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麟凤龟龙

麟凤龟龙，自昔称为四灵，算作祥瑞。其中只有乌龟还是存在，蠢然一物，看不出什么灵气。麒麟这东西见于“西狩获麟”的历史，可见事实有过这种动物，而且望文生义的解说下去，可以说它是鹿的一种，那么日本动物学家称动物园里的长颈鹿为麒鳞，似乎是有些根据的。古来说它是仁兽，这是的确的，因为以它这庞然大物，却是吃素的，这实是证据，虽然吃草的巨兽此外还有，但牛马因为常见，所以没有什么稀奇，就是塞外的骆驼，也只落得被说是肿背的马罢了。麟的出现虽是祥瑞，但是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怪异的成分，那么它也只是像赤乌白鹿之类，以稀见难得为贵。长颈鹿现在产于非洲，这一类动物的化石在我国曾有发见，其历史也相当古老了。

凤凰是什么鸟，现在不容易解决。风字的古文就是“朋”字，系是象形，象它羽毛丰盛之貌。《山海经》上也只说：“丹穴山有鸟状如鹤，五采而文，名曰凤。”无非说它毛色好看而已，也没有什么神异。它大约是一种羽毛非常艳丽的鸟类，有如孔雀之属，因为不容易看到，所以后人更锦上添花的加以形容。其中有两样乃系外来影响，不可不加区别。其一是《西游记》里的大鹏鸟，鹏字虽然可以作为凤之别体，但释迦如来的大鹏乃是佛经的“金翅鸟”的变相，是一种要吃龙的大鸟。其二是依据西洋古代的传说，有这么一种神鸟，它生活五百年，随后自己收集香木焚身，再从灰炉中产生出一只小鸟来。这乌一点都没有与凤凰共同之处，只因名为福尼克斯，被浪漫的诗人拿去与凤凰相接连，故有“凤凰转生”的颂歌。但是这两样都是和风凰毫无关系的。

说也奇怪，四灵的传说虽然早已失了势力，但这麟凤与龙的字面却一直通用着，还多用于姓名方面，这里除掉那龟字，但在南宋总还是有的，如王十朋名龟龄，陆放翁别号龟堂都是，所以世传自元朝起开始忌讳，或者是的。《水浒传》里说郓哥戏弄武大，说他是鸭子，武大答说我老婆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可见那时骂人的这句话是说鸭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说，那理由或者是如郓哥说的“便颠倒提起来也不妨，煮在锅里也没气，”，是一种“饮＊（左米右追）亦醉”的性质吧，又或者是说母鸭不会孵蛋那种传说里变化出来，这便与说龟与蛇交的理由有点相近了。但在中国文字上忌讳的是龟字，而在口头上听见老爷式的骂人却是“王八蛋”，这却是所指是甲鱼。龟鳖虽然很是相像，同属于爬虫类，但究竟不是同科，现在却是张冠李()戴，弄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说是一篇胡涂账了。

现在还剩下一条龙须要研究，这事或者比较麻烦也未可知，因为它的性质复杂，有两个来源。其一是实有的，古代有过记载，这乃是一种爬虫类动物，《左传》述晋史臣蔡墨回答魏献子说，古代有人懂得豢龙的，夏朝孔甲时代有龙四条，雌雄各二，有刘累学得豢龙的方法，由他照管。后来一条雌龙死了，刘累腌了送给孔甲去吃，很是好吃，要叫刘累更去寻找，他怕找不到，所以逃了去了。这样看来，可以知道它并不神异，只是很难找到的一种动物罢了。其次则是说它是神物，会得兴云下雨，在《易经》里已是如此说，随后变成龙王爷的信仰。这是本国的渊源，到了唐朝受到佛教的影响，龙王也从原来的“畜生道”升为天上，又加添了龙女，是理想的美人，加以文学描写，以后把龙宫的内容写成天堂一样了。其实龙的本相乃是大蛇，也就是印度有名的眼镜蛇，梵文里称作那伽，即是蛇的意义。佛经里说无论龙王龙女总是不脱三苦，说他睡时现形为蛇，又说虽食百味，末后一口化为蛤蟆，这是说得很巧妙的。但是若是照这样所说，那么将使得好些唐人所写如《柳毅传书》的传奇，便要减色，这真是杀风景的事了。

四灵之中，麟风龟三者都没有神化，唯独龙有这样的幸运，这是很奇怪的。一条爬虫有着下巴的，但是经过了艺术化，把怪异与美结合在一起，比单是雕塑牛马的头更好看，这是难得的事情。画图上的水墨龙也很好看，所以龙在美术上的生命，比那四灵之三要长得多了。

（1963年10月发表，选自《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

周作人：虱子

--草木虫鱼之二

偶读罗素所着《结婚与道德》，第五章讲中古时代思想的地方，有这一节话：

“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我记起我们东方文明的选手故辜鸿铭先生来了，他曾经礼赞过不洁，说过相仿的话，虽然我不能知道他有没有把虱子包括在内，或者特别提出来过。但是，即是辜先生不曾有什么颂词，虱子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位置也并不低，不过这似乎只是名流的装饰，关于古圣先贤还没有文献上的证明罢了。晋朝的王猛的名誉，一半固然在于他的经济的事业，他的捉虱子这一件事恐怕至少也要居其一半，到了二十世纪之初，梁任公先生在横滨办《新民丛报》那时有一位重要的撰述员，名叫扪虱谈虎客，可见这个还很时髦，无论他身上是否真有那晋朝的小动物。

洛威（r·h·lowie）博士是旧金山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近着一本很有意思的通俗书《我们是文明么》，其中有好些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第十章讲衣服与时装，他说起十八世纪时妇人梳了很高的髻，有些矮的女子，她的下巴颏儿正在头顶到脚尖的中间。在下文又说道：“宫里的女官坐车时只可跪在台板上，把头伸在窗外，她们跳着舞，总怕头碰了挂灯。重重扑粉厚厚衬垫的三角塔终于满生了虱子，很是不舒服，但西欧的时风并不就废止这种时装。结果发明了一种象牙钩钗，拿来搔痒，算是很漂亮的。”第二十一章讲卫生与医药，又说到“十八世纪的太太们头上成群的养虱子。”又举例说明道：

“一三九三年，一法国着者教给他美丽的读者六个方法，治她们的丈夫的跳蚤。一五三九年出版的一本书列有奇效方，可以除灭跳蚤，虱子，虱卵，以及臭虫。”照这样看来，不但证明“西洋也有臭虫”，更可见贵夫人的青丝上也满生过虱子。在中国，这自然更要普遍了，褚人获编《坚瓠集》丙集卷三有一篇《须虱颂》，其文曰：

“王介甫王禹玉同伺朝，见虱自介甫襦领直缘其须，上顾而笑，介甫不知也。朝退，介甫问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愿颂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众大笑。”我们的荆公是不修边幅的，有一个半个小虫在胡须上爬，原算不得是什么奇事，但这却令我想起别一件轶事来，据说徽宗在五国城，写信给旧臣道，“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照常人的推想，皇帝不认识虱了，似乎在情理之中，而且这样传说，幽默与悲感混在一起，也颇有意思，但是参照上文，似乎有点不大妥帖了。宋神宗见了虱子是认得的，到了徽宗反而退步，如果属实，可谓不克绳其祖武了。《坚瓤集》中又有一条“恒言”，内分两节如下：

张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贞公席，食鳗鱼蝗鱼。厄人误不置醋。张云，仓皇失措。文贞腰扪一虱，以齿毙之，血溅以上。张云，大率类此。文贞亦解颐。

清客以齿毙虱有声，妓哂之。顷妓亦得虱，以添香置炉中而爆。客顾曰，熟了。妓曰，愈于生吃。

这一条笔记是很重要的虱之文献，因为他在说明贵人清客妓女都有们虱的韵致外，还告诉我们毙虱的方法。《我们是文明么》第二十一章中说：

“正如老鼠离开将沉的船，虱子也会离开将死的人，依照冰地的学说。所以一个没有虱子的爱斯吉摩人是很不安的。这是多么愉快而且适意的事，两个好友互捉头上的虱以为消遣，而且随复庄重地将它们送到所有者的嘴里去。在野蛮世界，这种交互的服务实在是很有趣的游戏。黑龙江边的民族不知道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可以表示夫妇的爱情与朋友的交谊。在亚尔泰山及南西伯利亚的突厥人也同样的爱好这个玩艺儿。他们的皮衣里满生着虱子，那妙手的土人便永远在那里搜查这些生物，捉到了的时候，咂一咂嘴儿把它们都吃下去。拉得洛夫博士亲自计算过，他的向导在一分钟内捉到八九十匹。在原始民间故事里多讲到这个普遍而且有益的习俗，原是无怪的。”由此可见普通一般毙虱法都是同徐文贞公一样，就是所谓“生吃”的，只可惜“有礼节的欧洲人是否吞咽他们的寄生物查不出证据”，但是我想这总也可以假定是如此罢，因为世上恐怕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不过史有团文，洛威博士不敢轻易断定罢了。

但世间万事都有例外，这里自然也不能免。佛教反对杀生，杀人是四重罪之一，犯者波罗夷不共住，就是杀畜生也犯波逸提罪，他们还注意到水中土中几乎看不出的小虫，那么对于虱子自然也不肯忽略过去。《四分律》卷五十《房舍键度法》中云：

“于多人住处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尔。彼上座老病比丘数数起弃虱，疲极，佛言应以器，若磊，若动贝，若敝物，若绵，拾着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彼用宝作筒，佛言不应用宝作筒，听用角牙，若骨，若铁，若铜，若铅锡，若竿蔗草，若竹，若苇，若木，作筒，虱若出，应作盖塞。彼宝作塞，佛言不应用宝作塞，应用牙骨乃至木作，无安处，应以缕系着床脚里。”小林一茶（一七六三-一八二七）是日本近代的诗人，又是佛教徒，对于动物同圣芳济一样，几乎有兄弟之爱，他的咏虱的诗句据我所见就有好几句，其中有这样一首，曾译录在《雨天的书》中，其词曰：

捉到一个虱子，将它掐死固然可怜，要把它舍在门外．让它绝食，也觉得不忍，忽然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予母的东西，成此。

“虱子啊，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

（注，日本传说，佛降伏鬼子母，给与石榴实食之，以代人肉，因石榴实味酸甜似人肉云。据《香子母经》说，她后来变为生育之神，这石榴大约只是多子的象征罢了。）

这样的待遇在一茶可谓仁至义尽，但虱子恐怕有点觉得不合式，因为像和尚那么吃净素他是不见得很喜欢的。但是，在许多虱的本事之中，这些算是最有风趣了。佛教虽然也重圣贫，一面也还讲究--这你作清洁未必妥当，或者总叫作“威仪”罢，因此有些法则很是细密有趣，关于虱的处分即其一冽，至于一茶则更是浪漫化了一点罢了。中国扪虱的名士无论如何不能到这个境界，也决做不出像一茶那样的许多诗句来，例如--

喂，虱子呵，爬罢爬罢，向着春天的走向。

实在译不好，就此打住罢。--今天是清明节，野哭之声犹在于耳，回家写这小文，聊以消遣，觉得这倒是颇有意义的事。

民国十九年四月五日，于北平

阿英：周作人诗纪

一

光绪甲辰（一九○四），先生二十岁，日俄战争开始。四  月，在杂志《女子世界》第五期，发表七律二首，署“会稽萍云女士”，题《偶感》：迅急风潮催大梦，主人沉醉两昏昏。

三千年代文明国，

百万同胞孟密魂。

黄鹤徒传风鹤警，

黑奴犹是帝王孙。

凄凉读尽兴亡史，

东亚名邦有几存？

亡国遗民剧可哀，

苏门铜获尽尘埃。

不堪故国歌禾黍，

莫向昆明话劫灰。

大地山河如梦里，

王孙芳草循天涯。

中原不少罗兰辈，

忍把神州委草莱。

又有《题侠女奴原本》二律，载十二期，有“一误何堪再误来”，及“请君入瓮已堪伤，灌顶醍醐那可当”，“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诸联。两题虽未尽激昂，然慷慨之情怀可见，此时之先生，固一爱国之志士也。

二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先生二十五岁。时已改作新诗，得数十首，辑为《过去的生命》一秩行世。《小河》一篇，尤为当时文坛推重，盖完全反映五四期间新力量向旧社会冲决之精神也。有《两个扫雪的人》，载杂志《新青年》六卷三期，有警句云：一面尽扫，一面尽下，扫尽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洼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完全反映着为社会改造努力者之坚决，能耐，忍受一切的苦。此亦为当时名作。

十五年后之先生，是已成为一有力之社会改造家，中国新文学运动之推动人矣。先生一生，此其黄金时代也。

三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先生五十岁。有名之五十自寿《偶作打油诗二首》，出现于文坛。用原稿制版，首揭之杂志《人间世》创刊号，并有刘复等和作。先生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

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年无端玩骨董，

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

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

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

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

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

只欠工夫吃讲茶。

按先生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亦有一诗，不为人注意，题为《梦中得》，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证其前生为一“老僧”。《打油诗》之作，距《两个扫雪的人》又十五年，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先生原先之精神，变为“含悲泪”，不得已而谈狐说鬼吃苦茶矣。

四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先生五十四岁。平津于昨年（一九三七）秋沦陷，先生报友人书，嘱勿忘北方有苏武。不意一年未屈，蜕变竟生，先生已舍弃其“袈裟”荣任“新贵”矣。既言论之俱在，复照片之赫然，余纵爱先生，然亦只能“痛割”。故略辑先生过去诗篇，成兹诗纪，以示先生一  生经过，兼示事变之来，决非偶然。并系以不讲韵律之小词曰：三十年前志士，五四而后名流。

如今腼颜竟事仇，

不顾万年遗臭！

说鬼谈狐何碍，

坐禅吃茶无妨。

奈何花样()可新翻，

落个汉奸下场？

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五日

原载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７日《文汇报》，（署名鹰隼）

周作人：鸟声

古人有言：“以鸟鸣春。”现在已过了春分，正是鸟声的时节了，但我觉得不大能够听到，虽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经近于乡村。这所谓鸟当然是指那飞鸣自在的东西，不必说鸡鸣咿咿鸭鸣呷呷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鸽子之类也算不得数，因为他们都是忘记了四时八节的了。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这似乎都不能报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

英国诗人那许（nash）有一首诗，被录在所谓《名诗选）（goldenthepoetry）的卷首。他说，春天来了，百花开放，姑娘们跳着舞，天气温和，好鸟都歌唱起来，他列举四样鸟声：

cuckco,jug-jug,pee-wee,to-witta-woo！

这九行的诗实在有趣，我却总不敢译，因为怕一则译不好，二则要译错。现在只抄出一行来，看那四样是什么鸟。第一种是勃姑，书名鸠，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无疑了。第二种是夜莺，就是那林间的“发痴鸟”，古希腊女诗人称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夜莺”，他的名贵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乡间的黄莺也会“翻叫”，被捕后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与他西方的表兄弟相同，但他要吃小鸟，而且又不发痴地唱上一夜以至于呕血。第四种虽似异怪乃是猫头鹰。第三种则不大明了，有人说是蚊母鸟，或云是田凫，但据斯密士的《鸟的生活与故事》第一章所说系小猫头鹰。倘若是真的，那么四种好鸟之中猫头鹰一家已占其二了。斯密士说这二者都是褐色猫头鹰，与别的怪声怪相的不同，他的书中虽有图像，我也认不得这是鸱是1还是流离之子，不过总是猫头鹰之类罢了。几时曾听见他们的呼声，有的声如货郎的摇鼓，有的恍若连呼“掘洼（dzhuehuoang），俗云不样主有死丧。所以闻者多极懊恼，大约此风古已有之。查检观颓道人的《小演雅》，()所录古今禽言中不见有猫头鹰的话。然而仔细回想，觉得那些叫声实在并不错，比任何风声萧声鸟声更为有趣，如诗人谢勒（sheller）所说。

现在，就北京来说，这几样鸣声都没有，所有的还只是麻雀和啄木鸟。老鸹，乡间称云乌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欢喜的乌老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吧。

“嗽哳，嗽哳！”

“嘎嘎！”

一九二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