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不倒翁

不倒翁是很好的一种玩具，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不很发达。这物事在唐朝就有，用作劝酒的东西，名为“酒胡子”，大约是做为胡人的样子，唐朝是诸民族混合的时代，所以或者很滑稽的表现也说不定。三十三年前曾在北京古董店看到一个陶俑，有北朝的一个胡奴像，坐在地上弹琵琶，同生人一样大小。这是一个例子，可见在六朝以后，胡人是家庭中常见的。这酒胡子有多么大，现在不知道了，也不知道怎样用法，我们只从元微之的诗里，可以约略晓得罢了：“遣闷多凭酒，公心只仰胡，挺心惟直指，无意独欺愚。”这办法传到宋朝，《墨庄漫录》记之曰：“饮席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僛僛然如舞状，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酹之以杯，谓之劝酒胡。”这劝酒胡是终于跌倒的--不过一时不容易倒－－所以与后来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于跌倒之前要利用它的重心，左右欹侧，这又同后来是相近的了。做成“不倒翁”以后，辈分是长了，可是似乎代表圆滑取巧的作用，它不给人以好印象，到后来与儿童也渐益疏远了。名称改为“扳不倒”，方言叫做“勃弗倒”，勃字写作正反两个“或”字在一起，难写得很，也很难有铅字，所以从略。

不倒翁在日本的时运要好得多了。当初名叫“起来的小和尚”，就很好玩。在日本狂言里便已说及，“狂言”系是一种小喜剧，盛行于十二三世纪，与中国南宋相当。后来通称“达摩”，因画作粗眉大眼，身穿绯衣，兜住了两脚，正是“画壁九年”的光景。这位达摩大师来至中国，建立禅宗，在思想史上确有重大关系，但与一般民众和妇孺，却没有什么情分。在日本，一说及达摩，真是人人皆知，草木虫鱼都有以他为名的，有形似的达摩船，女人有达摩髻，从背上脱去外套叫做“剥达摩”。眼睛光溜溜的达摩，又是儿童多么热爱的玩具呀！达摩的“趺跏而坐”的坐法，特别也与日本相近，要换别的东西上去很容易，这又使“达摩”变化成多样的模型。从达摩一变而成“女达摩”，这仿佛是从“女菩萨”化出来的，又从女达摩一变而化作儿童，便是很顺当的事情了。名称虽是“达摩”，男的女的都可以有，随后变成儿童，就是这个缘故。日本东北地方寒冷，冬天多用草囤安放小孩，形式略同“猫狗窝”相似，小孩坐在里边，很是温暖；尝见鹤冈地方制作这一种“不倒翁”，下半部是土制的，上半部小孩的脸同衣服，系用洋娃娃的材料制成。这倒很有一种地方色彩。

不倒翁本来是上好的发明，就只是没有充分的利用，中国人随后“垂脚而坐”的风气，也不大好用它。但是，这总值得考虑，怎样来重新使用这个发明，丰富我们玩具的遗产；问题只须离开成人，不再从左右摇摆去着想，只当他作小孩子看待，一定会()得看出新的美来的吧。

（1957年7月发表，选白《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

阿英：周作人诗纪

一

光绪甲辰（一九○四），先生二十岁，日俄战争开始。四  月，在杂志《女子世界》第五期，发表七律二首，署“会稽萍云女士”，题《偶感》：迅急风潮催大梦，主人沉醉两昏昏。

三千年代文明国，

百万同胞孟密魂。

黄鹤徒传风鹤警，

黑奴犹是帝王孙。

凄凉读尽兴亡史，

东亚名邦有几存？

亡国遗民剧可哀，

苏门铜获尽尘埃。

不堪故国歌禾黍，

莫向昆明话劫灰。

大地山河如梦里，

王孙芳草循天涯。

中原不少罗兰辈，

忍把神州委草莱。

又有《题侠女奴原本》二律，载十二期，有“一误何堪再误来”，及“请君入瓮已堪伤，灌顶醍醐那可当”，“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诸联。两题虽未尽激昂，然慷慨之情怀可见，此时之先生，固一爱国之志士也。

二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先生二十五岁。时已改作新诗，得数十首，辑为《过去的生命》一秩行世。《小河》一篇，尤为当时文坛推重，盖完全反映五四期间新力量向旧社会冲决之精神也。有《两个扫雪的人》，载杂志《新青年》六卷三期，有警句云：一面尽扫，一面尽下，扫尽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洼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完全反映着为社会改造努力者之坚决，能耐，忍受一切的苦。此亦为当时名作。

十五年后之先生，是已成为一有力之社会改造家，中国新文学运动之推动人矣。先生一生，此其黄金时代也。

三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先生五十岁。有名之五十自寿《偶作打油诗二首》，出现于文坛。用原稿制版，首揭之杂志《人间世》创刊号，并有刘复等和作。先生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

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年无端玩骨董，

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

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

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

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

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

只欠工夫吃讲茶。

按先生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亦有一诗，不为人注意，题为《梦中得》，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证其前生为一“老僧”。《打油诗》之作，距《两个扫雪的人》又十五年，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先生原先之精神，变为“含悲泪”，不得已而谈狐说鬼吃苦茶矣。

四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先生五十四岁。平津于昨年（一九三七）秋沦陷，先生报友人书，嘱勿忘北方有苏武。不意一年未屈，蜕变竟生，先生已舍弃其“袈裟”荣任“新贵”矣。既言论之俱在，复照片之赫然，余纵爱先生，然亦只能“痛割”。故略辑先生过去诗篇，成兹诗纪，以示先生一  生经过，兼示事变之来，决非偶然。并系以不讲韵律之小词曰：三十年前志士，五四而后名流。

如今腼颜竟事仇，

不顾万年遗臭！

说鬼谈狐何碍，

坐禅吃茶无妨。

奈何花样()可新翻，

落个汉奸下场？

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五日

原载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７日《文汇报》，（署名鹰隼）

周作人：虱子

--草木虫鱼之二

偶读罗素所着《结婚与道德》，第五章讲中古时代思想的地方，有这一节话：

“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我记起我们东方文明的选手故辜鸿铭先生来了，他曾经礼赞过不洁，说过相仿的话，虽然我不能知道他有没有把虱子包括在内，或者特别提出来过。但是，即是辜先生不曾有什么颂词，虱子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位置也并不低，不过这似乎只是名流的装饰，关于古圣先贤还没有文献上的证明罢了。晋朝的王猛的名誉，一半固然在于他的经济的事业，他的捉虱子这一件事恐怕至少也要居其一半，到了二十世纪之初，梁任公先生在横滨办《新民丛报》那时有一位重要的撰述员，名叫扪虱谈虎客，可见这个还很时髦，无论他身上是否真有那晋朝的小动物。

洛威（r·h·lowie）博士是旧金山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近着一本很有意思的通俗书《我们是文明么》，其中有好些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第十章讲衣服与时装，他说起十八世纪时妇人梳了很高的髻，有些矮的女子，她的下巴颏儿正在头顶到脚尖的中间。在下文又说道：“宫里的女官坐车时只可跪在台板上，把头伸在窗外，她们跳着舞，总怕头碰了挂灯。重重扑粉厚厚衬垫的三角塔终于满生了虱子，很是不舒服，但西欧的时风并不就废止这种时装。结果发明了一种象牙钩钗，拿来搔痒，算是很漂亮的。”第二十一章讲卫生与医药，又说到“十八世纪的太太们头上成群的养虱子。”又举例说明道：

“一三九三年，一法国着者教给他美丽的读者六个方法，治她们的丈夫的跳蚤。一五三九年出版的一本书列有奇效方，可以除灭跳蚤，虱子，虱卵，以及臭虫。”照这样看来，不但证明“西洋也有臭虫”，更可见贵夫人的青丝上也满生过虱子。在中国，这自然更要普遍了，褚人获编《坚瓠集》丙集卷三有一篇《须虱颂》，其文曰：

“王介甫王禹玉同伺朝，见虱自介甫襦领直缘其须，上顾而笑，介甫不知也。朝退，介甫问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愿颂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众大笑。”我们的荆公是不修边幅的，有一个半个小虫在胡须上爬，原算不得是什么奇事，但这却令我想起别一件轶事来，据说徽宗在五国城，写信给旧臣道，“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照常人的推想，皇帝不认识虱了，似乎在情理之中，而且这样传说，幽默与悲感混在一起，也颇有意思，但是参照上文，似乎有点不大妥帖了。宋神宗见了虱子是认得的，到了徽宗反而退步，如果属实，可谓不克绳其祖武了。《坚瓤集》中又有一条“恒言”，内分两节如下：

张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贞公席，食鳗鱼蝗鱼。厄人误不置醋。张云，仓皇失措。文贞腰扪一虱，以齿毙之，血溅以上。张云，大率类此。文贞亦解颐。

清客以齿毙虱有声，妓哂之。顷妓亦得虱，以添香置炉中而爆。客顾曰，熟了。妓曰，愈于生吃。

这一条笔记是很重要的虱之文献，因为他在说明贵人清客妓女都有们虱的韵致外，还告诉我们毙虱的方法。《我们是文明么》第二十一章中说：

“正如老鼠离开将沉的船，虱子也会离开将死的人，依照冰地的学说。所以一个没有虱子的爱斯吉摩人是很不安的。这是多么愉快而且适意的事，两个好友互捉头上的虱以为消遣，而且随复庄重地将它们送到所有者的嘴里去。在野蛮世界，这种交互的服务实在是很有趣的游戏。黑龙江边的民族不知道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可以表示夫妇的爱情与朋友的交谊。在亚尔泰山及南西伯利亚的突厥人也同样的爱好这个玩艺儿。他们的皮衣里满生着虱子，那妙手的土人便永远在那里搜查这些生物，捉到了的时候，咂一咂嘴儿把它们都吃下去。拉得洛夫博士亲自计算过，他的向导在一分钟内捉到八九十匹。在原始民间故事里多讲到这个普遍而且有益的习俗，原是无怪的。”由此可见普通一般毙虱法都是同徐文贞公一样，就是所谓“生吃”的，只可惜“有礼节的欧洲人是否吞咽他们的寄生物查不出证据”，但是我想这总也可以假定是如此罢，因为世上恐怕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不过史有团文，洛威博士不敢轻易断定罢了。

但世间万事都有例外，这里自然也不能免。佛教反对杀生，杀人是四重罪之一，犯者波罗夷不共住，就是杀畜生也犯波逸提罪，他们还注意到水中土中几乎看不出的小虫，那么对于虱子自然也不肯忽略过去。《四分律》卷五十《房舍键度法》中云：

“于多人住处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尔。彼上座老病比丘数数起弃虱，疲极，佛言应以器，若磊，若动贝，若敝物，若绵，拾着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彼用宝作筒，佛言不应用宝作筒，听用角牙，若骨，若铁，若铜，若铅锡，若竿蔗草，若竹，若苇，若木，作筒，虱若出，应作盖塞。彼宝作塞，佛言不应用宝作塞，应用牙骨乃至木作，无安处，应以缕系着床脚里。”小林一茶（一七六三-一八二七）是日本近代的诗人，又是佛教徒，对于动物同圣芳济一样，几乎有兄弟之爱，他的咏虱的诗句据我所见就有好几句，其中有这样一首，曾译录在《雨天的书》中，其词曰：

捉到一个虱子，将它掐死固然可怜，要把它舍在门外．让它绝食，也觉得不忍，忽然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予母的东西，成此。

“虱子啊，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

（注，日本传说，佛降伏鬼子母，给与石榴实食之，以代人肉，因石榴实味酸甜似人肉云。据《香子母经》说，她后来变为生育之神，这石榴大约只是多子的象征罢了。）

这样的待遇在一茶可谓仁至义尽，但虱子恐怕有点觉得不合式，因为像和尚那么吃净素他是不见得很喜欢的。但是，在许多虱的本事之中，这些算是最有风趣了。佛教虽然也重圣贫，一面也还讲究--这你作清洁未必妥当，或者总叫作“威仪”罢，因此有些法则很是细密有趣，关于虱的处分即其一冽，至于一茶则更是浪漫化了一点罢了。中国扪虱的名士无论如何不能到这个境界，也决做不出像一茶那样的许多诗句来，例如--

喂，虱子呵，爬罢爬罢，向着春天的走向。

实在译不好，就此打住罢。--今天是清明节，野哭之声犹在于耳，回家写这小文，聊以消遣，觉得这倒是颇有意义的事。

民国十九年四月五日，于北平

周作人：鸟声

古人有言：“以鸟鸣春。”现在已过了春分，正是鸟声的时节了，但我觉得不大能够听到，虽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经近于乡村。这所谓鸟当然是指那飞鸣自在的东西，不必说鸡鸣咿咿鸭鸣呷呷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鸽子之类也算不得数，因为他们都是忘记了四时八节的了。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这似乎都不能报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

英国诗人那许（nash）有一首诗，被录在所谓《名诗选）（goldenthepoetry）的卷首。他说，春天来了，百花开放，姑娘们跳着舞，天气温和，好鸟都歌唱起来，他列举四样鸟声：

cuckco,jug-jug,pee-wee,to-witta-woo！

这九行的诗实在有趣，我却总不敢译，因为怕一则译不好，二则要译错。现在只抄出一行来，看那四样是什么鸟。第一种是勃姑，书名鸠，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无疑了。第二种是夜莺，就是那林间的“发痴鸟”，古希腊女诗人称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夜莺”，他的名贵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乡间的黄莺也会“翻叫”，被捕后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与他西方的表兄弟相同，但他要吃小鸟，而且又不发痴地唱上一夜以至于呕血。第四种虽似异怪乃是猫头鹰。第三种则不大明了，有人说是蚊母鸟，或云是田凫，但据斯密士的《鸟的生活与故事》第一章所说系小猫头鹰。倘若是真的，那么四种好鸟之中猫头鹰一家已占其二了。斯密士说这二者都是褐色猫头鹰，与别的怪声怪相的不同，他的书中虽有图像，我也认不得这是鸱是1还是流离之子，不过总是猫头鹰之类罢了。几时曾听见他们的呼声，有的声如货郎的摇鼓，有的恍若连呼“掘洼（dzhuehuoang），俗云不样主有死丧。所以闻者多极懊恼，大约此风古已有之。查检观颓道人的《小演雅》，()所录古今禽言中不见有猫头鹰的话。然而仔细回想，觉得那些叫声实在并不错，比任何风声萧声鸟声更为有趣，如诗人谢勒（sheller）所说。

现在，就北京来说，这几样鸣声都没有，所有的还只是麻雀和啄木鸟。老鸹，乡间称云乌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欢喜的乌老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吧。

“嗽哳，嗽哳！”

“嘎嘎！”

一九二五年四月