生活常是令人震惊的单调和雷同。但你若有勇气，就要战胜这种单调，要在单调中保护生活。诗意即是生活最大的保护伞。那么，如何让生活充满诗意？有三个好法子：重返天真、浪漫付出、共同梦想。

重返天真意味着，你要让自己的目光变得清澈，心脏变得干净，皮肤变得敏感而双脚穿上童鞋。你在人面前，再不用堆上世故的微笑，也不用戴上消毒的口罩。你们是爱人，不是需要厮杀的黑帮，或者相互猜忌的敌人。你们应该像孩子一样，无拘无束地交谈，毫无保留地做事。

浪漫的本质是付出——出人意料的、富有想象力的以及有一定难度的付出。浪漫不一定需要大场面，尽情运用你的创造力，让生活洋溢细小的温暖，即是浪漫。浪漫没什么禁忌——也许唯一禁忌只是自私。

共同梦想可以让诗意持久，实现梦想则会让生活达到巅峰。我们不妨设计两个梦想，一个大梦想，一个小梦想。大梦想终生未必实现，但要持有；小梦想两三年内或可碰及，乃至实现。大小理想的具体内容，因人而异，但一定要有，这样我们才能携手驾驭灵魂的马车往高处行去。

即使穿越每一条路，人也永远不能发现灵魂的边界——它拥有的范围如此之深广。生活永远是一场探索，一种实验。这种实验需要被检验。苏格拉底说得再好不过了，“未经检验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生活”.用什么来检验？用理性，也用情感，更用信仰。

让我们低声吟诵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感人至深的话，带着信仰重新走上生活之路：“第一要真诚，其次要善良，最后还要我们永不相忘。”

让我们返乡。再次爱上某个人，某件事，某个地方，就是返乡。灵魂的噪音只有在爱的故土才能得到过滤、平息。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

有尊严地活着

文/徐长才

邱振哲是台湾街头艺人。2013年，邱振哲带着一首原创歌曲参加《中国好歌曲》比赛。演唱之后，其他3位评委并不看好他，唯有周华健对他情有独钟，大加赞赏。周华健激动地说：“我在台湾也做过街头艺人，我的演出许可证是001号。我对街头艺人的甜酸苦辣有深切的体会，靠在街头唱歌挣钱，有时连饭都吃不饱。你能坚持下来，并潜心原创歌曲的创作，真的不易，真的了不起。你刚才唱的那首歌，歌词好，唱得声情并茂，我挺您，可以进入我的原创大碟。”邱振哲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邱振哲回台后，借着《中国好歌曲》的东风，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周华健还送去了花篮。邱振哲以周华健为师，颇有尊严地活跃在台湾街头，并在渐渐地改变命运。周华健也因不吝提携后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中国乐坛的声望。

世上总有弱者，弱者的出现，有种种原因，或遇到灾难，或贫穷加身，或先天不足，他们一时无法改变命运。对于弱者，我们应该礼让，应该呵护，应该帮扶，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进而帮助他们从困境中走出来。

光绪三年，山西遇上了百年一遇的旱灾。素有“外货世家”之称的晋商常家在拿出300万两银子用于赈灾的同时，还着手盖起了一座戏楼。常家为什么要选择此时建戏楼呢？在大灾面前，原本是小康之家的人们很快沦为难民，加入到乞讨大军。常家的掌门人说：“这些人原先在乡里是有头有脸的，可如今家里揭不开锅，生存成了问题，他们只得到粥棚接受施舍。这些人相对于原先就穷的人来说，面临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我常某人若处于他们的位置，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啊！”于是，他就策划盖戏楼，规定只要谁为盖戏楼搬一块砖，就管他一天的饭。这样一来，那些原是小康之家的人通过搬砖这种劳动得到饭食，就不觉得是吃“嗟来之食”。

世间，呵护尊严比什么都重要。常家施粥的同时保住了乡邻的面子，这实是高明的善举。“敬人者，人恒敬之。”常家后来誉满乡里、生意兴隆，正是在别人危难时，能呵护人的尊严、能敬人的良果。

1995年，青年歌手吴秀波从铁路文工团辞职，丢掉了铁饭碗。此后，从歌厅走穴到下海经商，吴秀波都干过。在吴秀波最窘迫时，发小刘蓓向他伸出援手，请他做自己的经纪人。虽说是经纪人，可吴秀波完全是个门外汉。好强的性格让吴秀波在合同谈判中屡屡受挫，而刘蓓自己倒谈下来好几个项目。吴秀波更多时候还是个拎包助理。刘蓓找来吴秀波说：“我自己在初学生意时，也赚不到钱，也有过尴尬，我对你的所为与所想感同身受，你不要觉得难为情。在我这里，你要像在家里一样感到舒畅，感到温馨。”就这样，刘蓓从未嫌弃过吴秀波，反而真心地劝慰他，工资不少，奖金照发。吴秀波因此感动地说：“当初如果没有刘蓓，我离饿死真的只差一步。而且我一定会把自己饿死，因为我好面子，绝不会去找比我混得好的朋友，而恰恰她是一个比我混得太好的朋友。”时至今日，吴秀波仍然非常感谢刘蓓的雪中送炭。在朋友处境艰难、沦为弱者时，自己主动地、无私地向朋友伸出援手，帮他解困化难，让他仍感到不失尊严，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张沁文是蒙冤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被派遣到山西右玉县接受改造。但他没有放弃心爱的科研工作，在研究农业发展规律时，受到钱学森系统学理论的启发，写下了《农业系统工程·农业学》初稿。他以书信的形式寄给了钱学森，想求他赐教。钱学森有感于张沁文的经历，立即写了回信，热情洋溢地肯定了书的价值，并提出了改写的意见。后来，经钱学森推荐，张沁文被调到山西省农业区划办公室，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又经钱学森推荐，由张沁文撰写、钱学森修改的《农业系统工程》在中央电视台播讲。当时，央视希望钱老播讲，而钱老却力主让张沁文播讲。他几次写信给张沁文：“还是请你来录像，已告电视台同志了，我是有意赶你‘上架’，让你锻炼讲解本领。”在钱学森的奖掖下，张沁文成了科学家。

古人有言：“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在别人处境艰难时，比别人强的人无私地帮扶别人，甚至不吝奖掖别人，让别人大获成就，大有尊严，这是世间上善之人、伟大之人。解衣推食，急人之难，树人成材，则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